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如今，美国技术垄断文化已经迫不及待、莽莽撞撞地接受了计算机，正如它拥抱医疗技术一样。这一事实不容否定。这也许是势之必然，但很不幸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并不是说，计算机在符号美景中大煞风景，而仅仅是说，像医疗技术一样，计算机篡夺了文化的威力，把特定的心态强加于人，所以专注于人的文化原本是想要谢绝它的。因此，检讨嵌入计算机技术里的理念，值得我们一试。当然已经有人做了尝试，约瑟夫·魏泽堡[1]尤其值得一提。他的大作《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是不可或缺的必读书。不过和任何人一样，他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计算机具有所谓“普适性”：（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比如，计算机和听诊器截然不同，听诊器只能在有限的场合发挥有限的作用。有人说，保险箱窃贼用听诊器来探查保险栓，除此之外，只有医生才用听诊器。然而，人人都用计算机，或被计算机利用，而且计算机的用途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姑不论电子文档、电子数据表和文字处理等著名的计算机功能，计算机创新甚至奇异的用途清单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我的面前放着《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它告诉我们计算机如何辅助水族馆设计师仿照过山车设计水滑道，如何获得8英尺（约2.4米）高人造浪的效果。[2]我记得另一篇文章讲如何用个人计算机在公司董事会会议上发言。[3]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制图帮助陪审员牢记证据。《诉讼学》（Litigation Sciences）杂志计算机制图部的负责人格雷戈里·马扎雷斯（Gregory Mazares）说：“我们是习惯电路、聆听、视觉取向的人，陪审员则倾向于相信眼睛看到的材料。这种技术使信息简约，避免大量信息突发给人的轰炸，使陪审团能够集中注意力。”[4]马扎雷斯先生帮助习惯电器的人牢记信息，富兰克林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莫顿·戴维（Morton David）出版电子版《圣经》，使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检索《圣经》里的任何词语。（顺便说明，“闪电”一词在新国际版《圣经》里出现42次，在钦定版《圣经》里出现8次。如果你想检索这个词，你可以在几秒钟内得到这个结果。）戴维满脑子这样的事实，所以他说：“我们的技术产生的重大变化堪与谷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媲美。”[5]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用于投资决策，其功能包括设计各种“万一……如何”的情景，不过，该文没有提这些方案的准确性。[6]在《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里，我们发现描写计算机如何辅助警察确定求助人所在位置的一篇文章；文章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警察就能够在刹那之间得到求助者的大量信息，并判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来电人的诉求。
你也许会问，查尔斯·巴贝奇[7]在1822年（雷奈克发明听诊器之后6年）宣告，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完成简单算术题的机器时，他是否想到以上可能性。也许是吧，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台机器，就马上着手去造一台更加雄心勃勃的机器，以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但这一台机器也半途而废，到1833年，他竟然把自己的计算器研究计划束之高阁，另起炉灶去搞一台可以编程的机器，这台机器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他构想的编程机也没有完成，不久它就演变为用穿孔卡操作的机器，这是由法国纺织机演变而来的机器，纺织工人用这样的机器来控制织机上的经纬纱。
在以后的37年中，巴贝奇不断改进他的编程机，每一个新的设计都胜过前一个设计。[8]有一阵子，他突然意识到，数字运算的机械化使他掌握了一种操纵非数字符号的手段。如果说巴贝奇的洞察力堪与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发现字母表化（alphabetization）的原理相比，那并非牵强附会。所谓字母表化是这样一个原理：字母可以从其声音功能剥离出来，用作信息分类、储存和检索的系统。总之，有了这个洞见之后，巴贝奇就能够思考设计“智能”信息机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机械技术还不足以实现这样的想法。然而，他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计算机还有一些时日；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还要等待多种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明，包括电报、电话、布尔代数、以继电器为基础的电路，直到产生克劳德·香农[9]创造的数字逻辑电路。今天，没有修饰语的“计算机”通常指的是约翰·冯·诺伊曼[10]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那种计算机。在此之前，computer指的是做机械运算的人（与早期typewriter的用法相似）。后来，计算从人手转移给机器，computer这个词也由指机器转向指人，由于冯·诺伊曼计算机的威力，这个转移就加速完成了。
