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合众为一
我们称为起点的时常是终结，然而结束即是开始。我们从终而始。
——T.S.艾略特（T.S.Eliot），《小吉丁》（“Little Gidding”），
选自《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直到20世纪，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还仅局限于裸眼能够观察的范围。在被称为“采集阶段”的体质人类学发展时期，布罗卡、高尔顿以及欧洲和美国的生物测量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个科学调查新领域发展的早期阶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积累的数据资料。对于当时数量剧增的人类形态多样性数据而言，只有一个问题——在新发现的遗传规律与以往测量的生物特性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既然人类形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很显然会有数十种甚至数百种独立的基因控制着这种多样性。即使在今天，基因这种潜在作用仍有待破译。试想在布罗卡的颅骨测量研究中，若在两个无关联的个体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头盖骨凸起，难道它就代表了相同的基因变化吗？这些凸起真的是一种相同的特性，并能够代表真正的基因联系吗？或者它们的出现只是偶然，只是表面相像？在那时，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答案。
基因变异对于人类多样性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确实是基因的变化导致了进化。就最基本水平而言，进化只是物种在一个长的时段里基因组成的改变而已。因此，为了评估个体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特别是评估他们是否成为一个单一物种时——至为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基因状况。如果他们的基因类似，那么他们毫无疑问就属同一物种。体质人类学迫切需要的是有着单一遗传模式的不同人类特质的集合。这些特质，也就是所谓的多态性（polymorphisms）。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是“很多形态”的意思。人们用它来研究人类多样性并试图进行分类。类似血友病这样的疾病，其致病特质广为人知，便是不错的例子。但是，这些致病多态性的最大问题是它们太过稀少，以至于没法用于分类。那些遗传意义上常见的、简单的多态性更为关键。
这个目标在1901年得以达成，其时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注意到两个不相干的人的血液在混合时发生了有意思的反应，有时它们会凝结，形成很大的血块。这种凝结反应表现出可遗传性，它形成对人类活体生化多样性的最早的表述。这个实验引申出对人类血型的划分，然后很快就被全世界应用到输血治疗实践中。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你的血型是A型，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纪前由兰德施泰纳给出的第一种血液多态型的命名。
在兰德施泰纳深具远见的工作基础上，瑞士的赫兹菲尔德夫妇（Hirszfeld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腊城市萨洛尼卡对士兵们开展了血液测试工作。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里，他们注意到了卷入战争的不同国家的人的血型分布的规律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对人类遗传多样性的首度直接调查。赫兹菲尔德夫妇甚至建立了一套至今仍被部分人接受的血型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纯粹的原住民血型非A即B，原住民群体中只会包含单一血型。这些纯血种群体后来因为迁移而与其他群体相互混合，这导致了研究中发现的A型和B型的复杂组合情况。但是他们没法解释这两种血型是怎么出现的，只能设想A型血起源于北欧，而B型血作为南方的标志，更高频地出现在印度。这样看来现代人一定有两个独立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在赫兹菲尔德夫妇研究的基础上，美国人布莱恩特（Bryant）和英国人穆兰特（Mourant）开始满世界测试血型。在后续的30年里，这两个人及其同事从数百个群体中选取数千人进行调查，其中既有活人，也包括死者。布莱恩特和他的妻子（就像赫兹菲尔德夫妇，又是一对群体遗传学研究夫妻）甚至测试了美洲人和埃及木乃伊，建立起了血型体系，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血型分成A、B、O三型。1954年，穆兰特综合人类首次生化多样性综合调查积攒起来的增长迅猛的血型资料，撰写了《人类血型群落分布报告》（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uman Blood Groups），这个学术成果在随后的20年间成为人类群体遗传学实验的标准文本。这因此也成为人类遗传学研究当代新纪元的起点。
在赫兹菲尔德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足以支撑不同人种划分的血型学数据会受到后期人口迁移的严重干扰的同时，卡尔顿·库恩后来用它们来支撑自己有关各人种亚种之间彼此离散的论调，但没有人真正使用这些基因资料来测试人种亚种是否真的存在。这项工作是在1972年由一个遗传学家来完成的，最奇特的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果蝇而非人类。
利用穆兰特和其他学者收集到的资料，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理查德·莱文廷进行了一项看起来琐碎无比的研究，把人类基因变异分成族群内和族群间两种。客观地说，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遗传数据是否支持在人类不同种族间存在着确切的人类亚种。换言之，他在直接测试林奈和库恩关于人类亚种的假设。如果这些人类种族在他们的基因多样性模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那么林奈和库恩的假设就是对的。
莱文廷将这种分析的由来表述如下：
该论文是应一本新杂志《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的邀请而写的——我当时一直在思考多样性的测量问题——不是在群体遗传学的框架下，而是在生态学的框架下。有一回我不得不坐长途汽车去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而我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在火车或是长途汽车上写文章。我正好要写这篇论文，于是我带上穆兰特的论文复印件和一份plnp表单（计算多样性分布的数学统计表格）就出发了。
在长途旅行中，他开始了这项后来成为人类遗传学研究里程碑的工作。莱文廷在分析中采用了新的生物地理学（关于动物和植物地理分布）的方式来建模，因为他觉得这个模型与即将开展的人类研究类似——寻找亚种的地理分布以定义种族。实际上，他不太确定如何客观地定义“种族”，就把人类大致按照地理分界线划分成高加索人（西欧亚大陆）、黑非洲人（撒哈拉以南）、蒙古人（东亚）、南亚原住民（南印度）、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大洋洲人和澳洲原住民七类。
他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在族群内，我们能够找到将近85%的人类基因差异，另外7%的基因差异可以在同一“族群”下稍有不同的群体中找到，比如瑞典人与希腊人（同属高加索人）。只有8%的基因差异是在不同族群间找到的。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结论，也是摒弃人类亚种划分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莱文廷给出的结论是：
实话实说，我没有预见到这点。如果我有任何先入之见的话，那大概是我曾以为族群间的差异会很大。数年前，在埃及卢克索旅游者还未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和妻子在那里的经历强化了这个想法，当时她与一个家伙在酒店大堂讨论事情。那家伙就像认识她一样跟她聊天。我妻子不断说：“抱歉，先生，您认错人了。”最后那家伙说：“呃，不好意思，女士，你们（外国人）在我看来都长得差不多。”这件事确实对我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确实和我们不同，而我们又都很相似。
但是，统计分析的结果就在那里，也得到过去30年来很多其他相关研究的确认。很小比例的遗传变异导致人类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种比例是在族群内部更高，还是在族群之间更高？人们就此没完没了地争吵。但事实是，人类的一个小规模群体就能够保存我们所有已发现的将近85%的基因变异。莱文廷喜欢举例说，即便核战争爆发，哪怕只有肯尼亚的基库尤人（或者泰米尔人，或者巴厘人，等等）幸存下来，他们身上也会保存下这85%的业已发现的基因变异。事实上这是驳倒所谓“种族主义”科学理论的强有力的论据，这些理论也直接支持了达尔文在19世纪30年代就人类差异做出的论述。它确实是一个“合众为一”的很好的案例，正如本章标题所表达的那样。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分群的研究没有意义？基因能否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人类多元性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