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瞒历史的后果
一名工人干部被定性为“坏分子”的经过
“坏分子”这个词，早先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使用过，当时泛指一切腐化、恶化、投机分子，以后成为中共文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泛指党内党外一切作风恶劣、思想不纯，对党的事业具有破坏作用的分子。
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曾发出正式文件，试图具体界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不同。但文件依旧强调：“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在此基础上解释说，所谓“其他坏分子”是指除已被查明确系“反革命分子”以外的“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等。 [1]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中，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大致确定在刑事犯的范围之内。其原话是，对一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都“必须实行专政”。 [2] 虽然，相对而言，因为“坏分子”多是间接“破坏社会秩序”，与直接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同，因此对“坏分子”的定罪量刑一般略轻于“反革命分子”。但是，因为“坏分子”仍被划入“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之列，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新政权仍旧是把这些人与阶级敌对分子视为一丘之貉的。结果，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本质上和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没有两样。这也正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地、富、反、坏”统称为“四类分子” [3] ，除枪毙或判刑者外，一般仍会长期实行剥夺这些人的政治与人身自由权利，交基层政权管制劳动、监督改造的做法。
不过，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坏分子”的定义也显得太过宽泛，而且能够参与定罪的因素也太多、太复杂。多数触犯刑法的犯罪者不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而且不少人本质上可能并无“坏”的故意。更何况当年一些人的“坏”，还是和当时的制度及政策缺陷密切相关的，故当年被定罪为“坏分子”者，是不是真的“坏”，或“坏”到何种程度，该不该被判刑和打入另册，在今天来看，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因为，无论是对新政权，还是就他个人对这个新社会的感情而言，他至少曾经不“坏”。那么，他又是如何变“坏”的呢？
前途似锦
李乐生，1925年8月26日出生于J省L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亲在县政府田赋征收处（又名赋税管理处）做一个管理交粮收据的低层小职员。1937年战乱期间死了生母，父亲又娶了继母，家里还有弟妹，全家都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收入度日。李只上到初中半年，就不得不中途辍学开始独自谋生了。他从十五岁开始，先后进过纸烟厂和袜厂门店做学徒，几度做过小摊贩，在××公路局做过练习生，当过公交车的售票员。生活一直十分困苦。1949年上海解放，李乐生刚好二十四周岁，应征到L县粮食局的辅助征粮工作，参加了训练班。受到当时政治氛围的熏陶，也是因为感受到新政府领导下社会的新气象，李乐生工作表现十分积极，并且主动要求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4]
1951年4月，即李乐生将要到二十六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进了M市××厂做临时工，因为工作积极，又是青年团员，很快就转了正。入厂后，恰好赶上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义灭亲，主动检举了自己进厂的介绍人×××躲到M市来的地主亲戚，并检举了抗战后自己无依无靠时两度帮自己找到工作的堂舅江涛私藏有枪支的情况。 [5] 他这时还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初高中课程。不仅自己实习，并且积极参与了工厂工人的扫盲工作。在1954——1956年，他连续三年被厂里评为“优秀扫盲教师”。他也因此被推举为厂青年团支部组织委员，还在1953年民主改革运动后，代理过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1956年，××厂根据上级安排，由M市内迁Y市。 [6] 李乐生新婚不久，妻子在毛绒厂做档车工，刚刚生了孩子，条件相当困难，无法随迁。但李是团干部，厂党支部书记一向又较信任他。因此，他自然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响应，并以身作则。当时，他的妻子生孩子才几个月，按照职工迁厂照顾的规定，他是有条件要求留在M市的，但他没有向厂里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在工厂搬迁过程中，他也总是能克服困难，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每每能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在工厂迁到Y市后，他很快又被推举做了厂工会的副主席，还成了Y市第四届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1957年得了“工会积极分子二等奖”。 [7]
李乐生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折，是迁厂之后，也就是在他人生迈上政治舞台的最高一层台阶的时候。因为厂党支部书记换人，加上迁厂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工人不满，上级这时恰好发动整风运动，号召群众起来给干部提意见，反对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李乐生一时间头脑发热，犯了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原本不该犯的错误。
内心有鬼
李乐生个头不高，细长眼，有点笑模样，是那种看上去就很随和的样子。但他平时话并不多，人其实较敏感，自尊心强，遇到问题常常会患得患失，在他历年填写的表格里，谈到自己的缺点时，他也都会写上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患得患失思想”，“受不起打击”，“有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组织上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即认为他平时“要求进步”，“生产积极”，但“斗争信心不强”，尤其是“受不起批评”，“有些小资产阶级思想”。 [8]
李的这种性格，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
自李入团、进厂、担任团干部，虽然历经“镇反”“肃反”等各种重大政治运动，他填写的个人经历始终如一，都是：
1938.9——1940.6 因日寇侵华失学；