当然，数字计算机发明之后，事情很清楚，计算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执行所谓“智能”的功能。1936年，伟大的英国数学家阿伦·图灵[11]证明，人能造出完成许多实际功能的机器，像人一样能解答问题的机器。图灵宣告，如果机器能够通过打印的信息与人交换思想，如果它支持会话的目的，这台机器就可以叫作“智能”机器。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建的初期，约瑟夫·魏泽堡编制了一个“伊莉扎”（ELIZA）的程序，这个程序证明，满足图灵试验的智能标准是非常容易的。对一个含有专有名词“某某”的问题，该程序的回答是：“您为什么对‘某某’感兴趣？”机器的回答里包含了这个专有名词，还用了一个问号。换句话说，它能够把陈述句的语序颠倒过来，构成一个疑问句，以寻求有关那个陈述句里某个词的更多的信息。由此可见，“伊莉扎”这个程序很像卡尔·罗杰斯[12]那样的心理学家，至少相当于一位友好的、收费不多的治疗师。有些使用该程序的人难以相信，他们只不过是在和一台机器对话。实际上，制造出一台图灵机之后，约瑟夫·魏泽堡最终把该程序从计算机网络中分离出来，神奇的效果促使他完成《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该书考问人工智能研究者的研究计划，考问这样的设想是否合理：凡是计算机能够做的，计算机都应该做。它还考问这样的路子：按照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去研究计算机的影响——也就是计算机的意识形态，我将转向这个问题。
戴维·波尔特[13]著《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Turing’s Ma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这个书名最充分地表达了计算机传达的理念。这个书名当然是比方，类似于所谓“谷登堡人”，即从16世纪起到不久前那个时代的人。波尔特所谓图灵人对计算机的主要兴趣是计算机的实际功能，他认为计算机就像一本书，但他主张，图灵人是我们时代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隐喻；图灵人暗示人与信息、工作、权力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借这个隐喻对时代进行界定。我们最好用以下方式描述这个关系：计算机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总之，图灵人的比方传达了一个根本的信息：人是机器——虽然是思考的机器，但终归是机器。由于这个原因，计算机是技术垄断论典范的、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计算机把我们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它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胜过我们的思维能力，借以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实际上，马文·明斯基[14]对人工智能表现出近乎狂热的歇斯底里，他说：芯片“大脑”的思维能力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走运，人工智能的大脑会把我们当作‘宠物狗’”[15]。约翰·麦卡锡[16]断言：“即使简单如恒温器的机器也可以说有信念。”哲学家约翰·塞尔[17]提出一个平淡的问题，麦卡锡却做了一个不平淡的回答：“我的恒温器有三种信念（beliefs）——这里太热，这里太冷，这里不冷不热刚刚好。”[18]
这个回答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给“信念”这个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这句话摈弃了过去的观点：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信念的基础。它提出相反的观点：“信念”只不过是某人某物的所作所为。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模拟一个想法相当于复制这个想法。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摈弃了这样一个观点：精神活动（mind）是一种生物现象。
换句话说，这里的隐喻已然发狂。起初的隐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正如麦卡锡所云，最后的结论必然是这样的结论。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模拟人的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必然的走向。这种思路最意味深长的后果是它代表的还原主义。但魏泽堡竭力提请大家注意，人的智能是不能移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的智能得天独厚，有一个生物性根基，有一种难以触摸的精神生活；机器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拟人的精神生活，但绝不可能复制人的精神生活。机器不可能感知，同样重要的是，机器不可能理解。“伊莉扎”能够问：“你为什么很为你母亲担心？”这个问题可能正好是治疗师的问题。但机器本身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当然，可能有些治疗师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他们只不过是按部就班、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问问而已。如此，我们就说，他们的动作像机器。）使人脑独步天下的是意义，而不是说话。我这里使用的“意义”指的是，人表达的意义大于符号相加产生的结果，超越了至少两个人共享的符号所指。我的理解是，意义还包括所谓情感、经验和感知，这些东西不必用符号来表达，有时还不可能用符号来表达。尽管如此，情感、经验和感知还是“有意义”。