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
上编 文明释义
第一章 术语的衍变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第一部分 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
第四章 历史
第五章 地理
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18世纪）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第二部分 黑色大陆
第八章 历史
第九章 黑非洲：今天与明天
第三部分 远东
第十章 远东简介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第十三章 印度的昨日与现在
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半岛
第十五章 日本
下编 欧洲文明
第一部分 欧洲
第十六章 空间与自由
第十七章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科学
第十八章 欧洲的工业化
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第二部分 美洲
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
第二十四章 从起源到1917年十月革命
第二十五章 1917年以后的苏联
附录
译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2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SBN 978-7-5086-7724-8
I. ①文… II. ①费… ②常 Ⅲ. ①世界史－文化史 Ⅳ.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0905号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著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者：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576千字
版次：2017年10月第2版
印次：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7724-8
定价：1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译本序
不知道布罗代尔之名何时传入中国，较多介绍肯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笔者初闻其大名是在1980年，张芝联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系列讲座“青年世界史学”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是讲述的重点。许多年过去了，知道布罗代尔的人越来越多，谈论布罗代尔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学界。布罗代尔成为受国人关注最多的几位当代西方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除大量论文外，布罗代尔主要撰写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学文集《论历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他这本写给青少年的《文明史》，历经两年的翻译，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了。翻检当今学界，有此幸运者能有几人？
布罗代尔无疑完全配得上这种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成为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谈起他来仍满怀尊崇之情。“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地位绝对不算低的法国教授这么说。至少在笔者听来，这不是戏言。
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时，他在人生和学术方面都步入了暮年。几部代表作被译介过来时，他本人已归土为安（布氏于1985年11月27日去世）。这几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质文明》（三联书店，1993年），其次是《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第一部《空间和历史》，1996年出版后一部《人与物》上下两册），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务印书馆，1996—1997年），此时离这部经典之作问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布氏的著作早已有英译本及其他十来种文字的译本，但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学说和思想靠的还是中译本。据说我国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释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诚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读起来太过困难。固然，此前大量文章、专著谈论过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据笔者粗浅所知，且不说法文原版，在中译本问世之前，通读过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说有也寥寥无几。（时至2000年，权威性中文历史刊物《世界历史》在其卷首语中仍在对从未读过布氏著作而奢谈年鉴学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我们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这样的字眼。从其几部著作在中国销售的情况看，或许不少人现在阅读过《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质文明》（这部书在国内卖掉了数万册），但从迄今发表的论文、专著看，泛泛介绍者多，钻进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时误读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顺序有关，人们谈论《物质文明》的多，谈论《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质文明》视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谈论、引用《物质文明》时，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结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问题余波未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布罗代尔庸俗化了。顺便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说，年鉴学派已经衰落、分化了，进入了穷途末路。事实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国，年鉴学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摆在图书馆和书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国荷兰，译成荷兰文出版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书架上就占了好几排。倒不如说，“年鉴学派”一词已不必多提，因为作为当今法国史学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地位经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几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样要为“新史学”而大声疾呼。至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无可厚非。年鉴学派从中世纪入手突破旧史学的重围，为了改变旧史学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习而力倡社会经济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归纳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致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在年鉴学派笔下人物失去了地位，历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实不再为人关注。这是斗争的要求。布罗代尔撰写《文明史》，后辈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撰写在法国竟成为畅销书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写《圣路易传》，表明历史在年鉴学派笔下同样也会具有魅力。
