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989年12月5日，《纽约时报》负责采写社会科学的记者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用很大篇幅介绍“最近的研究发现”。根据他的报道，心理学家发现人怕死，这个发现使不太了解心理学研究的读者感到不安。用戈尔曼的话说，心理学家提出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他们把死亡恐惧置于核心地位，赋予它前所未有的角色”。报道说，心理学家并未告诉我们，死亡的角色是否会受到怀疑；但他们的理论足以使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切文化都“规定了如何过‘美好的’‘有意义’的生活，都提出了长生久视的希望，如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和印度教的转世观念”。仿佛这个发现还不足以令人震撼，于是戈尔曼又说，这些心理学家还发现：人对死亡的态度取决于人的道德准则，心胸开阔的人比较宽容价值观念不同的人——这句话等于是说：心胸开阔的人往往是心胸开阔的人，而且即使这个事实已为人知，人们的认识也不到位。
1990年9月11日，戈尔曼再次披露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显示：亚裔美国学生之所以成绩好，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完整，且重视高学位。1990年10月2日，他又报道说，心理学家发现，善于社交的儿童往往不太受其他儿童欢迎。
我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该报是“公共记录的报纸”，其报道可以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当然，戈尔曼可能是一只“鼹鼠”，或便衣特工，其目的是讥讽社会科学的委琐，揭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不过，我怀疑他当“鼹鼠”的可能性。看来他信赖社会科学，正如许多人信赖技术垄断一样。换句话说，他相信，只要严格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确立的原理去从事研究，人类行为的研究就可以产生有关人类境遇的客观事实、可以验证的理论和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我曾经把这种信念的源头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头上，我们可以为这样的立场辩护，但这样的溯源过分简约。实际上，“人的科学”的滥觞与其说起始于一个人，不如说起始于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创办于1794年，叫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前已提及，它迅速采用了起源于剑桥大学的做法，用数字给学生的功课评分）。该校网罗了法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以它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热情而著名。拉瓦锡[1]、安培[2]在这里任教，后来到校执教的还有伏尔泰和洪堡[3]。他们对化学和物理学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在这个方面，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荣耀实在是实至名归。但该校的另一些人对自然科学方法过分热情，他们相信，人脑智力无限，尤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智力无穷无尽。所谓“科学傲慢”最著名的表现见诸拉普拉斯[4]的著作。他在1814年出版的《概率的哲学导论》里说：“如果一个人在给定的事例中理解启动自然的一切力量，如果他知道构成自然的一切天体的位置，如果他的头脑足以容纳一切他能够分析的数据，他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宇宙最大天体和最小原子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对他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同样展现在他的眼前。”[5]
毫无疑问，今天再也没有科学家认真对待拉普拉斯的这个观点了，但19世纪时的确有少数人予以唱和。这种科学理想的精神激励少数几个人相信，我们可以获取可靠的、可以预测的有关星球和原子的知识；同样，我们对人的行为也可以了解到这个程度。早期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里有这样一批人，比如圣西门[6]、安凡丹[7]，当然还有奥古斯特·孔德。他们有两个共同观点对技术垄断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能够揭示人心的秘密，也可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方向；（2）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合情合理地用来重组人类社会。“社会工程学”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滥觞，唯科学主义的种子在他们的身上萌芽。
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它们共同构成技术垄断论的一个基石。其中的两个观念是方才已经提及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情况；社会科学之所以收效甚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用哈耶克[8]的话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9]
已如上述，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我想在此说明，这些思想如何盘旋上升、互相纠缠，赋予技术垄断能量与形态。