如果没有具象的符号，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虽然用机器复制人脑功能的追求自古以来就有根基，虽然数字逻辑电路赋予这种追求一个科学的结构，然而，人工智能没有也不会产生能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这一切似乎一望而知，然而人作为机器（或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还是很强大，这个比方肆意入侵我们日常的语言。人们常常说给自己“编程”或“消除编程”，把大脑说成是“配线的硬件”，能够“检索数据”。把思维当作单纯的信息处理和编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也许最令人心寒的例子是，我们的语言大量吸收“人作为机器”的比方，因而落入陷阱。这种情况起始于1988年11月4日。那一天，ARPANet网的计算机慢如蜗牛，塞满了无关的数据，后来竟完全堵死。问题很快传遍美国和海外的6000台计算机。起初的猜想是，一个软件编程寄生在其他编程上，这种情况被称为“病毒”（又一个人—机比方）。后来查明，入侵者是一个自足的程序，显然是用来使计算机瘫痪的，“蠕虫”这个名字由此而生。但技术上误用的“病毒”一词保留下来，原因无疑是它耳熟能详，和人有关系。雷蒙德·戈兹分析大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描写，他发现报纸的评论用了大量的人—机比方：计算机受到“感染”，病毒有“剧毒”和“传染性”，正在对受感染的计算机进行“隔离检疫”，正在努力给网络“杀毒”，程序师希望开发“疫苗”，让计算机“预防”新的攻击。[19]
这种语言不仅是生动如画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它还反映了人在人—机关系感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果计算机可能患病，那它也能够保持健康。只要健康，它们就能够做到思路清晰、正确决策。言下之意是，计算机有意志、意向和理性，也就是说由于计算机的决策，人的责任就减轻了。通过一种形式上的语法点金术，“我们用计算机计算”就变成了“计算机计算”。如果计算机计算，那么它也可能“下决心”误算，甚至拒绝计算。银行出纳员说无法告诉你户头上的余额，因为“计算机出故障了”，他的意思就是计算机误算了或不算了。言下之意当然是，银行里的职员谁也不负责。计算机出错、疲劳或生病了，为什么怪罪人？我们可以把这种思路叫作“动因迁移”（agentic shift），这是我向斯坦利·米尔格兰姆[20]借用的术语，其意思是，人把某一结局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迁移到一个抽象的媒介身上。[21]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放弃了控制权，放弃对计算机的控制而不感到非常后悔；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追求误导人的目标甚至是非人性的目标，因为计算机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幻想计算机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有的时候，各种机器呈现出人的一面，甚至是超人的一面。也许，我听见过的最荒唐的话是我的一位学生说的话。有一天天气闷热，我们的教室没有空调。有人告诉他，温度计显示98华氏度，他应声说：“难怪这么热！”这句话使天气脱身，于是天气对室内的温度就不承担责任了。只要温度计规规矩矩工作，我们就觉得舒服。但计算机的“人性”远远超过温度计，且几乎胜过任何技术。和大多数机器不一样，计算机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正如诺伯特·维纳[22]所言，计算机是“指令和控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可供计算机控制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计算机对官僚主义者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技术制造的错觉是，决策似乎在官僚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表面上看，计算机有智能，且不偏不倚，所以它几乎有一个充满魔力的倾向：把人的注意力从履行官僚主义职能的人转移到它自己身上，仿佛它就是真正的权威源泉。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者是我们时代未获承认的立法者，成为我们可怕的负担。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艾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计算机，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虽然（或由于）我做“行政工作”比较晚，我还是常常感到惊诧，人们竟非常顺从地接受如下的解释：“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这就是“此乃神意”的翻版，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两种版本的效果差不多。你们不会感到奇怪，我很少诉诸这类骗人的把戏。但有时我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时，也不得不让步投降。至今无人回答说：“（计算机搞的是）垃圾进，垃圾出。”这种完全不设防的态度有一种卡夫卡[23]式的荒诞味。在他的小说《判决》（The Trial）里，主人公约瑟夫·K被控有罪，至于什么性质的罪，谁提出指控，他本人却浑然不知。计算机把我们太多的人变成了约瑟夫·K式的人。计算机常常成为不知名的原告，这位原告不会透露指控的信息源，法官也不会要求它提供信息源。计算机已经做出宣判，表面上看似乎就足够了。至于谁给计算机输入数据，为何输入这样的数据，为谁提供方便，以什么预设为根据，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省略掉，无人去关心了。