1940.9——1942.6 在L县模范小学，读书，毕业；
1942.9——1944.6 在L县师范初中读书，因家庭困难失学；
1944.10——1945.6 M市××袜厂，学徒，受不起压迫离开；
1945.9——1946.8 R县章镇平民医院，护士生，后被解雇；
1947.1——1948.6 公路局××汽车站，练习生，后被解雇；
1948.7——1949.3 失业，做小贩；
1949.8——1951.4 L县粮食局及城区政府，编造册串整账、夏收秋收助征；
1951.4—— ，入M市××厂，模具部洗版。 [9]
但实际上，只有李乐生自己知道，他隐瞒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而隐瞒历史，这在“镇反”“三反”“民改”“肃反”历次运动再三要求每一个人向党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的情况下，对李的思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1953年初，李乐生被厂里推举为团支部组织委员，让一直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他很有一种满足感。然而，越是出人头地，越是容易被上级政治部门所关注，他对自己隐瞒历史的问题就越是紧张。因此，他虽然很想更积极地表现，却又总是感到心惊胆战，尤其害怕到团工委去与上级领导谈话。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憋到这一年5月初，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给团工委写了一封辞职信，托辞称：
自己“缺乏政治理论水平与工作经验，对工作不能推展，形成对工作抱无信心态度。而自己夜晚学习文化，往往与会议时间冲突，因上学期民改缺课很多，文化根基不巩固，校中成绩很差，所以对十分重要会议往往缺席。平时与群众联系时间少，不能深入，引起群众脱离之严重现象，因之团内对我之意见很多。有人说我只管自己学习，自私自利。而我去年结婚后，家庭问题很多，有部分时间被它占去了。综上原因造成我思想上苦闷，对工作更为消极。现在为了对工作负责起见，要求免除团内职务，由支部另选组织委员，领导团员青工学习，共同进步，搞好群众工作”。 [10]
在当时条件下，像××厂这样的中小型私企，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都很低，工人多半是文盲，能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寥寥无几，像李乐生这样能够小学毕业，又上过初中，入厂后一直坚持上夜校，修完了初中学业，已经读到高中，能够流畅自如地写报告的年轻工人，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厂党支部万××书记专门找他谈了话，又是开导，又是鼓励。万书记还专门抽业余时间到年轻工人当中去，和李乐生等一起打乒乓球，说说笑笑，以身示范，帮助李推展在青工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李不得不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又开始努力做团的工作，并且还被指定代理了团支书的职务。即便如此，坚持了不到一年之后，他还是因为心理上太过紧张，遂以超龄为由，坚持退团了事，重新又回到普通工人的位置上来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做过团支书的经历，还是使他变得不同于一般工人了。1955年1月，李被要求填写了一份干部履历表。这意味着，在工厂人事组织管理层面，李其实已经有了和他的工人身份不同的一种政治符号。一有机会，组织人事部门就会把他提升到干部的岗位上去，而这却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全面展开。和镇反运动专门针对社会上各种恶霸及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不同，“肃反”运动是专门针对党政工矿各级干部队伍中的一次政治清查和整肃的运动。一切在历史上有污点或可疑之处，处于一级领导岗位的人员，都在全面清查的范围之中。作为普通工人，李乐生原本不大会受到运动的直接冲击。然而他自己心虚，又被厂组织人事部门列入干部管理的对象，“肃反”运动一来，他就不免会疑心生暗鬼，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联想到自己的问题上来。眼见各单位各部门，包括自己熟悉的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揭出历史问题，李乐生到底顶不住了。1956年9月，他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坦白书”。他写道：
我在解放初期入团时，因受到的教育少，认识低，在入团填表时将自己的历史隐瞒了。……在民（主）改（革）时期知道自己也有些问题，可是那时候我是团的支委，又是学习组长，我怕把问题交待出来后会失去领导上的信任，又怕群众对我歧视，对我讥讽，说起来团员也有问题，怪难听，多失面子。我自己安慰自己，原谅自己，认为过去历史问题很小，自己不是学徒，就是失业。在外面也只钻在一个小圈子里，对党不但没有认识，而且连听也没听到过。同时过去自己也是受苦的人，也是为了生活和环境被迫在那边工作的，自己没干过反党、反人民的事，就是被发现了，也会原谅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工作也就算了。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作怪，所以再也鼓不起勇气交待出来。
民改后，领导上叫我代理支书。可是越是得到领导信任，心里越是充满着一种复杂的痛苦和羞惭的感觉。我惧怕被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后会怀疑我钻进组织，不是问题要变严重了吗？因此对工作、学习、生产都不安心。在1954年退团，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有的时候蛮好，劲道十足，可是想到了不可见人的心事，又颓丧了。
他在最后写道：为了彻底洗刷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带给自己的这些历史污点，他今天下决心“向组织上坦白交待”。 [11]
历史见光
李乐生“不可见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什么呢？据他坦白，主要就是如下几条：
（1）“因为在日伪时期怕抽壮丁，故报小了两年，一直没有改正。”
（2）抗战期间曾经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做过卫生队的看护，跑掉后出于糊口的需要，自己又主动去国民党军队的卫生队里做过一段看护，并经人介绍又帮助做过一段征税的工作。
（3）在此期间，他和同事结拜过“十兄弟”，还认过一个“老头子”。
依据新交待的历史，他重新说明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新的个人履历和之前报告的个人履历有了明显的不同：
1932.8——1937.6 L县师范附小五年级
1937.8——1938.6 ××乡避战乱
1938.8——1940.6 模范小学毕业，L县师范一年级
1940.6——1940.9 失学在家
1940.9——1940.11 在M市××烟厂学徒
1940.11——1941.8 失业在家
1941.8——1942.6 M市××袜厂学徒
1942.6——1943.4 R县章镇八九团平民医院看护
1943.5——1943.9 失业在家
1943.9——1944.6 S县田家山八八团后方医院看护
1944.6——1944.8 失业在家
1944.8——1945.1 ×县金鸡山八八团税务组
1945.1——1945.5 失业在外
1945.5——1946.4 失业在家
1946.5——1947.1 E市小贩
1947.1——1948.6 ××公路局练习生
1948.7——1949.3 ××交通车售票
1949.4——1949.8 L县香烟摊贩
1949.8——1951.4 L县粮食局助征
1951.4——入厂。 [12]
