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现在是历史加入到这场复杂的争论之中的时候了。它或许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但是它对时间标尺的运用和它解释问题的能力应当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事实上，如果对现存文明所遵循的道路、所承继的价值观以及所拥有的经验了解甚少，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这一文明。一种文明总是与一种历史密切相关，这种历史过去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
因此，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仅仅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之中无不存在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短路，它们常常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鸿沟。
由日复一日的短暂时光看文明[14]
但是，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每种文明都直接表现为某种容易把握的东西：一出戏剧，一次画展，一本成功的书，一种哲学，一款时装，一个科学发现，一场技术进步——它们表面上似乎全都互不相关。［乍看之下，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哲学与毕加索（Picasso）后期的一幅绘画之间毫无关联。］
人们可以注意到，文明的这些表象存在的时间总是非常短的。那么，当它们表面上总是互相取代、互相摧毁而不是显示出某种连续性时，它们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描绘出一种今天尚在存在的过去呢？
·这些景象事实上是服从于持续不断的变化的。节目不停地变换着：没有人愿意让它持续得太久。
这种变化无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各个阶段总是彼此接续的。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那里借鉴来一个说法，如同存在一种经济趋势那样，也存在着一种文化趋势（conjonctures），也就是说存在着波动，这种波动的时间多多少少或长或短，同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形下与以前出现过的那些波动截然相反。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一切事物所发生的变化或表面上的变化，正像舞台上的灯光那样，无须拆除布景或改变演员的化装，便可以用一种崭新的色彩表现它们，把它们带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这些阶段中，文艺复兴是一个最佳的例子。这一阶段有它自己的主题、自己的观点和偏好，甚至还有它自己的习性。它的特征体现为对知识的热衷、对美的爱恋以及充满宽容精神的自由论辩，在这些论辩中趣言妙语是享乐的一种不同表现。它的另一个特征体现为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著作的发现与再发现，整个开化了的欧洲全都热情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同样的例子还有浪漫主义时期（大约从公元1800年到1850年，但它在更早和更晚时均有所表现）；在一个漫长的充满艰辛的乱世中，在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的哀怨岁月（1817—1852年，其间发生了遍及全欧的经济衰退）里，它对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影响。我们当然不应声称只有这次经济衰退才能解释——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创造了——浪漫主义的忧虑（inquiétude romantique）：不仅经济上存在着周期，而且在情感上、在生活艺术和思想艺术上也存在着周期，它们独立于或半独立于所有外在事件之外……无论如何，每一代人都希望背离他们的前辈；而他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做，甚至会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或如欧热尼奥·多尔斯（Eugenio d’Ors）所谓的巴洛克风格］之间，在往往形成鲜明对照的冷静的理智与热烈而又混乱的情感之间，钟摆会不停地摇摆下去。
由此产生的模式便是一种不断变换的氛围。文明就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节奏。它的历史结构松散，容易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时期，它们几乎都各有特色、自成一体。我们不是可以非常愉快地提起“路易十四时代”或“启蒙运动时代”吗？同样，我们不是还可以说“古典文明”，说“18世纪的文明”吗？具有哲学头脑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沙佩（Joseph Chappey）认为，称这些短暂的时期为文明实在是“邪恶的发明”：对他来说，这种做法与（我们将会看到的）含有连续性（continiuté）意思的文明这个概念产生了矛盾。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个矛盾搁在一旁吧！毕竟同一和差异总是令人不安地共存着。就让我们随遇而安吧！
·“转折点”（tournants）、事件和主人公：这一切都有助于阐明特定事件和特定的人在文明史上的特定作用。
细细研究之下，每一个事件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的行为、姿态和人物。不管怎样，文明是由人构成的，因此，这还不算完，文明也是由人的行为、成就、热情，由他们对事业的“奉献”以及他们对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构成的。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进行筛选：在所有这些行为、成就和生平之中，某些事件凸显出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新时期。变化越重大，它所预示的意义也就越清晰。
例如，艾萨克·牛顿爵士1638年发现万有引力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有意义的事件还有1638年《熙德》[15]的首次上演和1830年《爱尔那尼》[16]的首次上演。
就这些人的工作标志了一个时代或概括了一个历史事件而言，他们同样地出类拔萃。这种情形同样也适用于若阿基姆·杜·贝莱[17]和他的《捍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格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8]和他的微积分或德尼·帕潘[19]和他发明的蒸汽机。
