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1647—1706）
这位“启蒙运动之父”是一个在比利牛斯山山脚弗瓦（Foix）公爵属地克拉（Carla）城服务的胡格诺派牧师的儿子。皮埃尔早先25年一直住在那儿，接受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加尔文教的熏陶。他是一个敏感而易动情的年轻人。他家人尽其能力所及送他到图卢兹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最优良的古典教育（1669年），他于是和他的老师们产生情感，很快地改信天主教，信得非常诚笃，以至于想叫他的父兄也改信宗教。他们对他很宽容，终于在17个月以后，他又回复双亲的信仰。然而此刻他已成为一个故态复萌的异教徒，时时有被罗马公教迫害的危险。他父亲为了保护他，乃将他送到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大学（Calvinist University of Geneva，1670年），指望他成为一个抗议教派的神职人员。然而，皮埃尔在那儿发现了笛卡儿的作品，于是开始对各类形式的基督教产生怀疑。
学业完成之后，他住在日内瓦、里昂、巴黎等处，当家庭教师过生活，后来跃升为色当（Sedan）地方胡格诺派神学院的哲学教授（1675年）。1681年，神学院被路易十四下令关闭，作为对付《南特诏书》之消耗战的一部分。皮埃尔逃亡到鹿特丹，在杰出书院（école Illustre）任历史与哲学教授以栖身。
他是那时代里，把荷兰共和国当成一个独立思想之避难所的许多流亡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人。
他的薪俸微薄，然而他却满足于过朴实的生活，只要他有机会接近书本就好了。他不曾结婚，宁可要图书馆而不要妻子。他并非是不在意女性的优雅与娇媚，有女子向他柔媚求爱时他也会衷心感激，然而他一生为头痛以及沮丧症（或说是忧郁症）所困，难怪他要迟疑，不愿使另一灵魂和他一起受束缚。但是他也会有尖酸刻薄的时候，有一回一位法籍耶稣会教士曼堡·路易斯（Maimbourg）在《加尔文教史》（History of Calvinism）一书中辩称天主教徒之所以改信新教是为了便于结婚，皮埃尔质问说那怎么可能，“因为还有什么十字架比婚姻的十字架更难背负”？
他在一部1682年出版的书信中评论缅因姆布尔格氏的书。他怀疑一个深信某一信仰的人是否能够写出真实公正的历史。对于一个称路易十四对付胡格诺派教徒的方法为“公平、温和、慈善”的史学家，我们怎能信任呢？从当时深受法人攻击的荷兰，他转向路易十四，问道：“国王有什么权利强迫人民接受他自己的信仰？假如他有此权利的话，那么罗马皇帝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迫害基督徒了。”皮埃尔认为良心才是人类信仰的惟一指导者。曼堡·路易斯从路易十四那儿弄来一道命令，下令行刑者焚毁法国可见的所有皮埃尔著作作为答复。
同年，皮埃尔出版第一部重要的著作——Pensées diverses sur la comé-te—即对于1660年横过天际之彗星的种种思索。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这颗尾巴似乎预言着世界大火的彗星所震慑了。只有在我们把自己置身于那时代的恐惧中的时候——当天主教与新教都将此种现象看做是神的警告，而且相信它们随时都可能为充满罪恶的地球带来神之威怒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人们当时看那彗星时的恐惧，也惟有如此，我们欣赏到皮埃尔言论的勇气与智慧。即如博学的弥尔顿新近也宣称“彗星从它可怕的毛发中震下灾疫与战争”。皮埃尔根据他对新近天文学研究的讨论（1682年的哈雷彗星尚未出现）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彗星依一定的法则横过天际，与人类的祸福毫不相干。他慨叹人类对迷信的执迷不悟。“愿意找寻众人之谬误者便不会被灭绝”，他驳斥所有《新约》以外的神迹（若非有此例外，他的书就不可能在荷兰出版）。“在完整的哲学当中，自然不过是上帝依其自定法则而行动。因此自然之手与神迹一样是神力的表现，即如有一力量大如神迹，要以此依照自然的世代法则来创造一个人，亦如要人死而复生一般困难。”