今日“科学”普遍的含义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这个意义上的科学是19世纪初普及的，得力于1831年英国科学协进会的成立（虽然默里[10]主编的《新英语词典》把科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定在1867年）。到20世纪初，其他人盗用这个词；自此，它就日益用来描绘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的成果而广为人知。我断言：这是科学一词的滥用，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过程和实践的区别。我的断言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用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11]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过程”（processes）指的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行星运行、冰雪融化、叶绿素的生成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和人的智能没有关系，受铁的规律制约，由自然的结构决定。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说，过程由上帝创造。另一方面，奥克肖特所谓“实践”（practices）指的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比如这本书的写作和阅读、建立新政府、餐桌上的谈话或陷入情网就是“实践”的例子。这些事件是人的智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事务里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它们并不受铁的规律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换句话说，无意识的眨眼和有意识的使眼色的差异是不可改变的。眨眼可以纳入“过程”的范畴，有生理的原因，可以在既定的假设和理论的语境下去理解和解释。相反，使眼色必须要纳入“实践”的范畴，充满了人为色彩的、难以知晓的意义，无论如何是难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或预测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追求无论如何不能叫作科学，或许只有最委琐的行为和情感除外。当然，你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的学者常常对自己的观察做量化的研究，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你可以把两者纳入一个类别。一个简明的比方可以说，既然油漆工和油画家使用的都是油彩，它们从事的就是同样的工作，目的也一样。
科学家用数学来揭示和描绘自然的结构。相反，即使用量化的方法，社会科学家最多只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带上一丝精确的色彩。然而，这样的社会研究里并不存在任何特别科学的东西。各色各样人都给事物计数，以求精确，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自称科学家。保释担保人留意本市的谋杀案有多少宗，法官计算他们管辖范围内的离婚诉讼，企管人员计算顾客在自己商店里花销的金钱，幼儿喜欢数自己的手指头和脚指头，以免糊涂到连自己有多少手指头和脚指头都说不清楚。有的时候，计数得到的信息有助于得到一个主意，甚至有助于支持一个主意，但单纯的计数本身并没有意义。
同理，单纯的观察本身也没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说，如果你主张经验主义，你就抱着科学的态度。经验主义的意思是先观察然后做结论。因此，除了患妄想狂的精神分裂者，人人都是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别人能够和你一样清清楚楚看见你提出的实证。比如你可以举例说，我写了几本书，除了这一本还有几本，于是你得出结论说，我喜欢写书。你可以提供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明，我可以应你的请求提供这盘录音带，告诉你我喜欢写书。这样的证据就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证据，你的结论也可以说以经验为依据。尽管如此，你的做法并不是科学家的做法。你只不过是在以理性的行为做事，许多并非科学家的人都可以称自己是理性的人。
当然，科学家努力以经验为依据，并尽可能精确；与此同时，他们又努力保持高度的客观性，这是他们基本的追求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做独立的研究，无论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别人怎么说。科学家认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点始终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家描绘的外部世界和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在追求客观性时，科学家一开始就假设，他们研究的客体对研究者来说是中性的。海森堡[12]所谓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亚原子层次的粒子的确“知道”（know）自己正在被人研究，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知道”。比如，电子在受到追踪时总是改变自己的动量或位置。尽管如此，在“知道”的一般意义上，电子并不“知道”或“关心”自己正在和科学家互动。树叶、苹果、行星、肾脏、桥梁也不知道自己和科学家的互动。这个事实本身使科学家得到解脱，他们不必研究这些客体的价值观和动机，单单这个原因就足以把科学和所谓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放到“形而上学和伪客观”（默达尔[13]语）的地位。[14]
几乎没有什么实验能够揭示社会科学理论的谬误，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因此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显然，社会科学理论的消亡是由于它们使人厌烦，而不是因为它们被批驳为谬误。但卡尔·波普尔[15]证明，科学依靠一个基本的要求：理论的表述必须要允许人们用试验来证明它是否错误。倘若理论不能经受是否错谬的检验，那它就不是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就是一例。精神治疗专家能够举例支持恋母情结理论的有效性，但如果你问“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他们就无言以对。相信上帝创世说（有时称为特创论）的人面对“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时，总是保持沉默。
顺便说明，我并不是说，恋母情结和上帝不存在，也不是说，这样的信仰是有害的——绝非如此。我只是说，原则上没有检测手段证明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它们处在科学的界域之外，“社会科学”里的大多数理论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
下文紧接着说我认为社会科学是什么，同时阐述为什么技术垄断论想要和科学攀亲。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如果社会科学自称为科学，它为什么会使人误入歧途。
