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论者
由于宗教战争伤害了法国人的宗教信仰，英国的内战也引起了神学上的怀疑，对清教徒统治时期的记忆，使战后胜利的保皇党中许多人不信宗教，并使得复辟的查理二世宫廷中出现了无神论。沙夫兹伯里第一伯爵、白金汉第二公爵以及罗切斯特第二伯爵都有无神论思想的嫌疑，尤其是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博林布罗克两人。
历史、地理知识以及科学知识的扩展，加强了人们对宗教怀疑的潮流。每天都有一些旅行家及编年记事家说远方国家有着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宗教与精神，但却十分有美德及不嗜杀人。加上提倡机械宇宙观的虔诚的笛卡儿和牛顿，更使基督的见证变得无影无踪，在自然界找出的定律也使神迹难以让人接受。加上哥白尼理论的渐渐获得胜利，以及伽利略戏剧性地继续推展，使信仰逐渐崩溃。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大胆地用理性证明教义，反而使教义愈显脆弱。安东尼·柯林斯说：“在玻意耳试图证明上帝不存在的演说之前，没有一个人会去怀疑上帝的存在。”
对无神论的驳辞就可以证明它本身传播之广，坦普尔男爵在1672年写道：“当时，被视为聪明人的人都说（如戴维[David]所述）他心中的傻子所告诉他的。”在同一年，沃尔斯雷男爵（Sir Charles Wolseley）也提到：“不信教的情形在每个时代都曾有过，但公然地主张却似乎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根据派克副主教1681年的话：
……我们之间不学无术的人也都假冒了怀疑主义及不信教的名义……无神论及反宗教到最后，终于如邪乱、放荡一样普遍……平民或工匠们都哲学地视自己有不信神的主张，并在街上及马路上大读其无神论的讲稿，并且也都能由《利维坦》中证明上帝的不存在。
在知识阶层中的人找寻与一神论相妥协，即“自然宗教”或自然神论。一神论者怀疑基督与天文的平等性，但他们一般都相信《圣经》的神圣权威。拥护自然神论的却宁愿将《圣经》孤立而限制信仰于上帝及不朽。无神论者主要的活动在英国，他们只要求单独信仰上帝，而将上帝作为自然的同义字，或笛卡儿学说及牛顿学说中宇宙大机械的原始推动者。“deist”这个字首先用于1677年，由斯蒂林弗利特副主教（Archdeacon Edward Stillingfleet）的一封《致自然神论者的信》（Letter to a deist），但自然学的文字却早在1624年赫伯特爵士（Lord Herbert of Cherbury）的《伏尔泰》即已开始。
赫伯特爵士的门徒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继续写了一书名叫Anima Mundi（1679年），认为所有的教会组织争论不休，不过是冒着教会之名以从事政治权力及实际物质的争夺，天堂及地狱都是聪明人虚构的故事，用以控制及压榨人民，灵魂是随身体一起死去的，人与野兽毫无不同，“一些工作家的意见以为：人不过是进化了的猿而已”。在Great Is Diana of Ephesians或《偶像崇拜的源始》（The Origin of Idolatry，1680年）一书中，布朗特将教士看成是那些依赖人类轻信的弱点及劳苦工人而生活的特权阶级的工具。他以恶作剧的态度译出了费罗斯特拉忒斯（Philostratus）的《阿波罗尼奥斯传》（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并指出异教徒与基督教徒所有的奇迹都有相同点，进一步温和地指出两种奇迹同样的都不可信。在《自然神论者的宗教概略》（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Deists'Religion，1686年）一书中，布朗特主张一种没有任何祭祀及仪式的宗教，只在精神生活中作崇拜神的活动。在《理智的谕旨》（The Oracles of Reason，1693年）一书中布朗特指出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即期望着世界末日的早日来临，他嘲笑《圣经·创世纪》中夏娃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故事，以及原罪，以及太阳因约书亚（Joshua）而停止运行，这一切他都认为如孩子般的无知，并且说：“相信我们现在的地球（宇宙中盲目而卑下的一颗微粒）是如此大群中的中心或最主要的部分，对事物的本质来说是不合理性的。”布朗特又匿名写了另一书《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奇迹》（Miracles No Violations of the Laws of Nature，1683年），试图将奇迹解释为简单的心智对自然事件及原因所产生的一种诚实的错觉，进一步又说，《圣经》的写作不过是“激起虔诚的爱心”，而并不是教授物理学，因此它须要作解释“不管什么，违反了自然，就是违反了理性，而一切违反了理性的都是荒谬的，该遭受反对”。如果我们相信他因为英国法律不许他与已故妻子的妹妹结婚而自杀的报告的话，就知道布朗特他自己并没有始终地信仰理性。