对于自己坦白的这段历史，李乐生自然还是想要做些辩解的。他强调，他加入的这支国民党军队当时是坚持在敌后抗日的，且他第一次加入是在离开M市××袜厂后去Z省J市找亲戚的路上，由×县乘船到章镇时被国民党卅师八九团的巡查抓去，送去卫生队当看护的。几个月后他就逃跑回家了。只是因为和后母难以相处，又受不了邻里的白眼，跑出来找不到工作，才又为了糊口，再度进到八八团卫生队去做了几个月的看护。因为看护太苦，通过工作中认识的朋友，他又找到了征税的工作，但也只做了三个月时间，也因为随时有被日军和汪伪“和平军”抓住的危险，故很快就又跑掉不干了。
李乐生之所以害怕交待这段历史，一是因为当过国民党军的看护，他知道这一经历毕竟是“不好的”。虽然他加入的是抗日期间坚持敌后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时间很短，从未拿过枪，打过仗，但他还是害怕会被组织上视为历史污点。二也是更重要的，即当兵时间不长，却与人结拜过“十兄弟”，并且拜国民党军官俞某为“老头子”。按照“镇反”运动以及“民改”运动的经验，这也是要被调查的。即使没有血债和罪恶，也要被算成是加入过反动帮会的。这一条更为严重。故李在坦白书中特别注意强调自己当时年少无知、不懂事的情况，说“结拜动机是由于过去受了旧小说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绿林中的豪杰行为，拜俞为老头子的动机是认为他是没有向敌人低头的英雄人物，流传的青帮红帮也驱使我的好奇心，我很想了解这中间的内幕”。
这个时候的李乐生，因为在厂领导当中人缘一向较好，与党支部书记的关系又不错，因此他多少还是对坦白后的情况抱有较多幻想。他在文中还特别写道：“我要求组织上能对我宽大处理，并希望能多教育和多帮助。”并在反复犹豫之后，还在后面专门加上了一句话，即希望组织考虑能否不公开他的坦白，说：“如果能够不公开，请勿公开，以照顾我少受些精神上的痛苦。” [13]
自找麻烦
李乐生向组织上坦白交待的时间，恰好是××厂开始按照上级安排全厂动员准备由M市内迁H省Y市的时候。李自然表现更加积极，全力配合，并以身作则。数月后，××厂正式迁往Y市新厂，各种事情千头万绪，工厂各相关部门显然也顾不上李乐生的事情。不仅如此，厂方还指望李能够起带头作用，安抚大批内迁的工人，帮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这也是李到Y市后不仅没有因为历史问题的交待而受到贬斥和审查，反而一度荣升工会副主席，代表××厂出席Y市工会代表大会，并荣获工会积极分子称号的原因所在。一年左右时间没有人追究李的历史问题，还在厂里受到更多的重视和提升，这多少让李乐生有些忘乎所以了。
××厂由M市那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内迁到Y市这样一个当时还十分落后闭塞的中小城市，不可避免地会让众多工人很不习惯，并面临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迁厂前，牛××厂长在动员报告中把Y市新厂说得天花乱坠、前途似锦，甚至声称Y市城市小，物价便宜，什么都方便。但工人们从M市来到Y市，却发现不仅这里的许多东西卖得比M市还贵，而且新厂被建在满目农田的郊区，距离市区有十余里之遥，不仅交通极其不便，生活设施也极差，连生病去趟医院都很困难。绝大多数职工都是单身迁来，下班后没有家庭生活，也没有娱乐条件，许多工人不免大闹情绪，吵着闹着要回M市。
李乐生作为厂工会副主席，既要帮着厂里安抚工人，又要帮着工人说话。而这个时候，过去对他十分信任的范书记调走了，新来的邓荣先书记和工会干部的关系一来就不大融洽。邓到厂后很少和工人接触，下车伊始就批评工会只知道关心工人福利，不知道教育群众，指责目前厂里工人劳动纪律松懈，工会负有责任。李本来就不大看得起这位又瘦又小的新书记，又听说是从一个垮掉的窑厂来的，就更听不得书记的批评。
恰好这个时候上面部署大鸣大放，鼓励群众对干部提意见和反对官僚主义，本来就强烈不满的工人们马上一哄而起，纷纷给厂领导贴大字报。
李自尊心本来就强，帮着厂里做工人的安抚工作，已经遭到一些工人的辱骂，再加上自己不是党员，许多重要会议不能参加，明知会议中的一些决定对工人不利，也没处说话，内心也窝火。在这种情况下，受到部分工人的推动，高中文化程度的李乐生自然就成了工人中的一个笔杆子。在小组会上，李整理了工人们的几十条意见，还找来会画画的工人在大字报上画了几幅漫画，讽刺牛厂长。根据从报纸上看到的大字报内容，他自己也写了一篇批评邓书记的大字报，说是邓过去再有功劳，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养老，光靠听汇报，不下车间，在窑厂都搞不好，到××厂也注定搞不好。
地方基层工厂的整风运动发生在全国性反右运动之后，但它紧跟着的也同样是反右。和全国性反右运动一样，厂党支部先是再三鼓励厂里工人出来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反官僚主义，有意让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不满分子充分暴露出来。这之后，随着上面一声令下，厂党支部又马上领导运动转入到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之中来了。厂里几个最活跃，且提意见最极端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还有几位没有贴过大字报，但一贯表现不好，运动中上蹿下跳者，则被打成了坏分子。
作为工会副主席的李乐生并没有过分尖锐的言论，因此逃过了这一劫，但他也还是逃不过要做检讨。他在书面检讨中讲述了自己写批评领导的大字报的动机和经过，说明了自己对邓书记有意见的原因，写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请邓书记深入车间联系群众。因为当时邓书记来厂约几个礼拜了，就只由××陪着到绘画车间看了一下，转了一个圈”。
当然，他也承认：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下写这种大字报，说明“自己政治觉悟很低，右倾思想严重，分不清是非”，“有些地方还与右派坏分子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次运动，恐怕发展下去也很危险”。但同时，他也把自己过去一贯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大义灭亲，积极参加各项工作，担任过各种职务和在工人闹事时始终帮助党做工作等等摆出来，说明自己虽然“能力差，不会讲话，没有经验”，但政治立场始终是坚定的，“一直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从没有和右派及坏分子商量过如何向党向领导进攻，和他们绝无串连活动”，写大字报绝对“不是向党进攻”。据此，他声明愿意接受党的严格审查。 [14]
有惊无险
厂里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大跃进”运动就又来了。全厂上下又轰轰烈烈地忙于开大小会、表决心、加班加点，“插红旗，拔白旗”，拼命干革命。文化水平较高的肖××也被调去工会，脱产搞各种生产报道和技术革命的日报、简报等。紧接着的两年，因为经济形势严峻，人祸天灾，饥荒肆虐，李乐生虽然从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下来了，但还是在车间里做记录和核算之类的属于干部性质的工作，因此他的历史问题没有被组织上摆上议事日程。
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变化。1959年8月24日，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坏分子”的季××写了一份“检举信”，内中称李乐生在整风运动开展的时候，利用工会副主席的权利，污蔑领导，写了很多大字报、漫画等（后来都推到小组里），称：“他曾亲自对我讲说邓书记的工作作风非常恶劣，第一次召开工厂委员会议，不分清（青）红皂白就批评工厂（会）委员。像这种党支部书记，作风要好好改变，否则××厂同样像窑厂一样要搞垮的。同时（他）还骂邓书记……是鸦片鬼。种（总）的讲，他对邓书记是非常不满的，经常川（串）通唐××、万××，不知他们经常讲须（些）什么话。” [15]
根据这封检举信，1960年底，××厂党支部结合李乐生自己过去交待但始终未能深入核实的历史问题，认定李政治上有严重问题，故展开了对李乐生政治历史的外调工作。 [16]
