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要阐释文明的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协力合作。它们当中包括历史学，但在本章中历史学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在此，要提到的反而是其他那些被称作辅助学科的社会科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这意味着我们要涉足四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尽管一开始它们的面貌各不相同，但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地理区域的文明
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
当然，人力在几个世纪乃至一千年中终究对地理因素产生了一定影响。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4]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改变。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
这也就是说，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信、工业等等。人类无止无休地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依然完全相同。
印度学专家赫尔曼·格茨（Hermann Goetz）认为，在自然意义上，存在着两个印度：一个是湿润的印度，其土地上拥有巨大的瀑布和众多的湖泊，分布着许多沼泽、森林或丛林，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花草——这是肤色黝黑的人民的土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由印度河——恒河平原以及德干高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这是肤色浅淡的人民的家园，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十分好战。按照格茨的观点，就整体而论，印度意味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和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人民之间的论辩与争斗。
当然，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并不能预先就决定一切。环境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的或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先天具备的有利条件为例，每种文明都源于直接的机遇，都是对这些机遇的迅即利用。因此，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与此类似，还有海生的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即大海的女儿：腓尼基、希腊、罗马（如果说埃及是尼罗河的产物，它也同样是地中海的产物）。同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事实上，当今西方及其附属国大部分都是环绕着海洋聚合在一起的，它们与从前的罗马世界环地中海而聚合不是有几分相像吗？
事实上，这些典型事例尤其表明了交往的至关重要性。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Malacca）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
这些成就的提出已经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克服沙漠的逆境和地中海的暴飑，利用印度洋的和风，在河中修坝筑堤——这一切都离不开人力，是人类在享受这些有利条件，或者毋宁说是他们在创造这些有利条件。
然而，为什么一些人（而非另一些人）在一些地方（而非在另一些地方）能够持续几代地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阿诺德·汤因比[5]提出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理论。他主张，人类的一切成就都与挑战与回应（这两个词法文分别为défi和riposte）直接相关。自然必然表现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如果人类接受了挑战，他们的回应就将为文明奠定基础。
但是，如果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它就意味着来自自然的挑战越大，人类的回应就越有力吗？这似乎有点儿问题。在20世纪，文明的人们已经接受了来自沙漠、极地和赤道等地区的严峻挑战。然而，尽管涉及诸如黄金和石油之类的物质利益，他们却仍然未在这些地区定居和繁殖，也未在那里建立真正的文明。挑战，是的，还有回应，但文明并非总是遵循此道——至少在技术的改善能够保证做出更适当的回应之前是这样。
因而，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结果又如何呢？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其版图可以标示出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木头建造的，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泥、竹子、纸、砖或石头建造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羊毛制造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棉花或丝制造的；哪些地区生长哪些各不相同的粮食作物——稻子、玉米、小麦等等。挑战不同，回应也不同。
图2 世界语言分布图
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难道不是建立在小麦和面包——在很大程度上是白面包——的基础之上，具有它所蕴含的一切限制吗？小麦是一种要求很高的作物，它需要一块每年轮种的土地，或几块每隔一两年就要休耕一次的土地。远东的水稻田逐渐传入低洼地区，它们同样对土地的使用和地方习俗提出自己的限制。
因此，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不断将人类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使人类屈从于由此产生的解决方案。我们将一种形式的决定论置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
