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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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征服阿拉伯人的埃及后(1517年),即将其统治权分给帕夏和总督。自1250年就开始统治埃及的梅美卢可斯(Mamelukes,译按:埃及的军人阶级,本为奴隶,1250年篡夺政权,一直统治至1517年,此后直至1811年为梅美·阿利[Mehemet Ali]所屠杀或放逐为止,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仍然保留有地方上的权力,而身兼分裂的12行省省长。帕夏迷恋于奢侈的浮华生活,因此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省长却训练军队,使军队效忠他个人。不久他们更威胁到不受人民爱戴的总督的权威。在这些地方统治者中,阿利省长实力最为雄厚。阿利在孩提时代,曾是被贩卖的奴隶。1766年,他罢黜帕夏。1769年,他宣布埃及独立。当时为胜利冲昏了头的他,带领他的梅美卢可斯军队征服阿尔巴尼亚,攻克麦加,并且成为埃及的苏丹和两海(地中海和红海)的可汗。1771年,他派阿布尔·阿哈哈伯(Abul-Ahahab)带着3万士卒,去征服叙利亚。阿布尔·阿哈哈伯在目标达成后却倒了戈,与土耳其政府联盟,班师南归埃及。阿利逃到阿卡(Acre,今以色列西部一个海港),另组军队,和阿布尔·阿哈哈伯及土耳其军队会战,结果他负重伤、溃败、被俘,不到一周即死亡(1773年)。埃及又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

虽然不时有权力斗争和人种屠杀的梦魇场面,但是商船和贸易商队,工艺工业,尼罗河海岸定期泛滥,以及努力耕耘的奴隶劳工等,却一直带给埃及繁荣的经济力量,而其利润全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由于先天继承或幕后背景的原因,这些人都具有能力或地位。劳工、丰富的地产和海洋像是在供养着城市,其中尤以两大城最为突出:亚历山大城是18世纪世界最大的港口,开罗则为人口最旺的首都。街道都很窄,为的是遮挡阳光,雕着花边的窗户和阳台把街道点缀得多彩多姿。躲在深闺中的妇女们,从窗子里或阳台上,可以望见她们未曾见过的底下世界。较为宽大的街道上,则充斥着喧嚷的手工艺品叫卖声,象征着对资本主义和机器生产方式的排斥。在回教世界里,每一种工业都是艺术,产品的重要性在其质地优良而不在其数量众多,贫苦阶级替富有阶级制造精美物品,但是他们从不出卖他们的尊荣。

300个回教寺院是带给开罗贫苦大众的一线希望。寺院里随处可见巨大的圆顶、深荫的回廊和庄严的尖塔。其中一座叫做艾尔·阿扎尔(El Azhar)的寺院是回教大学的前身。两三千名学生,其东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其西有来自摩洛哥的,聚在一起修习《可兰经》文法、修辞、神学、伦理学和法律。大学毕业生即是学者团,或是乌勒玛(Ulema,译按:回教之学者或者在宗教、法律上的权威人士),教师和法官皆出于此。这一个团体在宗教、道德和政治上是一种有力的正统力量。

由于道德世代相传,所以很少改变。少女的青春期来得比北方还早,很多人12岁或13岁结婚,有些甚至于10岁就结婚,等到16岁才结婚被认为有失体面。回教法律允许多妻制,但是只有富人才有这个能力。淫妇之夫将犯淫乱罪的妻子处死,不但是于法有据,而且也受到舆论的支持。伊斯兰教神学如同基督教神学一样,认为妇人是罪恶之源,唯有令她绝对顺从才能控制这一罪恶。孩子们在妇女的纪律管教下长大。他们要学会爱母亲,学会敬畏父亲,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发展成自制和谦逊的性格。各阶层人士都谦恭有礼,带有某些安逸优雅的动作,这或许是学自妇人们。而妇人们之所以如此,大概由于她们常常头顶物品而自然养成这种动作。社会风尚不容有急促匆忙的举止行径,同时也禁止怠惰懒散。

多妻制并不能使娼妓绝迹,因为娼妓带给人们刺激和兴奋,这在家居长久的日子中,是比较不容易有的。埃及的娼妓善于跳色情舞,在一些古老的纪念物上可看出这一诱人的情景。每一大城市都将某一特别地域划归为娼妓的风化区,以便让她们卖弄风情而无须顾忌到法律。擅长于色情舞的埃及女人如同一般文明社会的舞女,在众多男客面前从事表演,全身颤动扭摆。在某些场合中,埃及女人也能观赏这类节目。

音乐既能用以示爱,又能用以激发战斗力。不管作何种用途,它都能激起攻击精神和慰解失败的心灵。职业性乐师,不管是男是女,都能从事娱乐表演。莱恩(Edward Lane)在1833年称赞道:“我曾经在开罗聆听最受欢迎的乐师演奏,对于他们歌曲的欣赏超过其他任何我所听过的音乐。”凯门(Kemengeh)是最受喜爱的乐器,它是一种小型的提琴,共鸣箱由椰子壳制成,上中段微开,上面覆盖紧绷着的鱼皮,另外还加上两条马鬃制的弦。演奏者盘腿而坐,将乐器的尖端置于地,然后就在弦上拉起白杨和马鬃做成的弓来。此外,也有些艺师盘腿而坐,将叫做查奴恩(Chanoon)的大古琴(译按:形扁,有30至40条弦,用拨子或手指弹奏)搁在脚上,而以套在食指上的角形物拨弦弹奏。古代的琵琶,已形同吉他一样。以这些乐器再加上笛子、曼陀林和羯鼓,随时都可组成一支管弦乐团,其旋律比现在风行西方的原始音乐,还要适合文明风味。

“野蛮国”或者说一般认为是野蛮的北非回教地域——的黎波里、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海盗船的私掠行为,或暗杀其省长或总督的行为手段,登上18世纪的历史舞台。这些政府每逢节日盛会都向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进贡一些礼物,而维持其实际上的独立状况。居民主要以农民或海盗为主。用来赎回为海盗所俘的基督教徒的赎金是国家相当重要的收入。然而海盗头子和私掠船长却大多数是基督教人士。工艺时兴时废,但是摩洛哥的建筑匠们,仍保有相当的技巧,运用光芒四射的蓝色和绿色的瓦来装饰宫殿寺庙,这使宏伟的巴勃·曼梭(Bab-Mansur)显得辉煌无比。巴勃·曼梭就坐落在摩洛哥当时苏丹所在地梅克内斯(Meknes)内,它是17世纪穆莱·伊斯梅尔(Mulai Ismail)王朝恢宏而巍峨的宫殿寺院,1732年曾加建了大门。穆莱·伊斯梅尔在位55年间(1672—1727年),建立了秩序,繁衍了无数的儿女,他心想以这一伟大的成就,他应有资格娶路易十四的女儿为他的爱妾了。虽然要我们欣赏与我们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非常困难,但是若注意到摩洛哥游客在旅游欧洲归来后惊呼“回到文明来是多么安适啊”这一段话,则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文明,也可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回教的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是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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