大叛乱（1381）
英格兰与威尔士在1307年之人口，据粗略估计约为300万，此与1066年所推定的250万相较，只是一种缓慢的增加。此一数字一方面显示农业与工业技术之进步迟缓，一方面也显示了饥荒、疾病与战争对人口繁殖的有效控制。在这块肥沃却狭窄的岛屿上，绝不能以其资源去维持任何大量的人口。人口中大约有3/4为农民，而农民中又有一半是农奴。在这方面，英国比法国落后了一个世纪。
在英国，阶级之区分较诸欧洲大陆更为森严。当时的生活圈似乎只围绕着两个核心：一是优雅或骄慢的统治阶级，而另一端则为抱着希望或怀着仇恨的被统治者。以贵族领主而言，除了对国王的有限贡献外，他们就是封地范围的主人，其权力甚至超出所辖地区之外。兰开斯特（Lancaster）、诺福克与白金汉（Buckingham）诸地的公爵，其财产足与皇家相抗衡，而尼维尔（Nevilles）、珀西两家的财富，亦不在少。封建诸侯有权要求其附庸武士与扈从效忠、保护，并穿戴其“仆役制服”（Livery）[1]。然而，个人也可能从低阶层中崛起；一位富商的女儿也能钓得一金龟婿并获取一高贵名衔。假如乔叟复生，他会惊异于他的孙女竟一变成为公爵夫人。中产阶级尽量在模仿贵族的生活举止；他们在英国乃互以“主人”（Master），在法国则互以“阁下”（Mon seigneur）相称呼；不久，每位男士又都成了“先生或君”（Mister抑或Monsieur），而每位女士则成了“夫人”（Mistress）或“女士”（Madame）。[2]
工业的进展，快于农业。到了1300年，英国所有的煤矿，几乎都在开工；银、铁、铅、锡亦在开采，各类金属的输出在全国外贸上居于高位；“英国土地下的财富高于地上”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羊毛工业的兴起于这一世纪使得英国富足。贵族地主将以前拨给农奴与佃户作为平常用途的土地一一收回，同时将一块块的广大土地改做绵羊牧地；因为出售羊毛比种庄稼更能赚大钱。羊毛商一时成为英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他们有力量将巨额的钱财贷借或缴纳给压榨他们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由于厌见英国本土的羊毛原料运往法国的佛兰德斯去供养别人的毛衣工业，爱德华（1331年起）乃引诱该地的织布匠前往不列颠，并经后者建议，终于在英国建立了纺织工业。随后，他就禁止本国羊毛输出，及大部分外国布匹的输入。到了14世纪末，布匹生产已取代了羊毛贸易而成为英国流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使英国达到半资本化的形态。
这门新工业需要许多技艺上的密切配合，包括了织造、漂洗、梳毛、染色与整理等作业。旧式的手艺业公会已无能处理经济性生产所需的精密合作；企业家乃将各项专业的劳力组合，而由他们支持与控制。然而，在英国不能像佛罗伦萨与佛兰德斯等地那样具备这种工厂制度；大部分的作业仍然靠着小店里的老师傅、学徒及几个工人去完成，或者是在小乡村的磨坊里利用水力，或是乡间家户中利用家务闲空，耐心地用双手在织布机上孜孜工作而成。手艺公会以罢工方式来对抗此一新制度，但后者优越的生产方式却征服了所有的抗力；那些竞相出卖劳力与技术的工人，逐渐听由提供资本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摆布。城镇中穷苦的劳工大众是：“赚一文吃一文……没好穿的、没好住的，好日子时可以一饱，但坏日子时却只有挨饿。”当时英国城市的所有男性居民，均须征召参加公共工作，但有钱人家却可以付钱免役。虽然，这时期社会的贫穷情况也许不如19世纪早期那样可怕，但也苦涩难当。乞丐无数，他们居然还有组织，用来保护并管理这行业。而各教会、修道院与同业公会的救济，也是疲软无力。
