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你只需说：“它在这里。”但“它”是何时到达的？培根的意识形态是何时成为现实的？借用西格弗里德·吉迪恩[1]的话说，机械化是何时挂帅的？为审慎起见，我们不妨把英国真正的技术统治时代确定在18世纪后期，比如确定在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65年。自此，每隔10年就会涌现出一些重要的机械发明，这些发明合在一起结束了中世纪的“手工制造”业。这个时代释放的实用能量和工艺技能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另一个同样有道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滥觞的年代是1776年（对美国人比较好记），亚当·斯密[2]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在这一年问世。斯密并不是发明家，正如培根并非科学家一样。然而，和培根一样，他提供的理论观念实用稳妥、令人信服，而且指出了人类奋进精神的走向。他对小规模、个体化、熟练劳工生产向大规模、非个体化、机械化生产的过渡做了合理的解释。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财富的关键因素是货币而不是土地，提出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著名原理。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看不见的手”淘汰无能的人，对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生产者予以奖励；所谓技术统治的社会受社会习俗和宗教传统的控制，受发明冲动的驱动，不过这样的控制和驱动是比较松散的。究竟谁那颗看不见的脑袋指引那只“看不见的手”，当时不清楚，如今也不清楚，但上帝和它有关系却是可能的（技术统治论的产业家相信有这个可能）。如果不是上帝起作用，那就是“人性”起作用，因为亚当·斯密把人类称为“经济动物”，人天生的本能是以物易物、获取财富。
无论如何，到18世纪末，技术统治论已经步入坦途，尤其是在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登场之后。他的职业是理发师，但他开发了工厂制度。在他兴办的纺织厂里，他训练工人“顺从机器有规律的快节奏”，他的工人多半是儿童。他大大推动了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使这种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780年，他控制的工厂多达20家，国人感谢他，授予他爵位；儿子感谢他，从他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我们不妨把他视为第一位甚至是原型式的技术统治论的资本家。他各个方面都是19世纪企业家的典范。西格弗里德·吉迪恩描绘得好，阿克莱特率先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他身处敌对的环境，没有人保护，没有政府津贴，无情的功利主义成为他的营养，使他不畏惧金融风险或经济危险”。到19世纪初，英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到1806年，埃德蒙·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地地道道的教士）提出动力织布机的概念；他一劳永逸地淘汰了熟练劳工，用操作机器的个人取而代之，完成了纺织业的革命。
到1850年，制造机器的机床工业产生。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尤其美国人爆发出发明的集体热情。再用吉迪恩的话说：“人人搞发明，每一位企业主都千方百计加速生产，使产品更完善，更美观。旧的工具转换成了现代化的工具，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静悄悄地完成了。”[3]因为19世纪的发明广为人知，所以没有必要详细描绘，这些发明包括赋予“传播革命”实质内容的发明：留声机和电报（19世纪30年代）、转轮印刷机（19世纪40年代）、打字机（19世纪60年代）、跨洋电缆（1866）、电话（1876）电影和无线电报（1895）。阿尔弗雷德·怀特海[4]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发明，他说，19世纪是发明这个概念本身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如何发明，为何发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而退居其次。19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与之同时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另一个信念是，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获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作市场。
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我们上述的观点，尤其是最后一个观点。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5]笔下的磨坊是“黑咕隆咚、撒旦出没的磨坊”，夺走了人的灵魂。马修·阿诺德[6]警告我们说，“对机器的信仰”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卡莱尔、罗斯金[7]、威廉·莫里斯[8]强烈抨击工业进步带来的精神堕落。在法国，巴尔扎克[9]、福楼拜[10]和左拉[11]的小说，详细描绘了“经济人”精神的空虚和渴望冲动的贫乏。
