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
“每位学童”都知道罗杰·阿谢姆斥责意大利化的英国人（1563年）：
我认为到那里（意大利）……是特别的危险……莫德曾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现在邪恶却使该国沦为从前乐于为它服务的国家的奴隶……我认识许多离开英国的人，他们原是过正常生活，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无人愿意像他们未出国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更无人说有见识的话……假如你认为我们的判断错误……有一次我也到过意大利，但是感谢上帝，我仅住了6天。但是时间虽短，虽只是一个城市，我就已经看到随便犯罪的情形，远较圣洁的伦敦城6年中我所知道的罪恶为多。
这位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不是唯一持此种说法的人。斯蒂芬·戈森（Stephon Gosson）在《恶行学校》（The Schoole of Abuse）一书中写道：“我们已经学了意大利的恶风，把伦敦与罗马比较，把英国与意大利比较，你会发现盛行于我国的，一面是戏院，一面是各种恶行。”塞西尔劝诫其子罗伯特，千万不可越过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骄傲、亵渎神及无神论外，什么都学不到”。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在《恶行之解剖》（The Anatomie of Abuses，1583年）一书中，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描写为邪恶、虚荣、奢侈及以罪恶为荣的时代。主教在女王御前讲道中，痛心伦敦市民道德竟是“嘲弄上帝的《四福音书》，比从前更加的淫荡，更加的重肉欲，更加的不道德……假如我们的生命终须面对宗教作证和报告的话……它会高呼……‘并无神之存在’”。[1]
多数苛责之词往往是道德家的言过其实，他们怒斥已经不在乎地狱恐怖的男女，或许群众既不如以前坏也不如以前好。但是犹如清教徒那群少数人整肃道德、钱袋及嘴巴一样，少数异教徒也赞成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即宁可享受生命而不愿忧虑身后之事。也许为英国人喜欢的意大利酒有助于放松道德及血管，而且更能持久。从意大利、法国及古典文学中可以得到一种直接感受的美感，虽然由于敏锐的意识这短暂美感的消失使我们悲伤。即使是年轻男子的美貌都会提醒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及其笔，使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赞扬浮士德（Faust）像天空一样的英俊潇洒，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始终徘徊于同性与异性恋爱之间。女性的可爱可恋已不仅是诗中的夸张而已，而是一种能穿过血管、文学、宫廷和使海盗成为十四行诗诗人的迷醉物品。因为在宫中，妇人巧于装扮，不但攫取了男人的心，而且吸引了他们的神智。娇羞引起追求，倍增女性之魅力。社会反对保持处女贞洁的结果是不再向圣母祈祷，罗曼蒂克的爱情交织着未得满足的火辣辣的欲望，就发而为诗歌了。女人看到男人为她们而战就觉得光荣，不管结婚与否均会献身给胜利者。教会的许可或礼节已非结婚生效之条件，虽则如此，生效之婚姻仍被视为违反与法律有别的公共道德，这显示了教会权力的衰落。多数的婚姻是在互相垂爱对方财产的情形下，由双方家长安排的，然后当时乐晕晕的女神就成为清醒的主妇，献身于小孩及家事，人种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道德的松弛显现于公共生活上面。担任公职者多收受轻重不等之贿赂，伊丽莎白对此不闻不问，当做她不提高薪资的借口。在战争时期的财务官除了其薪给外，每年额外收入为1.6万镑。通过旧时受尊重的陋规，军队的队长可以虚报已死的兵额，将其薪给中饱私囊，并出售他们的制服图利，死的士兵价值比活的还高。位居高位者向菲利普二世索取巨款，以使英国政策能对西班牙有利。海军大将效仿海盗掠夺之行为，并贩奴图利。教士出卖宗教利益。药剂师也能准备毒药，某些医师则开毒药处方。商人贩卖劣质货，竟成国际笑柄，1585年，“英国制造之假布及羊毛比全欧还要多”。军纪极为落后，无条件投降之士兵及非战斗员在多数情形下，同时会被屠杀殆尽。女巫则必焚杀，耶稣会教士从刑架上被拖下来分尸。在贝丝女王时代（Good Queen Bess，译按：伊丽莎白简称贝丝），人性并没有增加多少仁慈。
[1]艾布雷说了一个证实该论点的故事：“雷利爵士应邀与某些要人共餐……其子坐于其父之旁，宴席过半仍不愉悦。之后他说：‘今天早晨，我无惧于在眼前的上帝……径去狎一妓女。我非常想她……想要享受她，但是她把我推开，并认为我不该如此，因为令尊一小时前才跟我睡了一觉。’”雷利爵士听了这些话很狼狈……在这样重要的宴席上，当场给他儿子一记耳光。其子与其父一样的粗鲁，却不反击其父，而是打了邻座绅士一个耳光，并说：‘继续一个一个掴打下去，不久就会轮到我父亲挨打。’”——《简明自传》（Brief Lives）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