·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一个文化带（aire culturelle）就是一组文化特征占优势地位的一个地区。
在原始人的情形中，这些文化特征也许不仅包括他们的语言，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粮食作物、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陶器、他们的羽翎箭，以及他们的编织技术等等。按照人类学家基于这些精确的细节所给出的定义，这些文化带一般说来都很小。
不过，有些文化带覆盖的地区却大得多，它们由那些为群体所共有的特征联结在一起，这些特征使它们不同于其他大的共同体。马塞尔·莫斯指出，环绕着广袤太平洋的各种原始文化，尽管它们之间差异明显、相距遥远，但都是一个单独的人类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
非常自然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仿效人类学家的做法，也开始讨论起文化带来——这时，他们所关注的是复杂的先进文化。他们所确定的地区反过来又可以划分为一系列区域。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再划分基本上适用于那些大型文明：它们通常可以分成几个较小的单位。
所谓“西方”文明，指的既是美国的“美利坚文明”，又是拉美、俄罗斯等的文明，当然也包括欧洲文明。欧洲本身又包括若干个文明——波兰、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诸如此类。更不用提及如下这个事实了——这些民族国家性质的文明是由诸如苏格兰、爱尔兰、加泰罗尼亚（Catalogne）、西西里、巴斯克地区（Pays basque）等更小的“文明”组成的。
在这些区域，这些色彩绚丽的镶嵌画，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固定不变的特征，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忘记。
·然而，这些文化带及其边界的稳定性并不能使它们不受文化引进的影响，并不是说它们不会被众多从未停止越过其边界的文化所渗透。
每种文明都会引进和输出其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包括失蜡浇铸法、罗盘、火药、回火钢技术、哲学体系的全部或部分、膜拜仪式、宗教或18世纪流传于欧洲的有关马尔伯勒[6]的歌谣——1786年歌德（Johann von Goethe）在维罗纳街头听到过这首歌。
巴西社会学家希尔韦托·弗雷里（Gilberto de Mell Freyre）曾经为他的国家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的最初五六年中不加选择地从欧洲——当时非常遥远——接受的一切事物开列了一张单子。这张单子中包括汉堡的黑啤酒、英式村舍、蒸汽机（1819年汽船就在圣萨尔瓦多湾上定期航行了）、白亚麻布夏装、义齿、煤气灯以及（先于上述一切的）秘密会社。秘密会社中著名的有共济会[7]，这个组织在拉美独立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几十年后传来了奥古斯特·孔德[8]的哲学体系，孔德哲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即使在今天，其踪迹在拉美仍依稀可见。
巴西的例子不过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它表明，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地完全封闭的。
昨天与从前的真理：过去，文化影响一点一点地缓慢来临，其速度为旅途的遥远和行程的缓慢所延宕。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话，中国唐朝时期（公元7世纪以后）的时尚传播极为缓慢，直到15世纪才传至塞浦路斯岛和辉煌的吕济尼昂（Lusignan）王宫。由此，它们又随着地中海贸易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传至法国和查理六世怪异的宫廷，在那里，高高的锥状头饰和足尖长长的鞋子逐渐广为流行。一个湮没已久的世界的遗产——就像已经消逝的星辰一般，其光芒依旧照亮我们。
今天，文化影响传播的速度已经达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步。不久，世界将无处不被发源于欧洲的工业文明所“污染”。在北婆罗洲（在1963年之前与沙捞越同属英国统治），为数不多的几个喇叭一直在转播共产主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们的听众们对广播在说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懂，但他们听到的音乐节奏很快便对他们的传统歌舞产生了影响。电影，尤其是欧美的电影，对世界上与其遥遥相对的那些国度的趣味乃至习俗产生的影响，难道不是太大了吗？
然而，叙述得最详尽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9]所描述的一种经验了。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对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个民族做过研究，并曾与他们共同生活过几个月的时间。战争导致他们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接触。战争结束之后，玛格丽特·米德返回祖国并写下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她极其动人地描绘了所发生的事情，并配发了许多照片。照片上的许多人过去一直或曾经属于这个民族，但他们这时已完全发生了改变。
一种文明和多种文明之间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对话，这种对话我们可以在这部著作中多处听到。文化影响总能以这种非常迅即的传播速度改变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是如此固定的文明的边界吗？对它们即将发生的改变，许多人感到担心——也有一些人感到高兴。然而，尽管许多文明急切地渴望获得“现代”生活的装饰物，但它们仍然不准备对一切事物不加选择地予以接受。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甚至还会顽固地拒斥某些外来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和过去一样，所有一切都声言要消灭的那些特征，在它们那里却依然能得到维护。
作为社会的文明
离开社会的支持，离开社会带来的张力和进步，文明便不能存在。因此，我们第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倘若“文明”一词仍旧不过是“社会”的同义词的话，是否还有必要创造这个词，并在学术上推广这个词的使用？阿诺德·汤因比不是持续不断地使用“社会”这个词以此取代“文明”吗？马塞尔·莫斯也相信，“文明这个概念肯定不如社会的概念含义清楚，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社会与文明永远是不可分离的（而且反之亦然）：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一个现实。
