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就某种意义而言，充满16世纪之宗教、政治和军事的冲突之戏剧只是表面的，因为它仍需那表演于历史幕后或夸大的舞台底下的更深一层的戏剧与土地、风雨等自然力、贫穷和死亡的日子与永远的斗争之许可。毕竟，在与为了食物、庇护所、衣服、健康、席子和生活所做的奋斗相比之下，教皇的敕令和新教徒的风暴，谋杀性的神话之敌对的荒谬，皇帝和国王之支柱、继承、痛风、梅毒等等，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这整个时期中，欧洲的乡村必须日夜提高警觉，以防狼、野猪和其他的威胁侵入羊群和家园。打猎的舞台残存于农业时代里：人类必须杀戮不然就会被杀，而防卫的武器更使例行的苦工成为可能。无数的昆虫、森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鸟类，与农夫互争种子和辛勤工作的结果；而神秘的疾病则毁灭1/10的牲畜。雨水随时可能成为侵蚀性的急流或吞没人畜的洪水，或者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凋萎了才止住；饥饿始终绕于各个角落，而火的恐惧永不远离人心。疾病经常叩访；医生距离病患却很遥远；而且几乎每10年，瘟疫就会感染家人或包围地球，把一些家属珍贵的生命夺走了。5个出生的孩子中，两人死于婴孩时期，另一个则死于成年之前。至少每一世代有一次，征兵的官员为了军队而带走一个儿子，而军队则烧毁乡村并破坏田庄。从最后能收成的谷物里，1/10或更多的数量需归给地主，1/10归入教会。快乐若非得之于孩童的欢乐，傍晚时家庭的游戏，唱歌的抒情，酒店的忘怀和对另一更仁慈的世界抱着半信半疑的希望中，则现世的生活，身心两方面都太过艰难了。因此，食物是生产来养城堡里的男爵、朝廷里的国王、讲坛上的牧师、城里的商人和工匠，以及医生、教师、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最后而且也是最少量的，才是属于土地的奴隶本身。文明是靠有锄头的人为生的寄生虫。
农业科学标出了这时代；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于大区域之取代小土地。新领有土地的商人和资本家，为利益而把生产和穷困带进了萧条的农业区域来。经营企业的进口商把含有磷和氮的肥料——在秘鲁海岸外，鸟所排泄的粪——带进欧洲来。来自亚洲或美洲的植物和灌木被移植到欧洲的土地上，马铃薯、木兰树、龙舌兰、胡椒苗、大丽花、金莲花……也移植其上。1558年，烟草从墨西哥传入西班牙；一年以后，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简·尼科特（Jean Nicot）把一些烟草的种子送给美第奇的凯瑟琳；历史把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所含的毒素（即尼古丁）作为报偿。
渔业随人口增加而成长，但宗教改革却以准许星期五吃肉而给予青鱼业以短暂的打击。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矿业进步快速。纽卡斯尔于1549年输出煤。富格尔氏诸人以激励劳工作更大、更有规律的努力和改进提炼矿物的方法，来增加矿物的产量。阿格里科拉（George Agricola）把我们带进了16世纪的一个矿场里：
主要的工人种类是矿工、铲工、绞盘工、搬运工、拣选工、洗濯工和熔炼工……一昼夜24小时中，被分成三个轮班，每个轮班7小时，剩下的3小时在三个轮班的间隔中，工人利用之以进入或离开矿场。第一班始于早上4点，一直继续到11点，第二班始于12点而结束于7点；此两班是上午、下午的白天班。第三班是夜班，开始于晚上8点，在早上3点结束。矿山监督不许把第三班加在工人身上，除非有必要。若在那种必要的场合……他们点夜灯，来保持警醒，为了免得使他们自己因为时间太晚或太过疲倦而睡着了，他们以唱歌来减轻漫长而艰辛的劳作，而那些歌既非全无训练，也非毫不悦耳。有些地方，不允许矿工连续做两班，因为那样常发生由于工作过度疲劳而睡着在矿场里的事……而别的地方则允许如此，因为他靠一班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特别是如果食物变得更昂贵时……
星期六劳工不工作，而去买生活必需品，星期天或例假日也不工作，而去做礼拜。不过，若实际需要，就工作而不休息；因为有时水的冲袭，迫使他们去工作，有时候水突然落下来……而在这种时候，星期天工作并不违反教规。此外，此类工人都很健壮，而且天生习于劳作。
