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发明为需求之母
1908年7月3日，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上斐斯托斯的米诺斯宫殿中，遇到了人类技术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东西。那玩意儿乍看之下并不起眼，不过是一个黏土烘烤成的圆盘，直径6.5英寸，又小又扁，上面也没有彩绘。仔细再看看，才发现这圆盘的两面都有文字记号，所有记号的下缘都端正地紧贴着基线。那基线在圆盘上盘旋，由圆盘边缘顺时针向圆盘中心卷进去，共盘了五卷。那些记号中，邻近的三五个似构成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以垂直线隔开。圆盘两面共有241个记号，制作者必然花了一番心思经营有限的空间：那些记号似乎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空间也没有浪费（见图13.1）。
那圆盘出土以来，一直是个谜，研究文字历史的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圆盘上有45种不同的记号，似乎代表的是音节，而不是字母。但我们仍不了解它们的意思，而且它们的“长相”和所有已知的文字都不相同。在圆盘出土的89年间，再没有出土过类似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发现过类似的记号。因此，我们甚至不知道当年它究竟是“进口货”还是当地的“土产”。
图13.1 斐斯托斯圆盘双面中的一面
技术史学家对斐斯托斯圆盘更感到困惑。考古学家估计那圆盘是公元前1700年的东西，因此可能是世上现存最早的一份“印刷”文件。圆盘上的记号，并不像克里特岛上比较晚期的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那样用手写，而是以“阳文印”压印在黏土上再烘制的。制作这圆盘的人至少有45个那样的印模。制作那些印模必然花费了极大的工夫，而且必定不是只为了这一件圆盘。不管使用印模的人是谁，他一定有许多东西要写，因此使用印模就可以写得又快又工整。那些记号每个都复杂得很，不容易写得工整。
斐斯托斯圆盘是印刷技术的先声，只不过后来的印刷是把刻好的印模沾上墨印到纸上，而不是不沾墨就印到黏土上。但是印刷的尝试过了2 500年才在中国发生，3 100年后才在中世纪欧洲发生。这圆盘蕴含的早熟技术，为什么克里特岛或地中海世界没有广泛采用呢？为什么这项印刷技术于公元前1700年在克里特岛发明，而不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或其他古代文字起源地？为什么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想出沾墨压纸的主意？那不就是印刷机吗？因此那个圆盘对历史学家构成了莫大的威胁：要是世上的发明都像那个圆盘一样难以捉摸，那么技术史不就注定了是一堆断烂朝报，永难发现通则？
表现在武器与运输工具上的技术，是族群扩张与征服的凭借。历史最基本的模式就是族群的扩张与征服，因此技术是创造历史普遍模式的主要因素。但为什么发明火器、越洋船只与钢铁器具的是欧亚大陆的族群，而不是美洲土著或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族群？各大洲之间技术发展的差距，还表现在其他重要的技术进展上，从印刷机到玻璃和蒸汽机，无不是欧亚族群的业绩。为什么？为什么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土著到了1800年还在使用石器？事实上，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铜矿与铁矿，分别在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石器，欧亚大陆的族群和大部分非洲族群在几千年前就放弃了。从那些事实看来，许多门外汉相信欧亚族群精于发明、智力高超，倒不算是完全没有理由。
如果各大洲的族群间并没有那样的神经生物学差异，那么各大洲技术发展的差距该如何解释呢？有人主张英雄史观。根据这种看法，人类技术的创新、发展主要靠少数天才人物的灵感，比如约翰·谷登堡、詹姆斯·瓦特、托马斯·爱迪生、莱特兄弟。可是他们都是欧洲人或美洲的欧洲裔移民。阿基米德也是，其他的古代稀有天才都是。那样的天才也会出生在塔斯马尼亚或纳米比亚吗？少数几个发明家凑巧出生在同一片大陆上，于是决定了技术史的发展，是这样的吗？
另一种观点是，技术发展与个人的发明天才关系不大，整个社会对于发明创新的态度才是关键。有些社会根本无可救药，保守、内向、仇视变迁。许多西方人尝试帮助第三世界的民众，却败兴而返，他们的印象就是那样。那些人每个头脑都灵光得很，问题似乎出在他们的社会。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解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土著为什么不采借弓箭？与他们贸易往来的托雷斯海峡岛民，不就使用弓箭吗？我们可以假定某个大洲上的所有社会都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吗？这样才能解释各大洲之间技术发展的差距吗？本章终于要仔细讨论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了：各大洲技术演进的速度为何差别如此之大？
让我们从“需求为发明之母”这句老生常谈说起吧。一般认为，要是社会中有一种普遍的需求不能满足，或者是某项技术不如人意，人人盼望改善，就会产生发明。有发明天赋的人察觉到社会的需求，受到经济（金钱）或社会文化（声誉）因素的驱策，就会着手发明创新。有些发明家最后成功设计出优越的产品，取代不如人意的技术。要是新发明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与其他技术也能兼容，这个社会就会采纳那个新发明。
说起来，符合“需求为发明之母”这个常见观点的发明，还真不少。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政府展开“曼哈顿计划”，目标就是发明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并且要赶在纳粹造出原子弹之前完成。那个计划在三年内就成功了，共花了20亿美元（约相当于现在的200亿美元）。其他的例子还有：1794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从棉花中分离出棉籽，就是因为在美国南方那是非常耗费人力的工作；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是为了把水从英国的煤矿中抽出来。
