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很多同事的洞见与帮助使我获益良多。他们或是提供资料，或是进行阐释，或是就本书涉及的很多主题进行反向论证。首先要感谢的是彼得·昂德希尔，他有关Y染色体的群体遗传学的细致研究使我得以讲述这个故事。正是彼得和他斯坦福的同事，发现了本书讨论到的绝大多数遗传标记，这个领域欠他一份感谢。在与李进合作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许多东亚人的历史知识，他可谓一座知识宝库。从与我牛津的同事沃尔特·博德默、塔蒂亚娜·泽佳（Tatiana Zerjal）和克里斯·泰勒-史密斯的交流中我也学到很多，他们在很多遗传细节上不断挑战我，组成了很有启发性的一个团队。和纳迪拉·约达舍娃（Nadira Yuldasheva）、鲁斯兰·鲁兹巴克维（Ruslan Ruzibakiev）在亚洲偏远区域采集样本的难以计数的岁月使我们已经成为朋友和合作者，同样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年的实验室工作。梅里特·鲁伦和理查德·克莱因很乐于讨论他们各自在语言学和古人类学上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素材。同样也要感谢路易·坎塔纳-穆尔西、马蒂亚斯·克林斯和马克·塞尔斯塔德在巴黎、伦敦和波士顿享用悠长的大餐后对他们所做工作进行的深度阐述，就为了这，之后的宿醉完全值得。我要感谢我在伦敦Tigress制片中心的同事杰里米（Jeremy）、克莱夫（Clive）、戴维（David）、凯里（Ceri）、杰基（Jackie）、艾当（Aidan）和马丁（Martin），他们在漫长的电视制作过程中始终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做出了一部相当棒的影片。我们也荣幸地拥有一位超棒的制片人，詹妮弗·比米什（Jennifer Beamish），她睿智的头脑将本书的许多观点完美地表达了出来。特别要感谢本书的编辑，企鹅（Penguin）出版社的斯蒂芬·麦格拉思（Stefan McGrath），他对该项目的热情从未消退，正是他熟练地使用着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督促我在漫长的影片摄制过程中准时完成这本书——我欠你几杯啤酒。最后，向我的妻子特伦德（Trendell）和我的两个女儿玛戈（Margot）、萨莎（Sasha）表示歉意，原谅我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长期缺席你们的生活。即使待在家里，我也经常一心思考这个项目。感谢你们的包容。
阅读推荐
对于人类遗传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和远古关联的最好的概述，当属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保罗·梅诺齐和阿尔伯托·皮亚扎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这部非凡的作品概括了近30年来的有关人类群体的遗传多态性的经典研究成果，是读者了解本书提及的绝大多数材料更偏技术层面的内容的最好的单卷本指南。卡瓦利-斯福尔扎更深入的作品《基因、人群与语言》（Genes，People and Languages，Penguin，London，2000）则向一般读者展示了他的一些奠基性研究成果。
其他三本更多地从石头和骨头的角度而不是从DNA角度讲述人类史前史的必读入门读物是：理查德·克莱因的《人类的生涯》（The Human Career，第2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和布雷恩·费根的《地球上的人们》（People of the Earth，第8版，HarperCollins，New York，1995）以及克里斯·斯特林格和罗宾·麦凯（Robin McKie）的《出非洲记》（African Exodus，Pimlico，London，1996）。所有这三本书对于史前史都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关照，克莱因的书尤其强调这个观点（我在先前的作品里也有提及），即正是5万年前发生在非洲的智力飞跃，使得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殖民到地球的其他地区，这一观点相当令人信服。
第一章 形形色色的猿类
我所找到的有关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的最好的英文译本出自戴维·格勒内（David Grene）。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英文将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沉浸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生动地讲述出来，这可是在《历史》成书近2500年后。
达尔文的旅行日记的版本很多，我使用的版本《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Modern Library，New York，2001）有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写的饶有趣味的前言。很多有关达尔文生平的细节来自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的非常具有可读性的权威传记《查尔斯·达尔文传》（Charles Darwin：Voyaging，Alfred A.Knopf，New York，1995）两卷本的第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MA，1964）和《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声名如雷贯耳，自不待言。