1527年，阿格里科拉被任命为朱彻姆斯塔尔（Joachimsthal）市的市属医生。在该矿城，不久成为矿物学家；他带着热诚和魔力在该地或其他地方研究采矿和冶金学之历史与操作；20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金属》（De le metallica，于1550年）一书，该书在此方面为划时代的古典巨著，正如在同一时代的10年间哥白尼和维萨里所出现的杰作。他以极精确的细节描述采矿和熔炼的工具、机械和过程，并请艺术家画图说明。首先主张铋和锑为真正的主要金属的人是他；他辨别了以前所认不出来的20种矿物；他是第一个解释石层里的矿脉——流入地下的水把金属矿床留下所形成——成因的人。[1]
采矿、冶金学和纺织品之得到大部分机械上的改进，应归功于此时代。最早的铁路是矿工在其上推、拉、携带矿物的二轮车的路。在1533年，约翰·尤根（Johann Jürgen）把那时用手纺织的纺车加上了用脚纺纱的踏板，使织工的手得以自由；生产很快地加倍。表的尺寸变小，而准确性则已加以改进，而且被雕刻上名字、浮雕以及花纹，着以彩色、镶上珠宝；亨利八世戴了一个每周只要上发条一次的小表。不过此期最好的表，每天也要走错15分钟左右。
交通与运输落在商业与工业之后。16世纪当中，邮政业务渐渐地扩展到私人的通讯。商业革命刺激了造船业的改进：越来越深和越薄的龙骨助长其稳定性及速度；桅杆由一增为三，帆则由一增到五或六。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不但在战争、爱情和衣着方面竞赛，而且在造船方面也互争长短；每人都为了命令与奇想而造船，充满上层建筑的富丽堂皇的船只，小燕尾旗飘扬着以显示其骄傲。在地中海，16世纪早期的船只，顺风时，每小时可行10英里，但较重的船只，行驶于大西洋，每天能行125英里算是幸运的了。在陆地上，最快的旅行是邮政的急差，日行85英里；但重要的消息，从威尼斯传到巴黎或马德里也得花10天或11天的工夫。也许那时无人能欣赏使消息迟于到达而无采取行动的那种安慰。陆上旅行主要是靠骑马；因此房子进口的门上系着笨重的铁制系链环。马车增加了，但对于有轮的交通工具而言，道路并不太平稳；马车须配上6匹或以上的马来拉，才能通过不可避免的泥路，而每天的行程不能超过20英里。仆人所抬的轿子仍被富家的女士所使用，但淳朴的人民则步行以横渡大陆。
不管道路和客栈如何，旅游很普遍。伊拉斯谟以为法国的客栈还不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女侍，咯咯而笑，并且开着淫荡的玩笑，以及“当你要走时，拥抱你”，并且“代价极低”，但他斥责德国旅店之礼貌欠佳，脾气恶劣，动作慢吞吞，身手不干净。
当你照顾好了马以后，你就得把靴、袋、泥和所有东西都带进暖炉房，因为那是所有来客的普通房间……在暖炉房间里，你脱去皮靴，穿上皮鞋，而且如你愿意，也可以换衬衫……在那儿，一个人梳头，另一个……打嗝吐出蒜臭味，而……在那儿，人多嘴杂，正如巴别塔。以我的看法，再没有比拥挤一室，在同一蒸气中，更为危险的了，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体在热气中敞开时……不必提……放屁，恶臭的呼吸……而且毫无疑问的，许多人有西班牙——或大家所称的法国——的梅毒（天花），虽然各国都有之。
在有些客栈里，若情况真是如此的话，则在扩展经济网时，那些旅游的商人把乡村与乡村、国家与国家连在一起时所做的和所忍受的罪过，我们可以原谅之。每十年，有些新的贸易路线被开拓出来——如驻俄大使所开的陆上路线，成千的冒险的航海家所开的海上路线。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交易于英国、里斯本、的黎波里（北非利比亚之首都）、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热那亚在黑海、亚美尼亚（高加索山脉以南、西南亚洲一古国名，后为苏联之一共和国，现为一独立国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有贸易的殖民地；它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和平相处，而把武器卖给与基督教国家作战的土耳其人。法国看到此点，乃与苏丹们协商，于1560年后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安特卫普接受各处来的货物，并转运到各地去。
为了适应这种扩张的经济之需要，银行商改进其服务和技术。因为战费随着由封建的征税——此税带给他们弓和箭、短枪和剑——改变为大量的民兵和佣兵——他们配备火器和大炮，由城邦付薪——而增加，政府乃从银行家借入空前巨款，而他们所付或付不起的利息则建立或破坏了财政上的稳定。人民的储蓄有息地借给银行家，他们则用来做供商、工方面昂贵的事业费用。交换的货币取代了不方便的金融或货物。利率与其说因贷方之贪心而异，不如说因借方之可靠性而不同，因此在付款快的商人所控制的德国城市，可以5分利借入，而弗朗西斯一世则要付10分利，查理五世20分利。当经济稳定后，利率就降低了。
