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授奖辞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 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个土生土长在长期以来同瑞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他生在明尼苏达盛产玉米的大平原上，拥有两三千人口的索克镇。他的小说《大街》（出版于一九二〇年），描写过这个小镇，虽然它的名字叫作戈弗·普雷赖[1]。
这是一个大草原，那里岗峦起伏，湖泊纵横，橡树繁茂，形成了那个小镇和许许多多极其相似的其他小镇。拓荒者要有地方去出售他们的谷物，商店要去采购他们的供应品，银行要发放他们的抵押贷款，医生要替人祛病除痛，牧师则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乡村和城镇之间虽然相互合作，但同时也有矛盾冲突。是城镇为了乡村才存在呢，还是乡村为了城镇才存在？
这个大草原让人们感到了它那巨大的威力。严冬季节像我们瑞典一样漫长寒冷，骇人的风暴刮来的大雪，堆积在低矮寒碜的房屋和宽敞的街道上。盛夏时节，烈日炙烤，不仅酷热异常，而且全镇臭气冲天，因为这里既不打扫街道，又没有排污沟渠。不过，小镇自然也有它的优越性；它是大草原上的一朵鲜花。它已把经济脉络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又是文明的中心——处在这些依附于土地的外国籍奴隶——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中间一个浓缩了的、值得夸耀的美国。
因此，这个小镇怡然自得地充满了自信心，相信有真正的民主（但不排除人们分属各自合适的阶层），笃信一种健全的商业道德，以及实现汽车化带来的幸福；因为大街上有着许许多多“福特”牌汽车。
这个小镇上来了一位充满逆反思想的年轻的女人。她要把这个小镇里里外外改造一番，但是遭到完全失败，她的尝试几乎都化成泡影。
就描写一个小镇生活来说，《大街》当然是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中的一部。毫无疑问，这个小镇首先是美国特有的，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背景来说，它也可能恰好坐落在欧洲。如同路易斯先生一样，我们许多人都吃过它的丑陋和偏执的苦头。强烈的讽刺曾经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抗议，但是，谁都用不着急于看到路易斯在勾勒他的家乡小镇和乡亲们时那种宽容的笔调。
可是，在戈镇趾高气扬的自满情绪背后，隐藏着嫉妒心。临近大平原的边缘，即是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它们多少已成为大都会中心，不论是在阳光照耀下，或在夜间电灯大放光明时，摩天大楼的窗子总是闪闪发亮。戈镇一心希望也要像它们一样，并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基于战时小麦价格上涨，要掀起一场进步的运动。
于是，戈镇引进了一个树桩演说家[2]、一个真正干劲冲天的煽动者，他声嘶力竭地、口若悬河地扬言说：戈镇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带头成为拥有二十万人口的城市。
巴比特先生——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就是这么一个城市里的幸福市民（《巴比特》出版于一九二二年）。这个城市名叫泽尼斯，但是地图上也许不可能找到那个地名。这个城市及其扩大了的界限，后来就成为路易斯先生抨击美国方式这个领域的出发点。这个城市规模比戈镇大一百倍，所以，百分之一百的美国方式要比戈镇多上一百倍，自我满足的情绪也要比戈镇多上一百倍，它那乐观主义和进步精神的魅力，则体现在乔治·福·巴比特这个人物形象中。
事实上，巴比特也许接近理想中的美国中产阶级里深孚众望的英雄。在他看来，商业道德同个人行为守则相互依存，是一种公认的信仰产物。他毫不犹疑地认为：人就应当工作，增加他的收入，享受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他觉得他恪守了这些圣训，所以跟他自己和社会都相处得完全和谐一致。
他的职业是地产生意，得到了最高级的生活享受，他的寓所靠近城市，还有树木和草坪，里里外外都是够水平的。他的轿车款式符合他的身份地位，他开着车子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得意扬扬地好像一个处在行车危险之中的年轻英雄。他的家庭生活也符合中产阶级平均水平。他的妻子对丈夫在家里发牢骚早已习惯了，他的子女不太讲礼貌，但那都是人们意想得到的事。
他身体非常健壮，营养极好，精力旺盛，警觉性高，脾气温和。他每天在俱乐部进午餐时大饱耳福的，是深有启发的生意经和够刺激的笑话逸闻；他与众人都合得来，而且惹人喜爱。此外，巴比特还是一个有着雄辩天才的人。他深知所有全国性的标语口号，在俱乐部和群众集会上演说时，他滔滔不绝地讲得几乎令人头晕目眩。甚至对最崇高的牧师，他都不乏同情心。他从知名诗人考尔蒙迪雷·弗林克的友情之中得到乐趣，弗林克将自己的天才全用来为形形色色的厂商撰写引人注目的、朗朗上口的广告，因而每年赚到的进项十分可观。
巴比特就这样过着意识到自己有社会地位的一个无可指责的公民的生活。可是，嫉妒的上天诸神始终俯瞰着幸福增长得太多的凡夫俗子。像巴比特那样的灵魂，当然，不可能有所长进；它一开头就是一件按照标准模式打造成的东西。于是，巴比特发现自己有趋于恶习的倾向，对于这种恶习他虽然不是全然弃置不顾。他快到五十岁的时候，就急急巴巴地进行弥补了。他搭上了一种很不合乎道德的关系，同一拨轻浮的年轻人在一起厮混，他充当了一个肯在少女身上乱花钱的老色迷。可是，他终于因为自己的行为不端而受罚了。他在俱乐部进午餐时，由于朋友们缄口不言和疏远冷淡，越发感到痛苦难受。他们暗示说，他正在把自己在这个进步委员会里未来一员的机会断送掉。这里指的自然就是隐隐呈现在他眼前的纽约和芝加哥。他终于恢复了自己的良知，看到他下跪在他的牧师书房里接受赦罪，颇有诲人的味道。随后，巴比特更加专心致志，献身于主日学校和其他有益的社会活动。他的故事刚开始就告结束了。
路易斯先生自己曾经表示过，他想要用自己的讽刺去抨击的，正是代表错误思想的那些规章制度，而不是某些个别的人物。巴比特相信宿命论，一生囿于一种世俗的、但同时又是浮华的功利主义的界域里，是一个几乎惹人喜爱的人物。因此，路易斯先生能够塑造出巴比特这个人物典型来，就是他在艺术上的一个胜利，也是文学上几乎罕见的一个胜利。
巴比特是天真的，而且还是一个大胆表达自己信仰的信徒。这个人从本质上说并没有什么错，他总是那么乐呵呵地使人精神为之一爽，以致他几乎被誉称为美国精力和活力的一种象征。世界上哪儿都有粗鲁汉子和市侩庸人，但从逗人喜爱这一点来说，恐怕他们半数人才不过只有巴比特的一半哩。
除了这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典型，以及书中其他一些呼之欲出的人物以外，路易斯先生还展现了他那无与伦比的遣词用语的天才。请听一下，比方说，坐在纽约快车包厢里一小群商人旅客的一段交谈吧。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光环悬照着推销这个行业。“在他们看来，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已不再是骑士、行吟诗人、骑马牧人〔亦即西部牛仔〕、飞行员，也不是年轻勇敢的地方检查官，而是——了不起的主管经销的经理，在他的玻璃台面的办公桌上有一份商品推销问题分析，他的高贵的头衔是‘富于积极进取精神的能人’，他自己和他的所有年轻的忠实的伙计们，都献身于销售这个无比伟大的目标——并不是推销某一种特定的商品，也不是专为某一个特定的人或专向某一个特定的人推销，而是纯粹的推销。”
《阿罗史密斯》（出版于一九二五年）是一部具有更为严肃性质的作品。路易斯在作品中试图用各种表现形式来描述医学科学和医师职业。众所周知，美国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研究领域里，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秀国家并列，曾经多次公开获得过这样的赞扬。巨大的资源供它支配。许多研究机构，捐赠基金丰厚，为自己的不断发展而工作。
有一些投机取巧分子即使在这里，都想利用这样大好的机会，那也可以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一些私人企业密切注意科学上的发现，很想在它们经过试验、最后获得成功之前即能牟利。比方说，那个细菌学家无比谨慎小心地在找寻痘苗，以便治理到处蔓延的疫病，而制药厂老板恨不得马上从细菌学家手里抢过来，以便进行大规模生产。
马丁·阿罗史密斯在一位有才华和正直的老师指导下，已成为一个科学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从事研究的悲剧在于，他在作出一项重要的发现之后，迟迟没有把不断更新的试验公开宣布，后来巴斯德研究所里一个法国人就抢在他之前发表了。
这部书里有如收藏丰富的画廊似的，展现出医学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我们看到一些医学院里的嘈杂声，以及他们爱争吵和耍诡计的教授们。小说里有一个不露锋芒的乡村医生（令人想起《大街》里的那个乡村医生），他以自己能跟他的病人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后援和安慰而引为光荣。我们还看到从事公共保健和社会福利的那个精明的组织者，他已得到广大群众欢迎和政治威望。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些规模巨大的研究所以及他们看来独立不羁的调查研究人员，但是经理部门在某种程度上说必须考虑到捐献者的商业利益，驱使全体研究人员不得不为了研究所的荣誉而工作。
