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让我们先将群众与阶级加以区别。复辟时期的暴动，从宫廷直贯到上层中产阶级，以及经常涉足剧院的“城民”。未曾记载的老百姓道德，也许高于伊丽莎白王朝下的老百姓，因为一则经济常规使得他们稳定，他们并没有为恶之财富；二则他们仍然感到清教徒信仰的刺激与监督力量。但在伦敦，尤其是在宫廷，清教束缚的释放与反动，结果产生了一种放纵的乱交。脱离了英国本土文化而在法国无拘束环境中长大的年轻贵族，一则在放逐中把道德抛诸脑后，二则在归返时带来一种流动的混乱。为了报复多年的压迫与掠夺，他们转将他们机智的一切酸液，尽往清教徒的衣着与言谈、神学与伦理上泼去，直到他们阶级中无人敢为文雅说一句话。美德、虔诚与婚姻之忠实成了村野无知的表现形式，而最得意的通奸者——像威彻利（Wycherley）的《村妇》（Country Wife）一剧里所表现的——反而成了时势下的英雄。宗教已经真正地丧失了阶级地位而附属于贸易者及农民。大部分的传道家都被压迫为长脸、长耳、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及讨厌人物。惟一适合绅士的宗教，乃是一种温文有礼的英格兰国教会。那里，主人参加主日仪式，以支持使村民恐惧地狱以及在主人桌脚下作简短感恩祈祷的一位牧师。与霍布斯同成为一位唯物论者，比与弥尔顿这位将《创世纪》认作历史的盲老笨蛋同成为一位基督徒更为时髦。在过去20年里过分铺张的地狱，就把持阶级而言，业已丧失其恐怖力量；就他们而言，天堂便在当前，在一个从社会反叛及道德抑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在树立奸淫、赌博及寻欢作乐榜样与步伐的宫廷及国王之下。
宫廷里尚有几位好男女。克拉伦登在女儿让她自己被强奸之前，还算是个有操守的绅士，但就因那事而使他丧失理智，同时还推说女儿应该杀头。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第四位伯爵以及奥蒙德（Ormonde）的第一位公爵，都是文雅之士。在英格兰国教会牧师，甚至在教阶里头，还有一些诚挚的宗教之士。女王、范肖夫人（Lady Fanshaw）、汉弥尔顿小姐（Miss Hamilton）以及后来的戈多尔芬夫人（Mrs Godolphin），都敢当好人。无疑地尚有其他不为历史所知的人士，因为美德并不自己宣扬。
阶级愈高，道德愈低。王弟詹姆士·约克公爵的情妇，似乎超过了皇室的分配。还在放逐荷兰期间，他便已上了大使的女儿安·海德（Anne Hyde）的床。当她怀孕时央求他迎娶她，他予以拖延，但最后还是在她生产前7周（1660年10月22日），暗中使她成为他的合法夫人。根据他的自传所记，克拉伦登听悉这场婚姻之后，便向国王抗议说他对这一结合毫无所知；“他宁愿让女儿成为公爵的娼妓，而不愿她当他太太”；如果他们真正结婚，“国王该立刻下令把这女人……投入地牢”；同时“国会该通过法案，以便砍下她头颅，他不但赞同，而且还十分愿意成为第一位这样提议之人”。查理认为是庸人自扰而不予理会。也许这位大臣晓得查理不会把他的话当真，同时以罗马人如此严厉的语气说话，借以消除他安排这场婚姻，以使女儿成为王后的任何嫌疑。然而，安终于1671年死于癌症，时年34岁。
当他太太怀孕之际，詹姆士复与阿拉贝拉偷情。后者之兄弟很世故地予以接受，认为对他在陆军里的升迁有利。为帮助阿拉贝拉及安，这位公爵尚还补充一些伙伴；伊夫林特别讨厌他与德纳姆夫人（Lady Denham，1666年）的“杂交”；詹姆士之皈依天主教，在道德上并未使他有所改变。“他永远在左拥右抱之中，”伯内特写道，“在选择上并不十分美好；国王对此曾经评论道，他相信他兄弟差牧师将他的情妇送给他，作为忏悔。”在这些变化当中，与阿拉贝拉的瓜葛，一直以一种琴音继续存在。它见证安的死亡以及詹姆士迎娶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1673年）。