根据该支部拟定的外调计划可知，他们根据张1956年坦白书中提供的相关历史证明人的线索，设计好了准备分别向各关系人提出并核实的主要问题：
李在Z县、X县工作时参加了哪些反动组织，担任什么职务，有无罪恶？
结拜十兄弟之名称，在什么情况下结拜的，结拜十兄弟的目的是啥？拜俞××为老头子后，靠老头子的势力做过些啥？
1942年6月至1944年9月，李在R县章镇和S县田家山国民党医院参加过什么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有何政治背景，有无罪恶？
1944年8月至1945年1月，李在X县金鸡山税务组时任何职，是否参加过其他反动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有啥活动？
李是否参加过青年战地服务队，担任过什么职务，进行过哪些活动，有无罪恶？
1945年1月至5月，李在Z县和R县失业时具体情况如何，是否做过其他工作，都和谁在一起，干些什么，生活来源依靠啥，是否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 [17]
和李乐生有过长期工作关系的厂工会主席王××是第一个被外派去调查李的历史情况的。他此行近两月，查找的结果，多数证明人均未找到。找到的一位当年和李一同在国民党军队卫生队共事的冀××，证实李所交待的两度做看护和一度做征税员的情况，都基本属实。 [18] 然而，王不敢轻下结论，他在如实报告了调查结果后，仍旧强调对李交待的历史还是要抱以怀疑的态度，不能轻信。
他写道：“过去和李有关人员一般都有不同的罪恶和反动身份，所以有的被镇压，有的被劳改过，又跑往外地，有的在劳改中死亡，也有的逃往台湾和逃跑于江西一带，还有个别人下落不明等，故未能寻找到。但经各有关地方党组了解，此类人员过去一般都是在反动政府参加各种反动组织活动和勾结土匪和恶霸地主等。”他的看法是：李“参加反动组织活动时年纪较青（轻），参加的时间不太长，所任职务可能是一般爪牙，与李同事人洪××了解未发现李有什么罪恶和参加过其他什么反动组织。但是李如何与这些反动人物和恶霸地主接洽，并且结拜为弟兄关系，尤其是在旧社会反动派时代一般说来是不容易和这些人勾结得上的。同时这些人那时都有些恶势力，而李在交待中未谈到一点依靠恶势力牌头。同时李说那时生活困难，又无职业，从客观分析和个人的主观看法，所谓称拜弟兄，目的就是同艰苦共患难，以恶势力的背景作为靠山，可是李所交待的毫无沾染。此事个人看法是值得怀疑的”。 [19]
由于王××的调查没有结果，厂党支部又进一步派出人员四出查找关系人。这一次虽然找到了一位关系人的儿子，但几度谈话的结果，该人只表示亲眼见过李到服务队来找工作，却无法证明李参加过青年战地服务队。 [20] 再加上李所接触过的这一青年战地服务队在当地停留时间不过两三个月，故调查人员相信李应该没有参加过青年服务队。 [21]
而另一位李乐生在以前的坦白书中提到的，可以证明他1945年上半年失业在外的查××，厂方从江西一直找到新疆，花了数月之久才得知该人因犯案已被遣送到新疆劳改。但函调结果，查一口咬定：“李乐生者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人。” [22] 这让厂党支部很是纳闷，颇不能信，故又进一步通过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公室去函新疆查××所在地相关机构要求配合调查，而查态度不变。等到几个月后委托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再函当地相关机构，该地检察院竟回函通告称：“查在医院内脱窥潜逃”，“如果该犯捕回，我们可以再通知你们”。 [23]
至此，对李乐生的政治历史调查工作遂陷入了死胡同，不得不停顿下来。
站队站错
1962年下半年，李乐生被调去另一车间担任生产组长。因为他的同乡陈××做了车间主任，李仅仅在车间一线参加生产不过十个月，就又被调了出来。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从1964年开始，正式以工代干，做了车间的技术员，制作车间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管调度、质量、工艺规程等种种技术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不过，李乐生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是对他的升迁任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0年代末之前，李在政治上明显是受到信任的，其一步步从团支部代书记直到工会副主席、工会代表，厂支部书记基本上是信任他的。在他的历史问题出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贴了新任书记的大字报之后，他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受到怀疑。即使是其同乡升任车间主任，后来又升任厂党总支书记，李虽然因为文化程度高，又是老工人，在技术上仍旧受到重用，但在厂和车间政治分类排队却只被排在二类，支部组织的党课和各种骨干会从来也不通知他参加，过去曾经参加过的种种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竞赛评比工作等，也都没有机会再参与其间了。 [24]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Y市很快出现了两大派：一派以红卫兵司令部为代表，一派以“八三一”造反司令部为代表。李乐生一开始就参加了赤卫队组织，因为他实在看不上跟着“八三一”的“造总”，认为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爱发牢骚”“对领导不礼貌”的工人成不了气候，相信“和老工人、党团员‘积极分子’站在一起不会错” [25] 。事实上，“八三一”一派一度也确实遭到了镇压。但想不到的是，“八三一”派得到上面的支持，结果××厂的“造总”一下子翻了过来，并全面夺权，打倒了以牛××和陈××为首的当权派。这样一来，从上到下所有稍有权力者，凡站在红卫兵司令部立场上的，都成了打击斗争的对象。本来就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李乐生就因此被揪了出来。
李乐生最初被揪出来，表面上是因为陈××的关系。因为陈××这时已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不断地进行批斗，李乐生在群众不断的揭发中也被当做陈××的“亲信”，遭到了猛烈的“炮轰”。
为避免与陈××一同掉进政治深渊，李赶快开始写揭发批判陈的大字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在斗争会上当面向陈进行“斗争”。直到一些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了自己，造反派点了他的名，他才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解释自己和陈××的关系。
他强调，自己只是在小时候与陈同住一条街，小学同过二年级，后来一直没有接触过，直到1951年进厂才知道他也在这个厂里。即使在厂里，两个人也很少接触，甚至没有和陈一起玩过。只是1960年代初，陈进了科室，后来又做了车间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调他出来培训并做车间技术员，才有两年左右时间经常在一起。涉及党内的事情，陈一概不和他讲，因此自己主要只是在技术工作上帮助陈××推行了修正主义的各种制度，如帮助搞生产岗位责任制等等。 [26]
这个时候的李乐生还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与造反派对他的关注联系起来。他在检查中反复说明：“我也是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十五岁那年失学到M市一个商店里学徒，挨打挨骂，受尽了旧社会非人待遇，解放后终于找到了正式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旧社会做奴隶，新社会当主人，因此我对旧社会是痛恨的，对新社会是热爱的。”只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对领导只知盲从，一切照办，中刘少奇臭修养毒较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因此，自己完全能够“在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深刻的认识自己的严重错误，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27]