这些熟悉的例子误导了我们，让我们以为其他的主要发明也是响应需求的产物。事实上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发明是好奇心的产物。发明家动手动脚、修葺补缀，做出巧夺天工的玩意儿，往往是福至心灵、妙手偶得，事前哪里有什么目标、蓝图？一旦发明了一件事物，发明家必须做的就是为它找个事做。只有在新发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才会觉得他们“需要”那件发明。还有一些新发明，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明的初衷被忘记了，因为消费者为它们找到了新的用途。事后才找出用途的发明并不罕见，现代史上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都属这一类，例如飞机、汽车、内燃机、电灯泡，以及留声机和晶体管，读者知道了有没有大吃一惊呢？所以，往往发明才是需求之母，常见的观点把两者的关系弄反了。
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是个好例子。爱迪生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留声机是他最有创意的发明。1877年爱迪生制作出第一台留声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宣扬这个新发明的十大用途，例如记录垂死之人的遗嘱，为盲胞录下有声书，报时，教学童拼字。“复制音乐”在他的单子中并未占有什么显著地位。几年后爱迪生还跟助理说，他的留声机并没有商业价值。又过了几年，爱迪生改变了主意，开始生产留声机出售——作为办公室中的留言机。其他有商业头脑的人想出点子，将爱迪生的留声机当作点唱机用，只要投币就可以播放流行音乐，爱迪生认为那对他的机器是种侮辱，因为办公室事务机才是比较“正经”的机器。差不多20年后，爱迪生才不情不愿地同意：他的留声机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录放音乐。
机动车是另一个对我们而言用途明显的发明。不过，它不是发明来应付任何需求的。1866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奥托建造了第一部内燃机，那时马匹作为人类陆上交通工具已有近6 000年，蒸汽动力的火车才出现几十年，重要性逐渐增加。当时的马匹供应并没有什么危机，大众对铁路运输也没有什么不满。
奥托的内燃机动力不强，很笨重，高达7英尺，不像是能比得上马匹的样子。直到1885年，内燃机的设计才得到了改进，另一位德国发明家戈特弗里德·戴姆勒将其装在一辆自行车上，那就是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他等到1896年才造出了第一辆卡车。
1905年，机动车仍是有钱人的玩具，昂贵且靠不住。大家对马匹、火车仍然非常满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方才意识到需要采购卡车。战后，卡车制造业者与陆军展开密集游说，终于让大众觉得他们需要机动车，于是在工业国家中卡车逐渐取代了马车。这场变革，即使在美国最大的城市，也花了50年才完成。
由于新发明的早期原型多半表现不佳，很难看出什么用途，发明家往往必须孤单地坚持很久，以改善他们的发明。最初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电视机，都与奥托那7英尺高的内燃机一样不合用。因此发明家本人难以预测自己的原型是否必然有用，而确定有用后，才可能继续投资改进。美国政府每年发出7万件专利凭证，只有少数能达到商业生产的阶段。一些重大发明找到了用途，而无数的发明根本找不到用途。此外，一些发明在一开始就做得能满足发明的目的，后来又因为发现新用途而变得更有价值。瓦特的蒸汽机原本是为了从矿坑中抽水设计的，后来却用来推动轧棉机，连火车与船都用上了。
可见，常见的观点事实上颠倒了发明与需求的关系，也夸大了稀有天才人物（如瓦特和爱迪生）的重要性。而“关于发明的英雄史观”，又受到专利法的推波助澜，因为专利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的发明是新奇的玩意儿。从专利法律师的观点来看，“理想的”发明，就是全无先例的新玩意，就像成年的雅典娜从父亲宙斯的前额出生一样。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毫无疑义的著名现代发明，往往也有不为人知的“前身”，让人无法理直气壮地说“X发明了Y”。举个例子好了，课本上都说“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是水烧开后他看见茶壶嘴有蒸汽冒出，由此顿悟到利用蒸汽的点子。这个故事实在太妙了，可惜却是迷思。实际上，瓦特的点子是在他修理一台蒸汽机的时候产生的。是的，那时蒸汽机已经发明了57年，发明人是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瓦特修理机器的时候，那种蒸汽机在英格兰已经生产了100多台。而纽科门的蒸汽机，则是从托马斯·萨弗里的蒸汽机改良来的。萨弗里的蒸汽机在1698年取得专利，可他的灵感源自法国人德尼·帕潘的蒸汽机设计图（约在1680年）。帕潘的设计图也不是独见创获的产物，他的点子源自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其他人。追溯蒸汽机的“前身”，目的不在于否定瓦特的成就，他的新设计的确改进了纽科门蒸汽机（加上了独立的蒸汽冷凝器和双作用缸），就像纽科门也改进了萨弗里的蒸汽机一样。
对于所有的现代发明，只要有完整的文献可考，都能发现类似的发展历程。通常大家承认的发明家，都在前人既有的基础上改进，而前人在同样动机的驱使下，已经完成了设计，制作出原型，甚至生产出受欢迎的产品（比如纽科门的蒸汽机）。爱迪生在1879年10月21日发明了白炽灯泡，是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故事。其实在1841—1878年，别的发明家已经发明了白炽灯泡，还取得了专利。爱迪生所做的是改进他人的发明。同样，莱特兄弟的载人动力飞机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成功的：奥托·利林塔尔（Otto Lilienthal）发明了载人的滑翔机，塞缪尔·兰利（Samuel Langley）发明了无人动力飞机。1844年，塞缪尔·莫斯发明了电报机。但是在他之前，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威廉·库克（William Cook）、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都已经发明过电报机。惠特尼的轧棉机是为了短纤维陆地棉设计的，可是他不必无中生有，因为应对海岛棉（长纤维）的轧棉机，已经发明了几千年。
我们并不是要否定瓦特、爱迪生、莱特兄弟、莫斯以及惠特尼的成就，他们或者大幅改进了既有的发明，增加了发明的销路，或者因他们的改进，产品才有了商业价值。最后世人接受的新发明，它们的样子也许是那位公认的发明家决定的。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世界史的基本模式，会不会因某些天才没有在某时某地出生而发生有意义的变化？答案很明显：历史上从来没有那样的人物。所有世人熟悉的著名发明家，都既有先驱，也后继有人。他们让人记得，关键在于，在社会有能力利用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做出了适当的贡献。我们会谈到，斐斯托斯圆盘上的字模工艺如此完善，但是社会没有能力大规模地利用这项发明，这真是发明家的悲哀。