然而，真正对文明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是那些历经了很多场合而存续下去的人，他们就像一艘战胜了一系列狂风暴雨继续行进的船只一样。只有少许几位罕见的天才之士才成为许许多多时代之间的界限，他们集若干代人的面貌于一身：但丁（Dante，1265—1321年）处于“拉丁”中世纪结束之际；歌德（1749—1832年）处在欧洲第一个“现代”时期终结之时；牛顿处在古典物理学的门槛上；盛名远扬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则宣告了亚原子物理学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也从属于这个特定的范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孔子、笛卡儿或卡尔·马克思——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在不止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文明的缔造者，在重要性上丝毫不亚于世界上那些不朽宗教的卓越创始人——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是否还需要我们述说这些呢？
简言之，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在混乱无序的历史中的重要程度，取决于遗忘它（他）所要耗费的时间。只有那些经历了时段（la durée）的考验或被等同于一种恒久的实在的人，才真正被列入文明史之中。因此，通过筛选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人们也许会认识到更为持续的实在正在浮现的轮廓，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必须要发现的。
文明的基本结构
对历史的各个时期的浏览，带来的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图景：它们投射在文明的背景之上，出现，然后再消失。如果要在这些变化不居的映像背后寻求永恒的特征，我们将会发现种种不同于此的、更为简单的实在，它们所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关注点。这些实在中，有些仅持续了几个季节，有些持续了几个世纪，还有一些持续时间之久，仿佛它们是永恒存在的。当然，表象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在缓慢地变化和衰败。
·这些实在就是前一章所提及的那些实在：由地理条件、社会等级制度、集体“心理”和经济需求等因素所施加的无尽无休的约束——这些意义深远的影响，起初几乎并未被人们认识到，对当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当代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到它们时，总是把它们看作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理所应当的。这些实在便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结构”（structures）。
甚至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起初可能也未注意到这些实在：他们所习惯的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常常过于繁琐，以致他们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要理解和探索这些基本结构，人们就得以一种挥霍的方式研究巨大的时间段。表面上的运动在不久之前涉及的还是事件和人，但是当我们思索这些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同时又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非常现象时，事件和人便从图景之中退去了。这些现象便是文明的“基础”，或者不如说是文明的基本“结构”。例如，宗教信仰，各个时代都存在的粗鄙无知，抑或对死亡、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的态度……
这些实在、这些结构通常都是历史悠久、长期存在的，而且它们总是各具特色、与众不同的。正是它们赋予了文明基本轮廓和典型特征。此外，它们很难在各种文明之间进行交换：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持续存在的遗迹，这些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选择，这些拒斥其他文明的理由，通常都是无意识的。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得从他们所处的社会中脱离出来，至少在精神上应做到这点。
试举一例：20世纪的妇女在类似于我们欧洲这样的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简单，却有着深刻的根源。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特征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直到与穆斯林妇女的地位或处于另一个极端的美国妇女的地位进行了对比之后，其特征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同，我们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至少得回到12世纪那个“典雅爱情”（amour courtois）的时代，去追溯西方的爱情观和婚配观。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下列的因素：基督教、妇女上学问题、欧洲的儿童教育观、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妇女走出家庭就业问题等等。
妇女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一个结构，是文明的一种检验标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中，它都是一种长时段的实在，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人们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它。
·一个文明通常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一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这样的拒斥态度，或者说不言自明的敌意，相对而言很罕见，但它们总是指向一个文明的心脏。
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哪怕它们“重新解释”和同化了它们所接纳的东西。的确，每种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
然而，一种文明也可能会顽固地拒绝接纳某种特定的外来物。马塞尔·莫斯曾注意到，每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会拒绝或排斥某种东西。在每个时代，这种拒斥都是长期疑虑和试验的后果。在长期调节和缓慢传达的过程中，抉择总是至关重要的。
土耳其人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现代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声称，君士坦丁堡是它自己放弃的，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该城便从内部被攻破了。尽管这个论点是夸大之词，但也绝非无稽之谈。事实上，东正教会（或拜占庭文明）宁可屈从于土耳其人，也不愿与它唯一可能的拯救者拉丁人联合。这并不是那种在事件的压力之下仓促做出的“决定”，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自然后果。事实上，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拜占庭的衰落，而这种衰落促使希腊人越来越不情愿地跨越神学争论的鸿沟，不可能与拉丁人结成密切的关系。