在所有这些医学界人物形象中间最突出的，是阿罗史密斯的老师、流亡的德国籍犹太人戈特利布，作者在描绘他时充满了热烈赞美之情，仿佛让人想到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他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忠于科学的奴仆，但同时又是一个愠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有点冷淡的厌世者；作为仁慈的施主，他怀疑这种仁慈是不是就像他做试验时杀害动物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书中还遇到那个瑞典医生古斯塔夫·桑德利厄斯，一个光芒四射的泰坦，他鼓起勇气，唱着歌儿，走遍全世界，搜寻洞穴里的害虫，消灭毒鼠，焚毁疫病蔓延的村庄，大力传播他的福音，说卫生学注定要把医学消灭。
与所有这一切并行发展的，是马丁·阿罗史密斯的个人历史。路易斯写得实在太巧妙，使他笔下的人物不会没有缺点；马丁常常因为一些错误而感到痛苦，这些错误有时看来已经阻碍了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科学家的发展。他在一所医院里遇到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护士，他这个不爱安宁、优柔寡断的年轻人，就从这个小妇人那里得到过很大帮助。当他这个郁郁不得志的医科大学生开始在国内漂泊流浪的时候，他到遥远的西部一个小村子去看望她，就在那里她成为他的妻子。她是一个忠诚纯朴的人，一点儿要求都没有，耐心地、孤独地期待着，哪知道她的丈夫被科学这个妖仙所诱惑，已完全沉醉在自己工作的迷宫之中。
后来，她陪同他和桑德利厄斯一起到那个疫病蔓延的岛上去，阿罗史密斯想要在那里试验他的血清。当他心烦意乱地倾听另一个比科学更富有诱惑的尘世间美女的叹息声，这时她已死在一间弃置不用的茅屋里，仿佛就成了这位浑朴纯真、牺牲自己的妇女一生中富有诗意的、至高无上的最后一幕。
这部作品里有着丰富的学问，不仅令人赞叹，而且还被专家们证实为精确无误。路易斯虽然是一位善于轻巧灵活地运用词语的大师，但就他的艺术基础来说，他从来不是浅尝辄止。他对细节描写的研究，始终是像诸如阿罗史密斯或戈特利布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那样仔细缜密，详尽周到。在这部作品中，路易斯为他自己的父亲的职业、也是为医生（当然不是庸医或骗子）这个职业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的长篇巨著《埃尔默·甘特利》（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就像给这个社会机体上最最碰不起的一个部位来了一次外科手术。现在也许大可不必到世界上什么地方去搜寻古老清教徒的嘉言懿德，但是，在美国某个最古老的角落里，人们大概可以找到这一教派中一些残余分子，他们认为续娶再嫁就是有罪的，因为上帝喜欢人们变成寡妇或鳏夫，痛恨人们放债取息。可是另一方面美国毫无疑问必须缓和它在宗教上僵硬不变的态度。至于像埃尔默·甘特利这样的传教士在美国声名狼藉到什么样程度，我们瑞典人就一点儿都不可能会有印象的。既不是他在布道时有如趾高气扬的拳击家那样粗莽草率的派头（《哈啰，魔鬼先生！》），也不是他在教堂大门里面成功地募集捐款和招徕听众，就能掩盖得了这一可悲的事实：原来他是一个异常讨厌的家伙。路易斯先生既不愿意，也不可能给予这个人物以任何诱人的特征。可是，这部小说的一大功绩，就是在描写艺术上却做到了刚健、有力、真实；它那味道十足、色调灰暗的讽刺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我们也用不着指出，既然伪善行为到哪儿都有一点儿，要是谁敢在这么近的射程内攻击它，对自己来说，就无异于祸从天降。
辛克莱·路易斯的最新作品，叫作《多兹沃兹》（出版于一九二九年）。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我们早就瞥见过泽尼斯最贵族化的，甚至连巴比特之流都没法跻身其间的一个家庭。也许所谓“最贵族化”，在美国就是常常指“最富有的”，不过，萨姆·多兹沃兹既是贵族化的，又是富有的。即使在三百年之后，他还谈到自己脉管里流的是英国血液，急欲了解自己祖祖辈辈的土地。他是一个美国人，但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跟他结伴同行的是他的妻子弗兰。她已经四十出头，而他则年过半百。她是一位冷冰冰的美人儿，虽然生过几个子女，依旧娟秀有如处子。在欧洲的氛围里，她灿然盛放，有如一朵光艳夺目的奢华之花，沉迷于虚荣、享乐和自私之中。她走得太远了，爱她的那个秉性安静的男人不得不离开她，听其自然了。
有一回，他独自思考《欧洲——美国》这个问题，而作为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他要弄清楚自己跟两者的利益。他想到了很多东西，说真的，毫无偏见。他的观察结果之一，就是：欧洲这块土地上还多少保留旧时代的安静气氛，但被到处都是无休止地追求犯罪记录的美国所奚落。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毕竟是一个富有青春活力和大胆进行试验的国家。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辛克莱·路易斯的心也跟随着他。
是的，辛克莱·路易斯是一个美国人。他写的是一种新的语言——美国语言——作为代表一亿两千万美国人的一种语言。他要求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至今还不算完善或者熔化殆尽；它依然处在青春期这个狂烈的年代。
伟大的美国新文学是和民族自我批评一起开始的。它是一种健康的标志。辛克莱·路易斯具有不仅用他的坚实的手，而且还用他嘴边的微笑和他心中的青春活力来推动自己开垦土地的耕犁的天才。他开辟了新的耕地，他具有一个新的开拓者的风度。他是一个拓荒者。
辛克莱·路易斯先生，我在这个会上是用一种你所不懂的语言来谈论你的。本来也许我可以滥用这个机会来说你的坏话。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是把你当作伟大的美国新文学中坚强、年轻的领袖之一来谈论你的。此外，你在瑞典人心坎里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你就是在我们旅美的瑞典同胞中间出生的，你在自己的著名作品里用友好的语言提到了他们。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在这里，同时我国还要将它自己的荣誉授予你。现在，我请求你跟我一起走下来，从我们国王陛下手里接受它。
美国人对文学的恐惧——受奖演说
如果我要把我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感到的荣幸和欣喜的心情表达出来，本来可能言不由衷，也许还会冗长乏味，所以现在我就简单地说一声“谢谢”，聊表微忱。
我想在这篇讲演里谈一谈当前美国文学的某些倾向，某些危险和某些非常令人兴奋的前景。为了完全坦率地、毫不遮遮掩掩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只好这样完全坦率地，甚至轻率地来跟你们一起讨论，因为我可不乐意采用别的讨论方式，深恐有扰尊听——所以，我在谈到我最亲爱的祖国的某些研究机构和某些人物时，就不得不有一点儿失之不恭了。
可是，请你们相信，我这绝不是在发泄私愤。命运对待我简直太好了。我几乎不太知道斗争和穷困，可我却见过许多宽宏大量的事情。有时，我因为我的作品或本人的缘故受到相当强烈的指责——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好心的牧师，他读了我的《埃尔默·甘特利》以后，恨不得带领一伙暴民向我动私刑；另一个缅因州的神职人员很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一种既体面而又合法的方式，可以让我锒铛入狱。还有比这类暴怒的判罪更要厉害的是：我在新闻记者中有一些老相识，正如美国有一句流行的俚语所说：“我只是在俱乐部里跟他见过面。”他们竟然乱写一通，说他们了解我这个人，所以嘛，我必定是个下流坯，当然算不上什么作家啦。不过，要是我不时接到过这么令人愉快的砖头，我自己就得把更多的砖头给扔出去，居然还胡思乱想大概不会得到好报吧。
不，就个人来说，我是毫无怨言的，不过，就整个美国文学及其在国内的地位来说，我是颇为不满的，因为，在工业、金融和科学兴旺发达的美国，只有建筑和电影两门艺术方才是必不可缺和受人尊敬的。
我可以举出一件事来加以说明，这件事恰巧牵连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和我本人，发生在好几天以前，正好我在纽约搭乘轮船前来瑞典之前。在美国，有一位博学的、非常和蔼的老绅士，曾经当过牧师、大学教授和外交官。他是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一个成员，好几个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作为一个作家，他主要写了论述钓鱼乐趣的一些令人愉快的小品文才出名的。我不认为以捕捉鳕鱼和鲱鱼为生的渔夫会把钓鱼看成娱乐消遣，但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从那些小品文里知道：捕鱼确是一种非常重要和高雅的事情，只要你不是靠捕鱼为生的话。
