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1714—1756）
苏格兰的命运和爱尔兰的命运何以大不相同？
第一，苏格兰从未被人征服过；相反，它曾给英格兰人一位苏格兰籍的国王。它的高地民族首领仍然未被征服，他们提供了一再领导苏格兰侵略英格兰的战斗部队。它的低地家系是盎格鲁撒克逊族，基本和英格兰人是同一个血统。它的土地仍然在勇敢的当地人民手中。它的宗教和英国国教一样，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产物，不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同时它团结而非分化了整个民族。在合并法案（1707年）之后，苏格兰根据人口的比例分享目前不列颠——也就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国会的议席。它接受来自伦敦的统治，不过这只是在勒索商业让步使苏格兰人致富之后。苏格兰的每一个教区都设法为其子弟设立一所学校，同时有4所大学提供当时不列颠群岛最好的高等教育。在18世纪里，这种教育活动兴盛成为“苏格兰的启蒙运动”（“Scotland Enlightenment”）——休谟、哈奇森（Hutcheson）、里德（Reid）、罗伯逊（Robertson）、亚当·斯密——因而带动英国人的心灵向前迈进。
然而，那个辉煌的成就必须付出艰辛，在合并的果实成熟之前，业已渡过了50年的光阴。1714年的苏格兰在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的，在城市之外，每一个地区都由一位高高在上的贵族通过属下的地主治理，土地由忠心耿耿而目不识丁的佃农耕作。但是现在和英格兰的政治合并迅速地破坏了那种结构。贵族支配着苏格兰的国会；当那个国会解散时，不列颠国会的苏格兰籍议员发现他们置身在一个贸易、工业的影响力和土地的势力互争长短的环境中；他们采纳了英格兰的观念和技术；到了1750年，苏格兰的制造商和商人开始向阿盖尔、阿瑟、汉密尔顿和马尔诸家族的全国领导阶层挑战。1745年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事变是苏格兰封建势力闪出的最后一次火花，当它失败之后，苏格兰的经济生命与英格兰的经济合而为一，中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开始。这个合并使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放给苏格兰人。1718年，第一艘苏格兰船只自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不久之后，苏格兰商人变得到处都是。农业技术和都市卫生有了改进。死亡率降低，人口由1700年的100万人增至18世纪结束时的165.2万人。拥有5万居民的爱丁堡，1751年成了大不列颠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和布里斯托。
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Kirk）仍然近乎狂热地效忠加尔文教派的神学。每个星期日，人们步行——有时有两三英里路——到毫无装饰的教堂，聆听几个小时强调宿命论和地狱恐怖的讲道和祈祷。《圣经》是每个苏格兰家庭每天的精神食粮。迟至1763年，休谟以戏谑夸张的口吻估计道，苏格兰境内每个男、女、老、幼都有两本《圣经》。传教士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诚挚而虔敬感人，他们生活俭朴，他们的言传身教加强了苏格兰人特有的坚定和诚笃。每一个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严格地监视教区民众的言行，他们分别对赌咒、诽谤、争吵、巫术、乱伦、通奸、任何不守安息日规定、任何违背他们严厉教规的行为加以处罚。牧师们谴责跳舞、婚宴和看戏。他们仍然对巫术举行审判，虽然由于巫术而处死的情形已越来越难得一见。1727年，一对母女就因为这样的罪名被判罪；女儿逃了，但是母亲被烧死在柏油筒里。当不列颠国会废除规定巫术处死的法律（1736年）时，苏格兰的长老教会抨击这项行动违反《圣经》的昭然戒律。
与此同时，长老教会学校由教区维持，“城镇学校”由城镇维持，培育准备升大学的学生。各个阶层渴望求知的年轻人来到爱丁堡、阿伯丁（Aberdeen）、圣安德鲁（St.Andrews）和格拉斯哥。他们来自农村和工厂，以及地主的大厦和贵族官邸。一种求知的热诚激发他们，他们忍受了求知过程中任何的艰难。他们有许多住在寒冷的阁楼里，以定期由父亲农庄运来的一袋燕麦片作为他们的主食。教授们也都清心寡欲，难得谁一年有60英镑以上的收入。在大学里神学为课程的核心，比教区学校几无不及；但同时也教古典文学，还有一点科学的课程；苏格兰人的心灵接触到了欧洲的世俗思想。在格拉斯哥教伦理学（1729—1746年）的哈奇森，撇开教义的讨论不提，将他的伦理学建基于自然的基础上。学生和教授都变得带有雅利安族（Arian）异端邪说的色彩——基督虽然神圣，却不能与天父相等或同样永恒。一位苏格兰作者曾在1714年提道：“霍布斯（Hobbes）和斯宾诺莎（Spinoza）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和学生中间大受欢迎。”少数陶醉于解放的年轻人组织了俱乐部——“硫黄社”、“地狱火”、“龙骑兵”——自豪地宣扬无神论，或许他们已和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不满分子混在一起。因为除了那些和英格兰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商人阶级之外，苏格兰仍然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记忆激动不已，并且梦想詹姆斯三世或他的儿子再度领导苏格兰人越过边界，使苏格兰王朝坐上不列颠王位这一时刻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