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好的传统，既重视书本和理论知识，也重视田野工作。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段时期，很难被视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透视布罗代尔的成长道路，也可看到这一点。这位曾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史学巨擘生于1902年8月24日。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洛林乡下度过的，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等乡村生活。长大成人后，本来一心一意研修医学的他迫于父命进了巴黎大学历史系，并逐渐喜欢上了历史学和地理学。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1923—1932年，他在地中海彼岸的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师，并开始对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假期遍游了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诸国，出入多个国家的档案馆，得以“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它的历史作用，萌发了以地中海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念头，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1935—1937年，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度过了他自称“很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对地中海历史得出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因为“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在其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布罗代尔结识了正在为“新史学”而奋斗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并被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迷住了。他本意是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撰写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但现在一个全新的地中海史逐渐成形。
就在布罗代尔准备动笔写作其思索已久的博士论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斗打响了。布罗代尔应征入伍，驻守马其诺防线，结果被德军俘虏。在孤独、沉闷、难以忍受的五年战俘营生活中，身体得不到自由的布罗代尔在精神上却神游波澜壮阔的整个地中海，并把心得体会记在已获释难友寄来的练习本上。实在难以想象，这部旁征博引，涉及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加泰罗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初版长达1300余页，内容庞杂、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在监狱中几乎全凭记忆完成初稿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7年，这篇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即1949年，该书分两卷正式出版。
笔者无力对布罗代尔的整个学说及其著作进行深入、全面的评价，在此我只想重点介绍他两部不同风格的著作：一是其成名之作《地中海史》，一是《文明史》。
首先谈一谈《地中海史》。诚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言，它是布罗代尔最负盛名的著作，其重要性非其另几部著作所能比拟。该书获得好评，主要不在于作者在收集、分析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虽然这一点同样令人钦佩），不在于作者由此得出的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它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地区）和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部长达150余万字的洋洋大作中，作者从总体史学的思想出发，努力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台阶，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具体说来，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局部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论述的是它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史或群体和集团史。这是一种处在地理环境之上而又有别于它、节奏缓慢的历史。该部分重点考虑的是“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治和人”，属于传统历史学的部分，叙述的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这三个部分也就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长、中、短三个时段。它们构成了历史乐章的多个声部，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个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按照这样的结构和安排，书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涉及16世纪中晚期该地区的政治史。为了阐明地中海的全貌，作者广泛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和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运，向人们展现了一部在时间轴线上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三个层面，在空间上不同尺度交错坐标共同演绎的历史。《地中海史》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费弗尔称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具有革命的性质”。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从它对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如此，从对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来说更是如此。年鉴学派的主要贡献或者说主要特点在于倡导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所谓“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如此类；倡导比较研究；倡导打破学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凡此种种，在《地中海史》中都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家。两人也都撰写过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具有魔力的国王们》，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不信神问题》《一种命运：马丁·路德》和《大地与人类演化》等。虽然这些著作运用了他们积极倡导的新史学方法，但难以说是体现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典范之作。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在研究深度、广度和成就上明显超过了其精神导师。此书也奠定了他作为年鉴学派旗手和第二代领袖的地位。相比之下，他的另两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属于未竟之作，被国人大加推崇的《物质文明》着重探讨的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是在《地中海史》基础上的发展，且过于琐碎，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因而，要了解布罗代尔，了解其学说思想，必须从《地中海史》入手。