这位学者公然声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奖金授予一个像我那样尽情嘲弄美国规章制度的人，就是对美国的侮辱。我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像从前当外交官时那样，企图借此机会制造国际事端，也许还会要求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开进斯德哥尔摩，来保卫美国文学的权利，我说，但愿不是那样。
我不妨这样假设：一个如此博学以致获得神学博士、文学博士，以及我所不知道的、令人艳羡的冠冕堂皇的称号的人，对这个事情似乎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还可以这样假设：他认为，“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这个人的作品，可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选中了他，那就是尊敬美国，说明美国人不再是一个幼稚、粗野的、如此低等以至于还害怕批评的部族了，美国是一个业已成年的民族，能平静而老练地考虑对他们国家所作的、哪怕是带着嘲弄性质的任何分析。”
我甚至还可以这样假设：一个享有如此国际声誉的学者会相信，一个持有极端无政府主义观点，认为美国即使拥有她的全部财富和威力，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种卓越的文明，以便满足人类最紧迫的需求的作家，大概不会使熟悉斯特林堡[3]、易卜生[4]和彭托皮丹[5]的斯堪的纳维亚感到特别震惊吧。
我相信斯特林堡很少唱《星条旗》歌[6]或者到扶轮社去演讲的，但是在他之后，瑞典好像还是继续存在下去。
我花了那么长的篇幅去谈论这个博学的渔夫的批评意见，倒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可以说明下面这个事实：在美国，我们——不仅是读者，而且甚至是作家——我们绝大多数至今仍然害怕既不赞扬所有的美国东西、也不赞扬我们的错误和我们的优点的文学。一个小说家要想在美国做到不仅作品畅销，而且真正受人爱戴，就必须断言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高大的、漂亮的、富裕的、诚实的，打起高尔夫球来也很出色；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是朝夕相见，和睦友爱；虽然美国姑娘可能狂放不羁，她们总是可以变成贤妻良母；从地理上来说，美国就是由全被百万富翁居住的纽约、至今依然保存着一八七〇年狂热的英雄主义的西部，以及人人都靠永远是月光皎洁、木兰花香的种植园生活的南方所组成的。
我们有一些作家，比如，像你们在瑞典早已熟知的德莱塞[7]和薇拉·凯瑟[8]那样的小说家，今天确实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在美国不大受人欢迎，影响也不大。正如我刚才援引的那位令人可敬的捕鱼院士所泄露的，为通俗杂志写作的作家至今仍然受到最大的尊敬，他们都语重心长地重复说，今天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的美国，仍然是纯朴的、富于田园风味的，如同从前仅有四千万人口时一模一样；在一家拥有上万名职工的工厂里，工人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和睦友好，毫不复杂，如同一八四〇年只有五名雇工时一模一样；今天住在三十层楼大厦一套豪华公寓里、家门口停着三辆汽车、书架上摆着五本书；下星期家里有人即将离婚的父与子、夫与妻之间的关系，正好如同一八八〇年攀满玫瑰花的五间房的小小院子里的关系一模一样；最后，美国虽然已经从乡里乡气的居留地一变而为世界帝国，但是山姆大叔牧歌式的、清教徒式的简朴情调却丝毫没有改变。
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那位捕鱼院士对我从轻发落。因为，既然他是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重要成员，他已然给我松绑了，给了我像他谈论我时那样坦率地谈论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权利。要想认真研究今日美国知识界，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奇怪的研究机构。
不过，在我谈到这个文学艺术科学院之前，让我扼要地谈谈我在横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时出现的怪念头，它使我在旅途中必然无事可做的几天里感到愉快。我相信，现在你们早已知道，授予我诺贝尔奖金在美国并没有完全受到欢迎。毫无疑问，你们对这种事情不会觉得新奇的。我想，当你们把奖金授予托马斯·曼[9]（我觉得他的《魔山》概括了整个欧洲知识界）甚至当你们把奖金授予吉卜林[10]（他在社会上产生了那么深远的意义，所以就有人以相当权威的口吻说是他缔造了不列颠帝国）甚至当你们把奖金授予萧伯纳[11]的时候，那些作家的同胞中也有人认为你们没有另选他人而大发牢骚。
我曾经想要声明一下，你们不妨选另一个美国人，而不要选我。比方说，你们就选西奥多·德莱塞。
我和许多其他美国作家一样认为：德莱塞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有时还遭人忌恨，但跟任何别的美国作家相比，他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前，在美国小说领域里，为了从维多利亚时期和豪厄尔斯式的胆怯与斯文风格转向忠实、大胆和生活的激情而扫清了道路。没有他披荆斩棘地开拓的功绩，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哪一位——除非他心甘情愿去坐牢——敢于描写生活、描写美、描写恐怖。
我的了不起的同行舍伍德·安德森[12]公开推举德莱塞为我们的首领。他的意见我欣然赞同。德莱塞敢于在三十年前出版、而我在二十五年前就读过的他的头一部伟大小说《嘉莉妹妹》，像一股强劲的自由的西风，席卷了株守家园、密不通风的美国，自从马克·吐温[13]和惠特曼[14]以来，头一次给我们闷热的千家万户吹进了新鲜的空气。
不过，要是你们把奖金授予德莱塞先生，你们就会听到来自美国的一片嘘声：你们就会听人说他的风格——这个神秘莫测的“风格”包括些什么东西，我确实说不上来，反正在一些不见经传的批评家的文章里，我时常看到这个字眼，所以我想它一定是存在的——你也许会听人说过德莱塞的风格是笨拙滞重的，德莱塞选择的词语不够敏感，德莱塞的作品篇幅冗长。当然，那些可敬的学者会抱怨说，在德莱塞先生笔下的男男女女，往往是有罪的、悲惨的、绝望的，而不是永远乐观的、快活的、德行高超的，就像真正的美国人那样。
要是你们选中了尤金·奥尼尔[15]先生——他对美国戏剧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十年或二十年时间内使我国戏剧的面貌完全改观，从干净利落地巧弄诡计的虚假世界转向壮丽的、可怕的、宏伟的世界——有人就会提醒你们，说他所做的比嘲弄更要坏得多，在他心目中的生活可不像一个学者书房里摆设得那样高雅整洁，而是像某种骇人的、雄伟的、往往类似龙卷风、地震、吞噬一切的大火那样恐怖的东西。
你们要是把奖金授予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16]先生，人们就会告诉你们，他这个人简直是心眼儿坏透了。人们还会告诉你们，薇拉·凯瑟小姐，纵然在她描写内布拉斯加州农民的那些小说里有着历数家珍那样亲切的优点，而在她的小说《迷惘的女人》里，却跟美国独特的、固有的和可能令人厌烦的美德大相径庭，她描写了一个仪态端庄、姿色依然楚楚动人的弃妇，因此，这篇故事也就根本谈不上道德不道德了；至于亨利·门肯[17]先生，在所有的嘲弄者中间，就数他最坏；舍伍德·安德森先生十恶不赦地胡诌说，性生活如同钓鱼一样，是生活中一种重要力量；厄普顿·辛克莱[18]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因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而罪孽深重；约瑟夫·赫格希默尔[19]先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认为文雅的风度和优美的仪表只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累赘；欧内斯特·海明威[20]先生不仅年纪太轻，而且，更糟糕的是他采用了绅士们不应该知道的那些语言；他承认酗酒是人通往幸福的不朽途径之一，并且还断言说，一个士兵可以认为爱情要比战场上大肆屠杀生灵更为重要。
是的，我的那些同行，他们心眼儿都坏透了；你们要是选中了他们，几乎如同选中了我一样不愉快；我呢，作为一个爱国狂的美国人——请注意，只是作为一九三〇年的美国人，而不是一八八〇年的美国人——我深感庆幸的是：他们都是我的男女同胞，甚至在托马斯·曼、H.G.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克努特·哈姆生、安诺德·贝内特、孚希特万格、塞尔玛·拉格洛夫、西格利特·温塞特、魏尔纳·封·海顿斯坦、邓南遮和罗曼·罗兰[21]的欧洲，我可以满怀自豪地念到他们的名字。
我的命运就是经常在乐观和悲观之间来回地改变态度；反正不拘是谁，只要写到或讲到美国——当前世界上这个最矛盾的、最不景气的、最动荡不安的国家——也都会得到同样的命运。
就这么着，我以无法掩饰的自豪感提出了一长溜儿我认为是当代美国文学生活中伟大的男女作家的名字，我确实也来不及再举出十几个我想要加以赞扬的名字，我还得回过头来，再次强调一下：是的，固然我们在商业上和科学上都建立了那么卓有成果和充满活力的基础，但是，不论是我们当代美国文学也好，还是除了建筑和电影两门以外的其他美国艺术也好，我们还都没有稳固的基础，没有健全的联系，没有可资仿效的英雄和应予诅咒的恶棍，没有必须遵循的康庄大道，也没有应该回避的危险歧途。
