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鞋匠家中的房客
世界大战的烽火烈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瑞士这座和平小岛，它在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不间断地成为一部激动人心的侦探小说的场景。在豪华的饭店里，敌对国家的使节冷冰冰地擦身而过，好像彼此从不认识似的，可此前一年他们还友好地在一起玩桥牌，邀请对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一大群身份不明的人的身影，在他们的住宅里出没无常。议员、秘书、随员、商人、头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贵夫人，每一个人都身负极端秘密的使命。饭店前悬挂外国国旗标志的豪华轿车络绎不绝，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工业家、新闻记者、艺术界名流和外表上看来只是偶尔出来旅游的人。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想打探点东西，想窥视点东西。引领他们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也都受到逼迫去观察、去窃听。在旅馆、在公寓、在邮局、在咖啡厅，彼此敌对的机构到处都在不停地工作。称之为宣传的东西，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爱的举止，其实是背叛。所有这些匆忙过客的每一项公开的活动背后都隐藏着第二项、第三项的活动。一切都被监视，一切都被呈报。一个某种级别的德国人刚一抵达苏黎世，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已经知道了，一个钟头之后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特务每天都把大批真真假假的情报送到使馆随员手里，他们再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所有的话都受到监听，能从纸篓里的废纸和吸墨纸上的字迹重新制造出一份份报告，到最终这些狂舞的群魔竟疯狂到这种地步，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是猎手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者。
可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一个人的报告却少而又少，或许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并不进出高等饭店，不泡在咖啡馆，不观看宣传演出，而是与他的妻子住在一个修鞋匠的家里闭门索居。就在科马特河后面的一个狭隘、陈旧、起伏不平的斯皮格尔巷子里，他住在那种坚实的、屋顶隆起的老城楼房的三层，房子已半被时间半被庭院中的一家小型香肠工厂熏得黑乎乎的。他的邻居包括一家面包房的女工、一个意大利人、一位奥地利演员。这些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寡言少语，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名字很绕口。他从他的国家逃亡多年，没有巨大的钱财，没有经营可观的贸易。女房东对这两个人的粗食淡饭和陈旧的衣着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俩的整个家当都装不满他们搬来时带的一个小篮子。
这个小个子男人是那样不显山露水，生活得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社交活动，同楼的人很少在他那尖削的脸上看到犀利和阴暗的目光，也很少看到有客人来访。但他有规律地每天清晨九点去图书馆，直坐到十二点关门。十二点十分他准时回到家里，差十分一点时他离开家，再次头一个进入图书馆，一直坐到晚上六点。由于刺探情报的特务们只注意那些饶舌的人，他们不知道，对于世界的每一场革命而言，最危险的人永远是最孤独的人，他们读的多，学到的也多。这样一来，特务们对这个住在修鞋匠家中不引人注意的人就没有什么报告可写。可在社会主义圈子里人知道的恰恰是他，他曾在伦敦一家小型的、激进的俄罗斯流亡者杂志社做编辑，在彼得堡是某一个发音很别扭的特别党派的领袖；但由于他在谈论社会主义党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时态度桀骜不驯，口吻十分轻蔑，声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由于他难以接近和不妥协，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关心也就不多了。他有时晚间在一家小的无产者咖啡馆召集会议，参加的人顶多有十五至二十个人，多半是年轻人。于是人们对待这个怪僻的人，就像对待所有那些用茶和争论来使他们脑袋发热的俄国流亡者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把这个矮小而严峻的人当回事，在苏黎世没有多少人认为注意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是至关重要之举，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太默默无闻了。如果当时风驰电掣于使馆之间的豪华汽车中有一辆在路上偶尔把这个人撞死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既不会认出在乌里扬诺夫名字下、也不会认出在列宁名字下的这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