皮埃尔勇敢地涉及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自然伦理是否可能存在？道德标准在除去超自然信仰的支持后是否能维持下去？无神论是否会败坏道德？皮埃尔说，假如是的话，则从迷漫欧洲的罪行、贪污、不道德中，我们得下结论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秘密的无神论，犹太教徒、回教徒、基督徒以及异教徒在信仰上有所不同，但在行为上却相同。表面上的宗教信仰（以及一般思想）对行为绝少有影响，此乃由于欲望及狂热要比信仰强烈之故。基督教的教条对欧洲人的勇敢观念和荣誉感有些什么影响？这些概念对那些毫不迟疑对侮辱、伤害加以报复的人，以及在战争中得胜，发明无数武器以助攻伐更厉害、更可怕的人赞扬有加，“异教徒乃从我们手中学会使用更佳武器”。皮埃尔下结论说，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其道德不会比一基督社会差。使我们安分守己的，并非是对地狱那种虚渺、不确定的恐惧，而是对警察、法律、社会人士之指责、耻辱以及吊问者的恐惧，除了这些世俗的约束之外，便是一团混乱，将这些保留下来，无神论社会便能存在，的确，此一社会上也可能有具高度荣誉感的人以及贞节的妇女。我们在古代中也可以发现此类典型的无神论者，例如伊壁鸠鲁以及两位普林尼（Pliny），以及近代的麦可·罗匹得（Miehel de I'Hǒpital）和斯宾诺莎（皮埃尔未涉及平常人的道德在法律无宗教辅助时是否会更糟的问题）。
这篇有关彗星的文章以隐名出版。皮埃尔在出版当时最主要的期刊之一《文学界新闻》（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时也同样地小心防范。该刊第一期页数达104页，1684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份杂志有志于把所有在文学、科学、哲学、学术、探险、历史学上的重大发展报告给读者。就我们所知，皮埃尔一月接连一月包办所有内容，为时有3年之久；我们可以想像得到此期间所包含的勤奋。1685年他鼓起勇气承认自己是作者。两年后健康崩溃，乃将主编的责任交予别人。
同时，皮埃尔的家人却成了法国迫害胡格诺教徒的牺牲者。直接或间接地，由于龙骑兵的影响，他的母亲在1681年去世，父亲亦在1685年去世，同年他的一位兄弟被囚禁，不堪虐待而死去。6天以后（10月18日），《南特诏书》被取消，皮埃尔深为此发展所震惊。就像伏尔泰一样，他除了笔之外没有别的武器。1686年，他以一篇宗教宽容经典之作，向他的迫害者提出挑战。
他称之为Commentaire philosophique sur ces paroles de Jésus-Christ：Contrains-les d'entrer（对基督所说“强迫他们进来”这些话的哲学评论）。宗教迫害者声称他们在一则基督所讲的寓言中找到上帝所予的行动许可，寓言说有一个人在见到一位他所邀的客人未赴宴之后，对他的仆人说：“快到市内街头里巷间去，将穷人、残废者、跛子、瞎子都带来……强迫他们进来，好让我的房屋装满人。”皮埃尔可以轻易地说明这些话与强迫统一宗教信仰一事并无任何关联。相反，当时欲强使信仰趋于统一的企图使半个欧洲生灵涂炭，宗教派别分歧状况使任何一教均无足够的力量实施禁教。再说，我们之中有谁能确信自己拥有真理，可以伤害有歧见的人？皮埃尔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行为、基督教徒对非基督教徒的迫害行为都一并加以声讨。他和洛克不相同，他主张把信仰自由扩展到犹太人、回教徒以及自由思想家身上。然而他却忘了自己所说的无神论者和基督徒同样是好公民的话，而提议对不信天命以及惩恶之自然神的人不应施以宽容。这些不畏上帝而做伪证者会使法律难以施行。至于其余的，则惟有不宽容才不应被宽容。一个新教徒国家对于自以为拥有惟一真信仰，因而保卫不宽容的天主教的兴起是否应该宽容？皮埃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徒“应当被剥夺作恶的力量……但我决不赞成他们个人受到侮辱，也不赞成去干涉他们信仰其宗教及享受其财产，亦不赞成在他们诉诸法律时对其施以不平等待遇”。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对这一宽容计划都甚不以为然。皮埃尔在色当的友人和同事皮埃尔·朱利厄（Pierre Jurieu）那时已是鹿特丹的加尔文教公理会的牧师，他在一篇题为《宗教上两统治者——“良心及王侯的权利”》（The Rights of the Two Sovereigns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the Conscience and the Prince，1687年）的文章中攻击皮埃尔。