就在这种局面下，黑死病的侵入引发了不只是一场自然大灾害，并且几乎是一场经济革命。英国人民居地的气候虽适合植物生长却极不宜于健康；田野虽终年常绿，但居民却易患痛风、风湿、哮喘、坐骨神经痛、肺痨、浮肿以及眼疾、皮肤病等。各阶层人士都吃粗食，喝烈酒，以保温暖。“现在仅少数人活到40，”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在1340年左右说道，“而活到50者，更少之又少。”那时的公共卫生尚在原始阶段；制革厂、猪栏、厕所之恶臭污染着空气；只有富室之家才装有自来水，大多数仍从沟渠或井里取水，甚至每周洗一次澡，用过的水也不敢浪费。贫苦阶级乃成了周期性削减人口的瘟疫的牺牲品。1349年，黑死病从诺曼底（Normandy）横渡海峡到达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年后再侵入苏格兰与爱尔兰，然后分别于1361、1368、1375、1382、1390、1438及1464年重又窜回英格兰；总结起来，每三个英国人中就得被夺走一个。约有近半数的教士死亡；后来英国教会受人指责的一些弊端，也许就是由于教士死亡太多，才将缺少适当训练与品格不合的人士匆匆补缺的缘故。艺术也连带遭殃；教会建筑几乎停顿了一代之久。这时道德趋于堕落，家庭之束缚松懈，使性关系泛滥，溢出了婚姻制度替社会秩序所设之堤防。法律没有官吏来执行，而且常被漠视。
疠疫与战争合作，加速了采邑制度的没落。许多农民由于丧失了孩子或其他援助，因而抛弃了租地迁往城镇；地主不得不以两倍于从前的工资雇用自由工人，比过去更安适的条件来吸引新佃户，并以金钱换取封地上需要的劳力。另一方面地主们又苦于物价之日益上涨，乃诉请政府稳定工资。御前会议即刻颁发一道法令（1349年6月18日）以为对策，其内容如下：
由于近来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工人和仆役都死于疠疫，许多人……除非接受额外的工资，便不肯工作，有些人甚至宁愿行乞于市而不愿凭劳力过活；我们考虑到因特别缺乏农人及此类劳工可能产生的严重困难，并与主教们、各贵族及学者共同会商之后，规定各项如下：
1.凡年未满60岁具有体力者，生活无定，仍可工作者，均须受雇于人，否则送入监狱，直到寻到保人担保其工作为止。
2.倘工人或仆役于期前离去，将受监禁。
3.仆役工资照旧，不许多给……
4.倘技师或工人超额收取工资，将受判刑。
5.粮食须以合理价格出售。
6.任何人不得对有劳动能力的乞丐施舍。
但此一法令却受到雇主与雇工的普遍漠视，因此，国会又公布了一道《劳工法》（1351年2月9日），特别规定任何工资不得超过1346年的标准，同时核定了大多数劳务与货品的价格，而且为此设立一执行机构。1360年的法令则进一步规定，凡契约期或租佃期未满即行离去的农夫，可用武力强制返工，经由和平法庭判决，还可在其眉上烙印。日益严厉的类似法案，在1377年到1381年间施行。尽管如此，工资却仍在上涨，而由此产生的劳工与政府间的斗争，却激发了阶级冲突，新武器也被交到叛乱者手中。
继之而起的叛乱，来源甚多。奴属地位的农人要求自由；自由佃农则要求停止原纳高税，把每亩一年的地租，降到4便士（1.67美元）。有些城镇仍然隶属于封建领主，也极欲独立自治。在解放之社区，工人仇视商人的寡头政治，而工匠则为贫困不安而反抗。所有的人——包括农民、劳工大众，甚至地方教士——都指责晚年的爱德华三世与理查二世接位初期时政事之失当；他们质问为何英国军队自1369年以后连战连败，为何还要抽重税来支援这些败仗。他们尤其痛恨年轻国王左右的两位重臣萨德伯里与罗伯特·黑尔斯（Robert Hales）以及根特的约翰，认为他们是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先锋与保护者。
威克利夫派的信徒与此动乱甚少有关系，但他们心理上也多少受影响。这次叛乱中的知识分子约翰·鲍尔，便喜欢引用威氏之言，而瓦特·泰勒（Wat Tyler）也跟随着威氏要求没收教会的财产。鲍尔乃是“肯特（Kent）地方的疯牧师”（如弗鲁瓦萨尔所称），他在会众间传布共产主义，而在1366年被开除。他变成了巡回传教士，经常抨击高级教士与领主的不义之财，要求教士返回基督福音的贫穷，同时，他也嘲弄各个争权夺利的教皇在分裂运动中分抢耶稣的圣袍。传说有他作的两句名言：
亚当耕田夏娃织，
那时谁又是绅士？
此意亦即：当亚当耕地夏娃织布时，在伊甸园里可有任何阶级区分？弗鲁瓦萨尔虽然酷爱英国贵族政治，但也曾以同情的篇什引述过鲍尔的见解：