前面我举出的都是现代技术的例子，因为它们的历史都很清楚。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第一，技术的发展是累积式的，而不是英雄凭空创造的；第二，技术发明了之后，才产生用途的问题，而不是先有需求，再有发明。这两个结论也适用于没有详细记录的古代发明史。例如，窗户玻璃是在罗马时代发明的（约公元元年），它的前身包括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的带釉面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在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独立玻璃物品、公元前1500年的玻璃容器。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即使注意到灶底灰烬中沙与石灰石的渣滓，又怎能预见那是发展出窗户玻璃的第一步？在那漫长的过程中，需要多少福至心灵的发现，才能累积成或许有用的玩意？
那些最早的带釉面的物品，我们不知道是怎样发展出来的。不过观察现在技术“原始”的族群，例如新几内亚人，我们可以推论出史前发明的方法。我与新几内亚人一起工作过，我曾提到他们对生活环境中的几百种动植物都非常了解，哪些有食用、药用价值或其他用途，他们清楚得很。他们对周遭几十种岩石也有同样详尽的认识，对于各种岩石的颜色、质地，以及敲击、分解后的产物有什么性质与用途，他们都很熟悉。他们的知识来自观察与尝试。而“发明”的过程，只要与我合作的新几内亚人到远离他们家园的地方工作，就会发生在我眼前。他们在森林中不断捡拾不熟悉的东西在手中把玩，偶尔发现有用的东西，就带回家。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我们离开营地之后，当地居民会到我们放弃的营地，翻捡我们留下的东西。他们拿着我们丢下的东西，试着找出它们的用途。丢弃的锡罐比较容易，拿回家可以当作容器。其他东西有时会有完全不同的用途。谁会想到黄色的2号铅笔可以当作装饰品？插在耳洞中或者横插在鼻子上（穿过鼻中隔）试试嘛！一片破玻璃可以当作刀片吗？锋利的话有何不可！
古人利用的原料都来自大自然，像是石头、木头、骨头、皮毛、纤维、黏土、沙、石灰石与矿石，它们的形状、大小、性质各式各样。在那些物质中，人们逐渐学会将特殊类型的石头、木头、骨头加工，制造成工具；以特殊的黏土制造陶器与砖头；将沙、石灰石与其他尘土混合，制造玻璃；先利用软质的纯金属（如金与铜），再发现从矿石中提炼金属的方法，最后发明硬金属（青铜和铁）的加工法。
火药与汽油的发展过程，是从试错中学习的好例子。能够燃烧的自然物必然会让人注意到，要是一段含有树脂的木材在营火中爆炸了，哪会不引人注意？大约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发现：加热沥青岩可以提炼石油。大量的石油就是这么开采的。古希腊人发现石油、沥青、树脂、硫黄、生石灰混合起来后，可以当作燃烧弹，弹射弩、弓箭、火弹或船只都能将燃烧弹送入敌人阵营。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炼金术士发展出制造酒精、香水的蒸馏技术，同样的技能可用于从石油中分离出不同的产品，有的更容易燃烧，可以制造更大的火势。用手榴弹、火箭、鱼雷射出那些易燃的石油分馏物，是伊斯兰军队击退十字军的主要法宝。那时中国人已经观察到硫黄、木炭、硝石以一定的比例混合，点燃后会发生爆炸，那就是火药。公元1100年的一本阿拉伯化学书里记载了7种火药配方；公元1280年的另一本书中记录了70种配方，各有各的用途，例如其中一种用来发射火箭，一种用在火炮上。
中世纪以后，石油分馏技术继续发展，19世纪的化学家发现，分馏物的中间那一层可以用来点灯。化学家将最容易挥发的石油分馏物（汽油）丢弃，当它是废物，直到发明了内燃机，才发现汽油是理想的内燃机燃料。汽油是现代文明的燃料，今天谁还记得汽油也是一个必须寻找用途的发明呢？
发明家找到一项新技术的用途后，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采用这项技术。仅仅比较大、比较快、比较强而有力，并不能保证新发明被社会接受。无数这样的新发明不是没人理睬，就是在长期的抵制之后才得到社会认可。著名的例子包括：1971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发展超音速客机的法案，世人不断抵制有效率的打字键盘设计，英国也曾长期抵制电灯照明。究竟哪些条件或特质能让新发明受到社会的欢迎呢？
让我们先讨论同一个社会对不同发明的不同态度。影响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的，至少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比起既有的技术，新技术有较高的经济利益。轮子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非常有用，但是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中未必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了带轮轴的轮车，却拿来当玩具，而不是运输工具。我们也许会觉得难以置信，可是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就会发现古代的墨西哥人没有家畜拉轮车，因此轮车比挑夫好不了多少。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价值与声望，这个因素足以凌驾经济利益。今天有几百万人愿意花费两倍的价钱购买标有名设计师名字的牛仔裤，那些牛仔裤不见得比一般的牛仔裤更耐穿，只不过名设计师标识的社会价值超过多付的价钱就是了。同样，日本人仍在使用难学、难写的汉字，而不全面使用日文拼音假名，就是因为汉字已经承载了沉重的社会威望，割舍不得。
第三个因素是与既得利益的兼容程度。目前英语世界中的打字键盘是QWERTY键盘（以上排左数前6个字母命名），读者可知道这种键盘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说来你可能不信，那个键盘在1873年就是为了故意让人“使用不方便”而设计的。设计师在键盘中暗藏了许多玄机，强迫打字员将速度放慢，例如将最常用的字母键打散并集中在左边，使惯用右手的人必须以左手使用那些常用键。键盘上那些降低生产力的笨拙特征，是针对1873年的打字机制造技术设计的，那时要是快速敲击相邻的键，那两个键就会粘在一起，回不了原位，下一次敲击时就打不出字了，也难怪打字机制造商必须设法使打字员放慢打字速度。后来打字机制造技术改进了，克服了快打时键与键会粘在一起的问题，不必再担心打字员的快打神功了，于是有人提议改良键盘字母的安排。1932年实验过一种以提升打字效率为着眼点的键盘设计，发现使用新键盘打字速度可以加快一倍，而省下的精力达95%。但是那时QWERTY键盘在人类社会中已经营造出坚实的生态区位。熟练的打字员、教打字的人、打字机与计算机的销售员、制造商，成千上万人的既得利益，6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封杀了高效率键盘的生路。
