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裔[1]
经过19个世纪的困苦和仇恨而残存下来的犹太人，是人类史上有关无知、憎恨、勇气和人性弹力上的一页沧桑史。他们被剥夺家园，被迫到满怀敌意的地区找寻避难所，饱受侮辱和压迫，承受突然而来的火灾、驱逐或屠杀，手中又没有半点防御的武器，所依赖的仅有忍受、委曲求全、坚韧不拔和宗教的信仰。他们所经历的种种辛酸，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可是他们的意志未曾崩溃过，在贫苦和厄运外，他们产生了不少的诗人和哲学家，呼应着希伯来时代的立法者和先知们，这些人曾经为西方世界奠下了精神上的基石。
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早已消失殆尽，仅在西班牙血液里残留一些成分罢了。159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可以大言不愧地说：“所有改信的犹太人，都因为通婚而被同化，他们的祖先现在也是良好的基督徒了。”不过裁判所可不同意这种见解，1654年有10个人在昆卡（Cuenca）被焚烧，在格拉纳达有12位被烧死；到了1660年，有81个人在塞维尔被捕，其中7位被烧死，罪名是秘密举行犹太人的崇拜仪式。
葡萄牙的情形比较特殊，许多看来改信的犹太人，仍然在私下里继续信奉犹太教。在1565年和1595年间，将近有100多人被裁判所逮捕。尽管有许多被侦察的危险，秘密的犹太人仍然以显赫的地位——如作家、教授、商人、银行家，甚至充当僧侣和教士——生存在葡萄牙的天地里。最有名的几位医生，都是秘密的犹太人。而在里斯本，孟德斯（Mendes）家族后来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企业之一。
葡萄牙归入西班牙之后（1580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活动愈来愈活跃了，在其后的20年里，一共举行了50次焚烧仪式，有162人被判死刑，2979人悔罪苦修。有一位芳济会修士迪奥戈（Diogo da Assumcao），年仅25岁，在承认归依犹太教之后，在里斯本被烧死（1603年）。许多改信教徒（Marranos），发现葡萄牙的裁判所比西班牙的还要残酷，便设法移民到西班牙。1606年，他们以186万金币的代价贿赂菲利普三世（Philip Ⅲ），并以稍少的钱收买他的大臣，才劝使国王从教皇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Ⅷ）那儿得到一纸圣谕，命令葡萄牙宗教裁判所释放所有因为精神上的偏差而被捕的改信教徒。在一天之内（1605年1月16日），有410人获得自由。可是这次贿赂的效果并不长久，菲利普三世死后（1621年），葡萄牙又开始施行恐怖政策：1623年，有100位“新教徒”在新蒙德摩（Montemoro Novo）这座小城被捕；在帝国的文化中心科英布拉（Coimbra），1626年逮捕247人，1629年有218人，1631年有247人。20年内（16201640年），有230个葡萄牙后裔犹太人被烧死，另外把逃走的161个人的肖像加以焚烧，24995人罪状较轻，得以减刑。冒着生命和遗失财产的危险，几千几万的改信教徒从葡萄牙，就像以前逃出西班牙一般，逃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大部分流亡的犹太后裔在回教国寻找避难所。在北非萨洛尼卡、开罗、君士坦丁堡、阿德里安堡、士麦那（Smyrna）、阿莱波（Aleppo）、伊朗等地形成一个个犹太区。在这些地区里，犹太人受到政治和经济的限制，不过很少迫害到他们的生命安全。犹太人很快地爬升起来，不仅是医界，更左右着国家政治。纳西（Joseph Nassi）为改信犹太，深得塞利姆二世（Selim Ⅱ）的宠信，任他为那克索斯（Naxos）公爵（1566年），每年在爱琴海地区约10个岛屿收税。一位日耳曼犹太人阿什克纳济（Solomon ben Nathan Ashkenazi）为1571年土耳其驻维也纳大使，签订和约，结束了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
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因为公爵和教皇们的需要和情势的发展，使他们大受重用。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和那不勒斯，犹太人根本无法生存，1669年有一道谕令要把他们排除在西班牙领属之外。在比萨和里窝那（Livorno，Leghorn），多斯加大公爵给他们最大的自由，因为他急于发展这些自由港的商业。1593年的一道谕令，简直是对改信犹太人的邀请：“我们相信这里将没有宗教裁判所、调查、迫害或控告事件对你或你的家庭有所不利，过去基督教曾伪装成其他名义对你们加以迫害，但我们相信在这儿绝对不容许有这件事。”这个计划成功了，里窝那繁荣了起来，而那儿的犹太人社区仅仅次于罗马和威尼斯，不仅以它的财宝，更以它的文化闻名于世。
