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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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所在的那个俘虏队，自离开莫斯科上路以来，没有接到法国长官任何新的命令。十月二十二日和这个俘虏队走在一起的已经不是从莫斯科出发时的那些军队和车队了。走在他们后面载着面包干的车队，在最初的几天有一半被哥萨克掳走了，另一半向前走远了；原先走在前面的没有骑马的骑兵，已经一个不剩了；他们全失踪了。头几天还看见前面是炮队，现在却是由威斯特法利亚人护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车队。走在俘虏后面的是骑兵的车队。

原先法国军队分成三个纵队，从维亚济马出发后，现在乱成一团了。在刚出莫斯科第一次休息时皮埃尔所见到的那些混乱迹象，现在达到了顶点。

他们经过的那条路两旁，到处是死马；从各种部队掉队的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时而加入行进中的纵队，时而又落在后面，不断地变换着。

在行军期间，闹了几次虚惊，那些护送兵举枪射击，拼命乱跑，互相冲撞，然后又集合起来，为了无缘无故的受惊互相咒骂。

这三股走在一块的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总还算是一个单独的完整的单位，虽然这群人很快地减少着。

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的骑兵车队，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到六十辆了；其余的不是被掳走就是被抛弃。朱诺的车队也有的被丢掉或者被掳走。有三辆大车曾遭到达乌兵团的散兵游勇的抢劫。皮埃尔从德国籍士兵的谈话中得知，押送这个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多，他们的一个同伴，一个德国兵，被元帅亲自下令枪毙了，因为在这个士兵身上发现一个属于将军的银匙。

在这三股人中间，减员最多的要算俘虏押送队了。出莫斯科时三百三十人，现在只剩下不足一百人了。押送的士兵觉得，俘虏比骑兵车队的马鞍子和朱诺的行李车队更是一个负担。他们知道，马鞍子和朱诺的匙子还有点用，但是看守这些又冷又饿的俄国人(他们一路上死亡和掉队，掉队的就被枪毙)，对于同样又冷又饿的士兵来说有什么用，——这不仅不可理解，而且令人厌恶。那些处境可怜的押送士兵，好像害怕克制不住对俘虏的同情，那样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坏，所以对待俘虏格外阴沉和严厉。

在多罗戈希日，押送的士兵把俘虏锁在马棚里，出去抢他们自己的仓库，有几个俘虏挖通墙脚逃走，但是被法国人捉住枪毙了。

在莫斯科出发时俘虏的军官和士兵是分开的，而这个规定早就不存在了；凡是还能走动的，都混在一起了，从第三天起，皮埃尔跟卡拉塔耶夫和那条认卡拉塔耶夫为自己主人的雪青色的短腿狗又会合了。

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卡拉塔耶夫在莫斯科医院患的热病又发作了，卡拉塔耶夫身体逐渐衰弱，皮埃尔也逐渐地离开他了。皮埃尔不知为什么，但是，自从卡拉塔耶夫病得体弱以后，皮埃尔总要强迫自己才走到他身边。皮埃尔每次走近他和听见他低声呻吟(一到休息站，卡拉塔耶夫就躺下呻吟)，就闻见从他身上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气味，皮埃尔就远远地离开他，也不去想他了。

皮埃尔被关在棚子里当俘虏的时候，懂得了一个道理，不是从理智上，而是用他整个身心，全副生命懂得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幸福就在他本身，就在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福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但是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懂得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真理——他认识到，世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认识到，世上没有哪个环境是人在其中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的。他认识到，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非常接近；一个人为他的锦绣被褥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也正如他现在睡在光秃秃的湿地上，一边身子冷一边身子热而感到苦恼一样；从前他曾为穿紧脚的舞鞋而感到痛苦，而现在他完全光着脚(他的鞋早已破烂了)，用两只布满伤口的脚走路，也感到同样的痛苦。他认识到，当时他自以为出于自愿和妻子结婚，并不比现在夜里把他关在马棚里更自由。在所有他后来称作痛苦的事情中(不过他当时几乎没有感觉痛苦)，最要命的是那双赤裸的、磨破的、伤痕累累的脚。(马肉味道不错，而且富有营养，代替盐的火药硝烟味甚至令人愉快，天气不冷，白天行路常常很热，夜间有篝火；虱子咬得他暖洋洋的。)起初唯一令他难受的是那双脚。

上路的第二天，皮埃尔在篝火旁端详他光脚上的伤痕，心想，没法走路了；但是当大家都动身的时候，他也一拐一拐地走起来，走得身上发暖，也就不觉得疼了，虽然晚上那双脚看起来更令人觉得可怕。但是他不瞧它，想点别的。

皮埃尔现在才懂得一个人所具有的全部生命力以及人身上潜在的那种转移注意力的自救力量，它就像锅炉上的安全阀门，只要蒸气的密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它就把多余的蒸气放出去。

他没有见到和听到枪毙那些掉队的俘虏，虽然已经有一百多人就是这样被消灭的。他不去想日渐衰弱的卡拉塔耶夫，显然不久他也要遭到那同样的命运。皮埃尔更少想他自己。他的境况越艰苦，前途越可怕，就越与他的处境无关地在他心中出现那些令人欢快欣慰的思想、回忆和想象。

十一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