约翰·托兰（John Toland）继其后继续争论。他出生于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少年时期改信新教。他曾在格拉斯哥、莱顿、牛津求学。26岁时，匿名出版一书，名叫《不神秘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年），该书他描写为“福音中没有任何地方是与理性相违背的一篇文章”。在他接受了洛克所著的《论人类的了解》一文中所说的“一切知识源于感觉”之后，他渐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
我们认为理性是我们之所以能确信事物的基础，并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自然现象更值得讨论……不用理性去证明，或用证据来支持，就相信《圣经》的神圣性及其中的内容，那是愚妄的轻信……通常都是基于无知或一种意向的结果，或更基于对某些事件的企求。
这些言辞简直就是战争的宣言，但是托兰借着讨论除了化体论（Transubstantiation，译者按：系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学说，认为圣餐中之面包及酒真变成了耶稣的血和肉）以外的所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很合乎理性的，来拿开了橄榄枝，开始了这场论争。他的挑战当然不会没有反应。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郡及都柏林的大陪审团携手合作，渡过爱尔兰海前来指控该书。该书被官方正式在爱尔兰国会门前焚毁，并且托兰也被判有罪。他逃往英格兰，在那里他找不到工作，因此又移居欧陆。经过一段时期，他终于受到汉诺威的女选侯索菲亚（Electors Sophia of Hanover）以及她女儿普鲁士女王夏洛特（Sophia Charlotte）的欢迎。
后来，他写了两封“给塞莉娜的信”（Letters to Serena），其中一封试着去追溯他对不朽的信仰之起源及发展，这封信是他写超自然信仰的自然史的首次尝试。另外一封信是驳斥“物体本身是不动的”之看法，他说大凡一切行动都已蕴存在物体之中，并且没有一件东西是绝对地静止的，一切客观的现象都是物体运动所造成的，包括动物的行为，当然人也一样。然而，托兰要求他自己把这样的想法不可以公开地表示，因为，无知的大众早已被正统思想当做道德与社会控制的工具。对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来说，自由思想应该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特有的权力。在这些少数人之中不应该再有检查制度，“让人们自由地发表他们想到的，不要受到任何束缚或惩罚”。显然，托兰将自由思想者与泛神论之信仰者视为一体。
他在1718年的论文《基督徒》（Nazarenus）中认为，基督当初并无意要将他的门徒脱离犹太教，仍遵守着摩西法典的犹太基督教徒们，才代表“基督教真正的原始的计划”。另一本小册子名叫《泛神教》（Pantheisticus），是解释一个虚拟的秘密团体的仪式，也许托兰就是1717年在伦敦成立的一个名叫母亲之家（Mother Grand Lodge）互助会的会员。托兰描写的那个秘密团体，拒绝一切超自然的启示，而构成一个新宗教，这宗教与当时的哲学能吻合，而且也将神与宇宙结合在一起，也根本地将基督教所用在日历上的圣徒完全由思想及自由上的英雄来取代。那个团体也允许它的成员按着自己的方式崇拜神，只要在政治力的影响下，使人民的宗教狂热不致有所贻害就可以。
过了多年安适而多彩多姿的生活，托兰退休时又回到英格兰，靠着莫尔斯沃思爵士（Lord Molesworth）及哲士沙夫兹伯里的支持而免于冻饿。他虽担负着他人对他的书炽烈的批评（60年中52次），但他仍说哲学给了他“完全的宁静”，并且使他免除了对“死亡的恐惧”。1772年，当他52岁时，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侵袭，他写下他颇感骄傲的墓志铭：
约翰·托兰安息于此，生于……伦敦附近。精通十种以上的语言，从事多种不同的文学工作。是真理的斗士，是自由的捍卫者，不曾巴结及逢迎任何人。而所有的威胁及厄运也都没能影响他朝向目标的道路，在这道路上，他始终不渝，并将他自己的兴趣与对追求至善的心配合在一起，他的灵魂已与在天之父相结合。毫无疑问地，他愿意活到永远永远，然而，托兰将永不见于此世了……其余的事迹请参阅他的著作。
