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 1846 —1866 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 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 —1821 1.533 ％
1821 —1831 1.446 ％
1831 —1841 1.326 ％
1841 —1851 1.216 ％
1851 —1861 1.141 ％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 —1864 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 ％（平均每年增长4.58 ％），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 ％。1853 —1864 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 ％，每年增加3 5/12 ％，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
1853 年到1864 年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38.60 ％ 3.50 ％
采石场……………………84.76 ％ 7.70 ％
矿山………………………68.85 ％ 6.26 ％
铸铁厂……………………39.92 ％ 3.63 ％
渔场………………………57.37 ％ 5.21 ％
煤气厂………………… 126.02 ％ 11.45 ％
铁路………………………83.29 ％ 7.57 ％
如果把1853 —1864 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 —1857 年期间每年增加1.73 ％，1857 —1861 年期间每年增加2.74 ％，1861 —1864 年期间每年增加9.30 ％。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 年为307,068,898 镑，1859 年为328,127,416 镑，1862 年为351,745,241 镑，1863 年为359,142,897 镑，1864 年为362,462,279 镑，1865 年为385,530,020 镑。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 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 年到1861 年，100 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 个减少到26567 个，也就是说，有5016 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1815 年到1825 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 万镑的，但是从1825 年到1855 年，就有了8 份，从1855 年到1859 年6 月，也就是4 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 份。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 年和1865 年的D 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 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 年为95,844,222 镑，1865 年为105,435,787 镑，纳税的人数1864 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 人中是308,416 人，1865 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 人中是332,431 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到1864 年4 月5 日的一年
到1865 年4 月5 日的一年
利润收入/ 镑
人数
利润收入/ 镑
人数
总收入
95844222
308416
105435787
332431
其中
57028290
22334
64554297
24075
其中
36415225
3619
42535576
4021
其中
22809781
822
27555313
973
其中
8744762
91
11077238
107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 年为61,453,079 吨，价值16,113,267 镑，1864 年为92,787,873 吨，价值23,197,968 镑；生铁产量，1855 年为3,218,154 吨，价值8,045,385 镑，1864 年为4,767,951 吨，价值11,919,877 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 年为8054 哩，投入资本286,068,794 镑，1864 年为12789 哩，投入资本425,719,613 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 年为268,210,145 镑，1865 年为489,923,285 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1847 年 58,842,377 镑
1849 年 63,596,052 镑
1856 年 115,826,948 镑
1860 年 135,842,817 镑
1865 年 165,862,402 镑
1866 年 188,917,563 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 年2 月13 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 年4 月16 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 年到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 在从1853 年到1861 年的8 年内，如以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 ％。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 —1862 年3 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 —1853 年3 年间上涨了20 ％。在随后的3 年中，即1863 —1865 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格莱斯顿在1864 年4 月7 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 年是851,369 人，1856 年是877,767 人，1865 年是971,433 人。由于棉荒，1863 年和1864 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 人和1,014,978 人。1866 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 年比1865 年增加了19.5 ％，比1864 年增加了24.4 ％，而在1867 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 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 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伪善呼叫。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
(b) 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 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 克冷碳素，180 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 克冷碳素，200 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 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 。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 克冷碳素和1330 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 年12 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 克冷，氮素是1295 克冷。
1863 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 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 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
男女两性
每周平均碳素量( 克冷)
每周平均氮素量( 克冷)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
28876
1192
朗卡郡失业的工厂工人
29211
1295
朗卡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假设男女人数相等)
28600
1330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 完全得不到啤酒，28 ％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 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 3/4 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 3/4 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 1/4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 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 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 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 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 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 1/4 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 1/4 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 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 先令2 1/2 便士，女缝工2 先令7 便士，皮手套工人2 先令9 1/2 便士，制鞋工人2 先令7 3/4 便士，织袜工人2 先令6 1/4 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 先令8 1/2 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真令人痛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 【“任何情况下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 年版第150 页）】 ，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 年到1864 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 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 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 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 号和第8 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 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 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 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
贫民习艺所已经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 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 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 个城市超过5 万人。而现在，超过5 万人的城市已有28 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000 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 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 便士涨到了3 先令。汉特医生说：
“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 ”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 1861 年那里还有 1751 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 “ 后备军 ” 或 “ 相对过剩人口 ” 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 【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 122 号 ………………………………1 间房 16 人
拉姆利街 13 号 ………………………………1 间房 11 人
鲍威尔街 41 号 ………………………………1 间房 11 人
波特兰街 112 号 ………………………………1 间房 10 人
哈尔迪街 17 号 ………………………………1 间房 10 人
北街 18 号 ……………………………………1 间房 16 人
北街 17 号 ……………………………………1 间房 13 人
魏曼街 19 号 …………………………………1 间房 8 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 56 号 ………………………………1 间房 12 人
乔治街 150 号 ………………………………1 间房 3 家
莱福场马丽门 11 号 …………………………1 间房 11 人
马歇尔街 28 号 ………………………………1 间房 10 人
马歇尔街 49 号 ………………………………3 间房 3 家
乔治街 128 号 …………………………………1 间房 18 人
乔治街 130 号 …………………………………1 间房 16 人
爱德华街 4 号 …………………………………1 间房 17 人
乔治街 49 号 ………………………………1 间房 2 家 ]
约克街 34 号 ……………………………………1 间房 2 家
咸饼街 …………………………………………2 间房 26 人
地 下 室
瑞琴特广场 ………………………………1 个地下室 8 人
爱克街 ……………………………………1 个地下室 7 人
罗伯茨街 33 号 ……………………………1 个地下室 7 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 …………………1 个地下室 7 人
埃本尼泽街 27 号 …………………………1 个地下室 6 人】 ， 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 1865 年 9 月 5 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 在一个 1500 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 10 个人 …… 在文辛街、格林 — 艾尔广场和利斯，有 223 栋房子住着 1450 人，可是只有 435 个床铺和 36 个厕所 ……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 3.3 人，有些甚至睡 4—6 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 ”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 ”