虽然QWERTY键盘的故事听来可能好笑，但许多类似的案例涉及的是更沉重的经济后果。以晶体管来说吧，晶体管是美国人发明的，也在美国拿到了专利，为什么美国的产业界没有好好利用这个发明，反而是日本生产的消费性晶体管产品独占了世界市场，甚至还影响到美日贸易平衡，造成美国的贸易赤字？因为日本索尼公司向美国的西部电气公司买下了生产晶体管产品的权利，那时美国的消费性电子工业仍在生产真空管产品，他们不想生产晶体管产品，免得自家产品彼此竞争。为什么英国城市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还在使用煤气街灯，不肯改用电灯呢？因为市政府已经在煤气街灯上做了大量投资，所以他们设下了重重关卡牵制电力公司，让煤气公司维持竞争优势。
最后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新技术的优势是否容易看到？134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出现火器，阿拉伯人把火炮带到西班牙，并在塔里法之役中用火炮攻击西班牙人，英国的德比公爵与索尔兹伯里公爵正巧在场，目睹了火炮的威力。于是火炮6年后派上用场，大败法军，那就是克雷西之役。
轮子（有用）、有设计师名字的牛仔裤（有名）、QWERTY键盘（既得利益），这些例子说明同一个社会可能为了不同的理由而接受或排斥一个新事物。同一项发明在不同社会中也有不同的遭遇。许多人抱怨第三世界的社会不容易接纳新鲜事物，西方工业化社会才懂得趋新骛奇。而工业化世界之内，也有些地区比较时髦，有些地区比较保守。这样的差异，若以洲为分野，或许可以解释技术在某一洲发展得较快，在另一洲发展得较慢的事实。譬如，要是澳大利亚所有的土著社会都一致抗拒变迁，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那么他们一直停滞在石器时代，而其他各洲已用上金属工具，那就很好解释了。不同的社会为什么对新事物有不同的态度？
技术史学家至少列出了14项因素来解释不同社会的态度。其中之一是预期寿命。发明家需要岁月的熬炼，累积经验；发展技术有赖长期投资心力，耐心、信心都不可或缺。现代医学增进了预期寿命，因此也许是近来发明步调加速的原因。
接下来的5个因素则与经济或社会组织有关。第一，古时候廉价劳工易找，因此创新发明的动力不强，而在高薪与缺乏劳力的地方，非得创造解决问题的技术不可。例如，美国移民政策改变，使得加利福尼亚农场农忙季节不再能依赖墨西哥的廉价劳工，那么农场最好种植适于机器收割的农作物。适于机器采收的西红柿就是这么培育出来的。第二，在现代西方世界，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法保障了发明家的权利，而发明家如果生活在缺乏这种保障的地方，就可能因此打消发明创新的念头。第三，现代工业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技术训练机会，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也一样，但是现代非洲的扎伊尔则没有这样的机会。第四，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使投资于技术发展的人有得到回报的机会，古罗马的经济则没有这种机制。第五，美国社会浓厚的个人主义，使成功的创新者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赚钱，而新几内亚社会强固的大家族纽带，使赚了钱的人必须供养任何慕名而来的亲戚。
另有4个因素涉及思想意识，而非经济与组织。第一，冒险行为是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有些社会鼓励冒险，有些则不鼓励。第二，欧洲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后，以科学观点为独有的特色，欧洲在现代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便是源自这一特色。第三，容忍多元观点与所谓异端的社会，较能孕育创新；故步自封的社会倾向于扼杀创新。第四，宗教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不固定。一些宗教据说与技术创新特别兼容，一些宗教可能特别不兼容。
上面举的10个假说都说得过去，但是它们与地理似乎没有必然关系。要是专利权、资本主义、某一宗教的确能促进技术发展，那么为什么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具备这些要素，而现代的中国或印度就不具备呢？
至少，那10个因素所指出的影响技术的方向是清楚的。剩下的4个可能因素（战争、中央政府、气候、资源）影响技术的方向则并不一贯：有时促进技术，有时妨碍技术。第一，通观历史，战争经常是技术创新的主导因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原子武器的巨额投资，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飞机、卡车的投资，都开创了新的技术领域。但是，战争往往也能对技术发展造成巨大的打击。第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19世纪末的德国和日本促成了技术发展，在16世纪后的中国则阻滞了技术进步。第三，许多北欧人相信，在气候严峻的地方，仰赖技术才能生存，所以严峻的气候是技术创新的诱因，而和暖的气候使人没有冻馁之虞，只要坐享其成，所以生活在热带的人不必创新。相反的意见却是这么说的：严酷的环境使人忙于求生，和暖的气候使人有闲创新。第四，环境资源丰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学者仍在争论。丰富的资源也许会激发利用资源的发明，例如水车技术是在多雨、多河的北欧发展出来的，但是为何没有在雨量更丰沛的新几内亚发展出来？英国在煤业技术上领先西欧诸国，有人说那是因为不列颠群岛上的森林已被大规模破坏，才不得不发展煤业。为什么砍伐森林在中国没有带来同样的发展？
不同的社会对技术有不同的接受模式，上述讨论并未穷尽所有学者提出的理由。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都是近因，根本没有触及远因（使近因得以发生的终极因素）。技术无疑是推动历史的强大力量，可是我们似乎捉摸不透主宰技术发展的因素，那么我们有什么希望能了解历史的路径呢？不过，我们已经观察到，影响技术创新过程的独立因素形形色色，这个事实让我们理解起历史的普遍模式是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了。下面就是我的论证。
就本书讨论的主题而言，我们想知道的是：前面提到的种种因素在不同的大洲有没有系统性的差异，继而导致了各大洲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大多数外行人和许多历史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人明确表示，有的只是默默在心里认同。许多人相信澳大利亚土著受思想意识的束缚，无法在技术创新上有所表现。大家假定澳大利亚土著是保守的，沉溺于想象的神话世界中，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得过且过。一位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认为，非洲人的特质是追求内在精神的满足，缺乏欧洲人向外驰求的扩张驱力。