不仅个人事务里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公共决策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五角大楼、税务署和跨国公司等大型机构告诉我们，它们检测的依据是计算机生成的答案；一般地说，这足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安然入睡。无论如何，这样的决策过程使我们不至于抱怨或控诉。计算机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魏泽堡写道：“人们已经多次宣告计算机革命的来临和计算机时代的成立，然而如果用革命胜利产生的社会变革来衡量革命胜利的话，那就可以说，没有发生过计算机革命。”[24]
计算机使政治、社会和商务机构实现自动化运行，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未必使这些机构提高效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使人不注意是否必需这些机构，如何改进这些机构。大学、政党、教派、司法审理、公司董事会并不会由于自动化而改进工作。它们只不过更加吓唬人，更加技艺化，或许还多了一点点权威，然而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会原封不动。换句话说，在生成激进而重大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上的威力方面，计算机技术尚未接近印刷机的水平。如果印刷机像大卫·理斯曼[25]所谓的“思想炸药”，那么计算机只不过是思想的滑石粉而已，因为它的性能仅仅是掩饰我们不令人满意的机构和思想。
我不想走魏泽堡那么远；他说计算机仅仅是完成非重要功能的精巧设备，计算机革命是胡说八道的大爆发。也许，他这个评判将来需要修正，因为计算机是有无数用途的技术，用西摩尔·帕珀特[26]的话说，计算机是像海神普罗透斯[27]一样多变的机器。比如，你必须注意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在虚拟现实里的意图。如果你布置一套微型的眼睛般的屏幕，你就可以屏蔽真实的世界，到模拟的三维世界里去移动，这个世界的景观会随着你脑袋的动作而变幻。蒂莫西·利瑞[28]热衷于虚拟现实，这并不意味着虚拟现实有一个建设性的未来。然而谁知道呢？也许，对那些无法对付真实世界的人来说，虚拟现实提供的治疗胜过“伊莉扎”软件吧。
我们能够看清的是，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的根基，使人相信技术革新等于人类进步。技术垄断的盘根错节靠的是几个互相联系的观念。
已如上述，技术垄断放大了人作为机器和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而且到了超越理性的程度。顺便说明，我并不断言，计算机技术是这个比方的始作俑者。你可以在医学里察觉这个观念：医患双方都相信，人就像机器一样，由零件组成，零件有缺陷时可以用机器配件来替换，新的配件和原有配件功能相同，不会损害其余的零件，甚至不会影响其他的零件。当然，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然而，既然人不是机器，而是生物有机体，人体器官互相联系，而且深受心态的影响，人好比机器的隐喻在医学上就有严重的局限，就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把这个机械比方用到产业工人头上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后果。现代工业技术之成立是依靠这样一个观念：机器由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组成。但在组织工厂的过程中，工人也被视为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于是工厂就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深沉的苦难。这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电影要表达的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比方办事情太过火，那就会造成心理创伤。计算机不同于一般的机器，由于它“思考”，而不是工作，所以它强化机械比方的威力无与伦比，它对技术垄断论来说价值连城。技术垄断论依靠我们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时就处在最佳状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委托机器代理我们工作。这些信念隐形的后果是，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我们相信机械运算的威力，用机械的威力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
由于计算机常见的运行机制，它过分倚重交流的技艺程序，它给人提供的实质内容很少。除了电光之外，计算机最能够说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警语“媒介即信息”，在这个方面，再也没有比计算机更典型的技术了。计算机几乎全是过程。比如我们可以说，伟大的“计算机使用者”是不存在的，而伟大的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却比比皆是。不错，有“了不起的程序”和“了不起的程序员”，然而，他们之所以了不起，仅仅是由于它们模拟人的官能时有聪明之举，或者是由于它们在运算、速度和容量上创造了新的可能性。[29]当然，如果戴维·波尔特此言不错，未来的计算机以一种新型书籍的面目出现，拓宽并丰富书写技术的传统，那倒是可能的。[30]既然印刷术替代手稿时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所以电子书写创造新文学形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计算机技术的功能与其说是真正用于交流的新手段，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它运输信息，大量、快速且多半以计算的方式运输信息。实际上，计算机实现了笛卡尔把世界数学化的梦想。计算机容易把事实转换为统计数字，把问题转换为方程式。这当然有用处（计算过程中揭示的模式一般容易忽略），但如果盲目应用于人的事务，它也可能牵制我们的注意力，带来一定的危险。计算机强调速度，能够生成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这也会产生干扰和危险。