因为害怕犹太人与土耳其的联合的威尼斯议会，一再地排斥他们，也一再地允许他们回来。因为他们在商业和财经上是个有力分子，在工业上更富有无比的潜力，犹太企业家在威尼斯聘用了4000个基督徒工人。住在日耳曼和东方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后裔，都由当地的议会采取保护政策，他们几乎全部住在犹迪卡（Giudecca），或叫犹太人区，但并没有加以限定。这条犹太街里，住着许多有钱人家，室内堂皇富丽，并有一处设备豪华的聚会所，建于1584年，后来于1655年在建筑大师巴达萨尔·朗海纳（Baldassare Longhena）的监督下，再予重建。威尼斯的6000犹太人居住区，是这段期间里所有犹太人社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1560年，曾有一群改信教徒从葡萄牙移民到费拉拉，可是后来，教皇受到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压力，于1581年下令加以遣散。在曼图亚，贡扎加大公虽然保护犹太人，可是却不时地向他们敲诈和“借贷”。到了1610年，所有此地的犹太人都被关在一处绕以围墙的社区，傍晚关门，白天才把门打开。当瘟疫来临时，便责怪是犹太人把它带进来的，在曼图亚继承战中，国王的军队占据此城，把住宅抢掠一空，获得金钱和将近80万件的珠宝，并且命令犹太人在3天之内，携带拿得动的东西尽快地离开曼图亚。在罗马，习惯上教皇是保护犹太人的，可是，1565年以后的历任教皇，除了西克斯图斯五世之外，都保持着敌对的态度。庇护五世（1566年）挥动所有天主教的力量，用来限制和压迫犹太人。他们从此之后便被限定在犹太社区里，行动上和基督教徒是隔离着，他们必须穿着表明身份的袍子，他们不准占有土地，在任何城市都不准有一个以上的聚会所。1569年，在一道控告他们放高利贷、贪心、施行巫术和神秘法术的谕令里，庇护五世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教皇的属地，安科纳和罗马算是例外。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ⅩⅢ，1581年）禁止基督教民任用犹太医生，检查希伯来人的著作，并且（1584年）强迫他们聆听改信的讲道。西克斯图斯五世上台之后，暂时放松了一阵，他开放住宅区（1586年），允许犹太人在教皇国居住，允许他们卸下附有标志的衣服或记号，允许他们出版《犹太法典》和其他希伯来人的文学作品，给予他们信仰的自由，并且呼吁基督徒以人道善待犹太人和他们的聚会所。可是这种基督徒的容忍是短暂的。克莱门特八世重新发布排斥令（1593年），到了1660年几乎所有意大利的犹太人都住在限区里，一旦步出这些地区，就必须穿着特制的服装；他们被排斥在农业和工技工会组织之外。蒙田于1581年游历罗马，描写犹太人如何在犹太安息日尚得把60位青年送往佩斯基耶拉（Pescheria）的赛阿特（Saiat）和安杰洛（Angelo）教堂，听取改信的讲道。伊夫林也在罗马见过类似的仪式（1645年1月7日），并且发现，改信的人相当少。许多不顺从的犹太人，在身体和性格上便遭受长期限制、侮辱，并导致贫穷。
在法国的犹太人，理论上都受到庇护五世所要求的限制，但在事实上，他们在工业、商业和银行上的重要性，使他们获得一种默许的容忍。柯尔伯在某次的训令中，强调犹太人的企业对法国的好处。犹裔难民在波尔多和巴约讷以及法国的西南部所献出的经济动力，使得他们得以半公开性地举行犹太仪式。当1675年某一队佣兵侵犯波尔多时，市议会便害怕犹太人的外逃将会粉碎全城的繁荣，“没有他们，”据一位副州长报道，“波尔多和全省的贸易将会陷入瘫痪状况。”路易十四把梅斯的犹太人区纳入他的保护之下，当一位地方官控告一位犹太人秘密举行残害儿童仪式而判以死刑时（1670年），这位国王反而谴责判决不公，并且下令此后对犹太人的控诉改在皇家议会举行。在路易的晚期，西班牙继承战弄得法国面临破产之际，一位犹太理财家伯纳德（Samuel Bernard）把他的财产献给国王，这个骄傲不可一世的王朝，对这位“欧洲最伟大的银行家”的资助，真是感激肺腑。
[1]后裔这个名词，首先出现在《圣经》上，当时是西亚的一个地名。在巴比伦人占据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便被遣送至此地，后来它便成西班牙称呼犹太人的名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后裔便称为后裔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