卡尔顿·库恩的工作主要归纳在他的两本颇具影响力的书里，即《种族的起源》（The Origin of Races，Alfred A.Knopf，New York，1962）和《人类现存的种族》（The Living Races of Man，Alfred A.Knopf，New York，1965）。丹尼尔·凯夫利斯（Daniel Kevles）对于天真理想的反常的精彩描述，详见于《以优生学之名》（In the Name of Eugenics，Alfred A.Knopf，New York，1985）这本书。更多的材料散见于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人类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W.W.Norton，New York，1981）和乔纳森·马克斯的《人类生物多样性》（Human Biodiversity，Aldine de Gruyter，New York，1995）。
第二章 合众为一
本章的标题是铭刻在美国国徽上的座右铭，在所有的美元硬币上都可以找到。
有关血型研究的历史以及血型在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运用，阿瑟·穆兰特的启发性研究著作《人类血型的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uman Blood Groups，Blackwell，Oxford，1954）有详细概括。书中对莱文廷作品的审阅大多来自我与他就遗传学和人类多样性的许多小时的热烈讨论，他更多的学术见解详见于《进化的遗传学基础》（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4）和《人类多样性》（Human Diversity，Scientific American Press，New York，1982）。他最早分析人类遗传变异的论文刊载在《进化生物学》（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6：381—398，1972），这篇论文是20世纪人类遗传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狄奥多西斯·多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2）和木村资生的《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The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都是对科学家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的很好的概括。
卡瓦利-斯福尔扎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基因、人群与语言》这两本书里。最早描述人类群体基因树的论文由爱德华兹和卡瓦利-斯福尔扎发表，由V.E.海伍德（V.E.Heywood）和J.麦克尼尔（J.McNeill）编辑，题为《表型与系统发生分类》（Phenetic and Phylogenetic Classification，The Systematics Association，London，1964，pp.67—76），他们两人还在《第十一届世界遗传学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Genetics，2：923—933，1964）中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另外，斯福尔扎、巴拉伊（Barrai）和爱德华兹合著的论文也见于《冷泉港定量生物学研讨》（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n Quantitative Biology，29：9—20，1964）。斯福尔扎和博德默的《人类群体遗传学》（The Genetics of Human Populations，W.H.Freeman，San Francisco，1971）堪为经典的教科书——非常幸运，一书难求的情况持续多年之后，该书得到多佛（Dover）出版社再版。
在埃利奥特·索伯（Elliot Sober）编辑的《进化生物学的概念性问题》（Conceptual Issue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MIT Press，Cambridge，MA，1984）和T.邓肯（T.Duncan）、T.F.斯图西（T.F.Stuessy）编辑，阿诺德·克卢格（Arnold Kluge）有特别贡献的《遗传分类学》（Cladistics：Perspectives on the Reconstrution of Evolutionary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4，pp.24—38）一书对于父系制都有详细的讨论。
祖卡坎德尔和鲍林运用细胞来研究人类进化史的相关成果，部分以期刊文章的形式发表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有关这些研究最好的总结性文章收录于M.卡沙（M.Kasha）和B.普尔曼（B.Pullman）合编的《生物化学视野》（Horizons in Biochemistry，Academic Press，New York，1962，pp.189—225）和《理论生物学期刊》（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8：357—366，1965）。丽贝卡·坎恩、马克·斯通金和艾伦·威尔逊有关线粒体夏娃的研究发表在《自然》（Nature，325：31—36，1987）上，紧接着维吉兰特（Vigilant）及其他人延续这个话题的成果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253：1503—1507，1991）。对完整线粒体序列的分析（展示了全球线粒体谱系的共享的独一无二的非洲起源）由英曼（Ingman）等人首次发表于《自然》（Nature，408：708—713，2000）。
埃里克·金考斯和帕特·希普曼（Pat Shipman）的《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hals，Vintage，New York，1992）是对早期古人类学研究进行的优秀历史性概述。更多的资料散见于上面提到过的布雷恩·费根和理查德·克莱因的作品，还有加尼斯·柯蒂斯（Garniss Curtis）、卡尔·斯威舍（Carl Swisher）和罗杰·卢因（Roger Lewin）合著的《爪哇猿人》（Java Man，Little，Brown，London，2000），以及罗宾·麦凯的《人类起源》（Ape Man，BBC，London，2000）。