希腊—拉丁联盟本来是可能结成的。1274年，米海尔·帕莱奥洛加斯[20]皇帝在里昂会议上曾经赞同过这种联盟。1369年，约翰五世（Jean V）皇帝在罗马承认了东正教的信仰。1439年，佛罗伦萨联合会议再一次表明这种联合是可以达成的。最杰出的希腊神学家约翰·贝楚斯（Jean Beccos）、德米特里奥斯·里多内斯（Démétrios Lydonès）和约翰·贝萨里翁[21]，也都凭借他们的反对者所不能匹敌的才能，撰文支持这种联盟。然而，在拉丁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希腊人还是宁愿选择后者。“因为正是出于对其独立性的妒忌，拜占庭教会才求助于它的敌人，拱手将帝国和基督教世界送给了他。”早在1385年，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牧首）曾致函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inⅥ）说，土耳其人提供给希腊教会“充分的行动自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是从费尔南·格勒纳尔（Fernand Grenard）那里借来这些说明解释的。格勒纳尔还进一步补充道：“君士坦丁堡为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Ⅱ）所奴役，是主张分离主义的最高主教的胜利。”西方就其自身而论，也意识到东方教会厌恶它的程度。彼特拉克[22]写道：“这些分离主义者发自内心地恐惧和憎恨我们。”
缓慢形成的另一个拒斥的例子是意大利和伊比里亚半岛对新教改革的闭锁。法国则更加犹豫不决：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全国成为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之间的一个大战场。
时间上更近的一次拒斥的例子并非完全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毫无异议的），这就是长期以来工业化的西方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与马克思主义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极权统治之间的分野。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对后者断然说“不”：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包括伊比里亚半岛——对此的答复则更加复杂、更加模糊。这极有可能便是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拒斥。
根据同样的思路，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如果西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它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做，会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造，就像当前改造资本主义使其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一样。
·正如一个文明可以欢迎或排斥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样，它也可以接纳或拒绝它自己历史的残存物。这一选择过程并不缓慢，而几乎总是无意识地或部分地进行。但多亏这样，一个文明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
在遥远的或晚近的过去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和见解中，它一点一点地加以筛选，看重一些东西而忽视另一些东西；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它具备了一种既非全新也绝非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形态。
这些来自内部的拒斥可能很坚定，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只有持久的拒斥对于心理学史正在逐渐探索的那些领域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领域或许大如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诸如此类的探索的例子包括：阿尔贝托·特南蒂（Alberto Tenenti）对15和16世纪的生活与死亡的两项开拓性的研究，R.莫齐（R.Mauzi）在《18世纪法国的幸福观》（L’Idée de bonheur en France au XVIII esiècle）的考察，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于1961年写作的那部令人着迷的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c lassique）。
这三个个案都是改变了自身传统的文明的例子——有时它们很少为人充分地了解。这种过程十分缓慢，以至于生逢其时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它。每一个时代，拒斥——和对某种抉择的偶然接受——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在此期间，禁止、阻碍和恢复的过程常常是艰难的、不尽如人意的，而且总是非常漫长的。
这正是米歇尔·福柯以其特有的术语所说的“分割”（partager）——就是说，将其所摈弃的价值驱逐出知识边缘和内心生活。福柯写道：
人们可以追溯界限（limites）的历史，也就是追溯令人费解的行为的历史，这些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必定会被人忘掉，借此，一种文明将它视为异己的某种东西清除出去。贯穿这一文明的历史，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孤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就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因为它把它的价值作为它的历史的持续特征来接受和维持；但是在我们所选择讨论的范围内，它做出了基本的抉择——（我们所强调的）分割，这种抉择赋予这种文明正面的性质——也就是构成这种文明的基本实质。
这篇优美的文字值得密切关注。一种文明要获得其真实面貌，就得排除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中烦扰它的东西，尽管这个领域对我们可能已经变得陌生了。文明的历史是历时几个世纪之久的提炼集体性格的过程，它就像一个介于清楚的、自觉的目标和模糊的、未察觉的命运之间的个人一样举棋不定，进退维谷，它对目的和动机的影响常常为人所漠视。显然，这种基于回忆的心理学论文已受到心理分析发现的影响。