19世纪还出现了许多“乌托邦”社区，最著名的也许是罗伯特·欧文[12]在苏格兰试验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工厂社区，缩短工作时间，改善生活条件，为工人子弟提供创新的教育。1824年，欧文移居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取名和谐新村（New Harmony）。他的试验和其他人的乌托邦试验数以十计，虽然好景不长，但在减轻技术统治文化使人付出的代价方面，这些试验却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3]
此外，我们还不能不提勒德运动[14]的兴衰，它们遭到被抹黑的命运。勒德运动这个词的源头不清楚，有人相信，它指的是一位名叫路德伦（Ludlum）的年青人；他奉父亲之命去修理一台织布机，却把它砸烂。总之，1811年到1816年之间兴起了一场广泛同情工人的运动，工人们愤怒反对削减工资、使用童工，反对废除保护熟练劳工的法律和习俗。他们的不满表现为砸机器，主要是表现在制衣业和织布业的劳工中。此后，“勒德”一词演变出幼稚、天真地反对技术的意思。在绝望之中，勒德分子拼命保护自己的权利、荣誉、法律和习俗；而根据旧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合理的。[15]
勒德分子被打败了，其他对19世纪说“不”的人也败下阵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如果还在世，也可能站在输家一边。也许，培根也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无意使技术沦为困境或破坏力量。但我们要指出，培根最大的不足始终是不熟悉塔姆斯法老的传奇故事；培根不懂技术变革的辩证关系，对技术的负面后果不置一词。即便如此，从总体上看，技术统治论的兴起大概还是让培根感到高兴，这是因为技术统治论刷新了物质文明的面貌，向舒缓托克维尔所谓“劳作的疾病”迈出了一大步。诚然，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民窟和人的异化，但人们也认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罪恶，认为这样的罪恶应该铲除，也能够铲除。换句话说，技术统治文化使普通人更受尊重，普通人的潜力和生活的方便成为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利益和紧迫的社会政策。19世纪拓展了公共教育，打下了现代工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发展，非专业杂志的地位提高，文化因此而得到普及，美国的情况尤其突出。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文化的普及，1821年创刊的《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吸引的撰稿人包括威廉·卡伦·布莱恩特[16]、哈里特·比彻·斯托[17]、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18]、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9]、纳撒尼尔·霍桑[20]和埃德加·爱伦·坡[21]，目前大学里美国文学入门课纳入的作家大多数都在其中了。技术统治文化消解了文化人和工人阶级兴趣的分界线。正如乔治·斯坦纳[22]所云，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时期产生了高质量的文化绿洲，伟大的文学送到了大众的手里。
还有另一种东西惠及了大众：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说启蒙时代的源头仅仅是18世纪技术地位的上升，那难免失之过简，难以令人接受；然而，经济领域对个性的极端重视，必然在政治领域产生共鸣。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世袭的皇家血统不但失去意义，而且很荒唐。新的贵族给理查德·阿克莱特这样的企业家留下一席之地；他们门第卑微，但智力过人，胆略冲天。有这种才能的人不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未被授予政治权力，他们就准备夺取政治权力。无论如何，新生产资料和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自然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产生激进的思想。技术统治文化赋予我们进步的观念，涣散我们与传统的纽带，包括政治纽带和精神纽带。技术统治文化的空气里弥漫着新自由的预兆，社会组织新形式也显露端倪。技术统治文化使世界提速。我们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它加快了做事的节奏；我们花费的时间减少，完成的事情却更多。事实上，时间成为技术可以战胜的对手了。其意味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回顾或思考失去的东西。帝国需要建立，机会需要利用，激动人心的自由需要人去享受，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美国插上技术统治文化的翅膀，直上云霄，掌握世界强权。倘若建国之父杰斐逊[23]、亚当斯[24]和麦迪逊[25]仍然在世，他们会觉得，19世纪的美国使人不太舒服，甚至不太宜人。但这也无关宏旨。在19世纪，有些美国人抱怨说，他们正在失去一些东西，亨利·大卫·梭罗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抱怨，我们首先要做出的回答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失去的仅仅是工具使用文化的锁链。紧接着的回答更加发人深省：技术统治文化不会使我们不知所措。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19世纪的美国还有虔诚的教徒，还有原罪的观念。人们仍然以家乡为荣，还能够顺应家庭生活的传统观念。对传统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们还可以在仪式和神话里生活。人们还可以相信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的实用性，相信常识和长者的智慧。这样的传统不容易传承，但还能维持。
