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苦难处境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冲突的真正根源。我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会晤时就谈到这一点，我对他说：必须首先了解地区冲突是怎么发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这些冲突就其本质和冲突各方的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但这些通常发生在某一地区的冲突都是国内的或地区的矛盾的结果，这些矛盾或者是殖民地的历史造成的，或者是新的社会过程引起的，或者是侵略政策卷土重来引起的，或者是这三种原因都有。
危机和冲突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沃土。苏联从根本上谴责恐怖主义，并准备同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来铲除这一祸害。由联合国集中进行这项工作是合适的。如果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法庭来侦查国际恐怖活动，那是有益的。在同西方国家的双边对话过程中，最近一年来我们同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在这方面深入交换了意见，——我们主张制定反恐怖主义的有效措施。准备缔结专门的双边协定。我希望最近这几年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线将有所扩大。
但是，必须认识到，要铲除恐怖主义，必须消灭产生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原因。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西方重要政治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地区冲突的存在本身是“克里姆林宫阴谋活动”的产物。而现实情况如何呢？
在近东，以色列同其邻国之间尖锐冲突的形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这是谁的过错呢？原来是莫斯科的过错，因为莫斯科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扩张，维护阿拉伯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主权。同时有人还无中生有地把反以色列的偏见强加在苏联头上，尽管苏联是促成建立以色列国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谈严肃的事必须严肃。近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症结，其中交织着许多国家的利益。那里的形势仍然是危险的。我们认为，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以至对整个世界来说，解决这个症结都是重要的。但是，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近东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种看法简直令人难以理解。无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道义上考虑，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按逻辑推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军事行动注定要不断加剧，不断爆发，这个地区的人民注定要不断遭受灾难。采取积极的态度，支持人们努力寻找出路，从近东的死胡同走上公正的政治解决的道路，这样岂不更好吗？
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很难把冲突各方的利益协调起来。但是，必须寻找，必须设法兼顾阿拉伯人、以色列及其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我们决不想使解决的进程和形式、这个过程的目的本身，损害美国和西方的正当的利益。我们无意把美国排挤出近东，而且这样做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美国也不应当提出不现实的目标。
这里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各方的利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早就倡议召开讨论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我在同詹·卡特的谈话中已经提起过这一段历史。美国人用了10年时间才从亲身的经验中（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体会到，搞单独的协议没有用，走这条道路不会有结果。只是现在，好象通过了某种“再培训”，华盛顿方面才倾向于比较现实地认识形势，回过头来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问题。
重要的是要使谈判过程能开始进行，把现有的双边、多边接触纳入这一过程，积极地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只要会议不变成单独的协议和措施的“保护伞”，只要它的目的是寻求近东真正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就准备全力促进，并参加这一会议各阶段的工作。而且是以建设性的态度参加。
说到这里，我想着重指出：我们对以色列根本没有任何敌意。我们承认它的合法的生存权利。但是，在当今的形势下，从以色列的行动来看，我们不可能恢复外交关系。如果形势改变，如果我们看到在近东正常化和解决出现进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整套的定见。至于我们两国之间已有的接触，我们不会回避。
现在，来谈我们星球上的另一个“痛点”——中美洲。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尼加拉瓜推翻了索摩查反人民的统治，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可是，正如人们所说的，有人马上又把桑地诺的革命说成是“莫斯科和古巴干的事”。这种说法成了对小国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的一个标准的、已经用烂了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个小国的惟一的“过错”就是它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要别人照看，不要别人指点。顺便指出，尼加拉瓜发生的事表明，这样的事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有些话我们听了觉得很荒唐，有人说，尼加拉瓜“威胁”美国的安全，说眼看那里就要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对于这些军事基地美国人好象什么都知道，而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玛格丽特·撒切尔进行过热烈的辩论。
我说：是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迫使尼加拉瓜人起来革命。而造成这些条件的是英国的美国朋友，他们把中美洲和整个拉丁美洲当成后院，无情地从那里攫取资源，而在此之后却对为什么人民要起义大惊小怪。尼加拉瓜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是桑地诺派即尼加拉瓜人民干的。我们的谈话是直率的、开诚布公的。我问玛·撒切尔：“您指责我们声援尼加拉瓜，但是，为什么你们认为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者是正常的？对你们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的形象，您不感到难堪吗？我们同情争取社会公正的解放运动，而你们，就我所知，却不予同情。这方面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不去打扰尼加拉瓜，那么这对他们自己、对拉丁美洲人民、对全世界都会好些。
爆炸性的问题不能搁置起来，它们不会自行解决。南部非洲早已群情激愤了。那里的形势乌云密布。南非共和国的广大居民群众反对种族隔离，这种不道德的和实行镇压的制度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但是，西方许多人把这种冲突的形势看作是“共产主义阴谋”的结果，这方面也认为有“莫斯科之手”，尽管在南非共和国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对美国及其伙伴却不能那么说。
关于波斯湾地区的形势同样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波斯湾地区的形势以及形势日趋严重的原因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已经在一些正式声明中做了阐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要伊朗和伊拉克各自把军队撤回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苏联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美国与决议的精神背道而驰，正在寻找干涉伊朗和伊拉克冲突的口实，借口保护西方的利益不受所谓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增强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扬言在冲突解决以后仍将留在海湾。
他们对一切地区冲突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一切地区冲突都是透过苏美对抗的棱镜来看的。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美国需要地区冲突，以此作为调节对抗、实力政策和反苏宣传的经常的后备手段。我们还认为，不能把地区冲突变成两个体系对抗，特别是苏美对抗的舞台。
既然谈到地区冲突，读者或许会问：那么关于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想的？
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阿富汗是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并且我们同这个国家——无论是同历代国王还是同各部落领袖——一向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阿富汗有许多因国家极其落后而引起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并非最次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因此，在阿富汗人中有人想帮助人民摆脱中世纪制度，使国家和社会制度现代化，给发展以更大的活力，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阿富汗刚刚出现一些进步的变化，这个国家就受到外来的压力，遭到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因此阿富汗的领导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请求苏联援助（我们是在他们提出了11次请求之后才同意投入数量有限的苏联军队的）。
我们本想尽可能快地撤回苏联军队。原则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个问题与围绕阿富汗进行的政治解决的必要性有关。我们支持现在的阿富汗领导采取的民族和解方针。苏联希望阿富汗今后仍是一个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不结盟的国家。它将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政府、实行什么发展计划，由阿富汗人民来决定，这是它的主权。而美国的干涉妨碍我国军队的撤出、阻挠民族和解政策的实现，也就是说，阻挠整个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把“毒刺式”导弹交给反革命匪帮（后者利用这些导弹击落民用飞机），这简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