第三章 夏娃的配偶
支撑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其他DNA研究成果有韦恩斯科特（Wainscoat）等人发表在《自然》（Nature 319：491—493，1986）上的文章、提施科夫（Tishkoff）等人在《科学》（Science，271：1380—1387，1996）上发表的文章和李进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96：3796—3800，1999）发表的文章。还有其他有关基因组的不同区域分布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出相同的分布模式，即非洲内部存在着巨大的遗传多样性。
乔布林（Jobling）和泰勒-史密斯在期刊《遗传学趋势》（Trends in Genetics，II：449—456，1995）发表的文章以及拉恩（Lahn）等人发表在《自然遗传学评论》（Nature Reviews Genetics，2：207—216，2001）的文章从技术层面对Y染色体的结构和进化做了很好的回顾。早期关于Y染色体多样性的论文包括卡萨诺瓦等人发表在《自然》（Science，230：1403—1406，1985）上的论文，卢科特和吴（Ngo）发表在《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13：82—85，1985）上的论文，多利特等刊于《科学》（Science，268：1183—1185，1995）的文章，哈默刊于《科学》（Science，378：376—378，1995）的论文。DHPLC（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和它在Y染色体人群基因分布的应用由昂德希尔等人撰文深入讨论，并在《基因研究》（Genome Research，7：996—1005，1997）上发表。昂德希尔等人把亚当所处的时代定位在59000年前，这份研究报告发表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26：358—361，2000）上。
第四章 滑开
布鲁斯·查特文的《歌之版图》（The Songlines，Vintage，London，1987）对原住民文化进行了整体介绍。其他有关澳大利亚史前史的好的文献资源还有A.W.里德（A.W.Reed）的《原住民的神话、传说与寓言》（Aboriginal Myth，Legends and Fables，Reed New Holland，Sydney，1993），克莱纳特（Kleinert）和尼尔（Neale）的《牛津大学手册：原住民的艺术与文化》（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以及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的《未来食者》（The Future Eaters，Reed New Holland，Sydney，1994）。有关蒙哥湖的考古学和地理学知识，阿兰·福克斯（Allan Fox）的《蒙哥国家公园》（Mungo National Park，Beaten Track Press，Yarralumla，1997）里有具体描述。蒙哥湖人类文化遗存的时间近来又得到刷新，在和新南威尔士州布龙加威兰德拉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的执行官兼考古学家道格·威廉斯（Doug Williams）的讨论中我获益良多。
有关非洲地理气候的比较完整的介绍，详见刘易斯（Lewis）和贝里（Berry）的《非洲的环境与资源》（African Environments and Resources，Unwin Hyman，Boston，1988）。罗伯特·沃尔特和同事有关非洲海岸居民的研究发表在《自然》（Nature，405：65—69，2000）上。线粒体DNA从非洲开始的海岸线大逃亡证据由路易·坎塔纳-穆尔西发表于《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23：437—441，1999）。有关M130（也被称为RPS4YT）分布的Y染色体证据来自三种出版物：凯泽（Kayser）等人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68：173—190，2001）、昂德希尔等人发表在《人类遗传学年鉴》（Annals of Human Genetics，65：43—62，2001）和韦尔斯（Wells）等人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98：1044—1049，2001）上的论文。上旧石器时代海岸移民的考古学证据呈现在彼得·贝尔伍德的《史前印度—马来西亚群岛》（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1997）中。乔治·波赛尔（Gregory Possehl）和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各自发表的有关南亚和东南亚史前史的文章收录在《牛津大学手册：考古学》（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ae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52—57）中。
本章中提及的人口沿海岸线向澳大利亚大举进发的场景，和乔纳森·金登（Jonathan Kingdon）在《白手起家的人和他的失败》（Self-made Man and His Undoing，Simon & Schuster，New York，1993）里的表述多有类似。
第五章 突飞猛进