我的好朋友们，除非万物平等，否则英国国内的问题将难解决；只有在既无奴仆，亦无领主，统治者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时，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他们对待我们多么恶劣！他们凭什么理由奴役我们？我们岂不全都从同一祖宗亚当与夏娃而来？他们又凭什么显示出他们该高居我们之上……我们被看成奴隶，如果工作不力，即遭鞭打……让我们见国王去予以忠告；他很年轻，我们可从他那里得到有利的答复；倘或不然，我们便须自己设法改善我们的情况。
鲍尔曾被逮捕过三次。当叛乱爆发时，他还在狱中。
1380年开始的人头税造成了不满之高峰。政府这时已濒临破产，国王抵押的珠宝将遭没收，而在法国的战争犹在呼求新的支援。10万英镑（1 000万美元）的税因而又落在老百姓身上，凡年过15岁的居民均须纳税。引起叛乱的各种不同怨气也因此新税而汇集一起。成千上万的人们在逃避着税吏，税收总额大为短绌。当政府派遣新的监督官去搜捕逃税者时，人民乃拿武器聚集起来反抗他们；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地方，皇室的代理人遭人扔石赶出城外（1381年），同样的事件也在福宾（Fobbing）、科林亨（Corringham）与圣奥尔班（St.Albans）等地发生。抗税的群众大会数度在伦敦举行；城市的示威运动助长了农村的叛乱，并且引导农民趋集城市，而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逼迫国王不使在英国境内再有农奴存在”。
进入肯特郡的一群收税官遇到暴力的反击。在1381年6月6日，一群暴民突破罗切斯特一地的监牢，将囚犯释放，同时劫掠该城堡。翌日，他们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此人来历不明，但显然是位退伍军人，这是由于他能将混乱的乌合之众编练成行动规律一致，而且很快地赢得他们的服从，而受其统御。6月8日，这群庞大的群众，携带了弓箭、棍棒、斧头与刀剑，会合了从肯特郡几乎每一村庄的新兵，纷纷去攻击那些不得人缘的地主、律师与政府官吏之家。6月10日，这群暴徒受到欢迎侵入坎特伯雷，他们掠夺退位的大主教萨德伯里之宫室，打开监狱，并抢劫富豪之宅第。整个东肯特郡都参加了叛变；一城接着一城起义，地方官吏纷纷在暴风雨前夕溜跑。豪门富室则逃难到英国境内其他地方，躲在偏远的处所，甚或捐献财货给叛党，借以免除更进一步之损害。6月11日，泰勒挥军转向伦敦，在梅德斯通（Maidstone）一地将约翰·鲍尔从狱中释放；后者也加入行列，而且每天向这群叛徒传教。他说，现在将开始他梦想和祈求已久的基督民主之统治；所有的社会不平均将铲除；再也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国王。
同时，连带的叛乱也在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伯弗利（Beverly）、桥水（Bridgewater）、剑桥（Cambridge）、埃塞克斯（Essex）、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萨塞克斯（Sussex）、赫特福德（Hertford）、萨默塞特（Somerset）各地爆发。在埃德蒙（Bury St.Edmund）一地，人们将那位一向固执于修道院权力、城镇的修道院院长之头砍下。在科赤斯特（Colchester），暴徒们杀害了几位被认为插足英国贸易的佛罗伦萨商人。他们尽可能摧毁载有封建产权与义务的案卷、租约或特许状；因此，剑桥的市民便烧毁了该大学的特许状；又在沃尔瑟姆（Waltham）地方，修道院档案中的每一文件也都被委之于火。