技术统治文化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全副武装，它鄙视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因为虔诚与原罪、祖母和家庭、地区忠诚和两千年悠久的传统等观念和现象，与技术统治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对立的。它们是工具使用文化的残余，不断引起麻烦，是批评技术统治论的源头。它们代表的是脱离并批评技术统治论的思想世界，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批判技术统治文化的语言、非人性、分割性和异化倾向。由此可见，技术统治文化鄙视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但它不能够在美国摧毁这个思想世界。
在马克·吐温[26]的著作里，我们能够感觉到技术统治文化和旧世界价值的相互作用，他迷恋19世纪的技术成就，说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明白、最强健、最伟大、最有价值的世纪”。他祝贺沃尔特·惠特曼[27]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使世人能够享受煤焦油衍生的各种产品。常有人说，他是第一位经常使用打字机的作家。他投入大量的金钱搞发明（也亏了很多钱）。他在《密西西比河上》（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中详细描绘了工业发展的景象，以下是纳切兹镇（Natchez）棉纺厂发展的情况：
罗萨利纺织厂有6000锭子、160台织布机、100名工人。纳切兹纺织公司4年前开工，厂房两层楼，占地50英尺×190英尺，有4000锭子、120台织布机……工厂每年加工皮棉5000包，纺织品质优良的棕色衬衫衣料、被单料和斜纹布，年产量达500万码。
马克·吐温非常喜欢描绘美国工业的宏大与创新。然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肯定前工业的价值。个人忠诚、地区传统、家庭生活的连续传承、长者故事和智慧的现实价值，都贯穿他的作品，成为其灵魂。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乘筏子逃亡，奔向自由，正是在庆贺前技术人不朽的精神价值。
如果要问当时的技术统治文化为什么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观，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产业主义的狂热刚刚出现，范围有限，还不可能影响人们的内心生活，也不能驱逐工具使用文化留下来的记忆和社会结构。即使不相信传统全然无用，你也能想象机械化纺织厂的奇迹。回眸19世纪美国历史时，你可以听见声声叹息，宗教危机的叹息、神话受攻击的叹息、政治和教育混乱的叹息，均不绝于耳；然而这些叹息还不是垂死挣扎时的悲鸣，只是文化在痛苦中的声音，仅此而已。毕竟，工具使用文化里的理念用来解决的问题，仍然在技术统治时代稽延逗留。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所以他们仍然紧守父辈的哲学。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弗洛伊德有关宗教的观点；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概括宗教的要义时说，宗教只不过是执着的神经症。他们也不能完全相信新天文学的教导：宇宙是原子偶然搭配组合的产物。尽管他们依靠机器，他们还是像马克·吐温那样继续相信，工具应当是自己的奴仆，而不是主人。他们允许这些奴仆放肆冒昧、咄咄逼人、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然而工具超越名分、斗胆以仆压主的势头，却会使他们毛骨悚然。虽然技术统治文化未能给灵魂找到一个清晰的位置，但其中的公民却相信：即使物质财富增长了，损害自尊的文化也不能够补偿人们的损失。
于是，技术世界观和传统世界观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就在不安的紧张中共存。技术世界观当然比较强大，但传统世界观依然存在，发挥其作用，施加其影响，生龙活虎，不容忽视。这样的情景不仅见于马克·吐温详细的描绘，而且见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亚伯拉罕·林肯[28]的讲演辞、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哲学中，亦反映在霍桑和梅尔维尔[29]的小说里，阿历克西·托克维尔[30]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尤其活灵活现地叙述了这样的情景。总之在19世纪的美国，两个特色分明的思想世界在摩擦中共存。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阿道司·赫胥黎[31]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对此做了精彩的勾勒。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为此目的，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在笔者写作的此刻（实际上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
我们可以假设，它不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发达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几个正在努力成为技术垄断文化的欧洲国家。
确定美国技术垄断文化起步的日期，带有一定的任意性，有点像判定抛起来的硬币到达哪一高度才开始下坠一样，这样的断代带有任意性。你看不清硬币究竟是在哪一刻停止上升的。你仅仅知道，它停止上升后，反过来往下掉。赫胥黎断定，亨利·福特[32]的帝国兴起的时刻是技术统治时代向技术垄断时代过渡的时刻。在《美丽新世界》里，他用福特为坐标计量时间就是这个道理：BF（Before Ford）表示福特之前，AF（After Ford）表示福特之后。