在特别的语境下，计算、速度和海量信息可能会天下无敌。然而，计算机技术的“信息”是全面的，它带有支配的性质。质言之，计算机体现的主张是，我们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次上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快速的信息检索来解决。我却认为，这显然是谬论。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技艺问题，而且问题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倘若核灾难发生，那不会是由于信息不足。人们死于饥荒，那不是因为信息不足。倘若家庭破碎、儿童受虐待、犯罪使市民恐惧、教育显得无能，那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结果。数学方程式、即时通信、海量信息和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关系。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是派不上用场的。
然而，由于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可是这些人缺乏的正是保罗·古德曼[31]所谓的“技术的谦虚”，其意思是，要有全局意识，既不要断定、也不要妨碍技术的具体功能。诺伯特·维纳要人们警惕不够谦虚的态度，他说，原子弹发明之前，倘若数字计算机已经是常用工具，人们就可能说，没有计算机就不能发明原子弹。然而事实上，原子弹就是在计算机不普及的时候发明的。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不用计算机也可以做许多事情，这一点至关重要。
西摩尔·帕珀特的主张就值得我们注意。他希望学生能够认识世界，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够学会如何创造知识。他的《头脑风暴》（Mindstorms）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计算机程序语言LOGO使之成为可能。然而，千百年来，优秀的教师在没有LOGO帮助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作，他的效果赶不上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
达拉斯牛仔队在橄榄球比赛中屡屡夺冠，有人就把他们的节节胜利归功于计算机在球员的评价和选拔中发挥了作用。但最近几年，达拉斯队只勉强胜了几场，人们就不再大肆鼓吹计算机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计算机和赢球没有关系——从来就没有关系吧。有人会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学生不相信，不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计算机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我的面前有贝尔纳·洛维耳爵士写的一篇文章，他是英国焦德雷尔班克射电天文站的奠基人；文章说，计算机窒息了科学创新。[32]他记录了计算机运行提供遥远星系的详细情况，这样的发现令人震惊，他用轻松的笔调抒写了自己的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想象力的、专注于狭隘的计算机辅助的研究，和无拘无束地运用所谓奇缘佳运的研究正好是对立的，所谓奇缘佳运就是凭借诀窍或多或少偶然获得的良好效果。”他举例说明纪念碑式的偶然发现，断言这样戏剧性的发现风光不再；他担心，计算机是非常狭隘的信息过滤器，因而对奇缘佳运式的发现非常不利。当然，他并不“反对”计算机，只不过提出问题，要我们考虑其代价而已。
联邦航空局负责绩效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克莱·弗里希（Clay Forishee）提出了同样的告诫。他怀疑，自动运行的商业飞机是否对飞行员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在遭遇故障时不能做出创造性的反应。西北航空公司负责飞行标准的经理罗伯特·布利（Robert Buley）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让飞行员屈从于技术，我们就会失去（紧急情况下的）创新精神。”[33]
伊桑·卡茨（M. Ethan Katsch）在《电子媒介与法律变革》（The Electronic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w）一书里也表示担忧。他写道：“人们提倡在司法界用计算机化系统取代印刷品，纯粹是为了提高效率。”[34]他接着说，计算机几乎无限储存和检索信息的功能，对过去的判例构成了威胁，可人们对这样的威胁却浑然不知。他又说：“先例不多时，先例系统不是必需；先例过多时，先例系统又不能运转。”如果此话正确，即使是部分正确，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果呢？律师是否因此而不能挑选相关的先例呢？法官是否经常由于“先例过载”而困惑不解呢？
我们知道，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我们不妨问，由于沉浸于计算机文化，我们还在失去什么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技术垄断论者不提这样的问题。提这类问题的人被称为技术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的耶利米[35]，甚至被贴上更难听的标签。我却认为，所谓悲观主义者浑身流露着对技术的谦恭态度，他们就像古埃及的法老塔姆斯。
[1]约瑟夫·魏泽堡（Joseph Weizenbaum，1923—200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发明“伊莉扎”（ELIZA）程序，著有《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
[2]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90, C, p.1.