或者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所表述的并非是迥然不同的对象，而是对单一对象的两种相辅相成的看法，这个对象可以根据人们的不同视角选用其中任何一个术语完善地加以表述。”
“社会”这一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就此而论，它与文明的概念极为相似，而且二者之间还常常彼此关联。例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文明依赖于“工业社会”，后者是前者的驱动力。通过描述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社会张力、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知识价值、社会理想、社会习俗、社会趣味等等——换言之，通过描绘作为社会的体现者和传承者的人民，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简要勾画出西方文明的特征。
如果社会发生动荡和变革，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文明也会发生动荡和变革。这个观点是在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的一部优秀著作《隐蔽的上帝》（Le Dieu caché，1955年）中提出的，这部书论述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戈尔德曼阐述说，每一种文明都从它所采纳的“世界观”中得出其基本见解，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世界观即使不为社会张力所决定，也因之而丰富多彩。文明简直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社会。
詹森主义[10]、拉辛[11]、帕斯卡尔[12]、圣西兰神父（abbé de Saint-Cyran）和巴尔克斯神父（abbé Barcos，戈尔德曼重新发现了他的趣味盎然的书信）所处的时代，如《隐蔽的上帝》所表明的那样，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激情荡漾的时代；当时所流行的充满悲剧色彩的世界观，初始于议会中的中产阶级上层，为他们与之作对的君主制所击碎。他们命运的悲剧性、他们对这种命运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的智力优势结合在一起，使这个伟大的世纪弥漫着他们自己的主流精神。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论证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或者如同大多数人类学家所主张的）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时，也以不同的精神将文明与社会等同起来。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即是社会，“（它们）产生了轻微的失调——医生们称之为‘熵’（entropie）——而且往往不确定地保持它们最初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它们就像既缺乏历史又缺乏进步的社会一样。而我们的社会（也就是那些与现代文明相符的社会）却为一种不同的电压所驱动，可以说它们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这样的社会总是设法在其内部造成一种社会不均衡。利用这种不均衡，它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既带来更加稳定的秩序——我们所拥有的社会就像机器一般运作——又导致更加严重的失调，更不用说熵了”。
因而，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原始文化是平均主义社会的果实，在这样的社会里，群体之间的关系一成不变、确定不移；而文明则是建立在等级制社会的基础上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因此，紧张局势、社会冲突、政治斗争以及持续的发展交替进行着。
·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
在文明阶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化之中，城市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中间阶段和中等程度。黑非洲就是一个各种传统社会——或文化——的集合体，它正处于文明成长和城市发展的艰难而且时而非常残酷的过程之中。除此之外，黑非洲还会是什么样子呢？非洲城市根据国外的一种现在很国际化的风格，确立了它们自己的模式，但它们仍然只是停滞的农村之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不过，它们成为社会和文明将要来临的预兆。
然而，最辉煌的社会和文明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以较为初级的社会和文化为其前提条件。就以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交互作用为例吧，这一点就从来未被低估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其各个地区和全部人口都不是均衡发展的。通常，为现代通信所不知悉的山区和穷乡僻壤处于不发达状态——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原始社会，是处在某种文明之中的真正的“文化”。
西方最初的成功无疑是城镇对农村——即农民“文化”——的征服。在伊斯兰世界，相对于西方而言，二重性更加明显：伊斯兰城镇兴起的速度要比欧洲快得多——可以说，它们的城市特征更为早熟；同时，农村仍然非常原始，到处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地区。在远东地区，这种反差至今仍然是普遍的现象：其“文化”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依靠自身的资源孤立地生存。处在最辉煌的城市之间的是大片大片的农村，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差不多能自给自足、勉强维持生存，有时甚至是处于半开化状态。