有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深受敬佩，至少从技术角度看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从道德角度看的话。那就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主持的（所谓）实验。他的记述见于《对权力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之中。在这项臭名昭著的研究里，米尔格兰姆诱骗人对“无辜受害者”进行电击，实际上这些“受害者”是实验里的合谋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电击。然而，大多数应邀观察的人却相信，那些“受害者”真的受到了电击，而且在心理压力的作用下，许多观察者真的出现了休克的症状；倘若米尔格兰姆在实验里真的用了电击，那些受害者当然就必死无疑。米尔格兰姆精心策划了实验的环境，他在书里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说明多少人按照要求去进行电击，多少人没有按照要求去做。大约65％的被试者很顺从地去对“受害者”进行电击，而不是为“受害者”的健康考虑。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是：面对自己认为的合法权威时，大多数人会听从命令。换句话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行为的控制因素之一。
我们来分析这个结论。首先，它只不过是普通的人类经验，尽人皆知，从摩西·迈蒙尼德[16]到你的姑父姑母都知道，例外的人恐怕就是美国精神治疗专家了。米尔格兰姆进行实验之前，向大批的精神治疗专家发出问卷，请他们判断，有多少被试者会按照指令对接受实验的人进行电击。精神治疗专家认为，听命令的人比实际顺从的人要多一些，他们的估计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了解上（心理学家最近才承认，人怕死）。我并不暗示，真正的科学家绝不会得出平凡的结论；我只想说，平凡的结论是很罕见的，因为平凡的结论绝不会收到令人激动的效果。与此相反，平凡的结论几乎总是社会研究的特征，但社会研究总是伪装成科学。
其次，米尔格兰姆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因为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自然而然的生活环境下的人。我想，如果在耶鲁大学或别的实验室里去观察人的行为，谁也不会对此特别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人在什么情况下的行为对他们的生活别有一番意义。不过，米尔格兰姆的任何结论都应该向公众说明：它们只适用于米尔格兰姆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即使我们假定，实验条件下的行为和更加逼真的生活情景中的行为有一定的对应性，谁也无法预计实际生活情景里的行为究竟会像什么样子。谁也不能够认真地断言，接受合法权威指令和服从指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事实上，米尔格兰姆本人就告诉我们，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35％的被试者命令“权威人士”滚开。米尔格兰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叫他滚，有人没叫他滚。我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倘若要求他的参加者先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然后才在实验室里现身，那么，拒绝接受指令、叫他滚开的人数就多得多了。
不过，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是错的，并假定米尔格兰姆的被试者100％地按指令行事，无论他们是否读过阿伦特这本书。让我们再假定，我讲述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一群人不顺从一个合法权威的指令，比如纳粹占领下的丹麦人协助9000人逃亡到瑞典。你会不会说，因为米尔格兰姆实验的结论与此相左，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你会不会说，这样的事情推翻了米尔格兰姆的结论呢？也许你会说，丹麦人的回应与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纳粹的占领构成了一个合法的权威。但是，我们如何解释法国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对纳粹官方的合作态度呢？我想你不会做这些假定的，因为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既没有确认也没有证伪任何有关人性的理论。顺便说明，我发现他的研究既富有魅力，又令人恐怖，但那不是科学。那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这自然引出我的另一个话题：如何看待米尔格兰姆从事的研究，如何看待研究人类行为和处境的研究工作。我首先指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似之处。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书送给爱因斯坦，请他评价。爱因斯坦回答说，他认为这本书堪称典范，但他没资格评判它的科学价值。弗洛伊德回信说，如果爱因斯坦对它的科学价值不置一词，那他把这本书说成是典范就是不能想象的：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谬误。当然，弗洛伊德错了。他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典范的成果，而且还是纪念碑式的成果；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从事的工作是“科学”，正如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布鲁诺·贝特尔海姆[17]、卡尔·荣格[18]、玛格丽特·米德[19]、阿诺德·汤因比从事的研究是“科学”一样。他们所做的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做的一样，是记述人面对自己的文化提出的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和情感，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当然，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但科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和社会研究有云泥之别，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事实上社会研究者的故事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很接近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都是对人的一系列事件做出独特的解释，并且用各种形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解释。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的解释既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两者的魅力都来自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社会研究和小说创作的一切要素里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道德意旨。“正”“误”这两个词用于数学或科学的意义在这里不适用。这是因为这些解释里不存在普适天下、不可改变的正确或错误。没有什么关键的测试可用来验证或证伪这些解释。没有什么由它们演绎而来的自然法则。它们受到的局限是时间、情景的局限，尤其是受到研究者或作家文化偏向的局限。
