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两个国王之间（1610—1624）
亨利四世的突然去世，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多种根深蒂固的斗争普遍存在于各阶层、各势力之间：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胡格诺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新君路易十三对抗他的母亲以及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能安抚庶黎，维持社会秩序，打败封建势力，平息新教徒的愤怒，使教会臣属国家，拯救新教的法国之崩溃，突破环绕法国四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提高法国君权为一独立自主且睥睨欧洲者，乃是一代雄才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
亨利去世之后，继位者是年仅8岁的路易十三，这也可算是他悲剧的一部分。新君因幼小无法掌理国事，由太后摄政，她是个有勇无谋的寡妇，如果对方的条件对她宽裕，她愿意把法国的政权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当政者。她放弃了亨利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计划，相反，她令子女与西班牙的王子公主联姻——以其子路易娶奥地利的安娜，女儿伊丽莎白（波旁的伊萨贝拉）下嫁未来的菲利普四世——作为法国和西班牙联盟的手段。以后的事实证明黎塞留的意志比这种姻亲关系更坚强。
法国在亨利和索利的惨淡经营下，国库已盈余4134.5万里弗之多，孔西尼（Concini）和他的妻子莱昂拉·加利该（Lenora Galigai），伊普农（Epernon）公爵以及其他垂涎欲滴的皇亲国戚，对这一大笔金钱均存觊觎之心。索利运用各种手段保存了这笔款项，但孤掌难鸣，终于被通过动用该款。索利见大势已去，愤而提出辞呈，退隐后专心撰写他敬爱的亨利的回忆录。
贵族们见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决心乘机恢复往昔封建权力。在他们的要求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认为该会将如同以往一般，是他们借以对抗君主政体的一项利器。但全国代表大会于1614年10月在巴黎召开时，由于第三阶级（The Third Estate）——即既无爵位又无教职的平民，如同现在一般，他们由律师代表，表达中产阶级的权力与意愿——势力雄厚，未能与贵族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贵族与教士认为家世及涂油礼超乎财富及法律之上，遂向造成一个敌对贵族势力的司法官新继承权挑战。第三阶级则要求彻查政府最近拨给贵族们一笔庞大的恩俸及礼物作为报复；它要求教会消除各种弊端，反对在法国境内实施特伦特会议的严厉法令；要求教士须受平民所服膺的法律约束，犯罪须受法庭制裁；要求无须纳税的教会停止继续扩张其教产；教士主持洗礼、婚礼及葬礼不收任何费用；最后，第三阶级更拥护国王之神圣和最高权力，不但教皇无权罢免，也不受制于贵族。这是意料不到的革命。闹事的代表被各项许诺所安抚，大会于是解散（1615年3月）。然而大部分的诺言均被遗忘，盗用公款及管理不善之事死灰复燃，此后直到1789年，君主政体、贵族制度及教士制度崩溃时，全国代表大会未曾再予召开。
然而，法国的天主教教士现在进行诚挚及有效的自我改革，教会的混乱情形，并不能全归咎于他们，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都是由那些生活放荡、信教不坚的王公贵族做主，许多弊端因是而生。亨利四世赐给索利4个寺院，并命情妇科里桑迪为丘蒂朗·苏塞尼（Chǒtillon-sur-Seine）的女住持。贵族的领主们往往将主教、僧院长和女修道院长等职位赠给他们的王子王孙和勇敢的部下或宠爱的情妇。在特伦特会议的改革命令未被法国接受之前，没有几所训练教士的神学院。任何已剃度的年轻僧侣，凡能读拉丁祭文及懂得祭礼者，均可任祭司之职。有很多出家前生活优裕的主教，任命知识浅薄及缺乏虔诚的人来担任教士之职。一位教士说：“教士已成为放荡及愚昧的同义字了。”圣文森特·保尔说：“教会中最大的敌人，乃是它那些卑鄙无耻的牧师。”