6月11日，起自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的叛军接近伦敦的北郊；12日，肯特郡方面的叛徒，也刚刚渡过泰晤士河抵达了萨瑟克（Southwark）。国王这方面并未作有力的抵抗。理查二世、萨德伯里与黑尔斯都藏在伦敦塔里。叛军领袖泰勒请求会见国王，但遭拒绝。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下令关闭四座城门，但旋被城里的革命志士重新打开。6月13日，肯特郡的革命队伍攻入首都，受到人民的欢迎，且又有成千的工人参加进去。泰勒一方面监禁旧主约翰，予以善待，一方面压制众怒，不许其手下侵犯约翰的府第。果然使约翰家中安然无恙，有一位想偷银杯的暴民便遭群众杀害。可是，城内其他处却难免一劫：昂贵的家具被掷出窗外，富丽幔帐被撕成碎片，首饰珠宝打得粉碎；房子烧塌，喝酒欢乐的叛军，有些醉倒在地窖中竟被人遗忘而活活烧死。嗣后，叛军转向教堂——那是英国律师的大本营；农民们永远记恨律师写过他们的卖身契，或者估算他们的财产去供课税，他们因此也把律师们的案卷全部付之一炬，并焚毁其建筑。在纽盖特（Newgate）街与弗莱特（Fleet）街的监狱被打开，狂喜的囚犯全加入了暴动。一世纪长的仇恨涌集在一天中发泄，群众也感累倦，他们就躺在城里空旷之地呼呼入睡。
那天晚上，御前会议认为最好不让国王与泰勒单独会面。他们送信邀请泰勒及其随从于翌晨在伦敦北郊一个称为米莱·恩德（Mile End）的地方与国王理查二世谈判。6月14日天刚破晓，除了不敢露面的萨德伯里及黑尔斯两人，这位14稚龄的国王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所有御前会议大臣骑马走出伦敦塔。这一小群人士穿过聚集的人群而到达米莱·恩德，埃塞克斯区的叛军早已等候；以泰勒为首的肯特区叛军也跟随而至。泰勒对理查二世似早已准备几乎答应其所有要求的态度，至感讶异。英国全境废除农奴制度，所有封建领主制下的权利与义务一律终止，佃户的租额须如所请；并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民予以特赦。30位书记立刻草拟对所有地区施用的自由状与赦罪令。在此，国王仅拒绝了一项要求，即不允许将皇室大臣与“奸贼”交给人民。理查二世答复叛军时表示凡被控失职的政府官员，均应循正常的法律途径接受审判，倘发现有罪，定必予以惩处。
泰勒不满意此一答复，乃率领人马赶往伦敦塔。他们发现萨德伯里大主教在小教堂里唱弥撒，就将他拖入庭院中，按倒在地，以木枕颈，执行的刽子手是位外行人，连砍八斧方将头砍下。叛徒们继将黑尔斯及另二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给死去的大主教戴上法冠，把法冠用铁钉牢牢地钉在脑袋上；他们又用枪挑着砍下的头，游街示众，然后挂在伦敦桥的门楼上。那天剩余的时间都在屠杀。伦敦商人平日怨恨佛兰德斯人的买卖竞争，乃怂恿群众悉数杀害城中的佛兰德斯人。为了判别可疑者的国籍，往往示以干酪面包，令其回答为何物，倘受嫌者答以brod und käse（即佛兰德斯语与德语的干酪面包），或带上佛兰德斯的土腔，他立即没命。当天便有150名以上的外国商人与银行家在伦敦遇害，又有许多英国律师、税吏及根特之约翰的随从死在复仇者的乱斧下。小学徒谋杀师父，欠债人刺死债主。直到深夜，这群饱染鲜血的胜利者才再度停手歇息。
理查二世于获悉此事后未回伦敦塔，由米莱·恩德避往圣保罗教堂附近他母亲的居处。同时，大群从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来的叛众，由于争取自由认许状之成功，高兴地纷纷回家。6月15日，国王向留下的叛民发出一道委婉的咨文，要求他们在奥尔德桥（Aldersgate）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广场与其见面，泰勒表示同意。赴约前，国王恐遭意外，先行告解及领圣体；然后带着200位身上暗藏利剑的便衣扈从骑马前往。泰勒却只带了一位护卫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他重新提出新条件，其内容虽未确实见诸记载，但显然地仍包括没收教会财产，分之于平民的要求。于是当场引起一场争论，国王的一位侍从骂泰勒为贼，泰勒命其助手将该侍从打倒，但被市长沃尔沃思所阻，泰勒乃亲自挥剑刺向市长，后者因斗篷之下穿着甲胄防身，幸而得免；而泰勒反为市长短刀所伤。此时，国王的卫士们也一齐拔剑攻击泰勒，泰勒最后骑马冲回他的军队，大呼国王背信，倒在他们脚下而死。叛军深为对方这一平白无故的背信行为所震惊，纷纷持箭上弓，准备发射。叛民人数虽已减少，但据弗鲁瓦萨尔估计仍有两万人，仍可压倒国王的卫队。但此时理查二世勇敢地骑马走向他们，一面喊道：“你们将射杀你们的国王吗？我将做你们的首领，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获得你们所要求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到外面的广场便行了。”他骑马慢慢走出，心里却对群众是否会听从或宽恕他很是怀疑。这时，叛民们先是踌躇不决，终于都跟随在国王之后，而大部分皇家侍卫，也掺和在他们队伍之中。