美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雕塑家或画家，除了凭借个人品德力量以外，必须单枪匹马、漫无目标、孤立无援地进行工作。
当然，艺术家的命运历来也是如此。流浪汉和罪人弗朗索瓦·维雍[22]，肯定不会有什么整洁、舒适的庇护所，在那里风姿绰约的太太小姐握住他的手，抚慰他那饥饿的心灵和饿得发慌的躯体。他这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命中注定啃干硬的面包皮，踯躅在臭水沟旁，可他也是命中注定要比所有的公爵和有权有势的红衣主教更叫后世人们怀念，尽管当时连摸一摸他们的衣袍，他都不配啊！
那样穷困潦倒不是对美国艺术家说的。我们得到的报酬，的确太优厚了；哪个作家要是没有管家，没有小轿车，棕榈滩[23]上又没有别墅（在那里他可以跟银行业巨头几乎平起平坐），这才算是失意潦倒了。可是作家受到的压力却比贫穷更要不得：——他觉得他写了一些不太紧要的事情，读者一心指望他仅仅是个陪衬摆设或者小丑角色，要不然还善意地把他看作一个嘲笑者，也许他嘴巴恶毒，心地善良，也许他就是一个好心眼儿的家伙，但在一个能盖八十层楼大厦、生产几百万辆轿车和几十亿蒲式耳[24]小麦的国家里，当然他怎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没有那样的机构，也没有那样的团体，他可以向它们汲取灵感，他可以接受它们的批评，而且，在他看来，它们的赞扬更是弥足珍贵。
那么，我们有的是什么样的机构呢？
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里，跟好几位卓越的画家、建筑师和政治家在一起的，还有像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那样真正杰出的大学校长，还有像威尔伯·克罗斯[25]那样令人钦佩的英勇果敢的学者，以及好几位第一流的作家：诗人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26]和罗伯特·弗罗斯特[27]，无忧无虑的政治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28]，以及小说家埃迪丝·沃顿[29]、哈姆林·加兰[30]、欧文·威斯特[31]、布兰德·惠特洛克、布思·塔金顿[32]。
可是，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成员里却没有西奥多·德莱塞，没有我国最富有生气的批评家亨利·门肯，没有乔治·琼·内森[33]（尽管他年纪还轻，在我国戏剧评论界无疑执牛耳），没有我国独步文坛的最优秀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没有真正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诗人，比如，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卡尔·桑德堡、罗宾逊·杰弗斯[34]、凡切尔·林赛[35]，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尔斯[36]，他的《斯庞河诗集》跟以前任何别的诗歌作品迥然不同，它是那么清新，那么可信，那么不拘一格、独出心裁，创立了美国乡土诗歌的新流派。这个科学院里也没有下面那些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比如，薇拉·凯瑟、约瑟夫·赫格希默尔、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纳[37]、欧内斯特·海明威、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38]、威尔伯·丹尼尔·斯梯尔[39]、范尼·赫斯特[40]、玛丽·奥斯丁[41]、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埃德纳·费伯[42]，也没有厄普顿·辛克莱，关于他，你们一定会说，不管你们赞扬还是憎恶他那咄咄逼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他在国际上的声誉却超过了任何一位别的美国艺术家，不论后者是小说家、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建筑师。
我可并不指望科学院有幸将所有这些作家都吸收进来，但是一个研究机构，要是连他们中间一位都不吸收，因而让自己同美国文学中那么多的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富有独创性的事物断绝来往，那么，这样的研究机构同我们的生活和愿望就不可能有任何联系。这样的文学艺术科学院代表不了当代美国文学——它仅仅代表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43]一人。
有人也许可以这样回答说，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毕竟只有五十个名额，自然不能把每一个有功之人通通都包括进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屈指可数的几位巨擘都被摈于门外，这个科学院里居然还能容纳三个特别糟糕的诗人，两个简直天晓得的剧作家，两位只是因为当了大学校长才出名的绅士，一个三十年前作为相当灵巧幽默的画家而出名的人，以及好几位——恕我无知——我从未听说过的绅士。
让我再一次强调这一事实——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不是在攻击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它是一个殷勤好客、慷慨大方、毫无疑问地高贵的研究机构。我们文学界许多重要人物没有进入科学院，可也不能全怪科学院。有时还得怪那些作家自己。我不能想象，头发灰白的、笨拙的西奥多·德莱塞在科学院高贵的宴会上会感到舒服的，因为门肯要是应邀参加的话，就要大声喧闹、尽情挖苦，准叫他们大为光火。不，我这不是在攻击——我实在出于万般无奈才这样议论科学院的，因为它是美国知识分子生活脱离一切真正重要的现实准则的一个绝好的例证。
这种脱离现象，不幸在我国绝大多数大学、学院或者大学预科里也有。我认为其中有四所大学，即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利学院、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曾经有过像罗伯特·赫里克那么优秀的小说家，像罗伯特·莫斯·洛维特那么勇敢的批评家——这四所大学对当代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表现出真正的兴趣。总共才只有四所大学。可是在美国，大学、学院、音乐学院，以及教授神学、修理管道和绘制广告招牌的专门学校，就跟马路上的汽车一样多。你只要看到一幢筑有哥特式的窗户、矗立在坚实的印第安纳混凝土宅基上的公共建筑物，就可以肯定说：它又是一所大学，那里的学生从二百名到两万名人数不等，但是，为了避免学究气这一不利影响，谋取一个文学士之后所享有的社会特权，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热忱来。
哦，我们的大学在社会上是同我国广大群众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在体育运动方面就是这样。一场大型大学橄榄球赛就有八万名热情的观众，他们每人买门票花了五块钱，从十英里到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专程开了汽车赶来，为的是如痴似醉地观看二十二名球员在界限鲜明得出奇的场地上互相追赶。每当橄榄球联赛季节，一位杰出的球星的身份地位，简直就像我们最伟大和最受人爱戴的英雄——甚至犹如亨利·福特[44]、胡佛总统[45]和林德伯格上校[46] 一模一样。
而统治我们的商业巨头，只乐于崇拜知识领域之一——科学上的热心之士。我们商界贵族中间有人可能对诗歌或一个画家的想象表示极端不满，但是对待米利肯、迈克尔森、班廷、西奥博尔德·史密斯[47]那样的人物，却很宽宏大量。
可是怪就怪在这里：在艺术领域里，我们的大学同现实和生气勃勃的创作竟是如此远离隔绝，就和它们在社会上、科学上、体育运动上同我们密不可分一样。对一个真正的美国大学文学教授来说，文学可不是今日任何一个普通人煞费苦心地打造出来的。不，它是某种僵死了的，由一些超人变戏法似的打造出来的东西，而这些超人，如果说他们都被看作艺术家的话，想必在那个魔鬼发明的打字机出现以前至少一百年就已经死掉了。在大街上行走、穿着平淡无奇的衣裤、外貌跟汽车夫或农场主差不离的任何一个普通人，就可以把文学打造了出来，这种想法叫哪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都要产生相当的反感。我们美国的教授们喜欢他们的文学干净、冷淡、纯洁和死气沉沉。
我不认为这种现象唯独美国大学里才有。我知道，牛津和剑桥的教授们认为，要是让那些不应该还活着的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和乔治·摩尔[48]同那个永眠于九泉之下的萨缪尔·约翰生[49]进行比较，看来是相当失敬的。我想，在瑞典、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宁愿剖析、不肯深思的教授也是大有人在。不过，人们会期望在美国这么一个新颖的、充满活力、勤于探索的国家里，文学教师比处在古老欧洲传统的阴影之下的那些文学教师，要少一点遁世色彩，多一点人情味。
殊不知他们并不是如此这般。