(c) 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 “ 露营 ” 。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 1 个、 2 个或 3 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 2 先令、 3 先令或 4 先令。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 1864 年 9 月，内务大臣乔治 · 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 大约 12 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 7 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 9 月 9 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家 5 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 10 人，其中有 4 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 ” 。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 “ 无代价地 ” 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 4 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 “ 禁欲 ” 。朱利安 · 汉特医生说：
“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驻扎。 ”
斯蒂文斯医生说：
“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 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 …… 所有矿工都被束缚〈《 bound 》这个词和 bondage 依附 ] 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 12 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 ”
在同 “ 社会舆论 ” 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 “ 辩护 ” ，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 21 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 …… 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 ” (d) 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 1857 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 —— 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 1866 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 1866 年 5 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 1867 年 3 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 1867 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 15000 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 3000 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 6 个月至 8 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 ……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 5 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 3 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 7000 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 6 个月或 8 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 …… 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 27 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 3 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 ‘ 先生，他们已经 26 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 ’ 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 5 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 20 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 19 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 —— 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 1866 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 “ 家庭劳动 ” 的中心。
“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 4 万人 ……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 4 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 ” （ 1867 年 4 月 5 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 “ 劳动的自由 ” ，其实也就是 “ 资本的自由 ” ，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 “ 幸福 ” 。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 1855 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 “ 父亲、母亲和 4 个孩子 ” 。这 6 个人中 “ 有 4 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 ” ；假定 “ 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 ” ，他们 “ 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 ” ，他们不 “ 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 ” ，没有 “ 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 ” 。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 86 生丁。
“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 …… 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 1 法郎 56 生丁，妇女是 89 生丁，男孩是 56 生丁，女孩是 55 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 1068 法郎 …… 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 日的工资额 300 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1.56 法郎 468 法郎
母亲 0.89 法郎 267 法郎
儿子 0.56 法郎 168 法郎
女儿 0.55 法郎 165 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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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68 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 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 ………………… 1828 法郎 760 法郎
士兵的营养 ………………… 1473 法郎 405 法郎
囚犯的营养 ………………… 1112 法郎 44 法郎
“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 1847—1849 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 63 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 13 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 ”
其实，在这个 “ 资本家的乐园 ” 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 1860 年布鲁塞尔版第 12 页）全比利时共有 93 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 9 万户，共 45 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 39 万户，共 19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 45 万户，共 225 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 45 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 20 万户以上！
(e) 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 · 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 1771 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 “ 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 ” 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 “ 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 ” 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 1777 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 40 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 ”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 1737 年到 1777 年几乎降低了 1/4 即 25 ％。当时理查 · 普莱斯博士也说：
“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 ”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 1770 年至 1780 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 1770 年至 1771 年是 90 品脱，到伊登时代（ 1797 年）已经只有 65 品脱，而到 1808 年时则只剩下 60 品脱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一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 1795 年和 1814 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 1795 年平均周工资是 7 先令 6 便士，一个 6 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 36 镑 12 先令 5 便士，收入总额是 29 镑 18 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 6 镑 14 先令 5 便士。 1814 年，该郡周工资是 12 先令 2 便士，一个 5 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 54 镑 18 先令 4 便士，收入总额是 36 镑 2 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 18 镑 6 先令 4 便士。可见，在 1795 年，不足额占工资的 1/4 弱，而到 1814 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 1814 年早已无影无踪了。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 年斯温暴动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 ” 。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 “ 白奴 ” ，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 · 吉 · 威克菲尔德说：
“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 ”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 “ 外交热忱 ” 。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 1844 年至 1845 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列举了布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 · 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儿童人数
全家人口
男子周工资
儿童周工资
全家每周收入
每周房租
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村庄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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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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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3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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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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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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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
3
5
7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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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1
1 1/2
村庄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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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10
1
6
8
6