《文明史》是布罗代尔最后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法国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全书计约40万字，分为三大部分（中译本作上、中、下编）25章。第一部分“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第二部分“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第三部分“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如何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然而，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
首先，作为教材，这一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要做到这一点，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要力求公正。“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然而，当时法国教育的现实，却是在中学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才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曾经当过教师的布罗代尔非常不赞成这样划分课程，力主把步骤颠倒过来：“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更重要一些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新史学’和‘新—新—新史学’。”这样才能使尖端的历史学富有生机。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发现视角，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是要帮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性而富有创见的思路，它也至少部分地匡正了人们认为布氏只注意结构、局势而忽略人物、事件的误解。不过，由于法国史学界和教育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请参见本书法文版前言），布氏的这一著作未能真正列入中学教材。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是由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学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一部通史。在当代，随着学术分工的细化，也出现了学科碎化的状况。最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如《剑桥世界史》系汇集多人之力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延请最有名的专家，保证书稿的质量。但其弱点也非常明显：各个部分自成一体，难以会通；这样的著作往往具有学术性，而失去了史魂，即思想。布氏的这部书不然。它是在大量汲取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布氏自己的理论体系，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写成的一部通史。用法国著名史家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第二，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第三，论述深刻：全书第一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第四，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是总爱关注小的问题，尽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观视野。《文明史》向人展现了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截至去年，此书在法国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译本也受到了好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能够让人们对年鉴学以及布氏本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下面略述一下翻译情况。由于布氏追求的是“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行文洗练、有力，概括性强，因而翻译难度较大。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译者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为了保证译文质量，在根据法文版翻译完毕后，我们又据英文版（理查德·梅因译，1993年企鹅丛书版）逐字逐句校订了全部译文。尽管如此，译文中难免仍有不少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翻译工作由冯棠、张文英、王明毅和常绍民承担。常绍民校改了全文。译稿尚未完工，年仅50岁的冯棠先生就因病不幸去世，令人痛心疾首。我们谨在此表示无尽的哀思。
常绍民
2003年8月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本书是1963年首次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教科书的中心部分。此教科书是专为法国中学结业班的使用而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今天也必须照这个样子去阅读。但是，阅读的时候既不要持先验态度，也不要有所保留，恰恰相反，因为这不是一部应时的作品。人们当然会在这里认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然而是在这部教程的背后。说得严重一点，这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教程，他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撰写的，也因为布罗代尔那种不顾一切的风格而遭到抵制。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不是为史学界同仁而写，也不是为广大读者而写，在那个时期他还不为他们所知，同时他对读者大众也不大关心。他这部作品是为完全确定的读者——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而写的。1983年，他在致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一封短笺中称他们为“这些成年人”，这里同样再把它提出来。他说他打算触及，而用不着增加他们老师所讲的内容。这部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事实上，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
今天重读这部作品，将更好地理解出版者为什么在10年间恳求为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未真正说不，但总是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做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他向所有接近他的人不断地重复讲述这一点：历史应该由身为“语言大师”的历史学家好好来写；为了写好它，就绝不能准许修改，而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
因此，今天最好按原文重新推荐此书，至多去掉插图、文献和阅读注释。此外，自相矛盾的是，即使费尔南·布罗代尔原未承担部分责任，但他后来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还是承担了责任。它的最早的读者已年过四旬，最早使用过它的教师中最年轻的也已年届五旬。然而就像对《地中海史》[1]一样，从1966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给［马德里、泰克诺斯（Tecnos）］大学的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该书袖珍本，以后又按时重版发行［都灵，埃诺第（Einaudi），PBE］。这种情况说明，在书籍的流传中，会出现使今天走在统一道路上的欧洲人吃惊的种种有意义的差别：实际上，除了大学课程和课程划分有些相似之外，没有什么比我们中学教育的内容被分隔得更厉害的了。冒着曲解术语的危险，让我们再补充一句，即使在法国，毫无疑问，这部书也没有达到它会有也应当有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次教师会议曾决定（就像1964年在我刚刚获得教师职位的巴黎北部的省公立中学，我亲身经历的有点令人吃惊的情况一样），对学生来说因此书过于艰深，必须给学生另选择一部更易读的课本，而将此书留作“教师用书”（livre du maître）呢？在学校出版社大量发行教科书的时期，要确保免于遭受出版方面的无谓失败！但是我情愿相信，此书哪怕能找到它所力求得到的读者大众的一半，并且真正用作“教师用书”，帮助教师以费尔南·布罗代尔期望的精神来教授这门新的困难教程——他曾经大力推动，以使人们接受它——那么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只能满足一半。最后，它今天是否既找到了读者，又赢得了历经许多人苛评的地位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促使人们相信他：我试图在下文一一陈述之。