最近在美国，从大学里出现一个令人惊骇的小团体，名叫“新人文主义”。当然咯，现在“人文主义”一词包含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个词儿可以随便指哪个东西，从主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比当代农民所说的方言更要神气活现，到主张任何一个活着的农民都比死了的古希腊人有趣得多。不过，这个莫名其妙的时髦流派给自己贴标签时选用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词儿，倒是很有一点儿意思了。
就我目前对他们的理解来说——自然，在今天这么一个令人振奋、充满希望的世界上，生活异彩纷呈，出现了齐伯林式飞船[50]、中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农业工业化、汽艇、大峡谷、小孩儿、可怕的饥馑和科学家们独自探索上帝的学说，——可是，哪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都没有时间去探讨那些新人文主义者的全部令人可怕的狂热思想——这个最新派别重申了人性的二元论。在他们看来，文学就至多只能描写人的灵魂同上帝之间的斗争，或者描写人的灵魂同邪恶之间的斗争了。
可是，说来也怪，不论是上帝，还是魔鬼都不能穿现代服装，他们还得照旧穿上希腊人的祭袍。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俄狄浦斯[51]是一个悲剧人物；但在处于强者如林的威胁之下和拼命推销的世界上，一个人力图使自己依然保留浑朴纯真的天性，就不是悲剧人物了。他们聊以自慰地说，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自我节制——而不管人们有了这种自我节制之后能不能得以实现。说到底，新人文主义者并不特别新奇的学说无非是：艺术和生活都必须是消极的、否定的。这就是传入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大举革新的世界的一种最反动的学说。
真是怪得很，这种僵死了的学说，就这样逃避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生活而遁入无忧无虑的修道院式的虚无缥缈的境界，却在我们的教授们中间流传很广（本来人们寄希望于我们的，只是大胆探索的精神），结果使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们同想象之中来自大学的任何有益影响更加隔绝了。
但这种情况历来就是如此。美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勃兰兑斯[52]、泰纳[53]、歌德[54]、克鲁齐[55]那样的人物。
尽管美国拥有如此众多的创作人才，我们的批评界由于按照嫉妒的老处女、从前采访棒球的记者和尖酸刻薄的教授意图进行活动，多半是冷冷清清，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埃拉斯慕斯[56]曾经当过乡村女教师。既然从来没有人能把艺术准则制定出来，我们怎么还会有什么艺术准则呢？
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剑桥—康科德派——爱默生[57]、朗费罗、洛厄尔[58]、霍姆斯[59]、奥尔科特父女[60]——是欧洲感伤文学的反映，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学派、任何影响。惠特曼、梭罗[61]和坡[62]，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有霍桑[63]，都是叛逆者，孤独者，遭到他们那一代的新人文主义者鄙视、痛骂。直至威廉·迪安·豪厄尔斯[64]在文学界的崛起，我们才头一次有了某种类似准则的东西，尽管这个准则是那么糟糕透顶。
豪厄尔斯先生是最文雅、最可爱和最诚实的人中的一个，但他皈依虔诚的老处女的礼教习俗，这种老处女常常以有幸在教区牧师寓所喝午茶为无上乐趣。他不仅憎恶亵渎神明和淫秽言行，而且还憎恶H.G.威尔斯称之为“生活中的委琐粗俗”。他对生活曾经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天真地认为那是现实主义的，农场主、海员和工人可能实有其人，但是农场主身上绝不会沾上粪肥，海员从来不会大声高唱淫秽的小曲，工人一定对好心肠的雇主感激涕零，想必他们个个都巴望有机会去佛罗伦萨一游，见到奇形怪状的乞丐便微微一笑。
豪厄尔斯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新人文主义这种体面的哲学，才能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巨大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一九一四年和世界大战的动荡岁月。
他居然真的能使也许是我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马克·吐温驯服，叫那个暴躁的大老粗身穿文绉绉的燕尾服，头戴大礼帽。他的影响直至今日还没有完全消失。哈姆林·加兰至今还崇拜他，其实，应该说加兰是在各方面都要比豪厄尔斯伟大的一个作家，但在豪厄尔斯的影响下，他却从一个严厉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微不足道的训诫者。加兰先生是当代美国文学界的首领（我们至今也才有这么一位首领）；而作为我们的首领，他对那些缺乏鉴赏力的年轻的作家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并不总是根据祈祷书相爱的，普通人有时使用的语言在大街[65]妇女文学俱乐部里会看成是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就是这个哈姆林·加兰，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在他前往波士顿、成为有文化的人和豪厄尔斯化以前，曾经写过两部最勇敢的、揭露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大路》和《荷兰坳里的玫瑰花》。
这两部书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读过，当时我住在明尼苏达州大草原上的一个村子里——加兰先生小说里描写的正是这样的环境。那两部书使我受到了巨大鼓舞。我在阅读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的时候，已经懂得确实可以把法国和英国的普通人描写得真的如见其人一样。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描写明尼苏达州索克镇上的居民时，既要顾全体面，又能逼真得如闻其声。你们知道，我国的小说传统是：我们中西部乡镇上人人都是高尚和幸福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乐意把住在大街上友爱和睦的福祉，去换取纽约、巴黎或者斯德哥尔摩的那种笃信邪教的俗丽。但是，我在加兰先生的《大路》里发现确有这样的人，他相信中西部的农民有时也张皇失措、挨饿、卑鄙——同时又很英勇。洞察了这一点以后，我思想上得到解放了；我就可以把生活写得活脱儿像生活本身一样。
我害怕加兰先生要是知道正是他使我根据我所看到的美国，而不是像威廉·迪安·豪厄尔斯那么乐观地看到的美国去描写美国，他不仅会不高兴，而且还会痛心疾首。而这就是他的悲剧，一个彻底暴露了的美国悲剧：在我们这个自由国家里，像加兰那些人，首先炸毁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自己也都变得最受束缚了。
不过现在，像豪厄尔斯那样的人如此溢于言表地想要导致美国变成英国的小城镇那样暗淡无光，有一些乖戾的、真正的人——惠特曼和梅尔维尔[66]，随后是德莱塞和詹姆斯·亨尼克尔[67]和门肯——却一个劲儿说，我们的国家除了雍容典雅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
所以，即使没有准则，我们照样也过来了。我们过去没有准则，看来对坚强的年轻人也许更好些。因为，在我仿佛用悲观的口吻谈论我深深地热爱着的祖国之后，我想用非常轻快乐观的语调来结束这支挽歌。
我对美国文学的未来充满了热切的希望和信心。我相信，我们正在从安稳、健全和难以置信的愚笨的乡土观念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里走出来。今天，年轻的美国作家正在写那么热情洋溢和真实可信的作品，处在他们中间，我不免怅然感到自己年纪太老了。
我们有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历尽辛酸的年轻人，经过最严峻的生活考验，他对自己要求极高，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以整个生活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我们有托马斯·沃尔夫[68]，我说，他还是个小伙子，大概三十岁不到，他的唯一的一部小说《望家乡，天使》，堪与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相媲美，他是个对生活充满了极大乐趣的高康大[69]式的人物；我们有桑顿·怀尔德[70]，他在现实主义时代幻想着古老的、美妙的、永远是罗曼蒂克的梦境；我们有约翰·多斯·帕索斯[71]，他仇恨巴比特的那些安稳、健全的标准，他充满了光彩夺目的革命热忱；我们有斯蒂芬·贝尼特[72]，他缅怀了老约翰·布朗的光荣业绩[73]，给美国单调的文学恢复了史诗这种鸿篇巨制的体裁；我们有迈克尔·高尔德，他揭露了犹太人聚居的东区[74]这个迄今未曾开拓过的领域；还有威廉·福克纳[75]，在他笔下的南方早已不穿箍着圆环张开的裙子；还有约莫十来个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现在他们大多数寓居巴黎，热衷于詹姆斯·乔伊斯[76]的传统几乎有点儿发狂，尽管他们有多么发狂，但是对文雅的、传统的和单调的东西，他们还是绝对容忍不了的。