从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场来的金和银，供应了丰富而流动的金融。珍贵金属之新的供应及时产生，因为货物已较硬币增加得快。亚洲来的进口货，一部分由出口货抵付，一部分由金或银抵付；因此在哥伦布前10年间，令企业和贸易感到沮丧的是物价的低落。在欧洲矿场的改进与银和金自非洲和美洲进口之后，珍贵金属之供应超过了货物的生产，物价上涨，事业兴隆；以流通的金钱为基础的经济驱逐了以行会控制土地或掌握工业为基础的旧经济。
行会在崩溃中。他们是在都市的自给自足和保护政策下形成的；他们组成的目的，既非在于建立资本，或从远方的出产地购入大宗的货物，也非在于利用工厂的方法和劳工的分配，也非为把产品送到远方的市场去。从13世纪起，他们已发展成一个贵族的排他势力，并且使职工的情况如此艰难，以致驱使他们沦入资本主义雇主的权力范围。资本主义者因受到利润动机的鼓励而活泼起来，他们知道如何积聚储蓄成资本，如何及何处去买机器和原料，经营矿场，建立工厂，招募工人，区分劳工并使之专业化，开拓并扩展外国市场，资助选举并控制政府。金和银的新供应要求有利的投资；美洲的金子成为欧洲的资本。在合成的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的热心，企业的刺激，对生产和分配更合经济方法的热心追求，而这种主义不可避免地使在古代常轨上沉重而行的行会人员的自足经济落伍了。在产品的量上，而非质上，新的制度超过了旧的；而商人正大声地要求大量生产，以出口货来抵付自东方的进口货。
新的财富主要是由商人、财政家、制造者和在政府里的同路人分享。有些贵族仍借着拥有成百租户之土地，或具有供应羊毛给纺织工业之围栏来赚钱；但大部分具有领地的贵族，发现自己受到国王和为商业所控制之都市的挤压；他在政权上衰微了，而必须以家世（门第）来满足自己。劳动阶级与贵族共享通货膨胀的报应。从1500年到1600年，穷人烤面包之小麦的价格，在英国上涨150%，在法国200%，在德国300%。1300年，蛋在英国10打4元；1400年，同量的蛋值5元，在1500年，为7元，在1570年，则为42元。工资提高了，但很慢，因为受到政府的管制。英国法律（1563年）规定雇农年薪12元，农场工人9.5元，“男用人”7.25元；若允许在1954年这些数目的购买力有1563年的25倍，他们每年需有180元左右的收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床铺和膳食都被加到工资上去了。大体而论，16世纪经济的改变使得劳工阶级比以前相对地更为贫穷，在政治上更为薄弱。工人生产货物，货物则输出以抵付使少数人生活快乐舒适的进口奢侈品。
阶级战争自罗马的斯巴达克斯时代以来就带着几不为人所知的酷烈形势；就以在西班牙的公社分子的反叛，德国的农民战争，英国凯特（Ket）的叛变作为例证吧。罢工无数次，但受到雇主与政府的联盟所压制。在1538年，英国之布工行会，受到雇主的控制，命令道：职工在雇主所立之条件下拒绝工作者，第一次冒犯须入狱，第二次则须受鞭笞和烙印受辱。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下所定的流浪罪法，如此的野蛮，以致很少人敢不受雇。154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一个强壮的人，若离开工作而流浪于国内作为流浪汉，则须在胸前烙个V字，送给邻居市民当奴隶两年，只能吃“面包、水、少量的酒和弃肉”；若又游荡无业则犯者颊上或额上须烙印S字，并判终生为奴。为了英国荣誉，这些法案才没有施行，而且很快就撤销了，但他们却表现了16世纪政府的脾气。萨克森之乔治公爵（Duke George）颁令道：在他的辖区内，矿工的工资不得提高，矿工不得离开而到处找工作，雇主不得雇用在他地煽动不满情绪者。童工得到法律公开的批准或默许。佛兰德斯的刺绣制造业，完全为童工所做，法律并禁止超过12岁的女孩子从事此项职业。禁止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或高利贷的法律却被避开或不理。
宗教改革遇合新的经济。天主教会的性情，不同情“商业”；它谴责利息，给行会宗教上的批准，使贫穷神圣，申斥财富，使工人假日免于工作，假日之多，在1550年天主教国家里一年竟有115个非工作日；这可能是天主教地区工业化和富裕之迟迟无法进展的重要原因。教会认定的神学家，已为民生必需品而用法律规定“公正的价格”。托马斯·阿奎那称追求超过自己需要之金钱，是“有罪的贪心”，并规定多余的产物“基于自然律，应用以救助穷人”，路德采取同样的看法。但新教徒之一般发展，不自觉地和资本家的革命合作。宗教假日废除了，劳工与资本俱增。新宗教得到商人的支持，并回报之以友善。财富受到尊敬，节俭受到赞美，工作被鼓励为美德，储蓄冒险出借所得之利息被认为是合理的报酬。
[1]阿格里科拉认为当时常被用以探测地下金属的“卜杖”（divining rod）或“有杈的小枝”（forked twig）毫无用处。盖革计算器（Geiger counters）使我们趋向于以宽恕的态度来看这些有希望的卜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