吞吞吐吐
1968年5月31日晚，李乐生被造反派的工人叫到一间办公室，勒令“交待问题”。李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吞吞吐吐，“表现不好”，当晚被规定不许回宿舍，住到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专门用来让嫌疑人写交待材料的厂防空洞里。
李原本就心虚、紧张，生怕第二天会挨打，左思右想，终于在第二天凌晨3点钟逃出工厂，步行跑到韩庄镇，乘火车逃离了Y市。
6月1日中午，李到某站后下车，因无处可去，且没有带多余的钱，因此打电话给还在学习中的弟弟。弟弟接电话后再三劝阻，李想来想去，当晚还是听从弟弟的劝告返回了厂里。次日，李写了一份向全厂革命职工的检查书，承认自己逃跑是“不相信群众的又一表现”，并且“给阶级敌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空隙以此达攻击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造反派的目的”。 [28]
6月3日，内心恐惧的他又给负责看管他的车间勤务组写了一份补充检查，说明自己实在是“心里害怕，怕挨打”，再加“蚊子一群群的”，住在防空洞里“和犯人一样，想想心里难受”。而对于陈××，虽然两人确是同乡，一般人认为自己知道很多情况，实际上自4月底陈××被打倒后，他就一直在检讨自己“路线觉悟不高，一直站错队，和陈××划不清界限”。“知道只有彻底和陈××划清界线，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就是想不出啥重要东西来。再加上“自己讲话不大会讲，大会上揭发，不发言吧，人家说我没有划清界限；发言吧，心一慌，啥都讲不出，也讲不好”。知道有些事情一上纲就严重了，心里更害怕，才会想“一跑了事”。 [29]
因为想要划清界限，赶紧结束被审查和关防空洞的处境，李乐生开始冥思苦想多年来和陈××工作生活接触中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接二连三地写出揭发材料。
6月9、10日，李两天里密密麻麻地写出了长达18页信纸的揭发材料，揭发陈×ד搞资本主义复辟”，交待自己和陈××的关系。举出的种种例子都是陈如何小恩小惠、封官许愿、拉帮结派，“腐蚀工人革命意志”，和“文革”以来陈都讲过什么话，发过什么牢骚等等。但最严重的揭发，也只是陈1965年在组长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即“人要靠教育，就像白菜要用大粪来浇一样”。李说，这是把党的阳光雨露比做大粪，“真是反动透顶”。 [30]
然而，造反派想从李乐生嘴里得出来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6月11日，造反派的讯问人员旁敲侧击地对李乐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敲打”，问题都和陈××无关，影影绰绰全都指向李自身，而且说得十分严重，上纲上线，要求李必须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政治问题讲清楚。整个一晚上，李苦苦煎熬，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地想，到底是什么问题被人揭发了出来。最后，他找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可能会犯，也是最不那么严重的一个“政治错误”来交待。他在次日的“自我检查”里写道：“在1967年上半年，我先后收听了三次苏修广播。第一次是偶然听到的，抱着一种好奇心听听看。第二、第三次又收听了，当时我认为只要带着批判的心理去收听是没有关系的”，“没有认识到这是严重的错误”，“长时间的收听下去，就会滑到苏修的立场上，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就会和敌人同流合污，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31]
这样的交待当然不会让造反派工人们满意。因此，批斗会不可避免。由于批斗会上的群众并不了解李的历史问题，因此揭发批斗的内容仍旧是围绕着李在“文革”中的问题。李也因此又详详细细地交待了自己参加赤卫队等组织，反对“八三一”革命造反派的种种言行。但因为李本来就不是头头，因此这些言行，包括“一直和陈勾勾搭搭”等等的交待，就是再上纲上线，也还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32]
6月下旬，造反派组织批斗，要求李乐生交待历史问题。李于月底写了书面交待材料交给革委会。7月间又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全厂“革命群众”再做交待。然而，这些交待并不能让造反派满意。
注意到手边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当权的造反派们暂时把李乐生放回车间劳动，同时再度开始了对李乐生历史问题的外调工作。
节外生枝
本来，李的历史问题并不特别严重。他充其量不过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军卫生队的看护，帮着征过两三个月的税，连正式的国民党兵都算不上。虽跟人结拜“十兄弟”和拜过“老头子”，也没有用来进行过任何活动。然而，造反派们像过去邓书记当政时的党支部一样，并不相信问题会如此简单。只不过，过去的外调着重于怀疑李拜“十兄弟”、拜“老头子”的问题，而新一轮外调却意外地发现了新的更为严重的情况，使李的问题一下子升级了。
这一轮外调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收获，来自李的堂舅江涛。他在交待时讲到了一个情况，即：“1948年时，J省公路局正局长赵××发给各站许多表格，介绍吸收参加国民党。当时站中他和何××二人问我：‘要不要填表’，问我参加不参加。我回答说：‘副局长是无党派的，我对这一套不感兴趣。这次又不是杨要我们参加，可以不理他。’因此我们三人都没有填表参加。好像当时李乐生说过：‘参加不参加没有什么意思，我参加过三青团，一点意思作用也没有。’当时是在讨论闲谈要不要填表时随便说起的，我没有追问他底细在什么地方参加的，站中当时有毛本庆亦在。” [33]
罗××提供的这一情况，其实最早还是来自罗××单位的外调人员向李乐生的询问。李当时提起，当年在公路局工作时，看到过省公路局寄来的一封信，内有国民党员登记表格，“记得罗××当时说过，要参加国民党的话早就参加了，我是不相信什么党派的”。因此，“罗××也没有动员我们参加”。 [34] 对此，罗××被问到与李的关系时，自然也不能不提及此事。只是，李的表述对罗并无多少不利的情况，而罗的表述却让李陷入了危机。
为了印证罗的揭发是否属实，厂造反派很快又派人再度前往M市向罗核实这一供述。但这一次罗的回答又多少含混了起来，说：“原话记不清”了，称“在我当时的领会，他是加入过青年团的。但没有追问个究竟，所以不能肯定”。 [35]
尽管要想证明李参加过国民党，包括参加过三青团，并不容易，但利用这一线索向李乐生展开斗争，无疑成了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了。
1968年11月下旬，厂造反派再度组织群众批斗大会，要求李乐生交待反动历史。李在11月25日、12月4日、12月25日和12月30日接连三度写出交待材料，仍旧重复过去的陈述。
他在11月25日的交待中写道：“革命群众向我提出的历史问题，我在M市时已主动的用书面向人保科详细交待过。每一个时期干啥，证明的人和证明人住址都有明确的交待。在今年六月底又写了书面向革委会喷花分会交待过。在今年七月份用大字报向全厂革命群众交待过，没有任何隐瞒的地方。现再次交待让革命群众审查。”他并发誓称：“如发现我有隐瞒历史和罪恶活动，后果自负，愿受严重处分。” [36]