但是，上述主张不过是无根据的猜想，并不符合现实。从来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证明两个大洲上社会经济条件相似的社会存在一致而系统的思想意识差异。通常我们听到的都是循环论证：有技术的差异，因此推断他们有思想意识的差异。
实际上，我在新几内亚经常观察到的情况是，不同土著社会的观念差异很大。与工业化的欧美的情况一样，在仍维持传统的新几内亚，有的社会故步自封，抗拒新的生活形态，也有的社会趋新骛奇，主动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西方的技术输入后，敢创新求变的社会就能利用西方技术，击败比较保守的邻居。
举例来说，欧洲人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进入新几内亚东部高地时，“发现”了几十个从未接触过西方人的石器时代部落。其中，钦布（Chimbu）部落非常积极地采纳西方技术，他们看见白人拓垦者种植咖啡，于是也种植咖啡当作经济作物。1964年，我遇见一个50岁的钦布人，他不识字，穿着传统的草裙，在使用石器的部落中成长。他种咖啡发了财，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刚花了10万美元现款买下一座锯木场，又买了卡车队来运送咖啡与木材。相比之下，他们的邻居达力比（Daribi）部落（我已经和他们合作8年了）就非常保守，对西方技术不感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降临达力比村子的时候，他们看了一眼飞机，就继续做手边的事了。换成是钦布人，一定会上前讨价还价，看得花多少钱才能租用那架直升机。结果，钦布人逐渐扩张地盘，占领了达力比人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最后达力比人成了钦布人的工人。
其他各大洲也都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土著社会特别愿意接受外来的新奇事物与技术，并成功结合新事物与传统事物。在尼日利亚，伊博人（Ibo）和新几内亚的钦布人一样，是勇于尝试的企业家。今天美洲人口最多的土著族群是纳瓦霍人，欧洲人刚到美洲时，他们不过是几百个部落中的一个。但是，纳瓦霍人是特别有韧性的族群，也乐于接受新事物。他们将西方人的染料与传统的纺织结合，还制作银器，当牧场工人，现在又能开卡车，但他们仍住在传统的村子里。
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也不例外，有保守的，也有进取的。马达加斯加人是保守的代表，他们继续使用欧洲人几万年前就已经弃用的石器，那些石器即使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都不怎么流行了。进取的代表则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些捕鱼族群，他们发展出复杂的技术来经营捕鱼事业，包括开凿运河、建造鱼梁、设置陷阱。
可见，同一个大洲上的社会，在发展与接纳发明方面，也各有各的模式。同一个社会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也不同。现在中东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并未居于技术发展的前锋，但是在中世纪，那个地区的社会是技术领先、欢迎创新的。中世纪中东社会的识字率比同时期的欧洲社会高得多；他们吸收了古希腊文明的遗产，许多古希腊典籍我们之所以现在还能读到，全是因为它们有阿拉伯文译本。他们发明或者改良了风车、利用潮汐推动的磨盘、三角测量术以及三角帆；他们改进了冶金术、机械工程、炼金术（化学工程）与灌溉方法；他们从中国采借了造纸术、火药，又将它们传入欧洲。在中世纪，技术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伊斯兰世界到欧洲，而不像今天是反过来。技术流动的主要方向，大约到了16世纪才开始逆转。
中国的创新在历史上也有明显的起伏。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成就与创新的活力，直到1450年左右仍独步全世界，不但领先欧洲，比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也更为先进。中国人的业绩说来一长串，有运河控制闸门、铸铁、深钻技术、马具、火药、风筝、磁铁罗盘、活字、纸、瓷器、印刷术（斐斯托斯圆盘除外）、船尾舵、独轮车等。然后，创新就停滞了，我们会在收场白中推测可能的理由。现在我们认为西欧与源自西欧的美国社会，在现代世界是技术创新的领导中心。但是直到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技术仍比旧大陆所有其他文明地区落后得多。
总之，并没有哪个洲是所有社会都保守或所有社会都进取创新的。任何一个大洲，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既有保守的社会，也有创新的社会。即使是同一地区，对创新的态度与立场也会随时间的变迁而变化。
仔细考虑之后就会发现，如果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是由许多独立因素决定的，那么有这样的结果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能细致了解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就很难判断创新的走向。因此，社会学家一直在辩论，为什么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为什么钦布人、伊博人、纳瓦霍人比他们的邻居更能接受新技术。如果你感兴趣的是历史的普遍模式，那么哪一个具体的理由才是答案其实并不重要。影响创新的可能因素越多，历史学家的工作反而越简单，因为社会间的创新差异可以当成随机变量来处理。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只要面积够大（例如一整个洲），必然有一定比例的当地社会可能出现创新。
创新是打哪儿来的呢？除了过去有过几个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社会，绝大部分社会中大部分新的技术不是当地发明的，而是从其他社会采借来的。当地发明与采借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发明特定技术的难易程度，以及该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一些发明是在摆弄自然原材料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发明有可能独立发展许多次，分别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代。植物驯化就是一个例子，在世界上至少独立发源过9次，对此我们已详细讨论过。制陶是另一个例子，人们大概是观察到黏土受热或晒干后的变化，由此获得了灵感，而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黏土这种自然物质。大约1.4万年前日本就有陶器了，肥沃新月地带与中国是在大约1万年前，亚马孙河流域、非洲的萨赫勒地区、美国东南部、墨西哥则稍晚一些。