[3]Personal Computing, June 29, 1990.
[4]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89.
[5]Publishers Weekly, March 2, 1990.
[6]Bottom Line, June 15, 1989.
[7]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英国数学家、分析仪发明者，他的分析仪原理近似于现代计算机。
[8]关于计算机发展过程的简明读物，我推荐Arno Penzias, Ideas and Information:Managing in a High-Tech world。
[9]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美国应用数学家，创建信息论，和韦弗（W. Weaver）合著《通信的数学理论》。
[10]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裔美国数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对数理逻辑、控制论和高速计算机的发展均有贡献。
[11]阿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之父，提出“图灵机”和“算法”的概念，为计算机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12]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首创以患者为中心的心理疗法，著有《患者中心治疗》《心理治疗与人格改变》等。
[13]戴维·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1951— ）：美国计算机科学和应用专家，著有《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书写空间》《补救》等。
[14]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1927—2016）：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得主，著有《知识表征框架》《心灵社会》《情感机器》等。
[15]转引自Hunt, M. , p.318。
[16]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1927—2011）：美国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奖得主，著有《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数学理论》等。
[17]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32— ）：语言哲学家，著有《言语行为》《思想、大脑与科学》等。
[18]Searle, p.30.
[19]见Gozzi, pp.177-80。
[20]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美国心理学家，以“服从权威试验”和“六度分隔理论”而著名，他的“服从权威试验”引起很大的争议，著有《对权力的服从》《电视与孤僻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等。
[21]见Milgram的书。
[22]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1894—1964）：美国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控制论创始人，获总统勋章，著有《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等。
[23]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作家，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城堡》《变形记》《判决》等，死后有《卡夫卡全集》问世。
[24]Weizenbaum, p. 32.
[25]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孤独的人群》。
[26]西摩尔·帕珀特（Seymour Papert，1928—2016）：美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教育信息化奠基人、人工智能先驱，发明了计算机LOGO语言。
[27]普罗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能任意改变自己外形的海神。
[28]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1920—1996）：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代表人物，研究迷幻药和虚拟现实。
[29]据《太阳杂志》（Sun）1991年3月号载，2岁婴儿兰斯·史密斯（Lance Smith）被誉为“电子游戏的莫扎特”。主要原因是，他玩Nintendo游戏得到的分值达到了天文数字，这是计算机能够达到的最接近于莫扎特天才的工艺水平。
[30]J. D. Bolter,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31]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1911—1972）：美国社会批评家、反正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在荒谬中成长》《王城》《古德曼政论文集》等。
[32]Science Digest, June, 1984.
[33]两段引文均出自Raleigh, North Carolina, News and Observer, Sunday,August 13, 1989。
[34]Katsch, p.44.
[35]耶利米（Jeremiah）：公元前7—前6世纪的希伯来大先知，此处喻指悲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