朱利厄主张击毁漠视宗教的教条以及一本称为《一个哲学评论》（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书中的普遍宽容。他同意教皇们的说法，认为一个统治者有权击毁一种假宗教，此外他更为宽容犹太人、回教徒、索西奴斯教徒（Socinians）、异教徒的说法所震惊。1691年，朱利厄向鹿特丹的市政首领们提出请愿，要求开除皮埃尔的教授籍，他们拒绝如此做。但是1693年的选举更换了政府人事，朱利厄再度从事攻击，控诉皮埃尔是无神论者，终于皮埃尔被开除了。“上帝使我们免于新教徒的宗教裁判，”这位哲学家说，“五六年之后，情况会变得更可怕，那时候人们就会期望罗马人再回来了。”
皮埃尔很快地恢复他的洞察力与好性情，使自己适应当时的环境。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工作时间都集中在已着手的划时代之《字典》的编纂，对他来说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他使自己习惯于依赖积蓄以及一些出版商的酬金过活的日子。他接受法国驻荷兰大使以及3位英国伯爵的资助，但是却婉拒沙夫兹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rewsbury）200先令的赞助费，要求把《字典》献给他。他有些朋友，但是很少娱乐，“一般消遣、游戏、乡间小游……以及其他娱乐都不是我的正事。我不花时间在那上面，也不在家务上费心，从不刻意追求喜好的事物……我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里发现甜美与安详，那便是我的快乐……我要对自己及缪斯女神欢唱”。
如此他便静静地待在屋子里，每天工作14小时，一页积一页地写那部日后将成为启蒙运动之源泉的书，那两部2600页的巨大对开本书籍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他称它们为《历史与批判字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它们不是字汇的累积，而是对于历史、地理、神学、道德、文学、哲学上之人名、地名、思想的研究。当他把最后的试印本送给印刷者的时候，他叫道：“Iacta est alea！”（骰子已掷下去了！）这是一个生命与自由的大赌注，因为那本书比同世纪其他书里含有更多异端思想，甚至比它的孙辈作品，亦即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皮埃尔起初只带着一个有限的目的，也就是从正统天主教的观点为路易·莫雷里（Louis Moréri）于1674年出版的《历史大字典》（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做修订辑补的工作，然而随着工作的进行，他的目标也随之扩大。他从未敢让他的书做到巨细靡遗，不知为不知，因此也没有讨论西塞罗、培根、蒙泰涅、伽利略、贺拉斯、尼罗、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文字，科学与艺术多被忽略。另一方面，它却包含有一些关于鲜为人知者如阿吉巴（Akiba）、乌列尔·阿科斯塔（Uriel Acosta）以及伊萨克·阿夫拉瓦内尔（Isaac Abra-banel）的文章。所占篇幅多寡亦不依其历史重要性，而是随皮埃尔的兴趣而定。因此在莫雷里书中占及一页的伊拉斯谟，在皮埃尔的书中却占了15页，阿贝拉尔（Abélard）也占去18页。编排按照字母顺序，类似犹太法典（semi-Talmudic）式，重要的事实在正文中，但在许多地方，皮埃尔往往附上一个小注，在那里做“零碎的证明和讨论……有时还有一连串的哲学思索”。他就是用这种编排把异端思想瞒过众人耳目。他在空白处标明出处，这些都显示出一个人在一生中几难达到的阅读、研究深度。有些注里含有不雅的掌故。皮埃尔希望如此可以增加销路，但是无疑地他在私底下则引以为乐。读者们很欣赏他那遒劲潇洒尖酸的风格，巧妙地暴露时下信仰的弱点，以及不经意的加尔文正统口吻。第一版的4000册在4个月中即已售罄。