我倾向于把著名的“猴子审判”断定为这个过渡的时刻，那是1923年夏天在田纳西州代顿市（Dayton）举行的对斯科普斯[33]的审判。这场审判和300年前审判伽利略的异端一样，是两种世界观的对垒，阵线分明。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真理”的内容，而且在于鉴别“真理”的恰当程序。捍卫斯科普斯的辩护人提出（准确地说是尽力提出）现代科学的一切预设和方法论独创，借以证明宗教信仰在发现和理解生命起源时不起任何作用。原告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及其追随者很动感情，拼命维护自己信仰的合法性，他们用自己心目中上帝的语词来捍卫生命起源的信仰。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在世人的眼中很滑稽。事情过去快要70年了，现在为他们说句好话似乎并无不妥：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既不是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好处，也不是对这些好处满不在乎。他们也开汽车、用电器、穿机制衣。他们也使用电报和广播，他们之中亦有够资格称为著名科学家的人。他们也急于分享美国技术统治文化的馈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砸机器的勒德分子，也不是未开化的原始人。刺伤他们情感的是科学对他们那个古老故事的攻击，而这个故事是他们道德秩序的源泉。他们输了，而且输得很惨。正如布莱恩所云，他感兴趣的是上帝创造的万古不朽的石头（the Rock of Ages），而不是个别石头的断代（the age of rocks）；这句话聪明、有趣，可惜不到位。这一场法庭舌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在界定真理时，归纳性科学的宏大叙事比《圣经·创世记》里的宏大叙事优先，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必将滞留在思想的一潭死水里。
作为彻底驳倒旧世界观的案例，斯科普斯审判很值得推荐，然而我却想将它搁置不用。这场审判主要是有关科学与信仰的争论，和作为信仰的技术关系不大。
要寻找一个象征技术垄断文化发轫的事例，我们还不得不回头审视时间略早、戏剧性稍逊的一场冲突。虽然注意到它语义双关的性质，我还是选定它作为技术垄断文化关键征兆的滥觞。1910年9月至11月，州际商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研究东北部铁路货物运费涨价的问题，铁路方面希望借此补偿由于年初铁路工人涨工资而增加的成本。商业委员会的代表是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他持反对意见说，铁路可以靠提高运营效率来增加利润。他请的证人都不是工程师或产业经理，证人声称，只要用科学管理的原理，铁路就可以既增加工资又降低成本。虽然弗雷德里克·泰勒[34]没有出席听证会，但他的名字常常被人提及，人们把他作为科学管理的始祖。以证人身份出庭的专家向委员会担保，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系统可以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但是，委员会最后的裁决否定了铁路部门的申请，主要是因为它断定铁路部门盈利不错，而不是因为它相信科学管理。不过许多人的确认为，这次听证会把泰勒及其管理体系映射到全国的舞台上。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们试图把泰勒体系用于军队、律师业务、家庭、教会和教育。最后的结果反而是：泰勒的名字及其管理体系逐渐淡出，后来竟至于默默无闻，不过他有关文化成分的思想倒成为美国技术垄断的基础，直到今天。
我把这个事例作为技术垄断时代的起点，因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是1911年问世的；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概述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公道地说，我们应该指出，泰勒的管理体系（他并未发明“科学管理”这个术语，而且不太情愿用这个术语），起初只用于工业生产。他的初衷是科学地研究工厂，不仅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且是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其意味当然是，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科学管理原理的预设并非全部出自泰勒的脑袋。这些原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技术统治文化里孵化、哺育出来的。公平地说，技术垄断的源头见诸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35]的思想，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技术统治文化里，他这种意见仅仅是作为技术的副产品而存在的。技术统治文化关注的是发明机器。机器改变人的生活，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仿佛是被当作机器，而这又是技术发展必要而不幸的条件。不过在技术统治条件下，这样的状况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哲学。技术统治论并不把宏大的还原主义作为目的；还原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去寻找。与此相反，技术垄断论则把宏大的还原主义作为目的。我相信，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泰勒及其追随者描绘了这个理念的仪式，欢呼自己的发现是一个美妙新世界的开端。
