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 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采取的步骤引人注目、富有挑战性，他做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顿受他的委托前去会见德国使节，向他提出了列宁的条件；在此之前这位使节已经在同俄国流亡者进行商谈了。这个矮小的并不闻名的流亡者——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他即将获得的权威——绝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一项请求，而是向它提出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旅行者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这节车厢具有治外法权；进出车厢均不得检验护照或身份证明；他们自己交纳正常的费用。个人不得被强行或擅自离车；罗堡伯格部长把这些情况上报，直呈到卢登道夫[5]手中，他当然应允，尽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项世界历史上，也许是他在生活中最重大的决定丝毫没有谈及。德国使节还试图对列宁提供的尚存歧义的文本中的某些细节进行修改，如不仅是俄国人，而且像拉狄克[6]这样一个同行的奥地利人也不受检查。但德国政府像列宁一样太着急了，因为在这一天，4月5日，美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
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顿收到值得纪念的决定：“诸事已按所希望的那样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下午二时半，一小群衣着寒酸的人，手提箱子从扎林格尔霍夫旅馆动身前往苏黎世火车站。他们一共二十三个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间只有列宁、季诺维耶夫[7]和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人所知。他们用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一份报道，说俄国临时政府意欲把穿越德国的旅行者当做叛国犯加以对待。他们用笨拙的、呆板的字体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声称他们对这次旅行承担全责并同意所有的条件。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安静而果断地开始了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他们抵达车站没有引起丝毫注意，没有出现一个新闻记者，也没有出现一个摄影记者。在瑞士，有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揉皱了的帽子，穿着一件陈旧的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山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在这群提箱拿篮的男人和妇女中间，静静地、不引人注意地在车厢中找寻一个位置。这些人看起来和其他大量的移民一样，都是来自南斯拉夫、罗塞尼亚[8]和罗马尼亚，他们经常在苏黎世街头坐在他们的木箱子上，在人们把他们继续运到德国海港并从那里越过大洋之前休息几个钟头。不赞成这次旅行的瑞士工人党没有派代表前来送行，只有一两个送来少许食品和向家乡捎去问候的俄国人，还有一两个人前来，是为了在最后几秒钟提醒列宁这是一次“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决定已经作出了。三点十分，司机发出了信号。列车滚动起来，朝戈特马丁根、德国的边境站驶去。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