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这个人
帕维丽德先生描写吉本16岁时的模样，说他“身体细小，头部特大”。由于他好吃懒做，不久他的身体和脸蛋就都长得胖嘟嘟的，细长的腿支撑着圆鼓鼓的肚子。加上卷在一边、在背后系住的一头红发，柔美有如有翼天使一般的面容，扁平的鼻子，面颊肥胖，双下巴，尤其是他那既宽又高的前额更代表着日后的“大事业”，是堂皇、涉及的面又大之大事的前兆。他的胃口可与约翰逊相媲美，鉴赏力则又与沃波尔旗鼓相当。他的阴囊很痛苦地一年年膨大，最后使得他紧身的短裤隆起得有点离谱。虽然他有这许多缺陷，但是他对自己的外表和衣着却极自负，在第2卷以雷诺兹帮他画的像作为首页。他腰间缠着鼻烟盒，觉得不安或希望人家听见他的讲话时就掏出来闻闻。他以自我为中心，有如任何一个怀着很显著的目的的人一般。不过他也很坦白地说：“我性情乐观，感性适中（感情则不然！），还有爱好安逸的天性。”
1775年吉本被选入“俱乐部”。他到得勤，却少发言，因为他不喜欢约翰逊谈话的观念。约翰逊过度渲染吉本的“丑”，吉本则称“大熊”为“神谕”、“不饶人的仇敌”、“热心却失之偏激、专门找借口来仇恨、迫害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博斯韦尔对不忠诚的人一点面子也不给，说这位历史学家“既丑又做作、讨人嫌”，“把我的文学俱乐部破坏了”。即或如此，吉本的朋友一定还很多，因为他每次到伦敦去，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外面吃饭。
1787年8月，他从洛桑赶往伦敦去监督第4至6卷的出版事宜。这3卷都在他51岁生日那天——1788年5月8日——出书，他得了4 000英镑，这笔稿费是18世纪诸作家所获的最高稿酬之一。“虽然我这套书的结语看的人很多，各方评价不一……但是，大体上说来，《衰亡史》不管是在本国或在国外，都算极为成功，也许在100年后都还会有人辱骂。”亚当·斯密已把他排在“今日欧洲文坛的鳌头”。1788年6月13日在威斯敏斯特会堂审讯华伦·黑斯廷斯，正巧在走廊上的吉本就满怀欣喜地听见谢里登在他最富戏剧性的演说辞中提及“吉本那些明晰的文字”。据另一个不很可靠的说法，谢里登后来力辩说自己当时讲的是“浩瀚的”（“voluminous”）。不过“浩瀚的”这个形容词很少用来形容文字，而lu-minous（明晰的）才正巧适合。
1788年7月间，吉本重返洛桑。其后一年迪沃顿去世，把自己的房子供吉本这位历史学家有生之年住用。吉本在这栋房子里用雇了几个用人，又有1 200英镑的收入，优游地过日子，饮酒很多，味觉进步了，腰围也日渐加大。“从1790年2月9日到7月1日为止，我无法走出房门，也不离椅子。”谣传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向卡鲁萨兹（de Crousaz）夫人下跪，正式示爱，当她请他起来时他却站不起来，因为那个东西太重了。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是让利斯夫人，圣伯夫说这位夫人是个“话中带刺的妇人”。她的亲生女儿却否认这种说法，说是人们的以讹传讹。
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吉本的宁静。瑞士各郡纷纷响应这股革命热潮，据说在英国也引起了类似的震荡。他当然非常恐惧法国君主政体瓦解，因为他投资了1 300英镑来贷款给法国政府。1788年他早已在某篇不幸的谶语中说法国君主政体“仿佛是奠基于时间、武力和力量三者合组而成的岩石上，靠教会、贵族和国会三者形成的贵族政体来支撑”。伯克发行《法国革命感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年）时他欢喜过一阵子。他写信给谢菲尔德爵士，劝他万万不要改革英国的政治体制：“只要你容许我们的议会体系作最小且华而不实的变更，你就完了。”此时他深悔那篇《哲学家》（philosophes）讨伐宗教成功，“我一直想写一本死人对话录，让卢西安、伊拉斯谟和伏尔泰彼此都承认揭穿古老的迷信、蔑视既盲目又狂热的群众会带来危险”。他力劝葡萄牙领导阶级在危机威胁着各王座之秋，万勿废弃宗教裁判所。
半是为了避开逐渐进逼洛桑的法国革命军，半是为了寻觅英国的医疗，更直接的是想安慰萨弗尔德的亡妻之痛，吉本离开洛桑（1793年5月9日），急忙赶往英国。他到达后发现萨弗尔德忙于政务，早已平复忧戚的痛创。吉本说：“病患竟在医生未到之前就好了。”这时我们这位历史学家自己才去找大夫，因为他的疝气已经大得“几乎跟一个小婴孩一般大了……我得费点力，极下流地四处爬”。一次手术就从他那染病的睾丸里弄出4夸脱“透明，水状液体”。不幸这种流质再度聚集，第二次又取出3夸脱。吉本暂时减轻了痛苦，恢复在外进膳。于是疝气再度形成，这次转化为腐败脓毒。1794年元月13日进行第三次放出液体。吉本似乎恢复得很快，医生允许他吃肉类，吉本吃了些鸡肉，喝了3杯酒，结果引起了剧烈的胃痛。就跟伏尔泰一样，他也以鸦片来减轻胃痛的毛病。到了元月16日吉本终于去世，时年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