皮埃尔的方法是检点权威，搜寻出事实，阐明对立或矛盾的道德，按理求得结论，然后，假如这些有害正统，即虔诚地引用《圣经》及信仰来驳斥它们。朱利厄生气地质问说：“对皮埃尔认为牢不可破的反对理论，人们难道就没信心来驳斥吗？”此外，字典编排亦不好，有些重要的讨论出现在琐碎的题目或不切题的标题下。“我没办法老是思索同一问题，我太喜好改变。我经常逸出题外，跳到令人摸不清出处的地方去。”大多数时候，他的口气是斯文有礼、谦逊、无教条意味而风趣的，然而有的时候，皮埃尔却变得尖酸刻薄。在论奥古斯丁的文第内，对这位伟大的加尔文教徒的历史坚贞、深沉的哲学以及宗教不宽容不给予丝毫假借。皮埃尔宣称他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但他圆滑地指出，要不是它有如此杰出的作者，他绝不会相信其中的一些奇迹故事。他把异教徒的传奇故事——即海克力斯（Hercules）被一只鲸鱼所吞食的故事，与《圣经》中类似的故事编排在一起，好让读者们去思索为何一个故事会被接受，而另一个故事却要遭到排斥。他在他最著名的文章内重述大卫王的屠杀、险诈及奸淫故事，让读者去思索为何这么一个戴了皇冠的流氓，居然会被基督徒推崇为基督的祖先。他发觉要接受约拿和鲸鱼的故事还容易些，但是要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却难多了。一位全能的主怎可能在已预知他们会使全人类蒙上“原罪”之耻并使他们受千百灾难的情况下创造出他们？
人假如是至善、至圣与全能的生灵，他会生病、会受寒暑、饥渴、苦痛与悲伤的打击吗？他会有这么多劣根性吗？他会犯这么多罪吗？至圣会塑造犯人吗？至善会制造不快乐的人吗？全能，加上无疆之善难道不会为它们自己的产品添置足够的好东西，使他们不至于受恶事所害吗？
《创世纪》中的上帝要不是残酷的神，便是神力有限。皮埃尔以极富同情的态度与有力之笔阐示摩尼教（Monichean）的二神观念：一为善神，一为恶神，两相争夺以控制人类。既然“拥教皇者（the Papist）以及新教徒都同意鲜有人能逃避天惩”，如此看来则恶神似正赢得对基督之战，而且他的胜利是永远的，因为神学家已向我们保证说，地狱难逃。既然有，或者说将有比在天堂更多的人在地狱，而且那些在地狱的人“永远咒骂上帝，则恨上帝的人就会比爱上帝的人更多了”。皮埃尔恶意地归结说：“我们在订下崇荣信仰、诋毁理性的学理之前，不应与摩尼教徒互相攻伐。”
论皮洛（Pyrrho）的文第中，显示出他对“三位一体”的怀疑。因为“与第三者没有分别的事物，彼此也不应有分别”。至于变质说，则因“物质的形态”“不能脱离其所缘饰之事物的本质而存在”——因此面包与酒的外表便不能改变。至于所有继承亚当与夏娃之罪过的人们，则“一个不存在的生灵，不可能是坏事的共谋者”。这些疑点由他安排从他人口中说出，他自己却仍立在信仰这边驳斥那些言论。皮埃尔引述说：“不虔敬的人妄称宗教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统治者借以维持子民忠诚的东西。”在论斯宾诺莎的文章里，他离题攻击这位犹太泛神论者，说他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必定也发现他（斯宾诺莎）有吸引人之处，因为这篇文章是他的“字典”中最长的一篇。皮埃尔向神学家们重提保证说，他在文章里所表示的怀疑绝不会摧毁原教——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愚夫愚妇们所能了解的。
法盖（Emile Faguet）认为皮埃尔是“无可怀疑的无神论者”，但其实称他是怀疑论者，同时记住他对怀疑主义也有怀疑才恰当些。既然次层的感觉官能多是主观的，客观的世界与显示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应大大有别。“事物的绝对性质不为我们所知，我们仅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在2600页的推理中，他承认推理的弱点；一如它所依赖的感官一样，它也会欺骗我们，因为它经常会被狂热的情绪所蒙蔽。决定我们行动的，是欲望和狂热的情绪，不是理性。
怀疑的理由本身也值得怀疑；因此一个人得怀疑他是否应该怀疑。多糟啊！对心灵是何等的折磨……我们的理性便是通向流浪之途，因为它在展现最微妙的功用时，同时也把我们掷进了深渊……人类的理性正是毁灭的原理，而不是启迪的原理，它只适于引起怀疑，然后便千方百计地去延续争论。
因此皮埃尔劝告哲学家们不要给予哲学过高的评价，同时他建议所有的改革家不要期望过多的改革。因为既然人性在各时代中总是一样的，它仍然会继续以其贪婪、好斗与情欲等本性，而造成扰乱社会的问题，使乌托邦的理想夭折。人类不会从历史上得到教训，每一时代的人们都表现了同样的情欲、妄想与罪行，因此民主愈彻底，错误也更大。让那些忙碌、没有知识、易冲动的群众选择统治者和政策，等于是国家的自杀。即使是在民主的外表之下，某种程度的君政亦是需要的。进步也是一种妄想，我们错把运动当进步，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可能只是前后摇摆而已。我们充其量只能希望有这么一个政府，它虽然为贪污与不完美的人所掌，但是却能给我们法律与秩序，好让我们安全地培植我们的园地，静静地追寻我们的学问与嗜好。