说到高难度的发明，文字是个好例子，创造文字的点子是不可能靠观察自然物得来的。我们在第12章讨论过，文字只被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字母可能在世界史上只被发明过一次。其他高难度的发明，包括水轮、转磨、齿轮、罗盘、风车、暗箱，在旧大陆只被发明了一次或两次，在新大陆则从来没有被发明过。
那样的复杂发明通常会被采借来，因为传播的速度比本地人自行发明快多了。一个清楚的例子就是轮子。轮子在大约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黑海附近，接着在几个世纪内传遍了欧亚各地。旧大陆那些早期的轮子都一个样：以三片木板拼成的实心圆，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有轮圈和辐条的轮子。美洲土著社会只有一种轮子（墨西哥的陶器上有轮子图案），是用一片木板做的，可见是美洲独立发明了轮子——其他的证据也表明，古时候新大陆与旧大陆的文明并无接触。
人类过了700万年没有轮子的岁月，然后短短几百年间，旧大陆各地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轮子，这是巧合吗？没有人会相信。实情应该是：因为轮子很有用，所以一定会很快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最后旧大陆各地都有了轮子。还有一些复杂技术，也是从其在西亚的发源地迅速向东、向西传播的，例如门锁、滑轮、转磨、风车——当然，还有字母。新大陆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冶金术从安第斯山脉北传，通过巴拿马地峡进入中美洲。
一项用途广泛的发明问世后，通常会以两种方式散布到其他社会。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的人看见或听说了这项发明，觉得有用，就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该项发明的社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而拥有那项发明的社会，有时能控制其他社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得采取行动。滑膛枪在新西兰毛利部落间的传播，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大约在1818年，毛利部落的纳普希族人（Ngapuhi）从欧洲人手里得到了滑膛枪。之后的15年内，新西兰岛上“滑膛枪之战”就没停过，岛上没有滑膛枪的部落，不是引进了滑膛枪，就是被其他拥有滑膛枪的部落吞并了。到1833年，岛上还存在的部落都有了滑膛枪。
一个社会从发明了新技术的社会采借该技术，这样的事可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发生，包括和平时期的贸易往来（例如1954年日本从美国买到了半导体技术）、间谍活动（如552年，蚕茧由东南亚偷运到中东）、移民（如1685年，法国20万名胡格诺派教徒遭到驱逐，而将玻璃和服装业输往欧洲各地），还有战争。中国的造纸术就是经由战争传入伊斯兰世界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751年，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战于中亚的怛罗斯河，阿拉伯人在俘虏中发现了造纸工人，于是将他们带到撒马尔罕，设立工厂，生产纸张。
在第12章我们已经讨论过，文化传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供“蓝本”供人复制，另一种是通过笼统的理念来激发创造灵感。第12章讨论的是文字的传播，但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套用在技术传播上。上一段讲的都是蓝本传播的例子，而欧洲发展出瓷器技术，就是理念传播的例子。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瓷器的理念，自行研发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了瓷器技术。瓷器质地细致、表面晶莹，大约在7世纪于中国发明。14世纪，中国瓷器由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人惊艳不已，但是不明白制造方法，有许多欧洲人尝试制作瓷器，都失败了。到1707年，德国炼金术士约翰·伯特格尔（Johann Böttger）终于发现了瓷器的秘密。他长期实验各种烧制程序，并调制各种矿物和黏土的配方，才有那个成就，德国有名的迈森瓷器业于是兴起。法国、英国后来也有人多少独立地进行了制作瓷器的实验，由此产生了塞弗尔、韦奇伍德、斯波德瓷器。欧洲的制陶家必须重新发明瓷器技术，但是他们研发的动机源自中国制作的精美瓷器，要是没有中国的榜样，他们会发心钻研吗？
各个社会从别处采借技术的机会因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并不相同。近代史上最孤零零的族群就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岛民了。塔斯马尼亚岛距澳大利亚100英里，岛民没有航海工具。其实澳大利亚本身也是非常孤立的大陆。塔斯马尼亚岛岛民在1万年的时间里没有与任何社会接触过，他们只有自己发明的东西，没有采借过任何技术。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隔着印度尼西亚，所以亚洲的发明传到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的只有些许。最能从技术传播得益的社会，是位于各大洲要冲之地的社会。技术在这些社会发展得很快，因为这些社会里的人不仅有自己的发明，还能接触到其他社会的发明。例如，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居于欧亚大陆的中间点，既能输入中国、印度的发明，又能承袭古希腊的学问。
传播对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地理位置又决定了接触外界的机会。下面几个例子正体现了这个道理，这些社会竟然放弃了很有用的新技术。我们通常认为有用的技术一旦问世，就会流传下去，直到有更新、更好的技术替代为止。实际上，技术不仅要有取得的途径，取得之后还得善加维护，才能流传久远。维护之道并无定法，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都会影响社会维护既有技术的能力。每个社会都有社会运动与流行热潮，很多时候，没有经济价值的玩意靠炒作翻了天，有价值的东西却被弃如敝屣。现在全世界社会基本都有联系，很难想象流行热潮会离谱到让人全面弃绝重要的技术。即使某个社会这么干了，那项技术也不会立即消失，因为总有邻近的社会清明在躬，继续维持那项技术。所以流行退烧之后，原来的狂热分子还有机会把那项技术捡起来（除非该社会因丢弃重要技术而被邻居征服）。但是，在孤绝的社会中，流行热潮就不那么容易退烧了。