由于讯问人员有进一步提问，李在12月4日又有过一个补充交待，说明除拜过“十兄弟”和拜过“老头子”外，其他反动组织都没有参加过。结拜时也只有一起工作的两个人认识，拜“老头子”也只见过两次面，没有任何活动，更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如我的交待不真实，在外调人员落实后，我愿受严厉处分。” [37]
眼看李拒不自动交待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的问题，讯问人员只能单刀直入，把问题挑明了。对此，李接连两度写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交待材料，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在江涛处工作时的情况。明确讲：“要是我是个国民党员，1948年8月裁人也就不会裁掉，也不会一年半多些老是一个练习生”了。他并一一列举了当时曾经同在公路局工作过的人员，要求组织上进行调查。他并再度“向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我过去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道会组织、特务及外围等组织，过去没有过任何政治活动或参与过什么活动，从没有过武器。老头子见过一面后从未联系过，结拜兄弟除金鸡山外的几个人，其他五个人只有见过二次面，一次是结拜时，一次是拜老头子时，没有任何活动和一起干什么坏事；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工作过，而隐瞒了不交待”。“如调查落实后发现不符合，愿受抗拒从严的处分。”
当然，他也极尽卑恭地承认道：自己不该去给国民党军队去当看护兵和征税员，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当地到处流窜，“吃老百姓的粮食，欺压人民，从来不打日本鬼子，这个军队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是他们的工具，所以是极端反动的”。“给他们的兵当看护，换药打针，在税务组帮助他们欺压人民，收刮民脂民膏，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为法西斯卖力，是反革命的行为。又参加了十兄弟，拜老头子，结成流氓集团，更是罪恶重大，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向广大革命人民认罪。这次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接受组织上对我应有的处分。” [38]
就在全力批斗李乐生，逼问其参加国民党党团组织问题的同时，造反派组织的外调工作也在继续进行中。但却毫无进展。外调人员没有能够找到江涛提到的当时在场的毛本庆，询问其他当时与李做过同事的人，均表示没有听说李加入国民党党团组织的情况。而进一步把调查扩展到抗战期间李有过接触的有三青团背景的青年战地服务队负责人员，这些人也明确表示在当时的组织人员中并无李乐生其人。 [39]
对李乐生的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讯问和调查，至此再度陷入了僵局。
畏罪自杀
李乐生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政治历史问题无法查证和定案，就不了了之了。李的许多问题随着李被列入监督管制对象，都在不断地被检举和揭露出来。1970年初，中共中央掀起全国范围的“一打三反”运动 [40] ，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和刑事犯罪，李乐生因此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又被一同揪了出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连批带斗，成为××厂打击震慑一切破坏活动的对象之一。
由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之一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一时抓不住李乐生的政治问题，革委会就把审查李乐生等人的经济问题当成了突破口，并很快就从过去与李关系较好的工友那里得到了线索。说是李在1962年曾通过当时管食堂的朋友用粗粮票换过两三次小米，并利用职权帮助该人争得困难补助款，然后再用该人的名义借钱买收音机自己听。
据此，经过讯问人员连敲带诈，李不得不承认困难时期确有“多吃多占损人利己，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的问题。他承认，当时利用工会和车间的名义，多要过本应凭票供应的香烟；多领过每人二角的营养票；利用厂里面盆便宜，通过送人换了一些主副食品；从食堂借过几十张馒头券未还，白拿过食堂的食油等。 [41]
紧接着，李乐生偷听敌台广播的事情也有了进一步的揭发材料了。李不得不承认，早在1960年6月就曾在一工人家先后两次收听过“敌台广播”。原因是当时该工友新买了收音机，说能收到很多电台，当时就试着播了几个台，有“美国之音”、台湾“自由中国”和苏修电台等。当时没有听内容，第二次收M市台时，听了台湾电台，但没听几句就关掉了。1962年9月，自己把那架收音机买了下来，出于好奇在10月连续听了几次，台湾台因杂音太大没有多听，但“美国之音”声音清楚，听过两次。1967年1月听过三次苏修电台，记得内容是吹嘘苏联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如何美好，和苏联参观团到中国没有行动自由等。只是，他保证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和别人一起收听过敌台，也从来没有主动向任何人讲过听到的内容。 [42]
但最让李乐生无地自容和痛苦万分的，还是被人揭露出来的所谓“流氓罪行”。
实际上，早在1942年第一次被抓去国民党军队卫生队做看护时，他就曾被卫生队担架排的一个国民党排长强行鸡奸过。以后，臧逐渐发现自己有了同性恋的倾向。尽管在离开国民党连队后结了婚，生了孩子，这种倾向得到了抑制，但三十岁以后因为工厂搬迁造成长期分居，他实际上又逐渐开始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了。因此，李在面对组织的时候，除了有一个历史问题的隐忧外，一个更大的隐忧和恐惧，则是来自这一问题。在他1956年把隐瞒的历史问题坦白出来之后，他仍旧无法面对上级组织，每到运动必会紧张万分，全都是为此。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就一直想方设法和有过性关系的男性朋友私下里打招呼，统一口径，生怕这件事情穿帮。为此仅两三年时间里，他就与12个人就此通信34次，面谈了32次之多。 [43]
然而，因为心虚，还在1968年12月初，他其实在讯问人员的诈问之下，就已经半遮半掩、吞吞吐吐地做了一点交待。当时他在被问到历年来与哪些人同过房时，就曾表示说：“我在生活作风上没有其他问题，但曾摸过男同志的生殖器，这是极其恶劣的低级下流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44]
在工人单身宿舍中发生类似的一些情况，在工厂里并不是非常稀罕的一件事，存在这类迹象，工人们通常也就是心照不宣或背后议论一下而已。1968年造反派讯问李乐生与谁有过同室关系时，就是因为对李在这方面的事情早有所风闻。只是当时着眼于李的政治历史问题，对这件事情没有特别下工夫去查。而现在，在“一打三反”的情况下，政治问题落实不了，这种可以上升到“流氓罪”的行为，自然也就成了厂革委会用以打击坏人的重要突破口了。
经过对与李有过同室关系和来往较密切的工人一一排查讯问之后，革委会很快就落实了几个与李有过同性关系的人。
5月25日上午，车间党支部找李谈话，明确点出他乱搞同性关系的违法乱纪罪行影响极为恶劣，必须老老实实交待清楚。眼见最见不得人的“丑事”将要曝光，李乐生的紧张、恐惧和羞愧无以复加，他再也承受不住精神上的压力和刺激，在痛苦地熬过白天之后，他当晚就选择了服毒自杀，想一了百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给家属和孩子留下了一份遗书，表示自己犯了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希望他们今后一定要吸取自己的教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45]