我们该补充说，这位约克公爵尚有些令人赞扬之人品。担当海军总司令期间（16601673年），他费力克服由于海军士兵低微的薪水、粮食供应及训练所造成的混乱；他凭借着勇气与技巧与荷兰人战斗。他能干而忠诚地照管行政的任务。他从未因犹豫而不对兄弟表现热诚，他耐心地等待1/4个世纪才登上王位。他坦荡、诚挚、易于亲近，但过于意识到自己之阶级与权威，因而不很吃香。他是位坚定的朋友，但却是位不会饶恕人的敌人。他刻苦多于敏锐，带有自杀性地一意孤行。
宫廷里紧接在他底下的，乃是白金汉第二公爵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身为詹姆士一世被谋刺的宠臣之子，他在内战时曾为查理一世，也曾为查理二世在伍斯特（Worcester）打仗；这位复位的国王任命他为掌玺大臣。既英俊又机警，既温文又慷慨，他一时以其魅力主宰了宫廷。他写过一出剧名为《预演》（The Rehearsal）的璀璨喜剧。只是他的脸庞与财富毁了他。他追逐妇女，放纵嬉戏，大肆挥霍其富有财产；为了得到什鲁斯伯里女伯爵，竟然挑她丈夫决斗；乔装为随从服侍她，在他交战时牵着白金汉的马匹；他杀了伯爵；那位快乐的寡妇立刻拥抱着身上仍然沾满她丈夫鲜血的胜利者，继而带着胜利一同返回死难者家里。白金汉后遭解职（1674年），自甘堕落，结果死于贫穷及耻辱之中（1688年）。
在身材、机智、狂欢与腐败上相与抗衡的是罗切斯特的第二位伯爵约翰·威尔莫特（John-Wilmot）。约翰于难以置信的14岁之年龄（1661年），获得牛津的硕士学位，17岁时受召入宫，担任国王宫内参赞。19岁时，因需金钱，而与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做爱；由于她拖欠乃予绑架，结果饱受监禁，但也赢得这位女郎的同情，终于得到她的财产。查理一再驱逐他出宫，但又一再让他回来，颇为欣赏他的机智。像白金汉一样，罗切斯特也是位模拟专家。他乐于乔装为一位门房、乞丐、商人及日耳曼医生，他模仿得惟妙惟肖，竟连最亲密的朋友也连连受骗。充当医生时，他假装以其星象学知识来治疗疑难重症，他吸引了数百病患，还治好其中数位；不久，宫里的贵妇也都前来求医，即使那些跟他很熟的人也认不出他来。他几乎在这些乔装里追逐妇女，大大不顾她们之阶级地位，同时她们也在追逐他。他以写讽刺的猥亵文字以自娱，并因醇酒、女色摧毁健康，还夸口说连醉5年之久。他33岁时死于贫穷与忏悔当中。
宫廷里像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因此，本身在通奸上绝非业余家的佩皮斯，也怀疑“如此多的……醉酒、赌咒与乱爱，何时得了”。抑或像蒲柏（Pope）在《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一文里，以对国王并非完全恰当的词句写道：
当爱情全成了一安乐王朝的关注物，
罕在会商，从未在战争里，
荡女主政，政治家惟闹剧是写；
不，机智者享年金，年轻皇贵拥智士……
羞怯之扇再不上举，
少女对着从前羞赧之事微笑。
妻子与丈夫同样不贞，也被视为当然；这些人只要求他们之情妇忠实。由妻舅安东尼·汉弥尔顿以法文所写的菲利贝尔伯爵回忆录，读起来，似乎是这位伯爵在查理宫廷的快乐放逐中，所目睹的一列雄鸡与一排乌龟。
