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教皇
教皇国[1]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首都如今已成为二流的城市，在1558年约有4.5万人，在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时增加到10万（1590年）。蒙田曾在1580年来过，认为此地比巴黎广阔，房子却只有巴黎的1/3。罪犯和妓女（西克斯图斯五世之前）占了人口中相当可观的比例，很多贵族都有常备的打手。贫穷很普遍，但并不严重，由于教皇的慈善、宗教仪式以及宗教带给人民的抚慰而得到缓冲。古老的贵族大户——奥西尼（Orsini）、科洛纳（Colonna）、萨维里（Savelli）、盖塔尼（Gaetani）、基吉（Chigi）等——虽然自视与骄傲不减当年，收入和权力早已衰落。新兴家族——阿尔多布兰第尼（Aldobrandini）、巴尔贝里尼（Barberini）、伯吉斯（Borghese）、法尔内塞、罗斯皮格里奥斯——在财富和影响力上渐渐取得领导地位，他们通常都与教皇有关。教皇的族阀主义再度达到全盛期：阿尔多布兰第尼因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Ⅷ），卢多维西（Ludovisi）因格列高利十五世，巴尔贝里尼因乌尔班八世（Urban Ⅷ），伯吉斯因保罗五世，由于他们当选为教皇而得到利益。保罗的侄儿枢机主教伯吉斯，享受双份的圣俸以及15万斯库迪（Scudi）的年金，因此投资盖了别墅，建了乡村俱乐部。伯吉斯（1615年）收集丰富的艺术珍品，且因受他资助的贝尔尼尼为他雕的大理石像而赢得盛名。很多枢机主教都曾以财富支持文学与艺术。
虽然德国、尼德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大不列颠都落入宗教改革派之手，一连几位强有力的教皇总算帮助罗马教会生存下去。特伦特宗教会议已巩固并增加了教皇对各地宗教议会的主权，年轻而有力的耶稣会——保证并效忠于教皇。圣多米尼克修会（Dominican）的修士兼异端裁判所首席法官安东尼奥·贾斯利里（Antonio Ghislieri）在1566年以62岁高龄成为庇护五世。他私生活的圣洁似乎与他追捕异端的严格完全一致。他收回以前对波希米亚天主教以酒与面包接受圣餐的许诺。他将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逐籍，使英国天主教徒不再对她效忠。他怂恿法国的查理九世（Charles Ⅸ）和凯瑟琳·美第奇对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展开宗教迫害的战争，直到他们受到彻底而无情的毁灭。在尼德兰，他支持阿尔瓦的恐怖手段。他倾尽全力支持西班牙的舰队，使它在莱潘托击败土耳其人。他从未发布减轻惩罚的判令，他还鼓励异端裁判所加强执行教条及处罚。
他也同样强迫教职人员改革。不认真留住在教区的主教会被免职；僧侣和修女要完全离开群众；教职办公室中的任何恶行都会被查出，并受到惩罚。某些被免职的人员抱怨说，他们会死于饥饿。庇护五世回答道，死于饥饿总比失去灵魂好。他任命或提名人员都以其是否合适为前提，从来不徇私，不讲族阀关系。他自己则努力不懈，像法官一样，经常长坐数小时，每天睡眠很少超过5小时，俭朴的私生活给予教职人员很好的榜样。他经常斋戒，袍服下总穿着粗糙的羊毛教士服。他因为严谨而使自己精疲力竭，68岁看起来却像78岁的样子——干瘦，枯槁，眼睛凹陷，头发花白。他虽然几乎不能行走了，却还坚持到罗马的7个长方形会堂朝圣，而且大部分路程是步行。他忍受了一个月的痛苦而去世，穿着圣多米尼克修会之僧袍。一位伟大的新教徒史学家写道：“天主教对于教皇很少像封庇护五世那样感激。当他无情地迫害异端之时，仍能认识改革的需要，并且坚决实行，使教会重新得到了它所丧失的敬意。”庇护五世在1712年被封为圣徒。