“大跃进”这个术语最早被贾雷德·戴蒙德运用于人类史前史的研究，《第三种黑猩猩》（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Chimpanzee，Vintage，London，1991）——一部关于人类史前史的引人入胜的研究总结中。有关语言起源的文献资源包括史蒂芬·米特（Steven Mithen）的《意识的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Phoenix，London，1996）、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William Morrow，New York，1994），以及帕克（Parker）和麦金尼（McKinney）的《智力的起源》（Origins of Intelligenc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1999）。威廉·加尔文在《四季大脑》（A Brain For All Seas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一书里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人类大脑的影响。托马斯·基南（Thomas Keenan）的《儿童发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Development，Sage，London，2002）为这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整体视角。
亨利·哈本丁和他的同事们就线粒体DNA数据开展的人类人口扩张的深入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发表在《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66：761—775，1994）上的论文里。更多有关非洲气候变化的资料还包括中东的化石记录，这些资料来自理查德·克莱因、斯特林格还有麦凯的著作，以及约翰·高莱特（John Gowlett）的《上至文明》（Ascent to Civilization，Alfred A.Knopf，New York，1984）
第六章 主干道
本章中讨论到的Y染色体标记出现的顺序，以及它们反映的人类迁徙的历程，都在昂德希尔等人2000年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以及《人类遗传学年鉴》（Annals of Human Genetics）上的论文中有所体现。Y染色体谱系沿欧亚干草原带的扩张在韦尔斯等人的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中得到讨论。有关中亚的化石记录的比较好的概述是达尼（Dani）和马森（Masson）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n，第一卷，UNESCO，Paris，1992）。刘易斯·宾福德对于早期人类食谱中的腐食的重要性研究在很多出版物中都有体现，其中最好的个案刊于《人类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4：292—327，1985）。斯福尔扎有关中国人口的研究讨论体现在《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中。
第七章 石中血
詹姆斯·赖尔登（James Riordan）编写的《太阳处女与新月：西伯利亚民间故事》（The Sun Maiden and the Crescent Moon：Siberian Folk Tales，Interlink Books，New York，1989）很好地介绍了西伯利亚原住民的故事。关于早期上旧石器时代岩洞艺术的优秀综述是保罗·巴恩（Paul Bahn）的《穿越冰期》（Journey Through the Ice Age，Seven Dials，London，1997），同时附有简·韦尔蒂（Jean Vertut）非常漂亮的插图。
马蒂亚斯·克林斯和他的同事在《细胞》（Cell，90：19—30，1997）上发布了首个尼安德特人的序列，这确实是人类起源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论文。M173是西欧人主要的Y染色体血统，其年代由塞米诺等人测定后发表于《科学》（Science，290：1155—1159，2000）。埃兹拉·朱布罗的尼安德特人口统计学模型发表在斯特林格和梅拉斯（Mellars）主编的《人类革命》（The Human Revoluti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p.212—231）上。克里斯滕·霍克斯的祖母对人口规模影响的理论首见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95：1336—1339，1998）。
莱文（Levin）和波塔波夫（Potapov）的《西伯利亚的人们》（The People of Siberi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对西伯利亚人类学做了了不起的概述——很可惜现在绝版了。托马斯·杰斐逊唯一的出版物《弗吉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W.W.Norton，New York，1972）的主要内容是他收集的弗吉尼亚州的事实和图表，其中人类学的部分很值得一读。理查德·克莱因在《人类生涯》（出处同上）中对美洲人类学中多数关键材料进行了评述。詹姆斯·查特斯（James Chatters）在《远古相遇：肯纳威克人与最初的美洲人》（Ancient Encounters：Kennewick Man and the First Americans，Simon and Schuster，New York，2001）中讲述了激动人心的考古学发现。
华莱士和托里奥尼在《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64：271—279，1992）中回顾了他们在美洲原住民线粒体DNA和数次古代移民潮的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埃莫克·斯扎玛瑞（Emoke Szathmary）也在《美国人类遗传学》（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53：793—799，1993）中做了回顾。昂德希尔等人关于Y染色体M3标记的研究论文被收录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93：196—200，1996）。桑托斯等人和卡拉费特等人分别在《美国人类遗传学》（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64：619—628和64：817—831）发表了有关92R7和美洲原住民起源的探讨文章。约瑟夫·格林伯格有关美洲原住民方言的探讨在梅里特·鲁伦的《世界语言指南》（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卷一的《分类篇》中得到了回顾。