我满怀喜悦之情向他们致敬，因为，我毕竟离开他们并不太远，他们决心要把无愧于美国的伟大气派的文学，献给美国——这么一个有着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许多巨大的城市和落后的圆木小屋，亿万的财富和庄重的信念，既像俄国那样陌生，又像中国那样复杂的国家。
辛克莱·路易斯
1930年12月12日
辛克莱·路易斯小传
辛克莱·路易斯一八八五年二月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索克镇（Sauk Center）乡村医生的家庭里。自幼身体虚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酷爱英国名家司各特、狄更斯等文学作品，细心观察社会生活，实际上已为日后文学创作做了准备。十七岁中学毕业，先在奥伯林学院补习半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开始写作，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一九〇八年大学毕业以后，主要在美国各地从事新闻工作，丰富的阅历为他后来小说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一九一二年发表了头一部作品，即儿童历险小说《步行与飞机》（Hike and the Aeroplane）。一九一四年，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雷恩先生》（Our Mr． Wren）在文学界受到好评。次年，长篇小说《猎鹰记》（The Trail of the Hawk）出版。一九一五年末，他携妻驾车漫游美洲大陆，写下了《费力的事》（The Job）和《无辜的人》（The Innocents）。一九一九年举家迁往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同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自由的空气》（Free Air）。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文坛上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一九二〇年秋，路易斯的主题新颖、风格别致的长篇小说《大街》（Main street）出版，由于它讽刺了各地小城镇新兴的骄蹇自满的中产阶级，揭示了美国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立即风靡整个美国，一年内连续再版竟达二十八次之多，被称为“二十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哪怕时至今日，仍然未被哪一位美国作家所超越）。随后，路易斯仍以揭露美国社会现实为题材，陆续出版了《巴比特》（Babbitt）、《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多兹沃兹》（Dods worth）等长篇巨著。这时，他的小说创作可以说已达到了顶峰。上述五部长篇小说，被认为现代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杰作。据最近美国学者撰文认为，路易斯揭露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实际上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小说”的先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九三〇年，路易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蜚声国际文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创作日见衰竭。其他较为重要的作品，还有：《了解柯立芝的人》（The Man Who Knew Coolidge）、《安·维克斯》（Ann Vickers）、《不能在我们这里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吉迪恩·普莱尼什》（Gideon Plandish）、《卡斯·廷伯兰》（Cass Tinber lane）、《王孙梦》（Kingsblood Royal）等。
路易斯晚年寓居意大利，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病逝于罗马，后来他的遗骸移葬于故乡索克镇，墓碑上刻着“《大街》的作者”供后人瞻仰。
辛克莱·路易斯
为路易斯杰作《大街》点赞——拙译《大街》屡屡再版感言
说真格的，美国不外乎是域外各族群移殖聚居地，立国历史短浅，文化底蕴欠缺，早先一直不被欧洲看作列强之一。殊不知迨至1930年，仿佛晴天霹雳似的，美国打破零纪录，作家辛克莱·路易斯（1885—1951）捷足先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美国文学走向世界，端的功不可没。
没错，赶上今年（2020）是路易斯成名作《大街》问世100周年，路易斯跃升Nobelist 90周年，明年（2021）则是路易斯逝世70周年，可谓“三喜临门”。无奈两年之交，适值美国总统大选换届，举世罕见几乎“好戏连台”的多事之秋。
幸好近年来，多承出版社高瞻远瞩，热心关注，现如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郑重刊印本人建国后率先芹献、博得一代又一代读者方家青睐的路易斯成名作《大街》全译本，不言而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深信，新一代我国读者在悦读赏析《大街》这一巨幅展示美国百年前世态风情的工笔讽刺画卷之余，超越时空，视野豁亮，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当下贫富极化，愈演愈烈，族群冲突，暴乱频仍，市侩政客，丑闻迭出……已然陷入内外交困，国际地位骤降，难以逆转的泥沼，不消说，原是一个多世纪前《大街》中早就抨击过社会制度痼疾（亦即病毒）穷年累月造成的必然结果——得了，就凭这一招，也足见路易斯具有何等高明而又精准的洞察力，乃至被誉称当代美国政治小说的滥觞，恁地不令人绝倒。
余外，作为美国文学经典传世之作，《大街》之所以历久弥新、令人爱不忍释，说到底，真乃富有不朽艺术魅力。遥想当初，《大街》一年内再版28次，被誉称“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哪怕悠悠百年荏苒至今，在美国作家中或恐也是无出其右。是的，年逾九秩的译翁不由得为拙译《大街》屡屡重印，以飨新老读者，爰志感言，聊表欣慰。末了儿，我一瞬间想起了德国大文豪歌德曾经说过：翻译家好比是有一副热心肠的“红娘”，赞不绝口地历数那个半遮半掩的美人儿姿色，令人顿生不可抑止的一睹芳容的思慕。不消说，歌德言近旨远，盛赞翻译家在经典名著与译入语受众之间，仿佛下笔如有神，乃至或恐成全“天作之合”似的，——言外之意，但凡精益求精的翻译家在移译全过程同样功莫大焉。那当然咯，我问学求道，心织笔耕，已逾70春，特别是建国后不畏艰辛地率先译介路易斯两大名著，恁地不满怀豪情，为路易斯杰作《大街》点赞！
潘庆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匆草于
上海中山公园圣约翰名邸
[1] 意谓“地鼠草原”。戈弗即北美产的金花鼠（亦名地鼠），而金花鼠州则为明尼苏达州的别名。
[2] 美国竞选时有人以树桩作为讲台，发表演说。
[3] 斯特林堡（1849—1921），瑞典著名作家。
[4] 易卜生（1828—1906），挪威著名诗人及剧作家。
[5] 彭托皮丹（1857—1943），丹麦著名小说家，19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6] 美国国歌。
[7] 西奥多·德莱塞（1881—1945），美国著名作家。
[8] 薇拉·凯瑟（1873—1947），美国著名女作家。
[9]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192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0] 吉卜林（1865—1936），英国诗人、作家，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1] 萧伯纳（1856—1950），英国作家、剧作家和幽默大师，192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2] 安德森（1876—1941），美国诗人兼小说家。
[13]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小说家、幽默大师。
[14]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
[15] 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193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6] 卡贝尔（1879—1958），美国作家。