柯林斯更温和也更有技巧地说明了自然神论的原因。他颇有钱，在乡下及城里均有房子，不受饥饿的威胁，他是个很有礼貌，在性格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与他相知甚深的洛克，给他的信中说：“为真理而爱真理，是世上人类美德的一大部分，又是其他美德的苗圃，如果我没看错，你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有这种美德的了。”柯林斯1716年的《自由思想的讨论》（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替自然神论在当代被广泛地接受作了最佳的解释。
他将自由思想定义为：“利用人类的理解力，以致力于寻找任何见解、看法的意义，不论什么，都考虑到自然证物对该见解是支持或反对，然后，根据这些证物的有力或无力再下判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探究真理。”信条的繁芜，以及对《圣经》内容诸般不同的解说，使得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我们怎样决定何种解说为正确呢？我们非用武力才能解决吗？除了用理性及证据之外，我们怎能决定哪一本《圣经》的注疏可以信得过，哪一本我们又该弃之如伪书？仅仅是有关《新约》原文的批评，学者就已写出了3万多本，柯林斯一一加以评价，并且认为西蒙对《圣经》原文的批评最佳。
他又试图解释人们反对自由思想的原因：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自由地或无害地去思考根本的问题，这样的自由只会引起意见与教派的无休止分歧，而导致社会陷入混乱；自由思想在宗教中会引起无神论及道德上的淫逸。他以古希腊及当代的土耳其为例，说明社会秩序的维持必将损害到意见的自由及信仰的分歧，他否认自由思想会导致无神论，他赞成培根的意见并引用他的格言：若思想自由了，有一部分思想会使我们倾向无神论，但有更多的思想会使我们避免它。他继续说，无知加上表面的诚恳，“才是无神论的根本，自由思想倒是它的药石”。他又列出自由的思想家，“他们在每个时代中，都是最善良的人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普鲁塔克、瓦罗（Varro）、监察官卡托（Cato Censor）、尤提卡的卡托（Cato of Utica）、西塞罗、塞涅卡、所罗门、先知们（the Prophets）、奥利金、伊拉斯谟（Erasmus）、蒙泰涅、培根、霍布斯、弥尔顿、蒂洛森（Tillotson）、洛克，加上现在提及的托兰，也好比孔德（Comte）用在行事表上的那些实证主义的圣人一样。并且（柯林斯主张），可以列出另一批名单，那些人是自由思想的敌人，已借荣耀神的名义用野蛮而残酷的行为玷辱人性。
由各地教会及大学来的反应如雨点般地到来，因此，柯林斯作了一次巡回旅行。他停留在荷兰时可能受到了皮埃尔及斯宾诺莎影响，回到英国之后，他出了另一本书又掀起了一场风暴，书名为《人类自由的探讨》（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Liberty，1715年）。其中明显地充满了决定论的观念，柯林斯觉得他自己是没有自由意志下的自由思想家。9年之后，他的《论基督教的理性和基础》（Discourse on Grounds and Reas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引用使徒们以及巴斯加等人以《旧约》中的预言多半已实现作为基督教明证的基础，并且他又说那些预言与基督教及基督都无关。当时，就激起了35位神学家写了35篇宗教论文回答他，这场论战到1726年伏尔泰访英时仍继续不断，伏尔泰也以恶作剧的态度去欣赏它，并将这事传入法国，也将法国带入了怀疑的启蒙时代。
自然神论的运动在英国仍被人不断地推动着，诸如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廷德尔（Matthew Tindal）、托马斯·查布（Thomas Chubb）和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又下传经博林布鲁克以及哲士沙夫兹伯里，以至吉本及休谟。自然神论因被指为助长民主观念，所以不受统治阶级的欢迎，但它最直接的影响还是使当时的宗教信仰日趋没落。1711年，在坎特布里省开的英国教士会议中拟了一份正式的关于自然神论的报告，指出人民广泛的无信仰、不敬神，否认《圣经》的启发，视神迹如寓言，又嘲笑三一律，对不朽滥予怀疑，视教士为骗子。在18世纪初的英国“宗教沦为自然神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上，一帮有知识的英国人奋起为基督教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