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约翰逊
泰罗尔夫人愤慨地认为“没有体面”是轻视她的未婚夫。7月4日，她回复约翰逊：“在你改变对皮奥奇先生的看法之前，我们没什么好谈的。”7月23日，她与皮奥奇结了婚。全伦敦的人与约翰逊一样谴责她。11月11日，约翰逊告诉范尼·伯尔尼，“我不再谈起她，也不愿再听人谈到她”。
这些事件一定耗费了一部分约翰逊衰退中的活力。他发现越来越睡不着，而只能凭借鸦片来减轻痛苦和安舒神经。1782年1月16日，他的“特约医生”罗伯特·莱韦特死了。接下去该轮到谁呢？约翰逊经常害怕死去。现在，这个事件加上他的地狱信念，使他的晚年在大量进食与神学上的恐怖中度过。“我害怕我将是受到天谴的人之一。”他告诉威廉·亚当博士——彭布罗克学院的校长。亚当问他“天谴”是什么意思，他叫嚷着说：“先生，那是被送进地狱，永远受罚。”博斯韦尔对此不得不对照一下那位没有宗教信仰的休谟在临终时的安宁。
1783年6月17日，约翰逊患了轻微的中风——“混乱与朦胧在我脑子里持续了半分钟，我想……我的言谈不听我的了。但是我没有痛苦。”一星期之后，他复原到可以上俱乐部吃饭的地步，7月他到罗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去游览，震惊了他的亲友。“我到底是何许人呀，”他感叹地告诉霍金斯，“我克服了三种病——中风、麻痹和气喘——现在居然还能享有与朋友交谈的乐趣！”但是9月6日，威廉姆斯夫人死了，而他的孤寂成为无可忍受的。他发现俱乐部人员不足——因为老会员中已有数人（哥尔斯密、加里克、博克莱尔）死去，而新进的会员有些是他不喜欢的——于是（1783年12月）他创立了“黄昏俱乐部”（“Evening Club”），聚会地点是埃塞克斯街。任何正派的人只要交3便士，就可以进去听他讲话，每周3回。他邀到了雷诺兹参加，而约书亚爵士拒绝。霍金斯与其他人认为这个新俱乐部“降低了那曾带给许多威严的人快乐的力量”。
1784年6月3日，他身心健康地与博斯韦尔一齐到利奇菲尔德与牛津去玩赏。回到伦敦后，博斯韦尔说服雷诺兹及其他好友去向财政大臣弄些钱来，使约翰逊能到意大利去旅行而有益健康。约翰逊说他宁愿加倍赐他恩俸，财政大臣拒绝了。7月2日，博斯韦尔上苏格兰去了，此后他没再看过约翰逊。
治愈过的气喘病又回来了，水肿也加重了。1784年11月他写信给博斯韦尔说：“我的呼吸很短促，身上的水分也增加起来。”雷诺兹、伯克、兰顿、范尼·伯尔尼和其他人来向他说再见。他立了遗嘱，留下来2 000英镑，其中1 500镑赠给他那位黑人侍仆。好几位医生诊治他，拒收费用。他要求他们用刺胳针深刺他的腿，他们拒绝了。当他们离去后，他把刺胳针或剪刀深深地刺进小腿里，希望多放出些水来减轻肿胀的苦痛；是有些水出来了，但同时流出了10盎司的血。1784年12月13日那天晚上，他去世了。一周之后，葬在威斯敏斯特。
他是文学史上最奇怪的人，甚至比斯卡龙和波普更奇怪。初会之下很难喜欢上他。他内心温柔而外表野蛮，他风度上的粗暴匹对着他著书上的适切。没有人受到过那么多的奉承，却给予那么少的赞美。但是我们年岁越长，我们越能在他的言论中发现智慧。他用平凡话语围绕他的智慧，然而他依赖他的言词上的力量与色彩把平凡的话提升为醒世的警言。我们可以拿他来和苏格拉底比较，他一样用最不激动的方式谈论，而人们永远记得他所讲过的话。两个人都是刺激人的牛蝇，只是苏格拉底提出问题而不作答，约翰逊不提问题而答复一切。苏格拉底什么事也不确定，而约翰逊确定了一切事情。两个人都诉请科学莫究天体而探讨人事。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就像个哲学家那样一笑置之，约翰逊面对它时却带着宗教的怖栗以及相对的虚弱无力的苦楚。
现今没有人会把他理想化。我们很能了解为什么英国贵族——兰顿、博克莱尔——回避他又忽视他的权威。我们深知他可以在高贵的陶瓷店里成为典型英国人或者草莓山冈珍贵的古董之一。他不是为了美而被安排来的，他是来吓阻我们中的某些人成为虚伪、伪善和装腔作势的；他使我们在人性和自由的神往方面用较少的虚妄来看我们自己。像这样一个雷诺兹、伯克和哥尔斯密能花一千零一夜的时间听他讲话的人，必有他可爱的地方。像这样一位能鼓舞人写一部大传记而在持续的生命中填完1 200页的人，必有他令人倾倒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