以D. H.劳伦斯[20]为例，他的小说讲述一个女人的性生活；从这位查泰莱夫人的性生活，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人的秘密，我们自问，查泰莱夫人这样的人是否比我们过去的想象更加常见。劳伦斯没有自称为科学家，但他仔细而深刻地观察他熟悉的人并断定：普天之下的虚伪比有些哲学家梦想的虚伪更加泛滥。阿尔弗雷德·金赛[21]也对女人的性生活感兴趣，他和助手访谈了数以千计的女人，以了解她们自认为的性行为。每个女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都是由金赛访谈的问题精心构造的。一些人可以谈允许范围内的一切，一些人只被允许谈很少的一点点，有人也许说了谎话。不过，所有的故事放在一起之后，某时某地的一个集体故事就浮现出来了。这个故事比劳伦斯的故事抽象，多半是用统计数字的语言讲述的，当然，它不会有多少心理学的洞察力，但它仍然是一个故事。你不妨称之为一个一千零一夜的部落故事，由101个女人讲述，但它的主题和劳伦斯的主题差别不大——有些女人的性生活比故事里讲述的性生活更加奇怪、更加活跃，尤其超过了弗洛伊德让我们相信的程度。
我并不是说，劳伦斯和弗洛伊德没有区别。劳伦斯展开故事的语言结构叫作叙事体。金赛的语言结构叫作说明文。这两种体裁当然不同，虽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不相同。有人评论亨利·詹姆斯[22]和威廉·詹姆斯[23]兄弟时是这样说的：亨利写小说像心理学家，威廉研究心理学像小说家。无疑，用我所谓“故事”的意义，说明文能够像记叙文那样展开一个故事。当然，劳伦斯的故事完全受他想象力的局限，除了他了解的事实之外，他不必查找其他任何事实。他的故事是纯粹的个人感受，我们称之为“虚构”（fiction），其道理就在这里。金赛的故事是别人讲述的，他受到的局限是人家的回答。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故事叫作记叙。然而，正如一切故事一样，金赛的故事也贯注着道德偏向和社会学理论。这是因为问题是金赛设计的，访谈对象是他挑选的，访谈的环境是他决定的，如何解释受访者的回答也是由他决定的。这一切都决定了他的故事的形态和要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金赛和劳伦斯一样，从一开始就知道故事的主题，否则他可能就不喜欢讲这个故事了。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比如，塞万提斯[24]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原型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少年。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是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陀思妥耶夫斯基[25]塑造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但爱心和宗教狂热使利己主义者得到救赎。B. F.斯金纳[26]描绘了自动化的原型，因宜人的技术而得到补偿的原型。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力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和形象却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请想想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埃里克·埃里克森[27]、阿尔弗雷德·金赛、索尔斯坦·凡勃伦[28]、刘易斯·芒福德、B. F. 斯金纳、卡尔·罗杰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芭芭拉·塔奇曼[29]，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科尔斯[30]，甚至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人的观念、关于我们国家的观念多半来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大大超过了最知名小说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
顺便说明，我不是说，社会研究者的隐喻和小说家、剧作家的隐喻是以同样方式创作的。小说家创作的方式是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人的行为和情感，社会学是小说家创作的背景，个体心理是小说家创作的焦点。相反，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倒过来的；其焦点是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个体生活的轮廓靠演绎和暗示来揭示。此外，小说家用展示来推进情节。社会研究者用的是抽象的社会事实，靠理性、逻辑和论辩来推进说理。因此，小说往往更加有趣。奥斯卡·王尔德[31]、伊夫林·沃[32]向我们展示慵懒、炫耀的富人；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则论证有闲阶级的诞生。巴德·舒尔伯格[33]用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来展示自恋的人物；相反，克里斯托夫·拉什[34]用社会学分析来解释自恋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不同人讲述的故事是有差别的；大多数时候，小说家讲的故事读起来更有趣。然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至少有同样的吸引力，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更加可信的。