第八章 文化的重要性
本章所使用的篇头语由阿瑟·科特雷尔（Arthur Cotterell）的《世界神话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Mythology，Paragon，Bath，1999）的创世故事改编。
库克船长的日记节选可以在《库克船长日记》（The Journals of Captain Cook，Penguin，London，1999）中找到。
凯瑟琳·凯尼恩夫人在《发掘杰里科》（Digging up Jericho，Ernest Benn，London，1957）中报道了她对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由来的发现。布雷恩·费根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由来的研究在他的《地球上的人们》一书中可以找到，上面已有提及。斯福尔扎和他的同事们有关“进步浪潮”的研究主要收录在安默曼和他合著的《新石器时代转型与欧洲人口遗传学》（Neolithic Transition and the Genetics of Populations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当然还有上面提及的斯福尔扎的其他著作。马丁·理查兹等人就新石器文化扩张的线粒体证据展开的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59：185—203，1995）上。塞米诺等人有关Y染色体证据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戴维·戈德斯坦和同事们就Y染色体谱系在东南亚扩展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美国人类遗传学》（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68：432—443，2001）上看到。对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消极面展开的讨论，有着不同的资料来源，其中包括有费根的，威廉·迈克尼尔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Doubleday，New York，1976）和《剑桥人类进化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梅里特·鲁伦的《世界语言指南》以及《语言起源》（The Origin of Language，John Wiley，New York，1994）和查尔斯·巴伯（Charles Barber）的《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为语言分类和语言学历史提供了一个整体关照。戴维·克里斯塔（David Crystal）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是一本相当优秀的指南。斯福尔扎有关遗传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详见前述《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一书，他有关文化和生物进化之间关系的讨论则在他和费尔德曼（Feldman）合著的《文化传播与演进：定量分析》（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A Quantitative Approa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对印欧语起源地的研究在科林·伦弗鲁的《考古学与语言》（Archaeology and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和吉姆·马洛里（Jim Mallory）的《寻找原印欧人》（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Thames and Hudson，London，1989）中得到了回顾，两本书都相当的吸引人。
马克·塞尔斯塔德和同事们有关从父居和Y染色体变异的研究发表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20：278—280，1998）上。斯通金和同事有关泰国北部入赘部落的研究发表在了《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29：20—21，2001）
第九章 终极大爆炸
有关民族主义和单一语言制的兴起，蒂莫西·贝克罗夫特（Timothy Baycroft）在《欧洲的民族主义：1789—1945》（Nationalism in Europe，1789—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进行了简短概括。有关全球语言灭绝的话题，内特尔斯和苏珊娜·罗曼在他们合著的《消失的语言》（Vanishing Voi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一书中进行了讨论。有关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从政府官方网站找到。有关民族身份和认同的统计数据抽取自史蒂芬·霍姆斯（Steven Holmes）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01年3月）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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