波杜斯（Bourdoise）神父攻击教会道德败坏，他于1610年建立牧师住所（The Communauté des Prêtres），并要求一个教区之全部教士宣誓以忠诚与朴素精神同住一处。1611年，贝吕勒（Bérulle）神父创立礼拜聚会所（The Congregation of the Oratory），该聚会所系模仿意大利圣菲利普·内里（St.Philip Neri）所创者，后来成为训练青年教士使其获得更好的教育及奉献的神学院。1641年简·雅克·奥利尔（Jean Jacques Olier）神父组织了苏尔比斯修道会（The Sulpician Order）储备教士人才，并于1646年在巴黎开放圣苏尔比斯（St.Sulpice）教会和神学院。1643年皮雷·简·厄德（Pére Jean Eudes）神父（圣约翰）组成耶稣和马利亚聚会所（The Congregation of Jesus and Mary）训练教士及传教士。往后的几代中，波舒哀、布尔达卢（Bourdaloue）、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等聚会所相继成立，同时教会权力也在路易十四极力提倡下有卓越的成就。
新的宗教组织显示出人们宗教虔诚的复苏。乌苏拉修女会（Ursuline）的修女们约于1600年进入法国，负起教育女子的责任。100年内，她们共创设了350个聚会所，并有1000幢住所。西班牙胡安·迪奥斯（Juan de Dios）于1540年所创的仁爱兄弟会（The Order of Brothers of Mercy）在玛丽亚·美第奇推荐下传入法国，不久即筹设了30所医院。1610年，珍妮·弗雷米奥特·钱塔尔（Jeanne Frémiot Chantal，St.Chantal）男爵夫人，在弗朗索瓦·塞尔斯（Franζois de Sales，St.Francois of Sales）帮助下，创办了圣母探视聚会所（The Congregation of the Visitation of Our Lady）以照料贫病的妇女。到1640年时，它已拥有100所修道院；到1700年，只一个支会即有400位修女。1600年，法国全境约有8000名修女。
有两人对17世纪天主教的复兴功不可没。弗朗索瓦·塞尔斯以他的出身地萨伏伊（靠近阿讷西[Annecy]）作为名字的一部分。他在帕多瓦攻读法律，后来成为萨伏伊参议院的一位官员。但他的血液中流着宗教的血。他被任命为神父，并于1594年承担赢取日内瓦湖南部的查布拉斯（Chablais）地区的人民重信天主教的艰巨的工作，该地区自1535年以后即为加尔文教徒所把持。5年之内，他完成了使命，部分是将那些不改变信仰者驱逐出境，而绝大部分是靠他具有说服力的虔诚、忍耐和机智。当荣升主教时，他自己以身作则，教导孩童和成人。当他到巴黎访问时，高尚淑女对他敬爱有加，那时虔诚成为一种风尚。
另一位知名人士为文森特·保尔，他的业绩并不遵循传统的轨道前进。起初，他是养猪的人，但他终能进入加斯科涅（Gascony）地方的圣方济各学院进修。他的父亲像每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家长一样，想奉献一个孩子给教会，冀求一人得道后，九祖能获升天堂，卖了一对母牛筹款把他的儿子送到图卢兹大学研究神学。文森特在图卢兹获授神父职位（1600年）。他在一次地中海航行途中落入海盗之手，而在突尼斯被售为奴。他借机逃离，回到巴黎，权充与亨利国王离婚的玛格丽特的私人神父，后来又成为甘迪（Gandi）夫人精神上的指导者。在甘迪夫人赞助下，他在农村中设立了布道会之后，又在各布道会设立慈善会，以救济当地的穷人。为了继续筹募基金，他组织布道会修士聚会所（The Congregation of the Priests of the Mission）——通常称为拉萨里兹（The Lazarists）。因为他们巴黎的总部设在圣拉撒路修道院（The Priory of St.Lazarus），当甘迪先生任法国船队司令时，文森特即向船上的罪犯讲道。他对罪犯的疾病困厄感到震惊，特为他们在巴黎和马赛（Marseille）两地设立医院，同时呼吁法国人拿出良心对待囚犯。他劝服一些富裕的妇女定期到这些医院服务，筹募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慈善款项。为了管理这一切事务以及帮助他的“慈善妇女”（Ladies of Charity），1633年，他组成“慈善姐妹会”（The Sisters of Charity，对此，他宁愿称之为“女儿”）——现正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为她们的教会，为人道而服务。