为何这些社会研究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呢？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道德教谕。他们的目的和佛陀、孔夫子、希勒尔（Hillel）、耶稣的目的相同（同理，和D.H.劳伦斯的目的也一样）。诚然，社会研究者很少鼓吹自己的知识建立在神圣经典不可争辩的基础上，更不会声称自己以神的启示为根基。然而，我们绝不能被布道者和社会研究者方法上的区别蒙蔽了眼睛，也不能受表面上差别的欺骗。我想说，像凡勃伦一样，说耶稣是精明的社会学家，这并没有亵渎神明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教诲，就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最好的小结。作为社会研究者的耶稣和凡勃伦的差别在于，凡勃伦要啰唆一些。[35]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实际上，倘若文明的代价是压抑人的性行为，发现这个道理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如果人们的意识是由其物质环境决定的，发现它的也不是马克思。如果媒介即是信息，发现它的也不是麦克卢汉。他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的风格重述一些古老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里还要反反复复地重述，不过我想效果可能会比他们讲述的效果差一些。这是因为，技术垄断似乎不想听这样的故事，而只想看事实——硬性的事实、科学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说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由于机器的非人格性，由于它无穷无尽的可重复运作，它就成了一种有控制力的隐喻，且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这些敌人嘲弄统计数字、民意测验、标准化测试和官僚主义。在技术垄断论者的眼里，社会研究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评判并批评人的道德行为，这是不够的。技术垄断论者认为，把某人称为“说教者”是对他的侮辱。诚然，社会研究提出隐喻、意象和理念，使人的生活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严，但那不足以使技术垄断论者满足，社会研究缺乏科学才拥有的光环。于是，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转换成“科学”就有必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本身就成了客体，很像植物、行星或冰块的客体。
人怕死，来自稳定家庭的儿童重视功课且成绩很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有人偏要宣告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发现”；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研究当成了科学。于是，社会研究者就可以把自己当成科学家，也可能被别人看作科学家，没有偏向、没有价值观、没有背负纯主观意见包袱的科学家。于是，社会政策就可以宣称是建立在客观判断的事实上了。在技术垄断论的支配下，认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分校读书不道德，那是不够的，用《黑孩子》（Black Boy）、《隐身人》（Invisible Man）或《下一次的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做例子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向法庭证明，标准化的学业和心理测试揭示：黑孩子的成绩比不上白孩子，他们觉得分校读书受了侮辱。在技术垄断论盛行时，你可以说，容忍无家可归的现象是不道德的，是堕落，但仅仅在嘴巴上说说还不够。如果你请法官、警察或官僚主义者去读《悲惨世界》（Les Miserabbles）或《娜娜》（Nana），他们不会搭理你，甚至请他们读《圣经》你也会劳而无功。你必须要用统计数字证明，无家可归的人既不幸福，也消耗经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狄更斯、韦伯、马克·吐温、马克思等等，都不是合法知识的分配者。他们都有趣，都值得读；但他们是老古董。至于“真理”，我们必须要转向“科学”求教。这自然引入了我所谓唯科学主义的要害问题，我们要看看在技术垄断论情况下唯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
我尽力证明，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尽管如此，有些社会“科学家”却追求与物理学、化学、生物性等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身份认同，而且不仅是名义上的认同，但自然科学家探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研究人类境遇的学者为什么要寻求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不难解释。现代世界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可能是仅有的成就，诞生在医学、药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而且，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和电子工程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运用自然科学的目的、假设和程序取得的。这些伟大的成就赋予科学令人敬畏的权威，赋予号称“科学家”的人类似的尊敬和威望。除此之外，19世纪科学家的希望也保留下来：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程序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社会，并且和自然科学一样，达到增进预见和控制的目的，并得到同样的工程业绩。实践证明，这个希望既使人误入歧途，又使人产生幻觉。然而，由于附加在“科学家”标签上的心理、社会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这样的幻觉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研究者总是觉得，这个标签难以割舍。
然而，社会研究者之外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采取合作的态度，使这个幻觉保持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看清了。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研究有深刻的误解，对物质和社会两个世界的差异有深刻的误解。但原因不止于此。当新技术、新技艺和伽利略、牛顿和培根等人的精神为自然科学奠基的时候，过去对物质世界的权威记述就失去光彩，《创世记》里的伟大故事就是一例。科学使一个领域（《创世记》）里的伟大记述令人生疑，于是神圣故事里的整个信仰大厦就受到损害，大多数人寻求道德权威的源泉最后也被一扫而光了。我认为不难指出，失去神圣信仰的世界自此以后就开始寻求一个替代性的道德权威源泉。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负责任的自然科学家声称，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都没有声称，自然科学的程序或发现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孰善孰恶，孰好孰坏。实际上，由于自然科学要求对研究对象持客观的态度，自然科学的原则本身就迫使自然科学家放弃他角色里的道德评判或宣示。自然科学家对道德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当他们说孰善孰恶时，他们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他们就成为关注地球危局的公民，就是理性的男男女女，就是有良心的人，他们就与你和我一样了；他们就必须为自己寻求答案，寻求道德判断的终极权威。这是一个渴望倾听的世界，渴望更强大道德权威的世界，人们乞求自然科学家说，科学而不是人在诉说终极的道德权威。可是，自然科学家并不能问心无愧地承担这样的任务。