日本人当年放弃枪械就是有名的例子。火器是在1543年传入日本的。当年两名葡萄牙冒险家带着火绳枪，搭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日本人觉得这种新武器很了不起，于是开始自行制造，还改良了枪械技术。到了1600年，日本的枪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
但是，日本也有一些因素在酝酿着抵制火器。日本的武士阶层人口众多，武士刀既是阶层的象征，又是艺术品，更是宰制下层的利器。日本的传统战争主要由武士公开对决定胜负。在两军之间，双方武士出列，先发表仪式性的演说，再以武士刀展露高超的武艺，输赢毫无侥幸。这样的行为模式，要是碰上了手持长枪的粗鄙农民，武士必死无疑。此外，火枪是外国人发明的，因此逐渐受人鄙视（1600年之后，这是外国事物在日本最常遭遇的命运）。武士阶级控制的政府于是开始限制枪支生产，只有几个城市开放。然后，政府设计了执照制度，生产枪支必须获得政府的执照，接着又规定，为政府生产枪支的厂商才能取得执照。最后，政府减少订购枪支的订单。于是全日本几乎找不到一支还管用的枪了。
当年欧洲也有几位君主鄙视枪支，管制枪支在国内的流通。但是欧洲的抵制措施从来没有发展到日本那么极端的地步，因为任何一个执意不玩枪的国家，都有可能被玩枪的邻国给灭掉。日本是个人口众多的孤悬岛国，所以在放弃了强大的火力之后，并未遭遇那样的命运。1853年，美国舰队在马修·佩里的指挥下闯入日本海域，以舰炮粉碎了日本以孤立自保的迷梦，日本人这才恢复枪械生产。
日本人放弃火枪，中国人放弃远洋航行船只（还有机械钟、水力纺织机），都是著名的技术逆转事例，在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其他的技术逆转事例发生在史前时代。最极端的例子是塔斯马尼亚岛岛民，他们连骨器与渔捞都放弃了，成了现代世界中技术最简单的社会。托雷斯海峡中的岛民放弃了独木舟，加瓦岛的岛民一度放弃了独木舟，后来又恢复使用。波利尼西亚各地的岛民都放弃了陶器。大部分波利尼西亚人和许多美拉尼西亚人都不再使用弓箭作战。北极附近的因纽特人放弃了弓箭与皮艇，多尔塞特因纽特人放弃了弓箭、弓钻，还有狗。
这些例子乍听之下奇怪得很，却将传播与地理在技术史上的角色表现得非常清楚。要不是传播，我们拥有的技术会更少，丢失的技术会更多。
技术会催生新的技术，因此一件发明的传播很可能比发明本身重要得多。技术的历史就是自体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速度不断飞跃，每一时刻的变化都带来下一时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爆炸让我们惊讶不已，但是中世纪的技术进步比起青铜时代，也可用爆炸来描述，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与青铜时代的技术也不可同日而语。
技术往往会自我催化，原因之一在于，对先前比较简单的问题有很好的掌握后，才能进一步发展技术。例如，石器时代的农民不会直接去开采铁矿炼铁——那必须有高温的熔炉才成。人类利用自然露头的软质纯金属矿（铜与金）至少有几千年了，因为那些金属不需高温熔炼，用锤子锤打就成了。人类也花了几千年以简单的炉灶烧陶，然后炼铜，制作铜合金（如青铜），炼铜不需要炼铁那么高的温度。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都是在累积了约2 000年制作青铜器的经验后，才普遍用上铁器。欧洲人发现美洲时，美洲土著刚开始制作青铜器，还没有到制作铁器的地步，他们没有机会走完自己独立发展出来的技术道路。
自我催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新技术、新材料出现后，将它们组合可产生更新的技术。举例来说，为什么谷登堡在1455年印制了《圣经》之后，印刷业就在中世纪的欧洲以爆炸性的速度传布开来？而那位无名印工在公元前1700年印制了斐斯托斯圆盘之后，却什么也没触发？部分原因在于，中世纪欧洲的印刷业者能够将6种新技术组合在一起，而这些新技术大部分是斐斯托斯圆盘的制作人闻所未闻的——纸张、活字模、冶金术、印刷机、油墨与文字。谷登堡发展出金属铸字字模，以解决活字印刷最大的问题——字号不一。他能成功，是因为当时冶金学已有许多进展：钢可用来做冲压器，青铜或黄铜合金可用来做字模（后来被钢取代），铅可用来做铸模，锡锌铅合金可用来做活字模。谷登堡印刷机的前身是螺旋压榨机，原来用于榨酒或榨橄榄油。他使用的油墨，是在通用的墨水中加入油改良而成的。至于以字母拼写的文字，已有3 000年的发展史，中世纪的欧洲继承了这一笔遗产，使活字印刷成为比较经济的书籍制作方式，因为只要铸造几十个字模就成了，中文的话，至少需要几千个常用字模才够印书。
在这六个方面，制作斐斯托斯圆盘的人都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可以凭借，而谷登堡掌握了那些重要的技术，将它们组合起来，印刷系统就问世了。斐斯托斯圆盘是黏土制作的，这种书写介质体积大，又比纸张重。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岛，无论冶金术、墨水、印刷器具，都比1455年的德国原始得多，斐斯托斯圆盘的作者必须用手压印，而谷登堡用金属架子将活字锁定后，再上墨、印刷。圆盘上的文字是音节文字，符号比较多、比较复杂，谷登堡用的罗马字母就简单多了。于是，比起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斐斯托斯圆盘的技术实在太过笨拙，比起手写也高明不到哪里去。除了上述技术缺陷，斐斯托斯圆盘制作时，只有宫廷或庙宇中的少数文士懂得书写，因此这样精美的产品需求量一定不高，难以吸引人投资生产。中世纪的欧洲则不然，考虑到印刷品潜在的市场需求，许多人都资助谷登堡发展活字印刷术。
250万年前，人类有了第一批石器；1996年，我买了一台新出厂的激光打印机，换掉了家里那台1992年出厂的过时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本书的书稿。人类的技术就是这样发展的。发展的速度刚开始的确很慢，几十万年过去了，石器上都看不出什么名堂，其他材质的工具又没有留下证据。而到了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快得惊人，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
在这么长的逐步加速发展期间，有两个飞跃式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第一个发生在10万—5万年前，也许源自遗传变化，那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了。现代人的语言或认知能力（或两者）可能是这个形态变化的结果。这个飞跃产生了骨器、有专门用途的石器和复合工具。第二个飞跃源自定居生活。世界各地的社会并不是同时经历这一飞跃发展的，有的早在1.3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有的至今还原地踏步。大体而言，以食物生产为生计的社会才会定居，因为若要生产食物，人就必须住在离作物、果园近的地方，还得储存余粮。