时光尽虚掷在跳舞、赛马、斗鸡、打弹子、打牌、下棋、室内游戏以及纵情的化装舞会上。这样，伯内特说道，“国王、王后”及“宫廷上下全都戴起假面具，步入不知名的房舍，跳舞其间，大为狂欢”。游戏经常投以高额赌注。“今晚，”伊夫林说道，“按照习俗，国王陛下开启狂欢之幕……他亲在密室投下骰子……而输去了100英镑（前一年，他赢了1500英镑）。贵妇们也玩得十分沉迷。”宫廷在赌博与乱交树立的榜样，传遍了各上层阶级。伊夫林提道：“英国的堕落子弟，其淫乱放荡，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国家之疯狂。”同性恋盛行一时，尤以军队为然。罗切斯特编撰一出名叫《鸡奸》（Sodomy）的剧本，公然在宫廷前排演。一些供同性奸宿的妓院，显然存在于英国。
爱情婚姻为数日增，我们也听到一些有如多萝西（Dorothy Osborne）与威廉·坦普尔（Temple）的美好例子。这证明是种快乐的婚姻；但多萝西写道：“如果我们不看千百队如此结合的夫妇，几乎罕有一例可资效法而事后不后悔，那么，为爱情而结婚，便是绝无可谴责之事。”写信给一位年轻女郎谈论其婚姻的斯威夫特（Swift）提道“那个人是你父母选来当你丈夫的”，同时写道，“你不过是一个谨慎与温顺的搭配者，没有那可笑情欲的任何障碍”。“我结婚的头一意向，”克拉伦登回忆道，“除了渴求一笔方便的财产外，别无其他情欲。”
理论上，丈夫可以完全控制太太，包括她带来的嫁妆在内。在各阶层里，丈夫的意志便是法律。在低层社会，他动用他的合法权利鞭打太太，但法律禁止他使用粗于拇指的任何棍子。除了上层阶级的伦敦，一般家规都很严；在伦敦，克拉伦登抱怨父母对子女没有权威，而子女亦不顺从父母，只是“每人各做自己眼里看来对的事情”。离婚甚少，但国会法案可能准予通过。像路德及弥尔顿一样，伯内特主教认为多婚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予通融，同时向查理二世提出此一计划，乃因王后不育之故，但查理拒绝进一步使其妻难堪。
犯罪继续威胁着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小偷、扒手成帮结队，夜晚大肆活动。法律禁止决斗，但仍留为绅士之特权；杀害倘遵照规则，胜利者通常以短暂及礼貌性之坐牢而脱卸死刑。法律试图以我们今日看来野蛮之惩罚来吓阻犯罪；但也许必须动用尖锐的尺度以刺透鲁钝的心灵。叛国罪之惩罚为折磨与死亡；谋杀、重罪抑或伪造钱币，则施以吊刑；杀害亲夫者，得活活烧死；细微之盗窃处以鞭笞或割其一耳；在王宫前敲击任何人，得断其右手；伪造、欺骗、偷减斤两尺寸，将招来枷刑，有时将两耳钉在板上，抑或以一根热铁穿舌；观众通常均以目睹这些惩罚为乐，同时还以假日精神围观一囚犯处绞。在欢乐王朝下，有1万人负债入狱。监牢污秽，但可贿赂狱卒提供一些安适之物。惩罚较近代之法国严厉，但法律较为自由；在英国没有秘密逮捕令，并且还有人身保护令及陪审制度。
社会道德也普遍放纵不检。慈善事业日渐增加，但英国境内的41家贫民救济院，也可能仅仅是强者贪婪的另一面。几乎每个人玩牌时都在作弊。腐败在各阶层里都在正常之上。佩皮斯的《日记》在商业、在政治、在海军以及在佩皮斯本身，都闻出腐败的味道。商业行号发行新股票，伪造账目，对政府索价高昂。议决发给陆军或海军的基金，部分流入官吏及宫臣之口袋。达官显要，即使薪金丰厚，也在出卖官衔、契约、委托、任命与宽赦，其规模大得使“常薪成为最小额的收入”。政府的首要像克拉伦登、丹比（Danby）、森德兰（Sunderland），几年内都成了巨富，因而购买或建造远非薪水所能负担的房地产。国会议员将其投票权卖给阁臣，甚至卖给外国政府；某些投票，曾有200位议员由于部长之贿赂而“除去”反对。1675年，据估计下院，2/3的议员，受到查理二世的酬佣，而其他1/3则受雇于路易十四。每当法国国王觉得查理超越波旁王室的政策而导致麻烦时，便去贿赂议员投票予以反对，十分可行。至于查理，他一再从路易那儿接受大笔款额，同时在政治、宗教抑或战争上玩玩法国游戏。这是历史上最欢乐、最腐烂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