从一开始，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我们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之所以欢迎他们或明或暗的主张，那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寻找新的源泉，超越我们肉体凡胎脆弱判断的源泉。于是，在蛮力的权威之外，我们似乎只剩下程序的权威，但蛮力的权威难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
这就是我所谓的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生命？何时出现生命？为什么出现生命？”“为什么存在死亡和苦难？”“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善的结局？什么是恶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里根总统说，他相信堕胎不对，至于受精卵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有生命的阶段，我们则要听科学家怎么说——如果你像里根总统这样说，那你就在个人层次上信奉唯科学主义。如果没有科学家挺身反对这样的意见，如果报纸的“科学”版不登载批驳的文章，如果人人有意无意地以合作的态度长期维持这种幻觉，那就是文化层次上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心脏什么时候开始跳动，宫外孕各阶段胎儿有多高的存活率。至于何为“生命”的“真正”定义，何为“人”的定义，科学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威去确定诸如此类的标准，就像你和我没有这样的权威一样。社会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人在自认为的合法权威面前会如何行事。然而，社会研究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权威”是合法的，什么时候“权威”是不合法的，也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如何决定服从权威，什么时候服从权威是正确的，什么时候服从权威又是错误的。这样去询问科学，指望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
弗洛伊德晚年与自己辩论他所谓的“幻觉的未来”。他指的幻觉是对存在、知识和道德权威的超自然、超人源泉的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他盘问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人是否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种幻觉的情况下，人类是否在心理上、文化上和道德上能够生活得更好。弗洛伊德以最强有力的声音表述了他的疑问（通过与他设计的另一个自我的辩论），最后“胜利”的是弗洛伊德的理性（或他对理性的信仰）：人类可能会活得更好或更糟，但人类必须要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生活。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就在他写《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时，他的著作又在支撑另一种幻觉，这样一个未来的幻觉：凭借客观而中立的科学家的努力，凭借道德权威的经验源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程序最终能够揭示人类行为“真正的”真相。他未能预见我们这个时代终极权威形象经历的一个奇异的变化，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形象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青男女的形象。倘若他预见到这个变化，他可能会修正他盘问自己的问题。他未能修正这个问题，让我来做这个修正吧。我不会提供答案，我希望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新的辩论：关于上帝幻觉的问题、关于唯科学主义幻觉的问题、根本没有幻觉的问题、根本不希望道德权威的终极源泉的问题——在技术垄断时代，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利，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害呢？
[1]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法国化学家，氧气发现者，现代化学奠基人。
[2]安培（André Marie Ampère，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电磁学家，电流强度单位安培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3]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8）：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政治家，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4]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
[5]转引自Hayek, p. 201。
[6]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知识分子统治社会、消灭贫穷、以宗教代替理性。
[7]安凡丹（Prosper Enfantin，1796—1864）：人称“安凡丹老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
[8]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价格与生产》《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资本纯理论》《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经济的自由》等。
[9]Hayek, p.21.
[10]默里（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1837—1915）：英国词典编纂学家、《牛津英语词典》主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撰稿人，两度出任英国语言学会主席。
[11]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著有《经验及其模式》《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论人的行为》等。