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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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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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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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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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三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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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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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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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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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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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同时，从 1846 年到 1865 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 464119 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 1851 年的 1241269 人减少到 1861 年的 1163217 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有理由说： “1801 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 ”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 1770 年到 1780 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 “ 他们又成了农奴 ” ，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朱利安 · 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 …… 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 ……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 ” 。 “ 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 ”
1863 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 ” 而 “ 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 ” 。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 · 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 ” （第 5056 号） “ 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 ” （第 5057 号） “ 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 —— 确实不知道。 ” （第 3047 号） “ 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 ” （第 3048 号）其中还写道： “ 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 ”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
单位：盎司
含氮成分
无氮成分
矿物质
合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28.95
150.06
4.68
183.69
皇家海军水兵
29.63
152.91
4.52
187.06
士兵
25.55
114.49
3.94
143.98
马车制造工人
24.53
162.06
4.23
190.82
排字工人
21.24
100.83
3.12
125.19
农业工人
17.73
118.06
3.29
139.08
1863 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 “ 防止饥饿病 ” 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 ”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 1851 年的 288277 人减少到 1861 年的 204962 人。斯密斯医生说：
“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 ”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 （单位：克冷）
碳素 氮素
英格兰……………………40673 1594
威尔士……………………48354 2031
苏格兰……………………48980 2348
爱尔兰……………………43366 2434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 —— 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 ‘ 任意支配自己财产 ’ 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 。 ……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 …… 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 大地主们【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 ‘ 任意支配自己财产 ’ 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 10 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 821 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 1861 年居民人数虽然比 1851 年增加了 5 1/3 ％，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 4 1/2 ％ …… 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 3 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 ‘ 附近 ’ 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 3—4 哩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 6—8 哩路，而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 ……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 ……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 …… 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 9 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 9 人中有 5 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 ‘ 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 10 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 13 个儿童 ’ 。 ”
汉特医生调查过 5375 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 5375 座小屋中， 2195 座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 2930 座小屋有 2 间卧室， 250 座小屋有 2 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 12 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 、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 12 呎、宽 10 呎，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 5 呎 6 吋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 3 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 17 座房屋中，只 4 座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 3 个大人和 3 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 6 个孩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 4 镑至 5 镑，男子每周工资 10 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 6 个大人和 4 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 3 镑 10 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 15 呎，宽 10 呎，租金 3 镑。在调查过的 14 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 9 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 3 个大人和 5 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 、伯克郡
宾汉姆： 1864 年 6 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 4 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有一家的房租每周 1 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 6 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 8 便士（每周）；长 14 呎 6 吋，宽 7 呎，厨房高 6 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 、白金汉郡：
在 1000 英亩土地上有 30 座小屋，大约住着 130—140 人。布莱敦哈姆教区占地 1000 英亩， 1851 年有 36 座房屋，住着 84 个男人和 54 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 1861 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 98 人，女子 87 人， 10 年间男子增加 14 人，女子增加 33 人。然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 1 先令或 1 先令 3 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 20 ％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 4 哩路，有人问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 “ 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 11 呎，宽 9 呎，最高处 6 呎 5 吋，住着 4 个大人和 5 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 11 呎 7 吋，宽 9 呎，高 5 呎 10 吋，住着 6 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 1 先令 4 便士到 2 先令。在调查过的 16 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 10 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 4 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 、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 8—9 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 6 个大人各带着 1—2 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 、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 22 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 “ 向城市移居 ” 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 3443 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 1851 年有房屋 145 座，到 1861 年只剩了 110 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 1851 年 252 人住在 61 座房屋里，而到 1861 年， 262 人却挤在 49 座房屋里。在面积为 1827 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 1851 年 157 人住 35 座房屋， 10 年以后， 180 人却只住 27 座房屋。在总面积为 8449 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 1851 年 1392 人住 316 座房屋，到 1861 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 1473 人却只住 249 座房屋。
6 、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 “ 驱逐风气 ” 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 3 镑或 4 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 9 先令！
7 、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 1851 年有房屋 87 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 1720 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 19 座小屋。居民 1831 年 452 人， 1851 年 382 人， 1861 年 341 人。调查过的 14 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 3 个成年儿子、 1 个成年姑娘、 4 个小孩，共计 10 人。另一座住着 3 个大人、 6 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 12 呎 10 吋，宽 12 呎 2 吋，高 6 呎 9 呎，住着 8 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 130 立方呎。在这 14 间卧室内，共住着 34 个大人和 33 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 1/4 英亩） 10 或 12 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 、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 1 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 5 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 12 呎 2 吋，宽 9 呎 5 吋。房屋总面积长 21 呎 3 吋，宽 9 呎 5 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 1 先令 3 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 6 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 12 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 12 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 38 个大人和 36 个小孩。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房屋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1
1
3
5
8
1
1
3
3
6
1
1
4
3
7
1
1
3
2
5
1
1
4
4
8
1
1
2
0
2
1
1
5
4
9
1
1
2
3
5
1
1
2
2
4
1
1
3
3
6
1
1
5
3
8
1
1
2
4
6
洗澡间………………8尺6寸×4尺6寸×6尺6寸
卧室…………………8尺5寸×8尺10寸×6尺3寸
卧室…………………8尺3寸×8叹尺4寸×6尺3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