[17] 亨利·门肯（1880—1956），美国作家兼评论家。
[18] 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美国作家、社会主义者。
[19] 赫格希默尔（1880—1954），美国小说家。
[20] 海明威（1898—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状得者。
[21] 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作家、政论家、科幻小说家。
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小说家，193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哈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19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贝内特（1867—1931），英国作家。
孚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作家。
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瑞典女作家，19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温塞特（1882—1949），挪威女小说家，192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海顿斯坦（1859—1940），瑞典诗人，小说家，19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2] 弗朗索瓦·维雍（1431—？ ），法国诗人。
[23]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市镇，避寒胜地。
[24] 谷物量器，约合35.238升。
[25] 克罗斯（1862—1948），美国文艺学家、教育理论家。
[26] 罗宾逊（1869—1935），美国诗人。
[27] 弗罗斯特（1875—1963），美国诗人。
[28]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878—1949），美国历史学家。
[29] 埃迪丝·沃顿（1862—1937），美国女作家。
[30] 哈姆林·加兰（1860—1940），美国作家。
[31] 欧文·威斯特（1860—1938），美国作家、政论家。
[32] 布思·塔金顿（1869—1946），美国作家。
[33] 乔治·琼·内森（1882—1958），美国批评家、散文家。
[34] 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1892—1950），美国女诗人。
卡尔·桑德堡（1878—1967），美国诗人。
罗宾逊·杰弗斯（1887—1962），美国诗人。
[35] 凡切尔·林赛（1879—1931），美国诗人。
[36] 埃德加·李·马斯特尔斯（1869—1950），美国诗人、小说家。
[37] 林·拉德纳（1885—1933），美国作家。
[38] 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1896—1956），美国作家。
[39] 威尔伯·丹尼尔·斯梯尔（1886—1970），美国小说家。
[40] 范尼·赫斯特（1889—1968？），美国女小说家。
[41] 玛丽·奥斯丁（1868—1934），美国女作家、批评家。
[42] 埃德纳·费伯（1887—1968），美国女作家。
[43] 亨利·华·朗费罗（1807—1882），美国著名诗人。
[44]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制造业巨头。
[45] 胡佛总统（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
[46] 林德伯格（1902—1972），美国飞行员，于1927年首次横渡大西洋不着陆飞行成功。
[47] 米利肯（1868—1953），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迈克尔森（1852—1931），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班廷（1891—1941），加拿大著名医生，首先发现以胰岛素治疗糖尿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西·史密斯（1859—1934），美国细菌学家。
[48] 乔治·摩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
[49] 约翰生（1709—1784），英国作家、著名英文词典编纂家。
[50] 齐伯林（1838—1917），原为德国一将军，他首创飞船。
[51] 根据希腊传说，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子，因受命运播弄而弑父娶母。
[52]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著名批评家，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著称于世。
[53] 泰纳（1828—1893），法国文艺理论家，著有《艺术哲学》。
[54]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文学家、诗人。
[55] 克鲁齐（1866—1952），意大利美学家。
[56] 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1466—1536），著名语言学家，生于荷兰鹿特丹，后寓居英、法等国，是文艺复兴运动领导者之一。
[57] 爱默生（1803—1882），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
[58] 洛厄尔（1819—1891），美国评论家、诗人，主编《大西洋月刊》。
[59] 霍姆斯（1809—189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也写过小说。
[60] 勃朗森·奥尔科特（1799—1888），美国教育家、哲学家。其女路易莎·奥尔科特（1832—1888），美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小妇人》。
[61] 梭罗（1817—1862），美国诗人，信仰先验论，爱默生的信徒。
[62]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63] 霍桑（1804—1864），美国著名小说家。
[64] 豪厄尔斯（1837—1920），美国小说家。
[65] 路易斯在答词中所说的“大街”，恐是当时美国所谓文明社会的同义词。
[66] 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
[67] 亨尼克尔（1860—1921），美国文学评论家。
[68] 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小说家。
[69]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名著《巨人传》中的主人公。
[70] 桑顿·怀尔德（1897—1975），美国作家。
[71]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小说家。
[72] 斯蒂芬·贝尼特（1898—1943），美国诗人、戏剧家。
[73] 指他的著名长诗《约翰·布朗的躯体》（1928年），被誉为美国诗歌中的典范。
[74] 泛指贫民区。
[75]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76]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意识流小说的开拓者。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书目
第一辑
书名 作者 译者
伊索寓言 [古希腊]伊索 周作人
源氏物语 [日]紫式部 丰子恺
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杨绛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冰心 石真
坎特伯雷故事 [英]杰弗雷·乔叟 方重
失乐园 [英]约翰·弥尔顿 朱维之
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 张健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丁 王科一
雪莱抒情诗选 [英]雪莱 查良铮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 徐迟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欧·亨利 王永年
特利斯当与伊瑟 [法]贝迪耶 罗新璋
巨人传 [法]拉伯雷 鲍文蔚
忏悔录 [法]卢梭 范希衡等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傅雷
雨果诗选 [法]雨果 程曾厚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陈敬容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李健吾