本书和许多其他的书一样有它的历史背景；为了评价它的意义，必须把它重新置于它所处的背景中去：（20世纪）50年代末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和现代化的巨大努力在这个时期使法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结构成了问题，人们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有教养和对外开放的“精英”眼中是这样。政治的实际情况，还有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小学到大学，都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它必须接受出生率激增的孩子进行更长学习期限的学习这一现实，必须从在战前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出生的人当中招收数量更多的教师。前者必须学习，后者必须以不同方式教授彻底更新的各门课程。数量和质量双重进步的同一要求——实际上是真正的决裂——有益于培养其他国家干部，尤以工程师和医生为首。改革以“统治就是预见”这句格言的名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改革使舆论界、用户和专家分裂开来。一些改革成功了：数学教育、医学研究；另一些改革全部或部分地失败了，其中就有历史学领域的教育改革。
历史学课程改革原则在第四共和国终结之前便已决定：改革始于1957年，在中学六年级进行，1962年开学期间，改革达到了中学结业班。改革的原则非常简单。1945年以来施行的旧的划分将历史学划成连续的几段，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开始，而把所谓“当代”（contemporaine）时期留给最后两个班级：1789—1851年为前一班级，1851—1939年为结业班级。始于1957年7月19日的新的划分，把历史学教育提前了一年，并将内部的划分下移（1789—1871年为前二班级，1871—1945年为前一班级），以便留给结业班级“当代主要文明”的研究学习。以这个临时的题目，下文将要谈到的7月25日官方公报详细地按六个“世界”（西方、苏联、伊斯兰世界、远东、东南亚、黑非洲）讲述史学内容，前边还有一个序言，旨在讲明其“设想和意义”：它“首先必须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
这个前言对费尔南·布罗代尔来说，在此时是一种补偿，而非真正的胜利。他被迫离开教师资格考试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一职位使他能够体验到势在必行的“考试改革”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他其实是被亨利·隆尚邦（Henri Longchambon）请来撰写法国科学研究报告中有关社会科学的部分，这个报告是为正在制订的五年计划准备的。但是布罗代尔提交的建立经济、社会与政治科学小型实验学院的规划，遭到处在原位的文学院和法学院（Lettres et Droit）的反对，它们受到竞争的威胁。1957年6月，提交给政府的最后报告作为“长期改革”方案还保留着它（“不要过于相信它”，鉴于“处在原位的所有机构，基于担惊受怕或‘通情达理’而表现出麻木不仁或系统的抵制”），它在“结构的适应”范围内尚有可能。在“法国社会科学：总结，规划”题目下，人们可以读到它的原文，这显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本人撰写的，此文刊载于1958年《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Annales E.S. C.）第一分册。
然而这第一次失败，由于时任高等教育部主任加斯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的创意，带来了两个后果。人文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因为1958年的条款依次使用两个说法）在巴黎创建了，这是一个围绕图书馆和公共服务部门（“尤其是机械化处理中心和绘制地图术实验室”）的“集中研究”场所。而那项中学结业班级（实为中等教育第二阶段）课程的改革，应当能够为大学和当代世界准备学生，应该通过文明概念向他们阐明历史学能够从专心阅读“相邻社会科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中汲取的一切。这是一门真正有内容的世界性课程。
但是将事件从历史教学中撤出，或至少把事件降低到次要地位，即使只有一年，这种改革也显得过于突然，无法被原封不动地接受，并当即遭到了抵制。两年以后，必须撰写一部教材。在1959年6月的新作中，第二部分“当代世界文明”的叙述中把远东和东南亚归结为一个单独的世界，名之为“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并增加了一个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结论。尤其是，它将1914—1945年这段时期重新写入了中学结业班级的教程中，占用整个第一学期[2]，故而改变了学年的平衡。战斗还没有输，但是也没有赢，因为必须对在教材的使用、教学的方式和指示、题目的选定等等方面遇到的所有抵制做出说明。我们可从许多例子当中列举一个：在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浪潮中，甚至当新独立国家勇敢地力图书写其历史之际，1965年8月10日的一道法令就无条件地除去了“非洲世界”这一章。
新教程临近使用时，各种保留意见就公开地表达出来。没有叙述事件的支持，考试之际没有具体可证实的知识来支持，如何教授历史？第二学位[3]的负责人自问，他们无疑有理由意识到，对于在另一种学校、在有争议的社会科学尚无地位的许多大学中培养的教师，这个教程行将带来彻底决裂。是否要在“事实”与“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或“抽象”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新课本或重新修订的旧课本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明他们的困惑，即使不是怀疑的话。让我们重读一下曾为几代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学生的权威著作的一部最有名的教科书（阿蒂埃，1962年）的前言吧：“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在推出了“专家”即大学教员或博士论文准备者（这些有名的新章节就是交给他们的）之后，前言继续写道：“这组专家致力于把该书讲得简单明了，这是我们大家所期望的。他们只想勾画出大的线条，理解它们和使人理解……从288页起，当涉及比简单叙述事实更艰难的文明史时，有着厚重特点的‘销售说明书’使课文清楚完整。它可以充当概要，无疑极为简洁，但对于想一眼就识得课程框架的急切的学生来说是足够了……”在卷末，“更合乎教学原理的最后一部分，试图回答投考者合情合理的焦虑不安”。
请原谅我这有点冗长的引文，我在那些意味深长的词语下面加了着重号[4]：它并非要指责什么人，亦非要恢复什么旧派、新派摩尼教徒之争（le bataille manicheenn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但是没有什么更能表明这些争讼的赌注，以及“这门的确引人入胜但又雄心勃勃的课程”所激起的忧虑担心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亲身投入到这本教科书的撰写工作之中，他对即将遇到的种种反对不抱过分的幻想，并且他选择承担了困难的部分。他将中心部分，即最有争议、最容易遭人评头论足的部分，即关于“伟大文明”的部分，留给了自己。卷首几页是“导言 历史与现代”，其中“教育学逻辑”必然使人们“宁愿阅读课程第一部分以后的内容”（1914年至今的历史）……“当涉及伟大文明的棘手的学习研究时”，他毫不犹豫地重申这种当今世界整体阅读的深刻统一性。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最棘手、进行起来最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最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困难——“困难”一词在最前面十行中出现了两次，但明显地与上面引文中的含义不同——既不能否认，又不能缩小，要面对困难进行探讨。