格列高利十三世（15721585年在位）以较温和的精神继续改革教会。我们想起他，只记得他是给我们现代历法以及用感恩弥撒来庆祝“圣巴托罗缪惨案”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品德良好、适度的、性格和善的人。他获得圣职之前曾有一个私生子，但是那件小过错已被好色的罗马人原谅。他在慈善方面慷慨大度，在行政方面毫不懈怠。他所任命的人员都能赢得新教徒的称赞。蒙田曾在1580年见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英俊的老人，有一张威严的脸，长长的白胡子，年龄已经超过78岁，仍然健康且精力充沛……本质温和，很少为世上事务而兴奋”。
然而，他的事业——财政支援耶稣会学校、镇压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罢黜伊丽莎白——都需要金钱。为了筹钱，格列高利命令法律条文应用于教皇领域内的地主以及地契之上。很多产业因为没有直系继承人、或者为付教皇领地所需的税而应该归于教产，现在便被教皇没收了。实际受害或将要受害的人武装起他们的家臣，抵抗征收，并以盗匪行为来报复。贵族后裔如庇柯罗米尼·阿方索（Piccolomini Alfonso）和罗伯托·马拉泰斯塔（Roberto Malatesta）等人则占领城市，控制道路。税款无法征收，使黄金不能流入罗马，不久教廷行政便陷于混乱。格列高利延迟没收财产，和庇柯罗米尼·阿方索讲和，在失败的屈辱中死去。
时势造英雄，此次危机则造就了费利斯·佩雷蒂（Felice Peretti），他是西克斯图斯五世（15851590年）时期最伟大的教皇之一。他出生于安科纳附近，那间茅屋屋顶太差了，太阳可以从屋顶照下来。后来他开玩笑说他是出生于一间光线良好的房子里。他在蒙塔尔托（Montalto）地方的一间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院求学，在博洛尼亚和菲拉拉得到神学博士，又因他讲道的雄辩和行政能力而迅速崛起。他64岁时被选为教皇，因为秘密选举教皇的会议发现他有果决的性格，那是恢复教皇国安全与清偿债务所需要的。
他的亲友们伸长了手臂围绕着他，使他无法抗拒。族阀主义又复活了。不过在与他家族无关时，他很固执。他的外表就使人无法亲近：矮小、粗野、强壮，前额很大，胡子白白厚厚的，鼻子和耳朵都大，眉毛很粗，眼睛锐利得不发一言就能使敌人安静下来。他鲜红的脸与狂野的脾气相配，巨大的额头则暗示了不屈的意志。他虽很严苛，却颇具幽默感及深刻的机智。他预言亨利四世会击败马耶纳（Mayenne），因为亨利花在床上的时间都比马耶纳花在三餐上的时间少。他自己也睡得很少，工作得很辛苦。
首先他决定要镇压胜利的盗匪。他先加强执行现有的禁令，不准人民携带杀人的武器。在他加冕的前一天，有4个青年违犯这个命令而被捕，西克斯图斯下令当场将他们吊死。他们的亲属要求饶恕或延期，他回答道：“当我活着，每一个罪犯都必须死。”不久，他们就被处死了。在加冕宴中，他们的尸体就挂在圣安杰罗（Sant’Angelo）桥附近的一座绞台上。这就是西克斯图斯的就职演说——一种处置犯罪政策的陈述。
教皇命令贵族们解除他们的武装。他答应原谅并酬赏任何一位盗匪，只要他交出另一位盗匪，死活都行，而这份酬金要由那位被捉盗匪的家人或自治村来付。若有一个盗匪违抗，西克斯图斯就命令他的家人找到他并交出来，否则他们就要替死。乌尔比诺公爵把下了毒的食物放在骡子背上，要赶骡子的人经过盗匪窝，以博取教皇的欢心。盗匪抢下这个包裹，中毒而死。他对宗教职位及社会阶级毫不作特殊考虑，属于“最高家族”的被告一样有罪，毫不仁慈或拖延。教士犯罪照样和其他人一样吊死，不久乡间就布满随风摇摆的尸体。罗马的知识分子计算说，钉在圣安杰罗桥上的头颅已多于市场摊上的瓜果。人民抱怨教皇野蛮残忍，但是大使们告诉他：“道路所通过的任何一片教皇国的土地都充满和平与安定。”这位骄傲的教皇在钱币上铸着“不可亵玩”（Noli me Tangere）的铭言。在愤怒中，他下令烧死同性恋的一个教士和一个男孩，并强迫一个年轻女人眼见卖她为娼的母亲被吊死。所有被查出的通奸案都受到死刑的重罚。很多人为了很久很久以前的犯罪而被捕。因此有一份海报引用圣彼得发抖的景象，说他害怕西克斯图斯会因他在基督被捕时割下马尔修斯（Malchus）的耳朵而判他的罪。
他在疯狂追捕之余仍有时间治理与改革。他中止了格列高利十三世对贵族发动的没收之战。他使奥西尼和科洛纳两大世仇联姻而得到和解。他在10群新的以及4群旧的“会众”之间分配枢机主教，也在其中分配了罗马教廷的行政权。他下令教职人员研究特伦特宗教会议中的所有改革法规，并要求主教们定期访问并纠正各修道院。与修女通奸则双方都将被处死。他使罗马大学完全复苏。为了适应书本的增加，他任命多米尼哥·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为梵蒂冈图书馆（the Vatican Library）设计了一个华丽的新家。他个人亲自督导“拉丁语《圣经》（Jerome’s Vulgate）”的改良版本——那是《圣经》译成拉丁文的最佳译本，就像詹姆士一世的英译本一样。