·既然文明与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考察漫长的文明史时采纳社会学的范式是有意义的。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社会与文明混为一谈。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就将解释我们所认为的两者之间的不同：从时标上看，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文明的转变远不如它所支持和包含的那些社会的转变那样迅速。但是这里还不是充分展开这个问题的时候。每次我们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作为经济的文明
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依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环境。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健康与疾病、经济或技术的增长或衰落——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
·人口数量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力一直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工具或能量形式——是人类单凭肌肉和大脑建设一个文明的独一无二的资源。
在原则上，事实上也是如此，人口的增长总是有助于文明的发展。13、16、18、19和20世纪的欧洲，便是具体的例子。
然而，正像常见的那样，当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时，曾经是有利条件的因素就变成了不利条件。无疑，16世纪末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今天，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也是类似情形。这种情况在过去造成的后果是饥荒、实际收入的下降、人口增加以及严酷的衰落时期：最终，流行病和物资的匮乏残酷地使得人类过于密集的行列变得稀疏起来。在这样的生态性灾难［就像14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一样，先是黑死病（Peste Noire），随后是各种流行病］之后，幸存者短暂地度过一段较为安定的时期，人口便又重新开始膨胀起来——最终，下一次打击降临。
只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化似乎才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它甚至使得那些过剩人口又有了用途，可以参加工作和生存下去。正如欧洲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力劳动的价值和成本的增加以及在雇用劳工时需要的精打细算，促进了机器的发展。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当时的智力而论，根本没有与其水平相适应的机器，人们也从来不曾努力地去获得它们。这种落后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奴隶的存在。18世纪十分兴旺发达的中华帝国具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技术，然而，它也遭遇了这种局面：它的人口太多了。这些人力成本很低，几乎能够承担缺乏畜力的经济所需要的全部工作。结果，尽管中国在科学方面长期在世界上享有领先地位，但它未曾跨越过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门槛。中国把那种特权，那种荣誉，那种收益，统统留给了欧洲。
·经济波动的后果：经济生活从未停止过波动，其间隔期时长时短。
因而，丰年和歉年彼此相继；社会和文明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在经济上升和衰退的时间被延长时，情况更是如此。15世纪晚期广为传播的悲观情绪和不安心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称之为“中世纪的秋天”（automne du Moyen Âge）——反映了西方经济的显著衰退。同样，欧洲浪漫主义与1817年和1852年之间的长期经济衰落相伴而生。18世纪中期（自1733年以降）欧洲的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如法国大革命的前夜）。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经济发展将“启蒙运动世纪”的知识进展放在物质丰裕、贸易活跃、工业扩展、人口增加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无论处于繁荣还是处于衰落之中，经济活动总是会带来一定的剩余。
不过，这些剩余产品的花销，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生活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今天，当我们欣赏建筑、雕塑和肖像画时，我们也会（并非总是无意识地）默想到一座城市不动声色的自豪感，默想到一位君主虚荣的华而不实，默想到一个暴发的商业银行家的富有。在欧洲，自16世纪以降（或许时间更早），资本主义和财富便成为文明最终阶段的标志。
所以，文明反映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各种文明根据它们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根据从流通过程中抽取出所有注定要用于奢侈生活、艺术或文化的财富的社会机制和经济机制，先是在头面人物中，然后在大众之中，开始具有了它们的各种特征。在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艰难时代，除了宫廷以外，几乎不存在其他赞助人。文学和艺术生活局限于这个小圈子当中。在18世纪铺张浪费、贪图享受的经济潮流氛围下，贵族和资产阶级加入到王室的行列中，共同传播文化、科学和哲学……
但是，在那时，奢侈依然是社会中少数人的特权。构成奢侈基础的文明，也就是朴素的日常生活的那种文明，却几乎没有分享到这种奢侈。而一种文明的基础层面往往就是它最为关键的层面。没有足够的生计，谈何自由？谈何个人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屡遭毁谤的19世纪，暴发的新贵（nouveaux riches）和“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无聊至极的世纪，尽管还不是文明和人类特性的典范，却预示了文明和人类特性的新归宿。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有某种共同的文明（civilisation collective）。诚然，这种转变的成本人们还意识不到，但它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不过，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很大的。