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情形：理性与疯癫、理智健全者与神志不清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中世纪并不为人所知，那时，疯子（le fol）和其他遭社会遗弃者一样，或多或少有些神秘地被人视为上帝的使者。然而，在17世纪，出于当时对社会秩序的酷好，精神错乱者第一次遭到残酷无情的监禁。这个时代将他们视为无家可归的穷人，像对待罪犯和屡教不改的游手好闲者那样，将他们逐出这个世界。后来，到了19世纪，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较为公正一些，甚至还很不错，因为人们认识到他们是病人。尽管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不过实质问题仍然存在。从古典时代直到今天，西方一直对疯癫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禁止疯癫的话语，清除疯癫病人。因此，透过表象人们可以发现，理性的胜利伴随着一场漫长的、无声的动荡；这场动荡几乎无人察觉、无人知晓，但它是与理性主义和古典科学的众所周知的胜利互为补充的。
当然，人们可能会给出不同的例子。阿尔贝托·特南蒂的著作耐心地追溯了西方疏离中世纪所面对的基督教死亡观的过程——从放逐尘世向坟墓外真实生活的一次简单的转变。在15世纪，死亡成为人类所受到的至高无上的考验，被看作消灭肉身的仪式。但是，在这种新死亡观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观，生活固有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对死亡的焦虑有所减弱，16世纪——至少在开始时——是以尽情享受生活（joie de vivre）为其特征的。
·到此为止，我们的论点一直是建立在文明之间的和平关系之上的，每种文明都在自由自在地进行着它自己的抉择。但是，暴力也是常有的事。总是令人悲叹的是，暴力的结果常常是毫无意义的。
像高卢和西欧大多数地区的罗马化这样成功的例子，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所花费的那个时间段——尽管常常不可信——通过罗马化的这些民族开始出现时的原始水平，通过它们对征服者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通过它们对自己命运的默认，才能得到解释。但是，诸如此类的成功十分罕见：正因为存在这种例外，才证明了普遍规律的存在。
事实上，当双方的接触充满暴力时，失败比成功要来得更加频繁。“殖民主义”或许在过去取得过成功，但今天它显然是一败涂地。通常，殖民主义的后果是一种文明为另一种文明所淹没。被征服者总是屈从于更强者，但是，当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的屈服仅仅是暂时性的。
长期的强行的和平共处中或许包含着让步或共识，也可能包含着常常是富有成果的重要的文化交流。但是，这个过程总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在充满暴力的氛围下文化相互渗透的最佳例证，在罗歇·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的杰出著作《巴西的非洲宗教》（Les Religions africains au Brésil，1960年）中得到了描述。这本书讲述了黑奴的悲惨故事，他们被强行从他们的非洲根基上拖走，抛到殖民地巴西的父权制基督教社会之中。他们对此表示反对，但同时又接纳了基督教。一些逃亡的黑奴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quilombos：巴伊亚（Bahia）东北部的帕尔梅拉斯（Parmeiras）共和国并不是没有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就被征服了。尽管被剥夺了一切，但这些黑人还是恢复了古老的非洲宗教习俗和神秘舞蹈。在他们的candomblés和macumbas中，他们将非洲和基督教的仪式混合为一个综合体，今天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这是一个令人称奇的例子。战败者投降了——但同时也保全了自己。
历史与文明
文明在面对变化、面对它们永恒的和缓慢的变化时，或进行抵抗，或表示默许；回顾这些，我们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可以恢复文明特有本质的最后解释，也就是说，文明的长期历史连续性。
因而，文明事实上是漫长历史中最为漫长的。但这是历史学家起初所未认识到的真相，这种真相只有通过连续不断的观察才能显现出来。因而，随着认识的上升，视野逐渐变宽。
·历史的不同时态：历史运转的时态、规模和单位经常发生着变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或者十年为一次，乃至整个世纪为一次。
在每一次，随着所使用的衡量单位的不同，景致都在发生变化。正是在不同时标上观察到的各种实在之间的对比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才养育出历史辩证法。
出于简单性的考虑，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至少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工作。
第一个层面，我们称之为A，是传统历史学的层面。历史学家就像一个编年史家或今天的记者一样，按照常见的叙述方式，匆匆地从一个事件转向下一个事件。1000个画面飞快地从眼前掠过，就像无休无止的连续剧一样，构成一部充满偶然事件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不过，这种历史读得快忘得更快，我们对它有着太多的不满，它使我们不能做出判断和理解。
第二个层面，我们称之为B，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系列事件的层面：浪漫主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的时标是10年、20年甚至50年。各种事实根据这些现象被组织起来，加以说明和解释。它们或者被称为时期，或者被称为阶段，有时被称为时段，有时被称为趋势。它们被视为长期持续的事件，其细节可以被忽略。
最后是第三个层面，我们称之为C，它超出了这些事件的范围。它所考虑的只是那些按照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来衡量的现象。在这个层面上，历史的进程十分缓慢，跨越了巨大的时间范围：要跨越这个时间，就得需要一双7里[23]高的长筒靴。在这个尺度上，法国大革命在西方革命、自由和暴力的漫长历史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时刻而已，然而，这个时刻却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伏尔泰也只不过是自由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24]
在这个最后的视角——社会学家自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称之为“最深的层面”——中，文明被看作不同于标志着它们发展的偶然的和变幻无常的事件：文明所揭示的是它们自身的长期性、恒久的特征以及它们的结构——文明的近乎抽象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图形。
·因此，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
