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旅居意大利（1786—1788）
歌德化名为穆勒（M.Jean-Philippe Möller）前往意大利旅游，因为他怕盛名之累。这年他37岁，却较之年轻人更具英气，也更具学养，对意大利的历史与艺术也有些认识。9月18日，在致赫尔德的信中说：“我希望在回去时也是全然再生之人。”给奥古斯都公爵的信：“我希望带回去的是完全洁净的、更充实的身心。”在致友人的《意国鳞爪》中，记载着意大利生活的种种特色。他并借用一则古老的题词“也在古廊里”为之序。在其他的记载里，我们也可看出他对地中海的阳光是多么的满意，在进入意大利时，他嚷着：“我又相信上帝的存在了！”他也爱意国的风土人情，喜欢他们的坦诚，生活的自然，谈吐的热情与风趣。由于他既是诗人又是饱学之士，他对气象的殊异、地质的形成、矿石以及各种动植物多有观察，他甚至喜欢在岩石上跳跃的蜥蜴。
由于他急于一睹罗马芳颜，于是在威尼斯、伦巴底、托斯卡纳，均只作走马看花式的过访。不过，在维琴察则作了相当久的逗留，为的是欣赏帕拉迪奥（Pa-lladio）建筑古典的单纯与雄健之美。此行更是大大加深了他对哥特式建筑的反感：“烟管似的屋宇，小小的尖塔以及顶端繁复的虚饰……如今，感谢上帝，我已完全抛开，永不回顾……帕拉迪奥已为我启开通往每一种艺术的平坦大道。”由此，他重返维特鲁维亚，他是由加利亚尼的一个版本中得知的。古典的风格如今是他最热衷的，这种风格洋溢于他的作品与思想中，他也把过去的一些作品，诸如《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与《塔索》，重新改写成古典的格局。在威尼斯，巴罗克的宫殿似乎过于浮夸，过于显出女性的雅致，他情愿看古典建筑的残垣与博物院中的雕塑。但是他的热血也为维洛内塞以及提香的色彩与傲岸而沸腾。
在费拉拉他没能找到幽禁塔索的宫殿。在博洛尼亚逗留3天，佛罗伦萨仅作3小时的观赏后，取道佩鲁贾、特尔尼、塞特·卡斯特里（Cittàdi Castello），于1786年10月29日抵达罗马。他突然有一种谦抑之感：“所有的路都开向我，因为我以谦逊的心而行。”
由于他的意大利语还不娴熟，于是找到德国人在意大利聚集的区域，尤其是艺术家群居的地方，因为他想学点东西，至少想学点绘画与雕刻的原理。考夫曼爱慕他的热情与俊美，给他画了一幅像，突出他的黑发、高傲的前额、清澄的眼睛。他与蒂施拜因结为密友，而出自蒂施拜因手笔的那幅歌德肖像，其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已征服了那古典的拱廊。早在歌德起程赴意大利之前，他就与这位画家联络了。他们在11月3日初次晤面，地点是圣彼得广场，歌德先认出了这位画家，于是简洁地自我介绍：“我是歌德。”蒂施拜因致拉瓦特的信中，对歌德有一段描述：
我觉得他跟我所料想的十分相近。唯一使我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具有深度感性的人，会如此的持重、安详，他能在任何情况下泰然自若。更令我欣喜的是他生活的单纯。他只要求我给他一间小屋，使他能不受打扰地睡觉与工作即可。他的饮食起居都是极简单的……此刻他就坐在那小屋里，从清晨到晚上9点，写他的《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然后，再出门，研习伟大的艺术作品。
蒂施拜因在艺术方面常做歌德的向导，为他画了些画，并为他搜集名画的复制品。歌德自己也为一些特别喜欢的地方作了写生画，以便日后回忆。他也尝试雕刻，雕成海克力斯头像。他承认自己并无造型艺术的禀赋，不过他觉得这些尝试增加了他的造型感，并有助于把他所想写的东西写得更生动。他熟读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如今在这里，我感到它的无上价值……现在，起码我的心灵得以沉静地扬升出最伟大、最纯净的艺术创造。”“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展现在这里……我仿佛觉得自我来到罗马的那一天开始，我已获得真正的新生……我已脱胎换骨。”同时，他对画室里“优美的”模特儿所提供的活艺术，似乎也很感兴趣。他的罗马之行，完成了他自出任公职以来的反浪漫主义。如今，葛兹的狂乱，维特的眼泪，对心智成熟的歌德而言，似乎是情绪不平衡的一个标记。他说：“浪漫是病，古典是健康。”不过，在他对古典的大理石像、石柱、柱头、山形墙以及希腊雕塑纯净的线条所具的热爱上，仍然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我们真要一种形式，我们势必要重返古希腊去寻求，在古希腊的作品里，总呈现着人类之美。”正如温克尔曼一样，歌德在希腊的文化与艺术里，只看到了“阿波罗精神”——形式与节制的高扬。他此时几乎忽略了那使得希腊的宗教与生活染上丰富色彩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其实在歌德的爱情中，也正是满溢着狄奥尼索斯的那种奔放的狂热。
歌德就是在这种古典的狂喜中，以诗重写《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1787年），他并决意与拉西纳甚至欧里庇得斯分庭抗礼。由于他仍然珍视夏洛特在他内心留下的余烬，他于是让这位希腊公主的言谈中，也带着那位德国男爵夫人的温婉与含蓄。他把这古老的故事说得很好，把繁杂的神话与家系交代得一清二楚。他把塞西安王（Scythian）刻意写得很好，而加强了情节。而且他大胆地改变了结局，以人即使对“野蛮人”也有其道德上的责任来收尾——此种结局在希腊剧中是罕见的。只有精通德文的人，方能欣赏歌德的这出戏。可是，泰纳（Hippolyte Taine），一位知名的法国剧评家，而且对拉西纳的戏剧颇在行，他说：“歌德的《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在现代戏剧中，无人能出其右。”
在这出戏以及在《塔索》一剧中对夏洛特的怀念，重燃起歌德对她的情感火焰。歌德之突然前往意大利，使夏洛特受到很大的创痛，加上歌德也没把夏洛特的儿子一起带去而交给了用人，于是她立刻把爱子弗里兹接回，而且要求退回所有她给歌德的信件。歌德由罗马回信道歉（1786年12月8日、13日、20日），她回信（12月18日）谴责是“痛楚的甜蜜”。歌德的答复（12月23日）是：“得知你病了，而这病竟是由我的错而起，令我万分难过，此情实非笔墨得以道尽。宽恕我，我如今是与生死相搏，内心的苦楚亦是难以言表。”夏洛特终于原谅了他。歌德在1787年2月1日的信上说：“现在我可以比较快活地去工作了，因为你说觉得接读我的信是一大乐事。”
就是在那年的2月，歌德与蒂施拜因远赴那不勒斯。歌德两次登上维苏威火山。在他第二次的尝试中，一场小规模的塌方，使他的头与肩部挨了不少灰尘。在面对庞培城古典的废墟时，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见到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希腊庙宇时，又赞叹其单纯的庄严。回程中，他取水道往巴勒莫一游，又赴多弥纳的希腊剧场缅怀一番，而于6月重返罗马。由于他越来越爱那“世界上最壮观的城邑”，因而要求奥古斯都公爵准予他续假至1787年年底。假期届满时，才依依不舍地挥别这古城。他是在1788年4月25日离开罗马的，取道佛罗伦萨、米兰、科莫，而于6月18日抵魏玛。每天他都在忖度，不知奥古斯都公爵、宫廷里的人以及夏洛特，对这脱胎换骨的歌德会是怎样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