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症结
文明发展的势头在东方、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越来越有力。我们的经济也在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转移。因此扩大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客观上对我们有好处。
苏联不仅是个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个亚洲国家，因此主张在广阔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下一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这一地区），在考虑到各国的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些利益均衡的基础上，确立改善局势，重新调整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反对这个地区成为任何人的世袭领地。我们向各国提出的是真正的平等、协作和普遍安全。
和平问题。在亚洲也许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尖锐、同样棘手，在某些地方甚至更尖锐更棘手。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对此感到不安，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相应的倡议，这是很自然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大会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
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太平洋以至全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5年5月，我第一次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会见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我谈了这样一个想法：考虑到过去提出的倡议并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欧洲的经验，是否应该思考一下处理亚洲安全问题的总的综合性的措施，以及把亚洲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一致起来的可行办法？
这个想法在我会见外国的领导人和其他政治活动家时逐渐加强了。我情不自禁地把亚洲的现状和欧洲的形势做了比较。我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军国主义化的加速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太平洋地区也需要某种类似欧洲赫尔辛基进程的“安全装置”系统。
在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亚洲太平洋问题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的意义在不断增长。我们确认，这方面必须毫不拖延地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和途径，而且从协调开始，进而把政治解决棘手问题的努力一致起来，以便在这个基础上使亚洲不同地区的军事对抗至少得以缓和，同时又能稳定那里的局势。1986年7月，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
在这个城市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政治问题似乎尤为适当。整个远东、亚洲和紧挨它的广阔的大洋地区（我们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居住和航行）的局势是同我们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在这个几乎包括了半个地球的广阔地区，有许多大国，其中包括苏联、美国、印度、中国、日本、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里还有可算是中等的、但按欧洲的标准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国家——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外，还有几十个不大的和极小的国家。
顺便指出，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引起了多少议论！引起了多少流言蜚语，说什么苏联已下决心现在也要抓太平洋地区了，要强迫“那里也”接受它的霸权。首先当然是侵害美国的利益。
好在我们早已习惯这种对于我们的倡议作出的“穴居时代式的”反应。我们稍一尝试同这一地区某个国家建立善意的、仅仅是外交的或贸易的关系，马上就被看作是在搞阴谋诡计。
可是，实际上怎样呢？在远东之行一周年之际，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报》发表了谈话。该报主编布·穆·迪亚非常正确地评价了我在远东的讲话的意思，认为是向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发出共同解决问题的邀请。但是，他在列举国家时忘了提美国。我提醒了他这一点，并说：我们希望同美国合作。但是，有人说什么我们的积极行动和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关心是对别国利益的威胁，这是胡说八道。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谈的内容是我们的深思熟虑的政策的反映。它决不应该引起什么人的不安。我们说，我们准备同美国合作，就如同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合作一样。为了和平和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邀请一切国家协同动作。
在回答《独立报》主编的问题时，我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建议来证实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真实意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销毁我们在苏联亚洲部分部署的所有中程导弹，当然是同美国一起在“全球零点”方案的基础上进行。
在世界的这一广大地区集中了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对这一地区所采取的态度是建立在承认和理解该地区的现实这一基础上的。我们对建立亚洲和太平洋的国际安全和和平协作的看法是以这些现实为依据的。我们这样看是由于我们对共同建立这一地区新的公正的关系抱有真诚的愿望。
一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有了一系列积极的动向（这一点我在上述对记者的谈话中已说过）。但是，麻烦、矛盾没有减少，对抗的倾向仍在扩大。这促使我们又提出一些缓和亚洲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措施，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倡议具体化并进一步加以发展。
我们认真研究世界这一地区的国家自己提出的意见和倡议。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建设性的主张，并已在这一地区进行交流。生活在这里的各国人民的世界观的特点、他们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以及独特的文化，确实可以提供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很多启示，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启示。
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国际事务不断作出的贡献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们愿意在尊重这些国家共同地和单独地对改善国际局势所做的独立自主的贡献的基础上，发展我们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的关系。
为什么我要谈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奉行独立路线的重要性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借支持这种独立路线来损害别的什么人，而是因为只有在奉行独立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向取决于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行动。这无助于全世界的局势的改善。过去有过这种教训，一切严肃的政治家都应该吸取。要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样复杂的地区里建立新的关系，只有采取各国合作和兼顾各国利益的途径才有可能。从一方是宗主国、另一方是殖民地的过去承袭下来的那种类型的关系，今天已经过时了。它应该让位给新型的关系。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召开有环太平洋的一切国家参加的太平洋会议这一主张引起了许多的评论。这个主张是作为一种工作设想提出来的，确切些说，这是为开展讨论发出的邀请。提到赫尔辛基，这是由于国际社会眼下还没有类似的其他经验。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欧洲“模式”照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国际性的试验都具有普遍的全球性的特征。
在《独立报》向我提出的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看待苏联在发展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根据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我们将更加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因为那里的经济潜力超过苏联欧洲部分现有生产能力好几倍。我们认为，要是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实业界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和合资企业，这些公司和企业是可以参加开发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