为什么技术垄断论在美国大地上找到了肥田沃土？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垄断为什么首先在美国兴起？美国人又为何容许它兴旺发达？这个问题有4个相互关联的原因。这些问题和原因已经有人在不同的语境下做过广泛的论述，而且他们的论述已经广为人知。第一个原因和所谓的美国国民性有关系，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已经对相关的方面进行了论述。他写道：“美国人生活在一片神奇的国土上，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中，每一次运动似乎都意味着进步。因此，在美国人的脑子里，新的观念总是紧密地和改善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环顾四周，不存在大自然对人的创业设置的任何局限；在美国人的眼里，不存在的东西不过是尚未尝试的东西而已。”[36]
美国人这个性格特征对一切研究过美国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虽然对这种国民性的解释见仁见智。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美国资本家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加机敏且更加专注，他们一心一意开发新技术对经济发展可能做出的贡献。这些人有塞缪尔·莫尔斯[37]、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38]、托马斯·爱迪生[39]、约翰·D. 洛克菲勒[40]、约翰·雅各布·阿斯特[41]、亨利·福特、安德鲁·卡内基[42]等许多人，其中一些被称为强盗大亨。他们抢劫的是美国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一点比当时更清楚了；他们的基本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这些人创造了20世纪，他们的财富、威望和权势甚至会使18世纪的大富豪理查德·阿克莱特感到惊讶。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快速、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统，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来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来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来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来替代，科学的民意测验就可以确立这样的魅力。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死亡之谜可以靠延年益寿来推迟，也许还可以用冷冻技术来求得终极的解决办法。
蔚为壮观的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之时，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尼采[43]宣告上帝死亡。虽然圣人达尔文[44]没有尼采那么极端，但他还是清楚表示：即使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也经过了极其漫长、不那么尊贵的道路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其艰难曲折非我们能够想象；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捎带上了一些奇形怪状、相貌丑陋的亲戚。马克思认为，历史自有其议程，正在把我们引向必须去的地方，并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我们对终极的、最深层的需求并不了解，为了揭示这些需求，我们不能够信赖传统的推理。行为主义学的鼻祖约翰·华生[45]显示，自由意志是幻觉，我们的行为说到底和鸽子的行为无异。爱因斯坦[46]及其同事告诉我们，评判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手段，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一百年学术研究的冲击力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体系失去自信，也使自己失去自信。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其余的东西当然还有否定或折中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飞机能飞翔，抗生素能治病，广播能说话，而且我们现在还知道，计算机能计算且绝不会出错——只有人才会犯错误（这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矢志不渝给我们灌输的思想）。
由于以上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人从事技术创造的精神准备胜过其他人。然而，技术创新的盛世还需要另一套条件，不那么明显、较少为人知晓的条件。这些条件提供了技术创新的背景和语境；美国人对碍手碍脚的东西不信赖，他们的工业领袖具有技术开发的天才，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这些条件的重要性都被放大了，这些条件把技术统治文化推进到技术垄断文化。这个过渡的语境是下一章探讨的内容，我把这一章定名为“难以把握的世界”。
[1]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瑞士艺术史家、建筑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著有《时间、空间和建筑》《机械化挂帅》等。
[2]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主张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代表作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等。
[3]Giedion, p. 40.
