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哲学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两人的性格和思想有天壤之别。前者是个孤独的犹太人，为犹太教所不容，又不愿接受基督教，穷困地住在一个小阁楼里，只完成了两部书，慢慢地发展出一套大胆独创、离弃一切宗教的哲学，44岁就因肺病而死亡。后者则是一个通晓世故的德国人，忙着周旋于政治人物和宫廷之间，足迹几乎遍及整个西欧，且接触到有关俄国和中国的知识，同时接受新教与旧教，欣然接受并利用了许多思想体系，写了50篇左右的论文，极度乐观地拥抱上帝和这个世界，足足活了70岁，和前者惟一相同之处，是死后葬礼的冷清。就在同一个时代里，世上出现了近代哲学里的两个极端。
在我们谈论此人如镶嵌细工一般多彩多姿的一切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些对德国作出比较次要的贡献的人物。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于1632年开始其职业生涯，与斯宾诺莎、洛克同年。他先在莱比锡和耶拿（Jena）读书，后来前往哥本哈根，在一个瑞典外交官家里当教师。当瑞典向丹麦宣战时，他与该外交官一起被捕。为了排遣烦闷，他在狱里便构想了一套国际法。获释之后他搬到莱顿去，在那里出版了狱中所作，是为《宇内法义》（Elementa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1661年）。此书极得巴拉丁选侯查尔斯·路易斯（Charles Louis of Palatinate，后来邀请斯宾诺莎的同一个人）之赞赏，这位选侯于是召他到海德堡去，为他开办了一个自然与国际法讲座——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讲座。在此普芬多夫写了一篇关于日耳曼国家的专论《日耳曼帝国地位至上》（De Statu Imperii Germanici，Liber Unus，1669年），此文因攻击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帝而震怒了利奥波德一世。普氏于是出走到了瑞典，任教伦特（Lund）大学（1670年），并在此出版了他的杰作《自然法与国际法》（De Iure Naturae et Gentium，1672年）。普芬多夫企图调和霍布斯和格劳秀斯，他不把“自然律”认同为“任何一者对抗所有他者之斗争”（war of each against all），而却把它认同为“正确理性”的指导（the dictates of“right reason”）。他把“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属于所有理性生物所有的权利）扩展到包括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在内，并且辩称国际法不仅在基督教国度里有效，即在他们与“异教徒”的关系上也同等有效。他早在卢梭之前几乎一世纪，便宣称国家的意志是，而且应该是其成员意志之总和。不过他却又认为把奴隶制度当做减少乞丐、浪人和窃贼的方法之一是值得称道的。
有些瑞典传教士认为这些理论太不重视上帝和《圣经》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了，他们便促请把普芬多夫遣回日耳曼。但是查理十一却把他召到斯德哥尔摩去，让他做皇帝史官。普氏便写了一部国王的传记和一部瑞典史作为回报。1687年，普芬多夫也许是有意于旅行，便写了一篇关于《基督教与（日常）一般生活之关系的论文》（De Habitu Christianae Religion ad Vitam Civilem），题献给勃兰登堡大选侯，文中力主容忍。他很快便奉召到了柏林，在此做了腓特烈·威廉的史官，受封为男爵，于1694年逝世。此后半个世纪里，他的著作在新教欧洲里一直是政治法律哲学方面的权威，它们对社会关系的实际的分析有助于削弱君权神授理论。
对人类事务加以神学的解释的情形已渐走下坡路，这在贝克尔（Balthasar Bekker）和托马修斯两人的事业里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贝克尔是一个荷兰传教士，在弗里斯兰（Friesland）传教，他的信仰因笛卡儿而产生了动摇，他于是主张把理性引用到《圣经》上。他把《圣经》里的魔鬼解释为一般的惑障或隐喻；追溯了“撒旦”观念在基督教之前的历史，认为这个观念是窜改基督教教义的，并总结说魔鬼只是一种神话而已。于是他在一篇荷兰文的宣言《中了魔的世界》（De Betooverte Wereld，1691年）里把魔鬼剔了出去。教会乃对贝克尔大肆抨击，因为教会方面觉得对魔鬼的恐惧乃是智慧之始。魔鬼在声望上虽有所失，在信众方面却不受影响。
托马修斯继续了这场斗争。他一方面固然仍旧接受《圣经》为通往宗教和解脱的明灯，另一方面却想要遵循理性的法则，只相信有证据的事，并且鼓吹宗教上的宽容。他在莱比锡当自然法的教授时（16841690年），由于见解、方法和语言上的独创而开罪了执事和教团方面。对于当时的一些迷信他报以德国人强力的一笑；他和贝克尔一样认为应把魔鬼从宗教里剔出去；他公开指责巫术信仰是一种可耻的无知，而认为“巫婆”的迫害是一种残暴的罪行。由于他的影响，巫术案在德国乃告结束。使得事情更糟的是他不用拉丁语而改用德语教学生，致使教学的尊严丧失了大半。1688年他开始出版一种定期的关于书籍和思想意见的评论，我们本应称之为第一种严肃的德文期刊，但是它深入浅出寄学术于幽默，并自称为“对各种各样愉快而有用的书籍和问题的诙谐而真诚、理智而傻气的想法”（Scherzhafte und ernsthafte，vernünftige und einföltige Gedanken ber allerhandlustige und nützliche bücher und Fragen）。他支持虔信派信徒反对正统僧侣，支持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信徒之间的通婚，这大大地震惊了当权者，于是他们禁止他写作或讲演，最后并下令逮捕他（1690年）。他逃到了柏林，选侯腓特烈三世让他在哈勒有了一个教授的位子。他参加了那边组织大学的工作，并很快地使它成了日耳曼最有生气的知识中心。1709年莱比锡方面邀请他回去，他拒绝了。他在哈勒留了34年，直到去世。他开创了德国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产生了莱辛和腓特烈大帝。
有一些狂热者把他俩的革新推展到了无神论的极端。荷尔斯泰因的克努岑（Matthias Knutzen）排斥了所有的迷信（insuper deum negamus）——我们最最否认上帝。他主张用一种实证主义的“人文宗教”来替代基督教的教堂和它的教士——远为孔德的先驱——并把道德纯然建立在自然主义的良知教育上（1674年）。他宣称有信徒700人，这也许是夸大之词。不过，我们可看出，自1662年至1713年之间，在德国至少出版了22部以传播或驳斥无神论为目的的作品。
莱布尼兹深痛于这个“明显的自由思想者的胜利”，他在1700年左右时写道：“我们这时代，许多人对天启……或神迹根本没有多少尊敬。”1715年时他又说：“自然宗教变得衰微多了。许多人主张说灵魂是肉体性的；另外一些人则说上帝本身便是肉体性的。洛克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怀疑灵魂是非物质性的，非自然消灭的。”莱布尼兹本人的信仰并不坚定；但是身为一个周旋于上流社交场合及其宫廷间的人物，他倒想知道这与日俱长的理性主义将止于何处，将对教会、道德和君王造成何种影响。这些理性主义者是否能如愿以偿呢？是否为了子孙的健康，祖先的信仰将被解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