当然，人们可能认为费尔南·布罗代尔徒劳地处在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地位上，他只能失败，因为他面对的学校体制毫无生气。当时学生人数迅速膨胀，学习期限延长，学生普遍进入至少第二学位第一阶段的学习，学校体制在1968年以前，就已开始陷入危机。同样，人们认为，他全力以赴进行斗争的战场并不在这里，而在研究战线，用勒费弗尔（Lefebvre）的话来说，是在“尖端历史学”上，他要发挥当时崭新的这个最神奇的斗争工具，正全面发展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分部，努力使“尖端历史学”富有生气，集中人才，而不是唯我独尊。费尔南·布罗代尔全力以赴的战场或许还在大学战线，这种高等教育继续拒绝他参加学位的授予。发起各种研究，从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中赋予历史学一种焕然一新的面目，把那些最有本事的人分配给大学，从而既确保教学内容的更新，又确保所教授学科领域的扩大，以另一种精神来培养未来的教师：这本来应该是理性的道路，是对时代和缓慢的变革所下的不同赌注。但是，费尔南·布罗代尔不爱循规蹈矩。重读一下1985年10月20日他在夏托瓦隆（Châteauvallon）公开演讲的最后几句话就足以确信了：“我喜爱的人对我说：‘不要像平常那样胡言乱语。’你们认为我听从他们的忠告了吗？”［《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1985年10月于夏托瓦隆》，巴黎，阿尔托-弗拉马里昂（Arthaud-Flammarion），第224页］俏皮话在他身上始终意味着是说反话的讽刺方式，这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教书时（教历史，像教所有其他课程一样），重要的是深信，要经常地重申，改革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想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改革就不能局限于一个阶段——初等学校、第二学位的第一或第二阶段、大学，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
不管怎样，费尔南·布罗代尔有充分的理由意识到他在学校战线上已经失败。甚至早在新的正式课本发给该课程的中学结业班级的学生之前—这一课程大大打乱了人们的习惯，在它本来绝不该丧失的地位上，恢复了从1914年、继而从1939年至今的当代的只叙述事件的旧史学—明确载入索引的“le Braudel”（布罗代尔其人），1970年就被偷偷从销售目录中取消了：这个标记骗不了人。但在布罗代尔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一本书：这是历史教学中一个愈加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晚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际，始终唤起他内心的战斗激情。
人们知道，布罗代尔在所有场合，甚至直到他逝世前夕，为了宣布脱离常轨而反复参与这一事务。对他来说，脱离常轨相当于新，继而是“新—新”（nouveaux-nouveaux）课程。1983年《晚邮报》上刊登的他的文章重复了四五年前他在一次辩论会上的论点，这次会议特别邀集了J.-P.谢韦内芒（Chevènement）、M.德布雷（Debré）、A.德科（Decaux）；他还宣讲了两年后在夏托瓦隆他将要再次说到的话。还是在夏托瓦隆，在土伦中学的三年级学生面前，在讲述土伦之围——1707年土伦之围，在《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一书中他曾用很长篇幅加以叙述，而不是赫赫有名的1793年土伦之围——时，当场有摄影机，他做出了榜样，而且用了很大力气：那部影片可资证明。但也同样是在夏托瓦隆，他已不满足于对学生讲话。10月17日，他坚持至少要回答40位教授给他准备的有关历史教学、艺术史、科学与技术的地位、地理问题，还有一贯要讲的学校课程问题。
如果必要的话，我的同事吉尔贝·比蒂当场所做的这次谈话的笔记可资证明。它证实了布罗代尔立场的连续性。他坚持重复他的史学应向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开放的信仰——但史学绝不能与它们混同，因为史学保留有照过去的样子把握过去，使之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在这样一种无法替代的优势。他重申他非常不赞成目前课程的划分，这种划分似乎极力要解决问题，直面种种难题，但与解决问题的顺序反其道而行之。在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而在布罗代尔看来，步骤应当严格颠倒过来。我们再听一遍布罗代尔在夏托瓦隆所说的话：“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较为重要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新史学’和‘新—新—新史学’。因为我觉得在业士学位考试上向孩子提问1945—1985年这个时期的问题，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是可惜的，讨厌的，我确信，如果我是主考人，我将在业士学位考试中难倒不论哪一位历史学家！而如果人们向我发问，我自己也会被难题难倒！”
在这里，我们不要光看这次会面中他心血来潮时所说的俏皮话。1983年的文章更直截了当地对意大利读者讲了同一桩事：“这等丑举源自何方？源自国民教育部的一纸荒谬决定。就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只在中学结业班（la seulec lasse terminale）课程中进行新史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新史学是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的有意识的归并。各种门类的科学注视着、解释着现实的世界，试图让混乱变得清晰起来，可以为人理解。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
费尔南·布罗代尔用他的方式，挑战的方式，坚持重申他对真正的教学规划的深信不疑，这个规划将历史学（“谁能否认历史学的强有力作用？”）置于中心地位，用作破译和理解世界的享有优先权的工具，它实际上既针对过去，又针对现在。但是他从未停止“用各种口气”反复地说传统史学（histoire traditionnelle）——以准确的编年为依据的叙述——是唯一既能集中最年轻的学生——同中学结业班的“成年人”相对而言是“孩子”——的注意力，又能给予他们“时代必需的最初几课”。不过，在这种经常重复的断言中看到迎合时宜的论点并非错误，它力图以我不知道什么基督教全体教会合一运动的名义（au nom de je ne sais quel oecuménisme），恢复“传统史学”与这种“新史学”（histoiren ouvelle）之间的连续性，而布罗代尔则倾其研究员的精力与科学主管官员的权力，从一方到另一方，创造决裂。好像他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为他喜欢那么称呼的“高等”（depointe）史学——因为有高等数学——进行辩解，洗掉不管对与不对都归咎于它的一切罪过：难道人们没有把他打成差不多最高层的1968年“五月风暴”[5]的罪魁祸首之一吗？
随着年龄的成熟，面对遇到的重重困难与失败，费尔南·布罗代尔毫无疑问立场明确坚定。但是真正的锁钥，应该上下而求索。1923—1935年之间，在阿尔及利亚和巴黎，他从事中学教学差不多10年或12年，从中积累了经验。这是锁钥所在。即使进行研究是为了促进史学，使史学恢复生机，使它面目一新，但在他看来，史学首先还是为了进行教学。1936年9月，他在巴西圣保罗教育学院（Instituto de Eduçãcao de São Paulo）最初进行的一次讲座，就明确地冠以“历史教学”（Pédagogie de l’histoire）这一名称：原文当时以葡萄牙文发表在该学院的《档案》（Archivos）中，1955年又重新刊登在圣保罗《历史学杂志》（Revista de historia，第23期，第2—21页）上。在埋头酝酿《地中海史》时，布罗代尔（人们简直要说“布罗代尔之前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此后50年间他不断重复的思想的核心。
要将“教育小说”（romans colaire）改造成为“冒险小说”（romand’aventure）（我是从葡萄牙语意译的），没有别的秘诀，只有切中要点的简朴，不是“歪曲真理、空洞无物、拾人牙慧的庸才的简朴，而是清晰、理解力出类拔萃者的简朴”。“到成为文明中心的地方去：希腊是爱琴海的一个文明，从色雷斯到克里特——而非巴尔干半岛文明。埃及则是由尼罗河养育的文明。”他的楷模亨利·皮雷纳[6]，是“当今出类拔萃的用法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通过皮雷纳，教学不理睬书本而依靠口头。要想叫人理解自己，就要避免使用那些抽象术语。要想叫人听你的，“就要让所讲的历史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布罗代尔得出的结论是：“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公司、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它曾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争史或历史事件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从在法国与历史教学紧密配合的地理学中借用一个例子，他更进一步补充说，重要的是，要解释潮汐（les marées），不是从精确的科学理论出发，而是要达到精确的科学理论。而亨利·普安卡雷[7]揭露的“业士学位考试的潮汐”，可能是极好的教育学出发点。这些话显露出一个很早就做出并一直坚持到生命末期的抉择的几乎惊人的连续性：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对历史教学和被教授的历史的某种激情。谁敢说这种教学主张在今天新的改革时刻，丧失了其现实性呢？不管怎样，让我们顺便注意一下，这个怀着满腔激情为历史学辩护的主张，对其他学科也是有益的，就像数学或语法；在布罗代尔看来，它们也都是基础学科。