定居生活是人类技术史的关键，因为定居生活让人可以累积不易携带的财产。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只能发展可以携带的技术。要是你经常跑来跑去，又没有车或可以负重的牲口，你的财产充其量不过是子女、武器，还有其他一些必需品，而且体积不能大，得方便携带。在搬迁营地的时候，可不能被陶器或印刷机牵绊住了。由于有这些实际的困难，某些技术即使很早出现，也会长时间停滞不动。例如，根据已有证据，陶器的前身最早是大约2.7万年前黏土烧制的人形，出土于现在捷克所在的地区，这个年代比最早的烧制陶容器（1.4万年前在日本）要早多了。在捷克同一地区，还发现了最早的编织证据，也是在同一时段。在这部分证据出土前，已知最古老的编篮是在约1.3万年前出现的，而已知最古老的织布出现在约9 000年前。虽然这些技术出现的时间都比过去我们认为的要早，但陶器与编织是在人类定居后才发展起来的。不定居的人，如何能将陶器与织布机带在身边呢？
食物生产不仅让人类可以定居并累积财产，在技术发展史上也居关键地位，原因与前面谈的不同。在人类演化史上，食物生产让经济上有所分工的社会成为可能——不事耕作的专家，由劳苦终日的农民供养。不过，本书第二部分谈过，各大洲的食物生产兴起的时间不同。此外，本章也讨论过，某一社会的技术，无论是发源还是维持，都不仅依赖当地的发明，也有赖于其他社会的传播。因此，没有什么地理、生态障碍阻挠传播（包括内部传播和向外传播）的大洲，技术发展得特别快。最后，各大洲上，每个社会都代表一个发明或采借新技术的新机会，因为社会之间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积大、人口多的地区，会有比较迅速的技术发展，因为面积大，能容纳的社会就多，人口多，发明家也多。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前面谈过的三个因素——食物生产出现的年代、传播的障碍、人口数量，看它们怎样带来了各大洲在技术发展上的差异。欧亚大陆（包括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相互竞争的社会也最多。那里有两个最早的食物生产中心，即肥沃新月地带与中国。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向的，因此许多发明可以从欧亚大陆上的一个点迅速传播到同一纬度、气候相似的另一个点。欧亚大陆的沿南北向次轴线的宽度，与美洲最窄处的巴拿马地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切割美洲、非洲主要轴线的地理或生态障碍，并未出现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上，妨碍技术流通的地理与生态障碍较少。由于以上列举出的因素，自更新世晚期开始加速的技术发展，在欧亚大陆出现得最早，因此欧亚大陆上累积了最多的技术。
南美洲与北美洲通常都当作不同的大洲来讨论，但是南北美洲连接在一起几百万年了，也有类似的历史问题，我们可以把南北美洲合在一起与欧亚大陆做比较。美洲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陆块，比欧亚大陆小很多。不过美洲的地理与生态十分破碎：巴拿马地峡宽不过40英里，等于将美洲从地理上切割成两半。地峡上的达连雨林，以及墨西哥北部的沙漠，都将美洲从生态上进一步分割。墨西哥的沙漠将中美洲的文明社会和北美洲隔开；地峡上的雨林，则是将中美洲和南美洲文明发达的社会隔开了。此外，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技术传播不得不接受不同纬度（气候）的考验。举例来说，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美洲的社会就发明了轮子，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中部则驯养了骆马，可是，过了5 000年，美洲唯一的负重牲畜还是没能跟美洲仅有的轮子碰上头。事实上，玛雅社会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印加帝国的北缘，相距不过1 200英里，远不及都会利用轮子与马匹的法国和中国的距离（相距6 000英里）。我认为，这些因素足以解释美洲为何在技术发展上落后于欧亚大陆。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第三大的陆块，比美洲小得多。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亚大陆的人而言，非洲比美洲易于接近，但撒哈拉沙漠至今仍是主要的生态屏障，将北非、欧亚大陆与非洲其他地区隔开了。非洲南北向的主轴线更让技术难以传播，欧亚大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区之间都难有交流。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地区间也难以交流，以下是一个例子：陶器与冶铁术大约在进入欧洲的同时，也传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萨赫勒地区（赤道以北），然而直到公元元年陶器才传到非洲的南端，而欧洲人乘船来到南非地区时，冶铁术还未传到非洲南端。
最后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几大陆块中最小的，那里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很小，土地产值很低，因此考虑到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澳大利亚就显得更小了。澳大利亚也是最孤绝的陆块。此外，澳大利亚土著从未独自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种种因素加起来的结果是，大洋洲在现代开始之前，是唯一没有金属器具的大洲。
表13.1将这些因素用数字表达，比较各大洲的面积与现代人口。1万年以前，也就是在食物生产兴起的前夕，各大洲的人口有多少我们仍不清楚，但是就排序而言，应当与这张表没有什么差异，因为今天农业产值高的地区，在1万年前也会是肥美的地方，对狩猎—采集族群而言是最佳的觅食地点。各大洲之间的人口差距最为显眼。欧亚大陆（包括北非）的人口约是美洲的6倍、非洲的8倍、大洋洲的230倍。人口越多，发明家越多，相互竞争的社会也越多。光是这张表，已足以说明枪炮、钢铁在欧亚大陆上发源的主因。
表13.1 各大洲的人口
各大洲在面积、人口方面的差异，各洲对内对外联络的便利，食物生产兴起的时间，都对技术的起源与发展造成了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因技术的自体催化特性而更加扩张了。欧亚大陆在起步上就领先，到1492年，起步时的领先已造成了巨大的差异。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而不是欧亚族群的智力。我认识的新几内亚人里，就有智力堪比爱迪生的天才。只不过，他们没有用聪明才智来发明留声机，而是致力于解决和所处环境相关的技术问题：如何在没有外来物品的情况下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