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接受、有机会进入大学、社会进步——这一切都是19世纪的成就，这个世纪已经非常富足，它对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天最大的问题，就同今天一样，也是创造一个高品质的大众文明。这样做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将大量的剩余物资投入到公共设施上，缺少了机械化不久肯定要提供给我们的闲暇，这简直是无法完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在不久的将来便可看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因为，正像经济发展使得文明距离某些社会等级较近而距离另一些社会等级较远那样，它同样在世界各国之间造成差别。世界多数人被一位随笔作者称为“外部无产者”（le prolétariat extéieur），而更著名的说法是“第三世界”。他们人数众多，其中的许多人在能够享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所具有的好处之前，还必须去挣一份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计，文明对于他们就像一本合着的书。人类只有努力矫正这些为数众多的不平等现象，他们才能使各种文明——或某种文明——走到终点。
作为集体心态的文明
在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之后，我们在最后必须转向心理学。在这方面存在着下述差别：相对于迄今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社会科学，集体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还不够自信，成果也不太丰富。它也很少沿着历史的途径去冒险。
·集体心理学、意识、心态（mentalité），抑或精神禀赋（outillage mental）？从这些词中进行挑选是不可能的。词语上的这种不确定性表明，集体心理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
“心理学”是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偏爱的说法，他是这一领域的一位大专家。“意识”仅与一个发展阶段，通常是最后的阶段相关。“心态”显然用起来更方便一些。吕西安·费弗尔在其杰出作品《拉伯雷》（Rabelais）中宁可采用“精神禀赋”（outillage mental）这种说法。
不过，用什么字眼并不重要！它们并不成其为问题。在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确定的世界观，都有一种集体心态支配着社会的全体大众。强加给社会一种态度，引导社会的选择，固执社会偏见，指导社会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明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世界观，这种集体心态，远非源于偶然事件或一个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它们源于今天人们几乎已察觉不到的古代的信仰、恐惧和焦虑——这是一种巨大的污染，它们的细菌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还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下去。社会对某种没有表达出来和常常不可表达的强制力所产生的反应，来自集体无意识；不同于这种反应，社会对当时的事件、对自身的压力、对必须直面的抉择所产生的反应，不是个逻辑问题，甚至也不是自私自利的问题。
这些基本价值、这些心理结构无疑体现了这样的特征——文明最不容易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就是那些使人们陷于孤立状态、造成人与人之间最明显差别的因素。这样的心灵习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经过长期的酝酿——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被人意识到——它们才会发生微小的和缓慢的变化。
·在这里，宗教是文明中最强有力的特征，始终是过去和今天的文明的中心问题。
当然，先让我们看看欧洲以外的文明。例如，在印度，所有行为的形式和理由都是来自宗教生活，而不是来自推理。希腊人就已对此表示过惊讶，根据恺撒里亚主教优西比乌斯[13]记述的一件逸事：“音乐家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ane）讲述了有关印度人的如下故事。他们中的一个人在雅典遇见了苏格拉底，并请他描述他的哲学。‘哲学是对人类现实的研究。’苏格拉底回答道。对此，这位印度人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反问道：‘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现实一无所知，那么，他怎么才能研究人类现实呢？’”
当代印度哲学家辛尼提·库马尔·查特吉（Siniti Kumar Chatterji）对于人类不能理解的超自然的无限神秘和统一性，做出如下著名的解释：“我们就像盲人一样只摸到一头大象的身体的某个部分，就十分认真地确信大象的形象，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大象像一根柱子，另一个人说大象像一条蛇，第三个人说大象像某种硬物，第四个人说大象像一堵墙，第五个人说大象像一把把柄有弹性的小刷子——这些断言分别是根据他们所触摸到的大象的腿、象鼻、象牙、躯体和尾巴做出的。”
与这种深刻的宗教谦恭态度相比，西方似乎忘记了它的基督教根源。不过，与其强调理性主义可能造成的宗教和文化之间的断裂，不如思考一下世俗权力、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存以及它们之间急风暴雨般的对话更为切题。且不论表面现象如何，这种对话始终在进行之中。基督教是西方生活的一种基本实在：它甚至在无神论者身上也留下了痕迹，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伦理规则、对待生活和死亡的态度、工作的观念、努力的价值、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它们表面上可能与基督教情感毫无关系。不过，这一切还是源于基督教。
然而，自希腊思想的发展开始，西方文明一直趋向于理性主义，并因此摆脱了宗教生活。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下文我们将要专门叙述的某种东西。除了极少的例外（中国的智者、12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发现过这样明显地摆脱宗教的事例。几乎所有的文明都被宗教、超自然和神秘现象渗透和淹没：它们始终浸淫其中，从中抽取出它们特定的心理的最强烈动机。这是我们将有许多机会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