第三条线索，我在这里能把它勾画出来就不错了，是要取代著作的连续性中那种虚假的“小”作品（而且一并取代全部其他作品）。费尔南·布罗代尔受成功的束缚，常常埋头在一本书中，很多人喜欢在《地中海史》《物质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8]和《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9]之间建立对立和分门别类。与此相反，我认为，他的著作经过时间的推移，今天在整体性和连续性上重读一遍会觉得更好。话语和文字彼此重复（但“教育就是重复”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紧密联系，在思想、表述、风格的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使他能够玩弄思想概念，使思想概念驯服于他，而后在给思想概念找到表达方式和确定的位置前，将其扔掉。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反反复复，就像屋顶的瓦片一张搭着一张，使人产生清一色的外表印象。但是上述印象扩展开来，便不断引进新的动机。新的动机开始是一点一滴的，但始终是以发展的方式勾画出来的，并得到发展和融合。
从这种角度看，如果说《地中海史》第一版（1949年）为一方面，《地中海史》第二版（1966年）和《物质文明》第一卷（1967年）为另一方面，那么《文明史》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文明史》明确地根据《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第22卷（1959年）第五章“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1969年以同名重新出版，为《史学作品》一部分，第255—314页），此外还根据同一年代的其他一流“大”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1958年）等。实际上，《文明史》给费尔南·布罗代尔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他倡议延请到的高等实践研究院——今天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第六分部“文化基层”系的许多研究员的建议和知识，发展了对于“文明”这同一概念的思考，并使之达到顶点（显然是临时性的）。这是在地中海遇到的“第一个和持久性最复杂的”文明，它带有文明的一切矛盾。因为各个文明“亲如手足和自由自在，而同时又封闭、排他、乖戾……和平”而“同样好战；有惊人的固定性”“同时又流动，浪迹天涯”。逐渐地，跟往常一样，依据严密的形象网络，一个词被确定下来：层次叠放，时段交错，等等。一笔接着一笔，他把每个词在仍属于他的体系内的特有词义明确化，该体系要站住脚首先得靠他的才能，尽可能最紧密地贴合现实事物的复杂性，提出因其不透明性而分析不到的一切。想一想“文化”（culture）一词就足够了。经过长时间自问（在后边的篇幅中仍将如此），他参照德语，终于就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写道，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确保其成长发展的文明”（《物质文明》第一卷，第79页）。在这里，通过参照空间、社会、经济和集体心态，文明被不断地加以定义。1963年，文明与长时段本身成为同一：“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坚持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就是文明。”但是它与历史的整体性不能划为同一，对历史的整体性而言，还有待于寻找一个既非文明又非文化的第三个词（1959年）。后来布罗代尔终于给它选定了词义明确的社会学术语，这回是单数，即“整体的整体”（l’ensemble des ensembles）。
费尔南·布罗代尔常常自己重提马克·布洛赫[10]的断言，最后一次是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导言中：“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但是他立即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他没有时间完成这部法国史，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一搏。他通过电影和文本（《欧洲》，巴黎，图解艺术与行业，1982年），叫人仅勾画出《地中海史》所宣布的那部欧洲史。和《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起，他给了我们一部世界史，这部世界史不同于《地中海史》，是要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这部现时世界的“文明史”名实相符，酝酿并完成了世界史。
莫里斯·埃马尔
[1] 《地中海史》全名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两卷）。初稿是他作战被俘后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囚五年期间，用练习簿写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答辩通过，两年后正式出版，并一举成名。——中译者
[2] 法国学制一学年分为三学期：暑假后开学到圣诞节前为第一学期，圣诞节后到复活节前为第二学期，复活节后到暑假为第三学期。——中译者
[3] 第二学位是指大学教育获得的学位（degre），第一学位是指中学会考通过而获得的业士学位（bacca-laureat）。——中译者
[4] 中译文中用的是黑体。——中译者
[5] 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战后对法国政治、经济乃至精神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潮和罢工。起因是学生领袖被校方开除，校方无视学生的基本权利。学潮蔓延全国，持续一个多月才被平息下去。“五月风暴”导致了戴高乐的辞职，也导致了法国以后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中译者
[6] 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年）：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著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多卷本《比利时史》（1899—1932年）是西方著名史学著作之一。——中译者
[7] 亨利·普安卡雷（Jules Henri Poincare，1854—1912年）：或译庞加莱、彭加勒，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对函数理论、天体力学、拓扑学和光学、电磁学等都有重要贡献，法国科学院和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科学的假说》《科学的价值》等。——中译者
[8] 全名为《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另一部名著。——中译者
[9] 《法国史》全书共分三大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但只有第一部分的前两个篇章于1986年出版。——中译者
[10]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法国年鉴派史学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年）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以推广他们的史学主张。年鉴派史学即由此得名。他著述甚丰，包括《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历史学家的技艺》等。——中译者
自序[1]
要使有关历史教学的争论重新活跃起来，只要提一下去年[2]9月1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演说时的一句话就足够了。演说无疑只要求重新掀起高潮。
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总能使历史教学更叫座，而从不会让人对历史漠不关心。它提起了公众的兴趣，使之比以往更加醉心于历史；提起了政治家的兴致，使之不得不跟上时代。记者，尤其是历史教师更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一场老调重弹的争论，没有什么新的货色，然而它的圈子却在不断扩大。所有争论都可随心所欲地进行。论战挟着炮声而至，就像一支支精良部队。