叶甫盖尼·奥涅金 [俄]普希金 智量
死魂灵 [俄]果戈理 满涛 许庆道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 草婴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丰子恺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南江
列夫·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 草婴
怎么办?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 蒋路
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苏联]高尔基 巴金等
浮士德 [德]歌德 绿原
易卜生戏剧四种 [挪]易卜生 潘家洵
鲵鱼之乱 [捷]卡·恰佩克 贝京
金人 [匈]约卡伊·莫尔 柯青
第二辑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 罗念生 王焕生
荷马史诗·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 王焕生
十日谈 [意大利]薄伽丘 王永年
莎士比亚悲剧五种 [英]威廉·莎士比亚 朱生豪
多情客游记 [英]劳伦斯·斯特恩 石永礼
唐璜 [英]拜伦 查良铮
大卫·科波菲尔 [英]查尔斯·狄更斯 庄绎传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吴钧燮
呼啸山庄 [英]爱米丽·勃朗特 张玲 张扬
德伯家的苔丝 [英]托马斯·哈代 张谷若
海浪 达洛维太太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吴钧燮 谷启楠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张友松
一位女士的画像 [美]亨利·詹姆斯 项星耀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 李文俊
永别了武器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于晓红
波斯人信札 [法]孟德斯鸠 罗大冈
伏尔泰小说选 [法]伏尔泰 傅雷
红与黑 [法]司汤达 张冠尧
幻灭 [法]巴尔扎克 傅雷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法]莫泊桑 张英伦
文字生涯 [法]让-保尔·萨特 沈志明
局外人 鼠疫 [法]加缪 徐和瑾
契诃夫小说选 [俄]契诃夫 汝龙
布宁中短篇小说选 [俄]布宁 陈馥
一个人的遭遇 [苏联]肖洛霍夫 草婴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 杨武能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德]海涅 冯至
绿衣亨利 [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 田德望
斯特林堡小说戏剧选 [瑞典]斯特林堡 李之义
城堡 [奥地利]卡夫卡 高年生
第三辑
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罗念生
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 罗念生
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 [古希腊]欧里庇得斯 罗念生
神曲 [意大利]但丁 田德望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选 [西班牙]克维多等 杨绛等
阿拉伯古代诗选 [阿拉伯]乌姆鲁勒·盖斯等 仲跻昆
列王纪选 [波斯]菲尔多西 张鸿年
蕾莉与马杰农 [波斯]内扎米 卢永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 [英]莎士比亚 方平
鲁滨孙飘流记 [英]笛福 徐霞村
彭斯诗选 [英]彭斯 王佐良
艾凡赫 [英]沃尔特·司各特 项星耀
名利场 [英]萨克雷 杨必
儿子与情人 [英]D.H.劳伦斯 陈良廷 刘文澜
动物农场 一九八四 [英]奥威尔 辛红娟 唐建清
杰克·伦敦小说选 [美]杰克·伦敦 万紫等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姚乃强
木工小史 [法]乔治·桑 齐香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 [法]波德莱尔 钱春绮
萌芽 [法]左拉 黎柯
前夜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丽尼 巴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耿济之
安娜·卡列宁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周扬 谢素台
茨维塔耶娃诗选 [俄]茨维塔耶娃 刘文飞
德国诗选 [德]歌德等 钱春绮
安徒生童话选 [丹麦]安徒生 叶君健
外祖母 [捷]鲍·聂姆佐娃 吴琦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雅·哈谢克 星灿
我是猫 [日]夏目漱石 阎小妹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文洁若
第四辑
一千零一夜 纳训
培根随笔集 〔英〕培根 曹明伦
拜伦诗选 〔英〕拜伦 查良铮
黑暗的心 吉姆爷 〔英〕约瑟夫·康拉德 黄雨石 熊蕾
福尔赛世家 〔英〕高尔斯华绥 周煦良
月亮与六便士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谷启楠
萧伯纳戏剧三种 〔爱尔兰〕萧伯纳 潘家洵等
红字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 〔美〕纳撒尼尔·霍桑 胡允桓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陀夫人 王家湘
白鲸 〔美〕赫尔曼·梅尔维尔 成时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美〕马克·吐温 叶冬心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陈良廷等
愤怒的葡萄 〔美〕斯坦贝克 胡仲持
蒙田随笔集 〔法〕蒙田 梁宗岱 黄建华
悲惨世界 〔法〕雨果 李丹 方于
九三年 〔法〕雨果 郑永慧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法〕梅里美 张冠尧
情感教育 〔法〕福楼拜 王文融
茶花女 〔法〕小仲马 王振孙
都德小说选 〔法〕都德 刘方 陆秉慧
一生 〔法〕莫泊桑 盛澄华
普希金诗选 〔俄〕普希金 高莽等
莱蒙托夫诗选 〔俄〕莱蒙托夫 余振 顾蕴璞
罗亭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陆蠡 丽尼
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张秉衡
大师和玛格丽特 〔苏联〕布尔加科夫 钱诚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奥地利〕斯·茨威格 张玉书等
玩偶 〔波兰〕普鲁斯 张振辉
万叶集精选 〔日〕大伴家持 钱稻孙
人间失格 〔日〕太宰治 魏大海
第五辑
书名 作者 译者
泪与笑 先知 〔黎巴嫩〕纪伯伦 冰心等
华兹华斯 柯尔律治诗选 〔英〕华兹华斯 柯尔律治 杨德豫
济慈诗选 〔英〕约翰·济慈 屠岸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张友松
大街 〔美〕辛克莱·路易斯 潘庆舲
田园三部曲 〔法〕乔治·桑 罗旭等
金钱 〔法〕 左拉 金满成
果戈理小说戏剧选 〔俄〕果戈理 满涛
奥勃洛莫夫 〔俄〕冈察洛夫 陈馥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俄〕涅克拉索夫 飞白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六种 〔俄〕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姜椿芳等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草婴
静静的顿河 〔苏联〕肖洛霍夫 金人
谢甫琴科诗选 〔乌克兰〕谢甫琴科 戈宝权 任溶溶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德〕歌德 冯至 姚可崑
叔本华随笔集 〔德〕叔本华 绿原
艾菲·布里斯特 〔德〕台奥多尔·冯塔纳 韩世钟
豪普特曼戏剧三种 〔德〕豪普特曼 章鹏高等
铁皮鼓 〔德〕君特·格拉斯 胡其鼎
加西亚·洛尔卡诗选 〔西班牙〕加西亚·洛尔卡 赵振江
你往何处去 〔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 张振辉
显克维奇中短篇小说选 〔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 林洪亮
裴多菲诗选 〔匈〕裴多菲 孙用
轭下 〔保〕伐佐夫 施蛰存
卡勒瓦拉(上下) 〔芬兰〕埃利亚斯·隆洛德 孙用
破戒 〔日〕岛崎藤村 陈德文
戈拉 〔印度〕泰戈尔 刘寿康
八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