皮埃尔在他剩余的9年中却不曾获得这份宁静。当他的读者们读完他那些奔放豪迈的文第后，一股愤恨之潮汹涌而起。鹿特丹华隆教会（the Wallon church）的宗教会议召令皮埃尔前去，以教会里一分子的身份出庭，并且还控诉他的《字典》含有“不道德词语及问题，以及许多淫秽的引文”，在论无神论、伊壁鸠鲁的文字中有冒犯性的字眼，特别是包含有最难接受的文章论大卫、皮洛与摩尼教徒。皮埃尔答应说他“要对摩尼教义再做深思”，且假如他“寻得任何答案或者庭上牧师们愿意告诉他一些”，他“将会乐于为它们做最好的安排”。朱利厄盛怒不减，再度攻击他，于1706年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文字《被控诉、攻击、定罪了的鹿特丹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Rotterdam Accused，Attacked，and Convicted）。
皮埃尔在那文章再版后健康崩溃，和斯宾诺莎一样患了肺病。这些年里，他一直咳嗽，时发高烧，因头疼而变得沮丧。他心知病治不好，乃向死亡束手，于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夜以继日地为他的批评者作答辩。1706年12月27日，他把稿子送给印刷者。次日早晨，他的友人发现他已逝于榻上。
他的影响弥漫18世纪。他的《字典》一再重印，与成千精神反叛者的内心戚戚共鸣。到1750年为止法文已发行9版，英文3版，德文1版。鹿特丹的崇拜者为他竖了一尊铜像，和伊拉斯谟并列。他们又诱说出版商印行《论大卫》的原稿。在他去世的10年之间，学生们在巴黎马扎然图书馆（Mazarin Library）排长龙等候阅览《字典》。我们检视一下法国的私立图书馆，可以发现这本书比其他的书为更多的地方所收藏。几乎每一位有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受到他的影响。莱布尼兹的《神义论》（Theodicy）一书大部分便是用来回答皮埃尔的。莱辛的心灵之解放，以及他为宗教宽容所作的辩论，都源自皮埃尔。腓特烈大帝最初也许是从皮埃尔处得到他的怀疑主义，而不是得自伏尔泰，他称该《字典》为“理智的日祈书”，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4部，同时又督导发行一种节缩为两册的较便宜版本，以吸引更广大的读者。沙夫兹伯里和洛克较少受皮埃尔的影响，他们两人都在荷兰和他相识，洛克的《宽容论》（Epistola de Tolerantia，1689年）是照皮埃尔的《评论》（Commentaire，1686年）的方式写作的。
然而皮埃尔的大影响当然是针对启蒙运动哲士们的，他们幼年时所赖以哺育的便是《字典》，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拿亚洲作比较，以批评欧洲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技巧可能都是学自皮埃尔。一如法盖所下的判断云：1751年的《百科全书》不“仅仅是皮埃尔《字典》的修订、校正、稍增后的版本”，实际上它的许多立论基础和启发性的观念，都是从那两册来的。该书论宽容的文章还似乎过于慷慨地指出，向读者指出说皮埃尔的《评论》已“穷尽了这个题目”。狄德罗一本其坦诚胸怀，承认他的受惠，而敬称皮埃尔为“古今人物中最可敬畏的怀疑主义斗士”。伏尔泰是皮埃尔的学生，而具有更健康的胸肺、更大的能力、更长寿、更富有、更充满机智。百科全书派的哲士们正是皮埃尔的回响。这只费尼（Ferney）猴子常常和皮埃尔意见相左，例如：伏尔泰认为宗教助长了道德，假如皮埃尔有五六百农民治理，他一定毫不迟疑地为他们立一惩恶劝善的上帝；他认为皮埃尔是“曾有著作者之中最伟大的说理辩证家”，总括来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是皮埃尔的爆发性拓展。随着霍布斯、斯宾诺莎、皮埃尔、丰特内勒，17世纪展开了一场基督教和哲学间历久艰苦的战斗，带来了巴士底狱的崩溃以及一场理性女神的飨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