他貌不惊人，衣着粗陋，类似一些满脸皱纹、蓄胡的犹太教师。他因极力为穷人、病人、罪犯谋幸福，而被人称为“文森特先生”，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表示爱戴与尊敬。他筹集大笔款项，建立医院、收容所、神学院、养老院、俗人或教士退休的地方。他的善行难以穷尽。当1648年至1653年巴黎被围时期，他供养了1.5万名困苦的民众，然此处教条凌驾慈善的目的之上，他要求以信仰天主教作为领取食物的条件。他参加了反对波特·罗亚尔（Port-Royal，译按：岛名，为1562年法国所建立之殖民地）的运动，但设法减轻对该岛修女们的迫害。当他逝世时，巴黎一半民众为他哀悼。当法国教会于1737年把他列入圣徒之墙时，全国各地民众心悦诚服。
在他和弗朗索瓦·塞尔斯、不屈不挠的耶稣会教士和无数热心服务的妇女的努力之下，法国天主教在路易十三在位期间又恢复元气和信仰。老的修道院重振教规，修女院也自我改革，詹森派的信徒（Jansenist，高僧Cornelius Jansen的信徒，以上帝的恩惠救济世人）们在波特·罗亚尔岛发扬基督救世精神。那些认为灵能与神交流而专心冥思上帝的人大为增加。新国王年少热情，郑重其事地下诏，使法国置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之下。“以便使所有的臣民能够进入天国……此乃他的善意与心愿。”像中世纪的法国一样，守夜人仍然以钟声唤醒巴黎居民，叫他们为死去的人祷告：
醒来吧，沉睡中的人们，
为那些死去的人祈祷。
但是信仰的冲突仍然痛苦地持续着，不顾对天主教的虔诚，玛丽亚·美第奇固执地遵守着《南特诏书》。但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都无意容忍，教皇及其派驻巴黎的使者及天主教教士，均谴责法国政府允许异端的存在。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新教徒举行礼拜仪式，并摧毁新教教会、家宅，有时则杀死新教徒。胡格诺教的孩子被强迫离开他们的父母，因为胡格诺教徒家长们阻碍他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的愿望。反之在新教徒控制的地区，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在他们控制的250个城镇中，不允许天主教徒做弥撒。他们要求政府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禁止天主教徒的游行行列。新教徒嘲笑、骚扰这种游行行列。他们禁止新教徒参加天主教的洗礼、婚礼或葬礼。而他们的牧师们则宣称：凡父母允许子女与天主教徒结婚者，皆停止给予圣餐。一个有名的自由思想家说过：“当天主教在理论上比新教固执的时候，新教徒也以牙还牙，比天主教更固执。”在压迫异端与批评方面，新教的传教士足可与天主教教士相抗衡。他们把耶雷米·费里尔（Jérémie Ferrier）天主教教士逐出教会，并“让予撒旦”（但未将之烧死），原因是他嘲笑宗教集会。新教徒写文章攻击天主教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愤恨，鲜有其他作品能与比拟，当然更不要说超越了”。胡格诺教徒一方面担心废止《南特诏书》，另一方面怨恨法国与西班牙结盟，觉得法国应以其本身的军力和法律，努力争取政治独立及军事上的安全。
当路易十三访问波城时（1620年），他惊讶地发现，找不出一所天主教堂供他做礼拜。这位年轻的国王以惊慌憎愤的表情，思索着那威胁分裂法国国土与民心的信仰问题。他焦虑地在文武百官中寻找一位铁血汉子，以改变这个混乱的局势，使法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