他并不像他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辈们对异教艺术的遗迹也予以尊敬，他拆毁塞维鲁斯·塞普蒂佐尼（Severus Septizonium）建的建筑以便为圣彼得教堂准备柱子。他建议夷平西西利亚·梅特拉（Caecilia Metella）的坟墓。他威胁说，如果丘比特（Jupiter）、阿波罗（Apollo）、密涅瓦（Minerva，译按：智慧女神及战神）等神像不除去，他就要拆毁神殿。他准许密涅瓦留下来，但对她的罗马的姓再施洗礼而换名，且以十字架换下了她的矛。他还在图拉真以及马可·奥勒留的廊柱之上放置圣彼得与圣保罗的雕像，并依此为廊柱重新命名，以便驱邪。为了进一步象征异教臣属于基督教，他聘了多米尼哥把卡利古拉（Caligula）（译按：罗马皇帝）从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译按：尼罗河三角洲之一古城）一地带回罗马，而将尼禄（Nero）立在西科斯·阿西莫斯（Circus Maximus）的方尖石碑移到圣彼得广场。这座红花岗岩碑高83英尺，重量超过100万罗马磅。安东尼奥·桑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和米开朗琪罗等大建筑家都曾声言，移动这座石碑非文艺复兴工程师力所能及。多米尼哥和他的兄弟乔瓦尼（Giovanni Fontanna）花了一年才完成这件工作（15851586年）。巨大的机器用来搬运这座碑铭。800个行过圣礼的人以及140匹马拉着44条绳索，每一条都像男人的手臂一样粗，把它高举到新位置之上。多米尼哥成功了，他成了罗马的英雄。西克斯图斯铸了纪念勋章，并向外国政府致送官方的公告。顶上的圆球被换成一个十字架，里面包含着基督去世的那座“真十字架”。西克斯图斯觉得基督教文明曾一度受文艺复兴干扰，现如今已重获势力。
这位不屈不挠的教皇，在他短暂的5年内，也重修了世俗的罗马。他重建已废的阿奎·亚历山德里亚（Acqua Alessandria），带来良好的供水系统——供应27个新的喷泉，把它依照自己的名字定名为阿奎·费利斯（Acqua Felice）。他以财政支援湿地的排水，以清新空气。一切都颇有进步，9600英亩的土地得以开发，不过这项事业在他死时被荒弃了。多米尼哥在他的吩咐下根据古典的修路计划新建了一些林荫大道。西斯蒂那（Sistina）路被延长为费利斯路。桑塔·玛丽亚·马吉奥（Santa Maria Maggiore）教堂成为几条辐射状通衢的中心。罗马开始具有现代化的雏形。为了提供供应各种措施的经费，由于国库已空，西克斯图斯只好连生活必需品也抽税，贬低币值，出卖官位，开出年金支票以酬谢别人送给教廷国库的礼物。他很称职、很小心地支配他的基金，死时府库中还留下500万克朗（Crown）。
他最伟大的事业体现在外交上。他从未放弃重获英、德以及联合基督教世界以对抗回教的希望。他仰慕伊丽莎白的政治手腕，但是却帮助别人阴谋罢黜她。他答应支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费用，却不信任菲利普的拖延时间，所以很精明地以西班牙军队实际登陆英国为援助的条件。法国是他最大的问题。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本当在1572年被除灭，却在不屈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领导下进军巴黎。为了天主教，菲利普二世以金钱支助“联盟”以拯救法国——也是为西班牙。西克斯图斯面临抉择，是该让法国成为新教国，抑或帮助菲利普将法国变成西班牙属地。然而，为使教廷免于受世俗的控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力量的均衡是不可缺少的。1589年西克斯图斯表示要参加对抗亨利的战争。但亨利答应成为天主教徒，西克斯图斯便撤回计划。菲利普以西班牙脱离教廷势力为威胁，一位西班牙耶稣会修士也指责教皇协助异端，而西克斯图斯坚持立场，并欢迎亨利的来使。最后他对亨利的信心得到了证明：法国被挽回依旧效忠教会，且继续作为对抗西班牙的均衡力量。