但市长沃尔沃思却急忙掉转马头奔回城去，一面传令给城内24区的市议员，速领所能召集的武装兵力加入阵营。最初许多市民同情叛党，这时也都为他们的乱杀乱抢所吓怕；凡是有财产的市民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财产竟无保障；因此，伦敦市长一声号召，仿佛突然由地底钻出了听他指挥的7 000人马。他率领这群城内队伍又回到史密斯菲尔德广场，重新守护国王，并建议歼灭叛军。理查二世拒绝此举，是因叛军既曾礼遇国王，未敢相犯，所以他这时应表现宽宏大量。他宣布他们可以安然地自由离去。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两地余留的叛军旋即解散，而伦敦的乱民也各回原处，只有从肯特来的群众尚逗留未去。他们通过城市时受到市长手下武装人员的围堵，但国王下令不准任何人干扰他们，这群人才得安然开走，凌乱地沿着肯特旧路回乡。国王这时也回到他母亲身边。母亲喜极而泣地对国王说：“啊，好儿子，娘这一天可为你担心死了，折磨够了！”“是的，母后，”这位孩子回答道，“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高兴地感恩、赞美上帝，因为今天我已恢复了失去的祖宗遗产和英国的王座。”
也许是受那位拯救他的伦敦市长的影响，理查国王在6月15日同一天发出一道谕告，驱逐凡在伦敦未住满一年的居民，否则处死。市长沃尔沃思带领人马在大街小巷大事搜查，捕捉了很多外来客，并杀害了一些。这些俘虏中有位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他显然是在苦刑之下供认出，肯特的群众曾计划推举泰勒为王。同时，埃塞克斯一地之起义者也推派了代表团抵达沃尔珊，要求国王正式批准他在6月14日所许下的诺言。国王理查二世回答说此项诺言乃被迫而出，故无意信守；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仍然是农奴，并且将永为农奴。”他同时又威胁说，凡继续武装叛乱者，均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愤怒的代表们因而重新召集部属，再谋叛乱；其中有些即听命叛乱，但因受到沃尔沃思手下的大量屠杀而人数锐减（6月28日）。
7月2日，这位愤怒的国王取消了叛乱期间他所承诺的一切赦书与特敕令，并且开始着手查办这次叛乱首脑人物。上百的人因此遭受逮捕、审判，其中有110位或更多的人被处死。约翰·鲍尔也在考文垂（Coventry）一地被捕；他大无畏地直认自己是这次暴动中的领导角色，并且拒绝要求国王宽宥。他被处吊刑，并被车裂分尸。他与泰勒、杰克·斯特劳等叛民首脑人物的头取代了萨德伯里、黑尔斯的头，高挂在伦敦桥头作为装饰。11月13日，理查二世向国会报告经过。他说，如果到会的高僧、贵族与平民愿意解放农奴，他也十分赞同。但由于到会人士几乎全是地主，他们不能认可国王有处置他们财产的权力；所以他们投票一致赞成维持现行的封建采邑制度。落败的农民只得重操犁锄，而愁苦的工人也只有回到机器旁边。
[1]Livery在盎格鲁·法国语（诺曼底人征服英国后在英国流行的法国语）为livrée，本为领主赋予臣属之粮食或衣服，随后，此种服装终于改由显贵之侍从所穿，作为装饰之制服。嗣后各基尔特（guild，同业公会）也采取此一习俗，而于集会或游行时扬扬得意地穿着他们特殊的制服。这些习俗给“欢乐的英国”（Merrie England）增色不少。
[2]最后两个称呼曾经一度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