但是，李乐生并没有死成。他痛苦挣扎的声音被人听到，马上被弄去医院抢救，又捡回一条命来。
竹筒倒豆
1970年6月21日，刚从医院里出来的李乐生，被厂革委会与其他一些集中办“学习班”的各种分子一道，用车拉到Y市召开的落实政策兑现大会上，去接受坦白从宽的现场教育。
回来之后，李乐生反复考虑了两天时间，最终选择了再一次坦白。
他在坦白书中写道，我脑子里一直有两种恐惧，一是怕全部交待出来问题极为严重，不好办；二是怕因为我的错误连累好些人，感到对不起他们。“这两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我头脑中翻腾、斗争，不彻底交待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包袱背得越来越重，使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萎靡不振。”
“这次党给了我肉体上的第二次生命，特别是在政治上为了挽救和改造一个人，对我极大关怀，多次反复交待政策，叫我参加大小会议，帮助我提高政治觉悟。在生活上也对我很大照顾，叫我好好休息，恢复身体。如果我对组织上还不忠诚老实，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 [46]
但是，李乐生还是心存侥幸，还是坚不吐口，只承认了几个离得较远的同性关系，害怕伤害了最近的一些朋友。厂革委会自然信不过李乐生的口供，进一步按图索骥，并扩大范围，放手约谈可疑对象。7月21、27日，厂革委会又两次把他拉去市反革命分子落实党的政策兑现大会现场受“教育”，回来后军代表武书记并亲自向“学习班”的各种分子交待政策。时至于此，李终于不得不挤牙膏式地一次一次艰难地把问题“挤”了出来。
1970年7月底，他被迫承认曾与十余人有过同性关系。
1970年8月上旬，他又被迫补充承认曾与萧××、徐××、凡××有过同性关系。
8月下旬，厂革委会根据李的供述与同案人核实案情时，有的朋友愤而否认与李有过同性关系，并指责他“陷害”。这种情况使李乐生再度陷入悔恨和沮丧之中，再度钻到自杀想法的牛角尖里去了。26日，他乘人不备，偷偷跑出厂区，想要去市区投湖。但走到半途中想起两天前小组会上讨论自杀身亡的张××定案问题，提到要对家属有所交待的情况，他又犹豫了起来，最后打消了死的念头。
1970年9月初，李乐生接受了群众的揭批斗争。眼见发言者慷慨激昂，一些批判者连蒙带猜，连没影子的事情都“揭”出来了 [47] ，他开始明白，再不竹筒倒豆子，可能牵扯的人更多，许多事情更说不清楚。因此他狠下一条心，对自己在“生活作风上的犯罪事实”做了一个“系统交待”。
他承认：从1940年代末，和他先后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就有二十人之多。他的记性实在是好，具体哪年，甚至哪月，包括在什么地点，怎样发生的性关系，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一交待了出来。 [48]
9月16日，李乐生写下了他到这时为止写得最长的，也是最沉痛的一份思想检查。他写道：
我虽然在旧军队里的时间不长，可是坏作风的占（沾）染和影响却是十分深刻的。卫生队担架排的一个排长聂××乘我睡熟之际，对我强行鸡奸。他欺我年幼不敢反抗，又有多次的鸡奸和手淫。我受了他的害，可是我那时年青无知，对同性关系不以为然，只是认为无聊而已。就在这种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为发泄性欲，以后自己也开始手淫。至此，受到坏影响而中了毒，上了圈套……以后又看了一些黄色小说，如《清宫秘史》、《今古奇观》、《性的知识》等等，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都有，内容极为下流，使我接受了这方面的理性认识。这些帝修封的黑货一点一点的灌进了我的头脑，一步一步的占领了我的思想阵地，在我的思想上深深的打下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烙印。在解放前一年（48年）我在昆山汽车站当售票员，与一司机助手徐××相处很好，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我已二十二岁了，彼此年龄相仿，大家都未结婚，但却有了性欲的要求，因为我在思想上已经中了毒，有了坏思想，所以在我的引诱下，同徐××发生了同性关系，犯下了第一次罪。不过事实发生在旧社会，在旧社会里受到坏影响的重重包围（自己被奸、黄色小说的引诱等），加之年青无知，没有认识到这是犯罪行为，所以犯这样的错误也情有可原，一切可归罪于万恶的旧社会。但解放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从苦难的生活里救了出来，生活上有了保障，政治上也有了地位，我理应当很好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投入轰轰烈烈的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中去，做新社会的新人，可是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就是还有那么一些人偏不愿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李××就是这样一种人。1950年在L县助征的共事期间，他不仅对我进行鸡奸，并对我多次吞奸，这使我思想深处又进一步受了毒。它对我以后走上犯罪道路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按照毛泽东关于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教导，李的检查突出检讨了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他认为自己犯罪的根源在于一个“私”字。说正是因为自己私心特别严重，根深蒂固，因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革命。“上了几年夜中学，不是为革命，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升工资、有地位；钻研生产技术，不是为了搞好工会工作，而是利用职权和熟人关系开后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发生不正常的同性关系，甚至以同性关系代替了正常的夫妇关系，堕落成为犯罪分子，凡此种种，都是我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表现，即也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我所追求的。”他还上纲上线地指责自己，因为腐朽堕落，“不惜偷听敌台上的爵士音乐，并且造成多次偷听敌台的反革命行为，当了帝、修、反的别动队，我已经完完全全堕落成为思想上落后，生活上腐化，政治上糊涂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49]
“摘帽”劳动
不管李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有多少疑问，光是一个“流氓罪”，就足以让李乐生受到和历史反革命一样重的处罚了。因此，1970年秋冬，李的案子在厂方即告结案，转报市公安局军管会审定并决定处罚意见。而李则被宣布交群众暂行管制，监督劳动。
1971年8月，Y市公安局开始接手李乐生的案件。李又重新开始一遍一遍地向公安局审讯人员交待犯案经过情形，并一次又一次地写出正式交待材料。整个讯问过程前后不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结束了。然后就是按照规定，在监督劳动的过程中每月定期向厂方写出思想汇报，同时等待市公安局的处理结果。李乐生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他对政府惩处的希望和态度。