所以，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动荡和骚乱，但是，这种东西还是被人们视为最为珍贵的遗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如此，我们便应该在三思之后，才能同意西班牙历史学家拉法埃尔·阿尔塔米拉（Rafaël Altamira，1951年）和弗朗索瓦·基佐[25]（1955年）的观点，即文明史就是“历史的全部”（toutel’histoire）。无疑，此话不错：不过其前提是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使用一种与人类和历史关注点相一致的时标。贝尔纳·德·丰特奈尔[26]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对比：无论玫瑰是多么美丽，它的历史都不是不朽的；而在玫瑰看来，园丁的历史则无疑是不朽的。从社会、经济和无以计数的短时段的事件来看，文明无疑也是不朽的。
这种长波的历史，这种远距离的历史，这种环绕在时间公海周围的大海、而不是谨慎的从来不会偏离的陆地的航行——这种做法，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称呼它，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迫使你以一种你所不习惯的方式去思考和解释问题，从而就可以把历史解释当作开启你自己时代大门的一把钥匙。它的不利之处或危险在于，它使人沉溺于更加图像化的某种历史哲学的概括中，而不再去探索和证实。
历史学家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7]或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热情过度的探索者，无疑这是正确的。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和证据。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文明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实例，而不应仅仅依赖任何文明理论。我们迄今所概括出来的所有规则和解释，都将通过以下的事例得到阐明和简化。
[1] 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路易十六时期曾任财政大臣，试图实行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但因特权阶层和教会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中译者
[2]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年）：荷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格罗宁根大学和莱顿大学教授，死于纳粹囚笼。主要著作有《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和《明日即将来临》等。——中译者
[3] E.B.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年）：英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1865年）、《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和文明研究导论》等。他认为“野蛮和文明作为一种类型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是互相联系的”，因而，不仅应根据艺术和精神文明的成就去研究文化，还应根据各个发展阶段的技术和道德的完善去考察文化。——中译者
[4]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年）：法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曾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维科影响很深，强调人本身在形成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主要著作有《法国史》（1855—1867年）、《法国革命史》等。——中译者
[5]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主要著作为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在该书中他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提出一种根据挑战和回应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哲学。——中译者
[6] 马尔伯勒：当指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First Duke of Marlborough，John Churchill，1650—1722年）：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统率英荷联军，战胜强盛一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表现出非凡的军事天才，并因此被封为公爵。——中译者
[7] 共济会（franc-maçonnerie，英文为freemasonry）：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其纲领强调道德、慈善及遵守当地法律，会员必须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并坚信灵魂不灭的成年男子。——中译者
[8]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为《实证主义哲学教程》，认为人类智慧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及现代实证三个阶段。另有著作《科学等级》和《实证政治体系》等。——中译者
[9]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年）：美国女人类学家，曾任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长。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著名，对心理学和文化如性行为的文化制约、天性以及文化变化等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主要著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生活和气质》《男性和女性》《文化发展之连续性》等。——中译者
[10] 詹森主义（Jansénisme）：或译詹森派，为天主教的一个非正统派别，主要于17、18世纪活跃于法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其主要倡导者是荷兰神学家詹森（1585—1638年），认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家在反对路德和加尔文关于上帝的恩惠的教义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人的责任，以致贬低了天主的主动性。该派自17世纪中后期起即被宣布为异端，遭到压制。——中译者
[11] 拉辛（JeanBaptisteRacine，1639—1699年）：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之一，他使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臻于完美。主要作品有诗剧《安德洛玛克》、悲剧《菲德拉》和《爱丝苔尔》等。——中译者