这是他最后的胜利，也许这次的操劳使他精疲力竭。主教、贵族以及人民都不悲悼他的死亡（1590年）。主教们曾为他的严苛而退避，贵族曾被迫违反时尚的风俗以遵守法律，人民被抽税已至极限，又被训练成罕有的温驯，如今他们试图拆毁神殿上的西克斯图斯雕像。但是在他所给予的打击不再疼痛以后，后代终于把他的成就与他的残酷、他的骄傲和他的追求权力平衡了一下。一个理性主义历史学家莱基（Lecky）判定他“在所有曾坐上教皇王位的诸人中，虽不是最伟大的人，却是最伟大的政治家”。
这段时期中他的后继者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克莱门特八世（15921605年在位）几乎是一个基督教徒。“在过去这么久以来曾坐上罗马教皇坐椅的人中”，胡格诺教徒索利说，他“最没有党派偏见，且最具有《四福音书》所规范的温和及同情精神”。然而，他不肯对桑西·比阿垂斯（Cenci Beatrice）仁慈（1599年），准许异端裁判所将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1600年）。乌尔班八世（16321644年在位）起初在“三十年战争”中帮助西班牙和奥国，不过，他试图侵吞曼图亚时，因害怕被包围，便把外交策略转向，与法国的黎塞留合作，使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新教军队去削弱哈布斯堡王族的势力。受到当时军事精神的传染，他将其统治扩大，相当于一个世俗的君主。他得到乌尔比诺，并重重抽税——对其他州也如此——以金钱支助教皇军队对抗帕尔玛公爵。这支军队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他的死又使教皇国陷入“衰败和疲竭的惨境”。一位梵蒂冈使臣说：“简直不可能兴起或恢复。”这位大使错了。教会到处存在着恢复的基本要素，教皇地位又再提高。意大利的平民，以强烈而富于想象的虔诚来安慰亘古以来的艰辛，仍拥挤到他们那神圣的殿堂，庄重地参加宗教游行，互相传告神迹，痛苦而狂喜地跪爬到斯卡拉·桑塔（Scala Santa）。菲利普·内里（Philip Neri）、塞尔斯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Sales）、维琴特·保尔（Vincent de Paul）等圣人也显露出古老教会的潜力，激起他们虔诚的信仰。耶稣会修士贡萨加·阿洛伊修斯（Gonzaga Aloysius），在罗马为瘟疫病人讲道死去时，年仅23岁（1591年）。面对新教改革家的攻击，圣人的力劝、米兰的博罗梅奥·圣查理（Borromeo St.Charles of Milan）等高级教士的激励，罗马教廷终于放弃它的腐败与俗世化。经过一代代教皇的努力，自我改革运动即使迟缓，至少也在增长之中。古老的宗教教团重新茁壮，新教团逐渐增多——出现了司祭祈祷会（Oratorians，1564年）、圣安布罗西教团（Oblates of St.Ambrose，1578年）、小牧师团（Regular Clerks Minor，1588年）、拉扎利司会（Lazarists，1624年）、慈善修女会（the Sisters of Charity，1633年）以及其他更多的教团。神学院遍设于整个天主教世界，以便训练受过教育的（不行宗教誓约的）世俗僧。天主教传教士远及每一寸非基督教土地，面对艰苦与危险，照顾病人，教育青年，传讲信仰。而且，无论他们是在德国与新教抗争，在法国谋划政策，在英国为信仰而陷于垂死边缘，在五大洲把教规带给“异教徒”，到处都活动着令人难以相信及不可征服的耶稣会教士。
[1]主要指下列城市以及它们的外围：罗马、奥斯地亚（Ostia）、维特博（Viterbo）、特尔尼（Terni）、斯波莱托（Spoleto）、佛林格诺（Foligno）、阿西西（Assisi）、佩鲁贾（Perugia）、古比奥（Gubbio）、乌尔比诺、洛雷托（Loreto）、安科纳、佩萨罗、里米尼、福尔利、拉韦纳、博洛尼亚、菲拉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