在原则上，这场争论只关涉小学（初等）教育和中学（中等）教育的课程问题。奇怪的是，对于前者，人们几乎只字未提；对于后者，人们提到的较多，胜过对其真正的研究。事情还关系到这些学校的灾难或所谓灾难问题，这是根据人们所说的我们孩子的恶劣成绩来断定的。但是这些结果本可以或一直是完美的吗？1930年前后，一家历史杂志就已经热衷于在丰富的蠢话录专栏中，列举中学生愚蠢可笑的过错。可是在那个时代，正统教育是通过马莱-伊萨克（Malet-Isaac）的神圣教程进行的——那么多好争论的人今天对它大唱赞词。
最后，批评家对史学本身发展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了攻击。对一些人来说，忠实于叙述并受叙述支配的传统史学，毫不吝惜地将日期、英雄的名字、大人物的事迹与武功，一股脑儿地塞进学术论文中；对另一些人来说，“新”史学自我标榜为“科学”，着重关心的是长时段，而忽略了对事件的研究，所以应对那些教学法的失败负责，此乃真正的灾祸，至少导致了对历史编年的不可原谅的遗忘。这场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3]是不是无足轻重呢？在一场只与教学法有关而与科学理论无关的争论中，很多问题和“犯罪”被掩盖起来，而没有得到阐明。
问题难道真的就这么复杂吗？你在中学面对的，首先是未成熟的孩子，而后是成年人。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刻，必须对教育进行改革，无论历史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是这样。问题是要知道如何把要讲授的问题分配到前后连贯而又各不相同的学年。一开始学生还是孩子，最后，他们变成了成年人。适合于孩子的东西，对成年人不适合，所以对课程必须做出区分。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区分，为此就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区分出紧急与需要，而且要有指导性的理解力。
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使用各种图片、电视系列片和电影，也就是说讲授总体上属于传统的但又经过改进、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对媒体，孩子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我现身说法。像我这一代的所有大学教员一样，我曾长期担任公立中学教师，除了结业班或委托给我的会考外，我总是要求教六年级，即教10—12岁的孩子。这是美妙的、本能地令人惊叹的听众，在他们面前，人们能使历史像用一盏神灯一样，一段一段不断地展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主要的问题是帮助他们发现一种透视感，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接替，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如果一个才智中等的学生不能确定路易十四相对拿破仑所处的年代，或但丁相对马基雅维利[4]所处的年代……我自己会感到非常震惊的。希望逐渐获得的历史感能够有助于尽可能地减少混乱！但是我还希望流畅易懂的叙述能够自然而然地向人们展现各种场面、各种景致和各种整体视野！我们身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的场合，在威尼斯、波尔多，或者在伦敦……作为学生，除了记住年代外，还需要学习词汇：学会准确运用各种词语，准确地描述抽象的与具体的东西……学会准确运用一些关键概念：社会、国家、经济、文明……所有这些都要做到尽可能地简单。要求具备基本的年代知识，确定杰出的、重要的甚或可憎的人物处在什么年代，将其置于他们的时代背景之中。
我们现在到了分界线的那一边，面对着年轻人。他们今天比起我们在他们这个年龄时可能更自由，不过也更不幸。他们有造反精神，而事实上，正是社会，正是世界，正是生活方式，在他们周围发生着变化，把他们卷入运动，让他们受到压制，使他们怒火中烧。也许他们比起完成学业时的我们少些敏悟性，少些书卷气，但他们同样富有智慧，肯定更有求知欲。那么，他们应接受哪种历史话语（discour shistorique）呢？
在法国，我们的课程非常荒谬：一年级时给他们灌输1914—1939年的世界，而后结业班时给他们灌输1939年以后的世界。这个庞大的世界被讲述了两次，但却是一个政治的、战争的、典章制度的、冲突的世界。也就是说，讲了一大堆编造的年代、事件。我看不上有马一样记忆力的历史学家，他生就经得起对这一大堆一环套一环的通常平庸乏味的事实的全部提问，并且保证成功……我在《当代》（Le Temps présent）上看到这类教科书中最新出版的一部，据说是上乘之作。我觉得它很有用，写得相当不错，但靠不住，令人失望。对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对世界人口，对欧洲以外的文明，对冲突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而不是冲突本身的过程，它没有说一句有价值的话。
这等丑举源自何方？源自国民教育部的一纸荒谬决定。就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只在中学结业班课程中进行新史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新史学是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的有意识的归并。各种门类的科学注视着、解释着现实的世界，试图让混乱变得清晰起来，可以为人理解。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举一个简单明了的实例吧，他们要能够阅读严肃的新闻日报，理解读到的内容。
然而事与愿违。新史学被安排设置在低年级去上，在那里它显然起着破坏作用。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结果吗？
最后，两种形式的历史话语被错用到不同的地方，一个针对公立中学新入学者，一个针对公立中学毕业生，结果给双方都带来了有害的后果。由此出现的明显的混乱，因1968年以来教师夺取的自由权而愈益加剧。教师们满怀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选择这一部分课程，而对另一部分不闻不问。由于继任的教师随心所欲选择自己喜爱的内容进行教学，学生们度过了整个学校生涯，却未听到历史的这一重要部分或那一重要部分，更谈不到能够按编年线索连续性地了解历史了。
唉，在教给我们孩子的历史中，也产生了数学或文法教学中所产生的那种情况……为什么要用被肢解得零零碎碎的知识，去讲授一个本为整体的主题呢？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对象是10岁的小孩子，他们只不过能掌握普通计算，只有个别人多少年以后才能学到高等数学。语言学学习像土豆地里野猪的嘴巴那样把语法搞得一团糟。它用学究式的、复杂的、难以理解的，更有甚者，用不适当的语言来装扮语法。其结果是：语法和拼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人们严重忽略！但是应对这些不恰当的言行负责的，既不是语言学，也不是高等数学，更不是新史学。它们做它们应当做的。它们不关心教什么或不教什么给这种或那种年龄的学生。既然如此，该负责的乃是那些编制学校课程计划的人的知识野心。他们好高骛远。我很高兴他们本身雄心勃勃，但是面对他们所负责的学生，他们应竭力使之简单，哪怕——尤其是因为——这是个难题。
我在寻思这场讨论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意大利读者的兴趣。然而，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场争论的实质却意义深远，不可等闲视之。有谁能够否认历史学的强烈作用呢？当然，历史学不应陷于始终应该批判的杜撰民族主义神话的行为之中，也不应一味沉湎于我所钟爱的人文主义之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情况都一样。
费尔南·布罗代尔
[1] 本文1983年发表于意大利《晚邮报》，在法国从未刊行。我们以为用它来作《文明史》的序言最适当不过。—英文版注
[2] 此指1982年。——中译者
[3] 这一争论是17世纪末法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大论战，新兴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文艺只表现帝王将相的生活，力图冲破古典主义教条的框框，要求描写现实和反映资产阶级的生活，两种观点冲突激烈，最终爆发了“古今之争”。——中译者
[4]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认为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此即人们所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花》等。——中译者
导言 历史与现在
正文前的这几页文字试图说明新的历史课程对中学结业班学生提出了什么要求。从逻辑上讲，它们应当被放置在这里，即本书的开头。但从教学目的考虑，它们应当被放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第二学期就要结束，在课程的第一部分讲完、对重大文明的真正研究就要开始时，再来阅读这些话。到了那时，学生们应已对哲学术语和争论比较熟悉。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需要在一开始就要马上认真处理的问题。