[12]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13]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经济学奖，著有《货币均衡论》《美国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社会研究的客观追求》等，与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共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4]Myrdal, p. 6.
[15]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
[16]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西班牙，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学者，著有《犹太律法指导》《迷途指津》等。
[17]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1990）：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心理和教育，著有《仅有爱是不够的》《魅力的用处》等。
[18]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之一，曾经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同事，著有革命性的《无意识心理学》，提出无意识两层次的假说：人生活在被压抑的事件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之中。
[19]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心理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著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以《萨摩亚人的成年》而一举成名。
[20]D. H. 劳伦斯（D.H. 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国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描写性及两性关系，兼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特色，著有10部长篇小说，要者有《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21]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研究人类性行为著称，著有《男人的性行为》《女人的性行为》。
[22]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作品涉及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对立，从心理学角度反映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锋，著有《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波士顿人》《金碗》《小说的艺术》等。
[23]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9）：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24]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创作《堂吉诃德》。
[25]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tch Dostoevsky，1821—1881）：俄国小说家，写小人物的苦难，擅长心理描写，代表作有《白痴》《罪与罚》等。
[26]B. F.斯金纳（B.F. Skinner，1904—1990）：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8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27]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美国神经病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提出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的特殊社会心理任务，认为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28]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研究商品供给和创造利润之间的根本矛盾，著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等。
[29]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1912—1989）：美国历史学家，两次荣膺普利策奖，一次获奖的作品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其他著名作品有《八月炮火》《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等。
[30]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1929— ）：美国心理学家、精神治疗专家，著有《危机中的儿童：勇气与惧怕研究》。
[31]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著有《认真的重要性》《少奶奶的扇子》《道林·格雷的画像》，晚年长诗《瑞丁监狱之歌》揭露了其中的非人道待遇。
[32]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上层社会流弊，著有《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荣誉之剑》《旧地重游》等。
[33]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1914— ）：美国好莱坞剧作家，奥斯卡奖得主，作品有《在滨水区》《码头风云》《什么使萨米逃走》《醒着的梦》《聪明的糊涂和糊涂的聪明》《我喜欢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34]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美国社会学家，著有《自恋文化》。
[35]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研究的区别，主要取自我的文章《作为道德神学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as Moral Theology），该文收录进我的书《认真的反对》（Consciousness Objections）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