[12] 帕斯卡尔（BlaisePascal，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和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他提出了关于密闭液体能传递压力变化的一个定律，后人称之为帕斯卡尔定律。在哲学上，他建立的直觉主义原则对卢梭、柏格森等及存在主义者都有影响。主要著作有《思想录》《致外省人书》等。——中译者
[13] 优西比乌斯（Eusebe，Eusebius，evequede Caesarea，265—340年）：教会史家。生活在基督教历史上由遭到镇压到获得宽容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凯撒里亚受洗并受神职，公元313年任该地主教。著有《基督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等，并曾注释《圣经》，研究《四福音书》。——中译者
[14] 英译本作“文明内部的诸阶段”。——中译者
[15] 《熙德》（Cid）：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所著剧本。此悲喜剧是高氏最负盛名的作品，许多人认为它标志着法国近代戏剧的开端。——中译者
[16] 《爱尔那尼》（Hernani）：雨果所著浪漫主义戏剧，1830年2月25日首次上演时引起很大轰动，成为当时被称为“爱尔那尼之战”的文坛冲突的焦点。它一方面受到浪漫主义拥护者的欢呼，另一方面受到保守的拥护法国传统古典戏剧理论的人的嘲笑。剧作的成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胜利的一个标志。剧中主人公爱尔那尼是一个有革命精神的罪犯，他受无情命运的驱使，献身于狂热的爱情。——中译者
[17] 若阿基姆·杜·贝莱（Joachimdu Bellay，1522—1560年）：法国诗人，七星诗社的代表之一，是该社《捍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1549年）的作者之一。认为法兰西有产生至少一种可以与意大利文学并驾齐驱的现代文学。主要作品有《罗马怀古》《悔恨集》等。他用法文写作的颂歌诗集和十四行爱情诗，在法文历史上开了先河。——中译者
[18] 格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其广泛的才能影响到诸如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和神学等领域，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的德国知识界占有主导地位。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所著《组合之艺术》表述了成为现代计算机理论先驱的某些模型。1675年，他奠定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的基础。1676年，在力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679年，改进了二进位制，奠定了一般拓扑的基础。1684年发表《求最大和最小的新方法》，解释其微分学方法，1686年发表《形而上学论》，1687年发表《神正论》，1714年写作《单子论》。——中译者
[19] 德尼·帕潘（Denis Papin，1647—1714年）：法国物理学家。发明高压锅，并首次提出由汽缸和活塞组成蒸汽机的设想。虽其设想不切实际，但经过别人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对工业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蒸汽机。主要著作有《利用蒸汽抽水的新技术》。——中译者
[20] 米海尔·帕莱奥洛加斯（Michel Paléologue）：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皇帝，1259年在尼西亚即位，号米海尔八世。126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帕莱奥洛加斯王朝。其子安德鲁尼克斯二世和孙子米海尔九世作为同朝皇帝继承皇位。米海尔九世之子安德鲁尼克斯三世传位给幼子约翰五世（1341—1391年在位）。约翰五世传位于次子曼努埃尔二世，他又传位给其子约翰八世。其弟君士坦丁九世是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中译者
[21] 约翰·贝萨里翁（Jean Bessarion，1403—1472年）：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神学家，1423年做修士，1437年被约翰八世皇帝任命为尼西亚大主教，曾随约翰前往意大利，商谈两派基督教会联合抵御土耳其人的问题。他得到了教皇尤金四世的宠信，1439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从此长住意大利。曾在佛罗伦萨与人合作创办柏拉图学园，资助学术活动，藏书丰富，包括大量希腊文手抄本。1463年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中译者
[22]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佛罗伦萨学者、诗人，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爱情诗《歌集》和描写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阿非利加》等。——中译者
[23] 这里是法国古里，1法国古里约合4千米。——中译者
[24] 以上所说的三个层面就是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的三个时段。其中A代表短时段，B代表中时段，C代表长时段。参见中译者序。——中译者
[25] 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年）：法国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鼓吹君主立宪制，七月王朝期间（1830—1848年）为该派领袖，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在史学方面颇有成就，主要著作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和《从远古到1789年的法国史》（共五卷）等。——中译者
[26] 贝尔纳·德·丰特奈尔（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Sieurde，1657—1757年）：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曾创作歌剧和文学作品，《死者的新对话》至今仍吸引着读者。其他作品有《神谕的历史》《婆罗洲岛纪行》《关于宇宙多样化的对话》和《论寓言之起源》等。——中译者
[27]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其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18年出版，第二卷1922年出版）对社会理论的研究贡献颇大，也让他获得了永久声誉。该书认为，由于大多数文明都必须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因此历史学家不仅能够重建过去，而且能够预言“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成果”。它相信西方已经度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而进入反省和物质享受（斯氏认为这是“文化”的本意）的阶段，而未来只能是无可挽回的没落阶段。——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