适用于结业班学生的新历史课程造成了严重问题。它相当于要对现代世界的所有混乱和复杂性做出概览，而这只能通过一种历史学手段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这一历史学手段涉及各种相近的社会科学，诸如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
· 三种相互接续的解释
对现代世界做出解释是件自命不凡的事。我们所能期望的是借助各种不同的手段更好地理解它。你们的课程提供了三种此类方法。
首先，现在部分地可以借助刚刚过去的过去来加以理解。就简短的回顾而言，历史学要完成它不是件难事。因而，你们课程的第一部分涵盖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世界所经历的那些激动人心，而且往往是残酷血腥的岁月，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些事件从“一开始”就搅乱了20世纪，使之极富戏剧性，并以不计其数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仅靠昨日事件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今日的世界。事实上，现在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其他更为古老的经历的产物。它是已往数百年的结晶，甚至是“人类迄今为止整个历史演进”的结晶。说现在关涉如此广袤久远的过去并非荒唐无稽，尽管我们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仅仅根据我们自身的简短的存在来思考、理解世界，把世界历史视为快进的电影，其中的一切都是在纷乱、仓促中发生的：大战、战役、最高级会议（峰会）、政治危机、政变、革命、经济衰落、思想、知识和艺术范式……
然而，人类生活显然涉及其他许许多多在这一事件电影中无法罗列的现象：人类居住的空间，限制并决定其生存方式的社会结构，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服从的道德法则，其宗教和哲学信仰，以及他们归属的文明。这些现象存在的时间比我们自身的生命要长得多，我们在区区人生百年中是不可能看到它们彻底转变的全过程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以周围的物质世界为例。这一世界确切无疑地在发生着变化：山脉、冰川和海岸线逐渐移动。但这一过程极为缓慢，世间没有一个人凭肉眼能够察觉到，除非把它与遥远的过去相比较，或者借助科学研究和超出一般性主观观察的测量。国家与文明的生命，以及人们的心理态度或精神，并不像物质世界那样看上去亘古不变；不过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会发生真正剧烈的变化。这么讲绝不是要贬低这些侵入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塑造了世界的深层的、潜在的力量的重要性。远不是这样。
因而，刚刚过去的过去和多少能算得上遥远的过去合在一起构成了现在的多重性。新近的历史以高速度向我们冲来，更早一些的历史则以较为缓慢的速度、较为隐秘的方式伴随着我们。
这一早期的历史，即远程历史（télé-histoire），构成了你们课程的第二部分。把重大文明选作理解现时世界的“清晰的背景”（cadres intelligibles），意味着要超越你们刚刚学过的1914—1962年那种变化迅猛的历史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历史，即“用长时段”（de longue durée）。文明是异乎寻常的创造物，其长度超出了人们的所有想象。它们古老得令人难以置信，继续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且，在我们去世之后它们仍将存在下去。
新近的历史与遥远的历史是理解现在的前两把锁钥。最后，课程提供了第三把锁钥。这一次涉及以世界的刻度界定基督纪元1962年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技术事件和科学事件……总而言之，这里所要求的超出了上面所述两种历史方法的范围，意味着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区分出主次。
一般而论，历史学家思考过去，为过去绞尽脑汁；假如说手头可用的文献资料并不总是让他们有能力完全掌握过去，那么他们至少预先知道，比如在研究18世纪历史时，这一“启蒙的世纪”（Siècles des Lumières）会导向何方。这本身就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和理解。他们知道戏剧的结尾（le mot de la fin）。当涉及现实世界时，从它向我们提供的多种多样可能的结局中，辨别出那些主要的问题；如此情况下，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辨别出那些最有可能获胜的想象戏剧的结尾。这一任务非常艰巨，需要运气，无疑也是必须完成的。
孔多塞[1]认为这么一种任务是合法的。尽管不无风险，现今严肃的历史学家也勇敢地为预测进行辩护。1951年，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科兰·克拉克（Colin Clark）运用他所掌握的统计学预测了未来经济可能达到的规模。1960年，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平静地讨论了1980年的文明，在他看来这决定了——或应当决定了——1960年应当遵循的政策。一门非常脆弱的“科学”，即哲学家加斯东·贝尔热所说的展望（prospective），宣称专门进行近期未来的预测；他用了某些经济学家钟爱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来称呼它：“futurible”。“futurible”是指现在可以合情合理地用将来时态加以描述的最近的未来——提前预测几乎能够抓住的细细一束。
图1 2000年的世界人口（单位：百万）
这类的行为时常遭到嘲笑。不过，尽管它们可能仅仅取得部分成功，但它们至少提供了摆脱现在之混乱的一个出口，着手弄清现在最大的各种问题，并试图赋予它们某种含义。现今的世界是演化中的世界（Le monde actuel est unmonde en devenir）。
上文所附地图显示出2000年世界人口可能的分布情况。它包含了供人思考的成分。其中尤其应当明确的是，如果心目中没有这么一张图表（以及其他许多文献），任何一位规划人员——而规划意味着对现今的问题进行周全的和“展望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正当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它无疑证实了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M.乌弗埃-布瓦涅（M.Houphouët-Boigny）的下述评论，即在亚洲和黑非洲，规划应采取不同的形式，因为亚洲的贫穷与人口过多相关，而在黑非洲人口过少构成一个挑战。
·多重与单一的历史
历史学应向这类分歧和猜测敞开大门，也就是说，一句话，它应当寻求成为一门现在学，成为一门关于模棱两可的现在的科学。这看上去令人吃惊。历史学是不是误入歧途了？它是不是就像羊群中的狼，穿上了从其他社会科学中盗窃来的虚假外衣？在本书“中编”一开始，我们将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到那时，问题应得到澄清，因为这是一个与时间本身相关联的问题，而时间的性质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将会被提出来。
历史学所提供的解释的明显的多重性，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甚至它们相互间的矛盾，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为历史学独有的辩证法（dialectique），而且它建立在它所描述的不同的时间之上：与事件相关的迅捷的时间，与时期相关的较为缓慢的时间，以及与文明相关的更为缓慢甚至迟钝的时间。在学习不同内容时，应当选择不同的时间。相反，任何类似于文明史这样做全球性解释的尝试都需要持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我们必须参考过去之许多不同的、有着各自曝光时间的快照相片，它们随后把时间与图像结合在一起，就像太阳光谱的各种色彩聚焦，最终合成纯粹的白光那样。
[1]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年）：法国数学家、革命家和哲学家，其关于人类能够无限地完善自身的进步观念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具有极大影响。他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曾积极参加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筹备工作。1785年发表了在概率论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论文《简论分析对从众多意见中做出决断的概率的运用》。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却在大革命中被处死。其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译者
这是第一篇上编 文明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