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不挠的苏格兰人
温和舒适的南方产生文化；寒冷艰苦的北方反复征服散漫懒惰的南方，并且吸收和转变文化。地道的北方——苏格兰、挪威、瑞典、芬兰——竭尽所能与北极的自然环境奋斗，在困难重重当中，他们创造了一些乐于接受的文化，并且对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苏格兰，贫瘠而人烟稀少的高地，鼓励着封建制度的滋长，阻挠文化的发展，而其青翠肥沃的低地，自英国人入侵以后，便不断招致外来的侵略，而英国人则不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不该接受他们过剩的人口和他们的国王。苏格兰人，是古代的塞尔特人，在中古世纪与爱尔兰人混合，到1500年已与挪威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合并为一个民族，正像他们所居住的半岛一样，他们的情感和观念狭窄，其迷信之深与重视神话，仿佛浓雾，性情高傲如矗立之海岬，粗野如苏格兰之地势，冲动如急流，有时凶猛，有时温柔，残忍而勇敢，为一永不为异族征服的民族。其贫穷似乎根源于其地理环境，而又因贫穷决定了他们的习俗行为；因为土地贫瘠，故天性吝啬。农民负担太重，辛辛苦苦为地主耕种，而这些奴役他们的贵族，则以他们的无知而骄傲，因为他们发现农民识了字，对他们的食邑和战争毫无益处，山岳和民族将稀疏的人口分散了，使得他们易于冲动而妒忌，形成不宽恕敌人和不安于和平的性格。贵族均有其私人军队，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武力，所以控制了国会和国王；道格拉斯家族（the Douglases）就蓄有5 000侍从，其岁收比国王还多。
1500年以前，工业还在原始阶段，全属家庭手工艺，商业也是不安定的，城市既少而小。全苏格兰的居民只有60万人——约为今日格拉斯哥（Glasgow）人口之半。格拉斯哥为一小渔镇；珀斯（Perth）为首都，直到1452年，爱丁堡有1.6万人。在封建制度和君主政治的体系内，苏格兰人的个人的、地方性的乃至全民的独立精神，可以由他们的村镇郡区的自治政府制度，充分地表现出来。市镇公民（burgher）——具有投票权的城镇公民——被允许选举代表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Assembly of Estatres），不过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而已，不像在英国下议院的代表真正有权，他们在封建的地主当中，在贵族占优势的会议之中，失去了发言和选举的权利。他们也不能和法国中产阶级一样，与富商和人口稠密的城市结盟，去对抗贵族，而国王们则寻求有钱有势的教会来支持他。贵族常与国王不睦，所以他们怀恨教会，想办法夺取教会的财产，因此加入普世的呼吁，责备教会，说国家的财富都让罗马教廷吸走了。在苏格兰从事改教运动的是贵族，不像英国，是由国王和商人发起的，他们将一般平民由教会势力下解放出来。
苏格兰教会紧抓住人民对神的虔敬，在死气沉沉的贫穷和超世的盼望当中，聚敛了财富。将近15世纪末，有一位教皇的特使，向教皇提出报告说，苏格兰教会的收入，等于其他一切收入的总和。受教育几乎成为传教士和市镇公民的特权。苏格兰的牧师们，在16世纪，已经以学术著称于当世，而圣安德鲁斯（St.Andrews）和阿伯丁（Aberdeen）的大学，自然也是由教会所创办和经营的。1487年以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实际上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常将这些职位作为对他个人政治服务的奖赏，或者把它当做闲职，赐给他们的私生子。詹姆士五世（James V）曾将凯尔索（Kelso）、梅尔罗斯、霍利鲁德（Holyrood）和圣安德鲁斯各地的岁收，赐给他的三个私生子。这些国王任命者的昏庸，对于16世纪牧师道德的败坏，多少要负一些责任。
一般道德和纪律的松弛，固然是中世纪后期教会的显著现象，但其实在苏格兰，远在国王任命高级教职以前，这种腐败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教会的腐败，在15世纪的欧洲，到处都是一样的坏，”身为天主教徒的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刻薄地写出，“在苏格兰败坏的程度，简直在别的地方找不出来。”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一般人民对教会事漠不关心，虽然他们信奉正统的信条，但是并无以新教的牧师来代替天主教僧侣的意思。1425年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Ⅰ）就批评过修道院的放荡和怠惰；1455年林格利斯哥（Linlithgow）的一位牧师，在他接受任命之前，保证在接受教职后，不典卖教会的财产，并且不再蓄妾（continual concubine）。红衣主教比顿（Beaton）有8个私生子，当他第二天要去敬拜上帝时，前一天晚上还同马丽昂·奥格尔维（Marion Ogilvy）同房；大主教约翰·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国会的各种会议取得文件，证明他那些增添的子女，都是合法的嫡出。宗教改革前的苏格兰诗人们，曾毫不客气地讽刺牧师们；在1549年举行的大教区会议中，牧师们自己则将苏格兰教会腐败的责任，归之于“差不多所有各级圣职人员的生活亵渎淫荡，道德败坏”。然而，我们也应该补充地说，牧师们的道德情况仅仅反映那些俗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贵族和国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