[4]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被称为永恒的伟大学术著作。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5]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5）：英国诗人，前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讴歌自然，抒写理想与生活，风格独特，代表作有《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6]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教育家，著有《多佛滩》《邵莱布与罗斯托》《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
[7]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社会理论家，主张社会改革，反对机器文明，大力支持前拉斐尔派。
[8]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小说家、诗人、印刷商、“装帧之父”、美术手工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组织社会主义联盟，成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著有《地上乐园》《社会主义诗歌》《乌有乡消息》等。
[9]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作家和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其《人间喜剧》共91部，是法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绘。
[10]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19世纪文学大师。代表作为《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等。《情感教育》用伤感悲观的调子描写1848年的法国革命。
[11]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作家、批评家、自然主义文学代表，著有《卢贡·马卡尔家族》20部，发表公开信《我控诉》等。
[12]罗伯特·欧文（Owen Robert，1771—1858）：英国企业家、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在美国创办和谐新村，著有《新社会观》。
[13]希格尔（Segal, H. P.）的书对乌托邦的介绍最为翔实。
[14]勒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英国早期（1811—1816）工人阶级运动，因反抗压迫而迁怒于机器，以捣毁纺织机器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
[15]见David Linton “Luddism Reconsidered” , in Etcetera, Spring 1985, pp.32-36。
[16]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美国诗人、评论家、编辑，擅长描绘自然景色，长期主编纽约《晚邮报》，著有《死亡观》《致水鸟》等。
[17]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美国女作家，人称斯托夫人，其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促进了废奴运动发展，林肯总统称赞她点燃了美国内战。
[18]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James Fen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19世纪小说家，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小说：革命历史故事、边疆冒险故事和海上冒险故事，代表作是《皮袜子故事集》，《猎鹿人》为其中一篇。
[19]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家、哲学家、诗人，超验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著有《论自然》《诗集》《五月节》《论经验》《论历史》《美国学者》《爱默生讲演录》《爱默生选集》等。
[20]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1804—1864）：美国小说家，开创美国象征小说的传统，代表作有《红字》等。
[21]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记者、侦探小说鼻祖，著有《乌鸦》《莉盖亚》《莫格街凶杀案》等。
[22]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法裔美国比较文学家、文化学家、文化批评家，著有《悲剧之死》《通天塔之后》《托尔斯泰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与科学》等。
[23]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24]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参与《独立宣言》起草、对英国和谈，著有《政府断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宪法一辩》。
[25]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政治家，第四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26]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幽默大师，当过排字工、水手、记者，代表作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傻子旅行》《密西西比河上》等。
[27]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大胆创新，背离传统格律，讴歌自我与民主，代表作为《草叶集》，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大影响。
[28]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领导北方取得内战全面胜利。
[29]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作家，著有《皮埃尔》《水手比利·巴德》《白鲸》。《白鲸》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白鲸代表自然，小说反映人与自然的抗争与妥协，有别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30]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曾游历美国，其《论美国的民主》已成经典，该书分析了美国政府制度的优缺点。
[31]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诗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旋律的配合》《美丽新世界》和《加沙的盲人》是赫胥黎最杰出的三部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齐名，同为反乌托邦小说。
[32]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企业家，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生产T型汽车，发明装配线，使美国成为汽车大国。
[33]斯科普斯（John Scopes）：田纳西州代顿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被地方政府告上法庭，原告律师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代表原教旨主义的神创论，被告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是美国最著名的诉讼律师。被告大胜，原告大败，轰动一时。
[34]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创立科学管理制度，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著有《科学管理原理》《论传送带》《计件工资制》等。
[35]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
[36]Tocqueville, p. 404.
[37]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2）：美国教授、画家、发明家，莫尔斯电码的发明者。
[38]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苏格兰裔美国科学家、电话发明者。
[39]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的发明有上千种，主要有电灯、留声机、电话话筒、电影放映机等。
[40]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企业家、慈善家、石油大王，捐款建立芝加哥大学。
[41]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德裔美国皮毛商和资本家，当时最富有的美国人之一。
[42]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苏格兰裔美国工业家、慈善家、钢铁大王。
[4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44]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代表作有《物种起源》（1859）、《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等。
[45]约翰·华生（John Watson，1878—1958）：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鼻祖，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著有《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等。
[46]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德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提出光子概念，创立光电效应定律，因对光电效应的解释而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