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机主教与胡格诺教徒
这个人如何攀上他权位的顶端呢？在那个时候，出身名门对事业有很大的帮助。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的母亲是巴黎议会一位律师的女儿，他的父亲塞纽尔·黎塞留（The Seigneur de Richelieu）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古老的普瓦图家族有一项世袭权利，即向国王推荐一位卢肯（Luζon）的主教候选人。黎塞留21岁，即如此被亨利任命了（1606年）。依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年龄尚差2岁，因此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遂赐予职位。黎塞留妙计得逞后，坦承谎言，要求赦免。教皇允其所请，并批以“该年轻人往后必将成为一个大无赖”。
这位年轻的主教形容他的主教辖区是法国“最穷和最肮脏的”，但他家里有钱，不久他就有马车银盘装点门面。他上任之后，努力工作，恪尽职责，且尽量逢迎巴结权势。普瓦图的僧侣们特选他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中，他严肃的面孔、高瘦的身材以及有能力抓住问题核心，条理井然地提供给每一个人。他那深具说服力的口才和胜任愉快的能力，给与会代表，尤其是玛丽亚·美第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和孔西尼的安排下，黎塞留被任命为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1616年）。一年后孔西尼被杀，黎塞留遂失去了他的职位，他偕同被放逐的太后逃到布卢瓦。他很快回到卢肯。皇太后企图逃亡，黎塞留也被人列入共谋的嫌疑犯，被放逐到阿维农（Avignon，1618年），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结束。但即使是他的敌人也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在太后在晚间从布卢瓦城堡的窗口逃亡，与一支由贵族组成的叛军会合后，路易尼斯公爵再度征召这位年轻的主教，并派他前去说服太后和国王，他圆满完成任务。路易即令他担任枢机主教，而且给他参议会之职。不久，黎塞留优异的才能表露无遗，在1624年8月，他以39岁英年登上法国首相的宝座。
国王发现他客观的才智、处事的条理井然、手段的圆滑和富有弹性，正是国王本人所缺乏的，但聪明的国王却能接受他的指导，征服了新教徒、贵族和西班牙三者。黎塞留在他的回忆录中感激地说：“唯有雄才大略之国君，方能知人善任。”路易并非一味听从首相的话，有时也当面斥责他，但总是嫉妒他的才能，时而会想把他开除。但他如何能将一位在法国握有绝对权势、在整个欧洲有极为崇高地位的人免职呢？何况这人比索利给国库带进更多的税收。
这位大主教首先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显露出他的才华。他未经讨论，即全盘接受天主教教会的原则，且增订了一些迷信条文，人们很难相信这些迷信会出自如此睿智的头脑。但他略去“教皇至上论者”（Ultramontanist）所主张教皇有充分权力统治各国国君的要求，保留法国教会内享有“高卢式的自由”（Gallican libetry—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自由）以对抗罗马。他像英国人一样果断，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免除考辛（Caussin）神父的职务，因他身为皇家告解神父，居然干预政治。依照他的观点，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瓜葛。他为法国筹组的同盟，是采用不偏不倚的姿态与新教及天主教两种不同势力合组而成的。
他应付玩弄政治手腕的胡格诺教徒时，则始终坚持他的原则。胡格诺教徒无视于1622年所订的和平条约，他们将拉·罗契尔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由胡格诺教的商人、牧师和将领控制。商人利用此一富战略地位的港口，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海盗们则利用该港抢劫法国或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或任何船只。而且，只要经过胡格诺教徒的许可，包括与法国敌对的任何船只，都可驶入港内。路易也破坏了上述和约，他曾允诺拆除路易炮台，因该炮台直接威胁拉·罗契尔的安全。路易非但没有拆除炮台，反而增强工事，并在邻近的勒·布拉维特（Le Blavet）港集结了一支小型舰队。本杰明·罗汉（Benjamin de Rohan）（亨利的弟弟，苏比斯[Soubise]的领主）指挥一支胡格诺教徒的舰队，捕获了这一支皇家舰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拖入拉·罗契尔港内。黎塞留又造了另外一支舰队，筹组一支军队，随同国王向这个胡格诺教徒所盘踞的要塞进攻。
苏比斯领主说服白金汉公爵遣送一支由120艘战船组成的大舰队以保护这个城市。这支大舰队驶抵法国时，受到雷（Ré）岛皇家要塞炮火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只好不光荣地撤回英国（1627年）。同时，黎塞留因国王生病，代理统帅之职务。他领导下的大军把通往拉·罗契尔路上的要津全部占领了，仅留下出海口尚需封锁而已。他命令工程师及士兵们建造一座1700码长，由石头砌成的防波堤，横在该港入口处，仅留一个缺口调节潮水的涨落。但涨潮与落潮高低相差12公尺，猛烈的潮水使此项工程不切实际，每天堆砌的石头有一半被潮水冲失。国王见久攻不下，感到厌烦，回到巴黎去了。许多大臣预料他会因黎塞留久战无功而剥夺其相位。最后，防波堤终于筑成，也产生了它预期的效力。拉·罗契尔一半的居民死于饥饿，仅最富有的人能取得少许食物，他们以45里弗购买一只猫，2000里弗购买一头母牛。拉·罗契尔市长让·古顿（Jean Guiton）声言将以其匕首杀死任何谈论投降的人为要挟，禁止人们投降。然而，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拉·罗契尔在绝望中陷落（1628年10月30日）。黎塞留一马当先进入城内，随后的士卒则仁慈地把面包分给饥饿的民众。
半个法国鼓噪着要彻底根除胡格诺教徒。这时胡格诺教徒已弹尽援绝，精疲力竭，仅能祈祷。但黎塞留所订的和平条件却使他们大为惊奇，而那种宽大的作风却使天主教徒愤愤不平。拉·罗契尔城不再享有自主权，它的城堡和要塞都被撤除。樊篱虽失，但居民的生命财产则未受伤害，幸免于难的战士准予解甲回家，城中天主教及胡格诺教徒信教自由也受到保障，其他胡格诺教徒盘踞的城市也接受与上述相同的和平条件，相继投降。凡胡格诺教徒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均须退还，但那些暂时无家可归的胡格诺教牧师，由国家津贴20万里弗，并且比照天主教教士，免缴人头税。政府颁布了大赦，凡以前参与叛乱的分子均获赦免。1629年6月28日黎塞留颁布的《仁慈诏书》（Edict of Grace），重申《南特诏书》的基本精神。全国陆、海军及其他文职等职务开放给各教人士。当看到法国的天主教徒服膺并尊崇新教将领蒂雷纳、斯丘伯格及亨利·罗汉等人时，整个欧洲都报以惊愕的目光。“从那时起，”黎塞留说，“我在任命胡格诺教徒各种要职的时候，宗教的歧异从未成为一种障碍。”以一种路易十四所缺乏的明智，黎塞留洞悉——如后来柯尔伯所注意到的——胡格诺教徒对法国确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他们放弃了反抗，安居乐业，从事发展工商业。繁荣景象，前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