他写道：“我犯下了滔天大罪，其性质已是属于敌我矛盾，成为人民的敌人，将失去作为人民的资格。我渴望能受到政府的宽大，不按敌我矛盾处理，那末即使受到政府的最高处分，如开除厂籍、留厂察看、降职降薪、只拿生活费，或者遣送边疆开荒，或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都十分愿意和感激。但如果政府对我判刑、戴帽，也是罪有应得，决无怨言。” [50]
实际上，经市公安局查案讯问，已认定李乐生案没有判刑的必要，因此很快即发还市轻工业局专案组，主张交由单位自行定案处罚。
1972年1月，市轻工业局专案组审定了××厂报送的案情内容，并派人交李过目认可。李只对文内关于他因不满迁厂，认为“没出路”，利用整风运动，恶毒攻击邓书记，向党猖狂进攻等不实指控，做了辩解。 [51]
1972年4月14日，经过与市轻工业局专案组协商，厂党总支出面做出对李乐生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正式上报Y市公安机关批准。“审查结论”称：
李乐生，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在国民党陆军30师89团、88团担任过看护中士和税务员，并与项××（敌少校军官）、童××（解放后被我镇压）、朱××（现在台湾）等人结拜“十兄弟”，拜R县敌国民兵团左地区指挥官俞××为“老头子”。李任伪职期间，有强收所谓税款等行为，还同敌卫生队排长聂××搞过鸡奸。一九四七年，李在J省伪KTL汽车公司当随车售票员时期，和徐××相互多次手淫或坐污；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李在J省L县粮食局工作时，曾将张××玩弄、手淫；并把张××用酒灌醉进行吞奸。一九五一年进我厂后流氓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底止，被李玩弄、手淫、鸡奸、坐污、吞奸过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达二十余人。其中鸡奸七人，吞奸五人，坐污三人，调戏女工一人。工人樊××下放时，李催樊归还工会借款，并约樊到他住室去玩，去其住室又被留宿，深夜将樊玩弄、坐污，而后李给樊的肛门涂上凡士林进行鸡奸。樊被鸡奸后大便不止，未走到厕所就要拉到裤子里。李还以开玩笑等手段，把同宿舍一个青年工人多次玩弄、手淫，使该人一度遗精。
此外，李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间，先后在陆××的家里和他宿舍中，多次偷听美帝、蒋帮、苏修等敌台广播。
上述问题，除了历史问题李于一九五六年主动坦白外，偷听敌台是被人揭发后才交待的；坐污鸡奸等流氓犯罪活动，李肆意掩盖，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到处串连，订立攻守同盟。组织上给他指出后，李又以自杀和逃跑进行对抗。后来，经领导批评教育，群众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才作了交待。
厂党总支做出的“处理意见”是：
李乐生系旧职员，曾结拜“十兄弟”和“老头子”，任反动职务期间，有一定罪恶。解放后，继续胡作非为，偷听敌台广播，大搞坐污、鸡奸、吞奸等流氓犯罪活动长达20年之久，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已构成刑事犯罪。但鉴于李尚能交待问题，经职工讨论，厂党总支委员会研究，定为坏分子，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52]
但是，市公安局认为李的政治历史没有明显罪恶，偷听敌台亦无反动目的，而同性之间自愿发生性关系，不仅在工人中较为多见，而且最高法院有过明文告诫此种行为“以不办罪为宜” [53] ，故在无证据表明李有强迫进行性侵害等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公安局主张应以教育为主。故市公安局建议不必将李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对此，厂党总支不服，经上级部门屡次和公安局进行沟通交涉，最终双方各让一步，公安局同意划“坏分子”，厂方同意不戴帽子，留厂劳动改造。
1972年8月2日，Y市公安局正式发文：把李乐生划为“坏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 [54]
自陷牢笼
在等候处理、监督劳动期间，厂里安排李乐生等的工作都是粗工和力气活儿，包括发配到窑厂去推近千斤重的砖坯车等。正式处理意见下来后，厂里根据李的技术能力，安排他到喷花车间做了拼粉工。
但是，从1968年到1972年，长达四年左右的时间受审查，甚至被关、管和监督劳动改造，李虽然熬过来了，却被彻底剥夺了探亲的权利，其性压抑一直无处释放。何况，重新回归社会，又可以自由活动之后，压抑了太久的李又难免动起了找性伴侣的念头。可是，过去的同性朋友已经伤害到极点，再也没有人敢同他联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免与在厂里同样被订为“坏分子”的刘××一拍即合。这是因为，刘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也有过和李类似的经历。加入解放军，并转业来到××厂后，刘也一直与厂内同性工人在发生性关系。他也是因此而被定罪的。
从1973年8月开始，到1976年7月，李和刘先后在厂传达室、防空洞、茶炉房和磨粉间等处发生性关系十余次。但刘其实并不是李理想中的性伴侣，故无法满足的李乐生1976年还同厂职工子弟肖××发生了性关系。李对与肖的性关系十分痴迷，甚至多次利用厂休跑到肖在Z县农村的家里去与肖发生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李乐生的所作所为再度被人注意到并被揭发出来。时至于此，李再也无法逃脱被判刑的可能了。
1976年7月，李乐生的行为暴露，再度被厂方提讯。李当即承认了与刘、肖两人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厂党总支及厂领导几乎可以说是怒不可遏。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工人中因性关系引发的问题较多，男性工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早就成了Y市××厂这种内迁厂工人中一个颇为让人头疼的问题，厂方已为此处理过多人，并显然认为祸根就出在像李乐生、刘××这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道德品质恶劣的坏分子身上。他们马上就做出了要求将李乐生、刘××告示逮捕法办的决定。其关于李乐生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写道：李乐生虽经宽大处理，却不肯改悔，从恶如流，严重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鉴于上述情况，李实属累教不改的坏家伙，必须予以严惩。经全厂职工讨论，党总支、革委会研究，建议司法部门将李乐生逮捕法办，判有期徒刑，以平民愤。” [55]
12月8日，市刑警大队对李乐生进行了预审。预审员还是本着公安系统对此类生活作风问题原则上不追究刑事罪的原则，在审问结束后只对李进行了“政策教育”，然后就让其回厂听候处理了。
案发后再度陷入恐慌的李乐生一时间“万分激动，一直不能平静”。这是因为，预审员对他态度和蔼，还鼓励他要放下包袱，努力改造，争取从宽处理。他在随后给厂里写的思想汇中写道：我“感到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不是一棍子把我打死，党的各级领导仍然对我耐心教育挽救，给我指明方向，真正做到仁至义尽，我深深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无比英明伟大”。因此，他“再次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刻抓紧世界观的改造，重新做人”。 [56]
李乐生显然过于乐观了。市刑警大队放得过他，厂里无论如何也放不过他。经过厂方的再三说明和坚持，公安局最终还是接受了厂方的意见。
12月27日，李乐生的同案犯刘××突然被公开逮捕了。厂里为此专门召开了逮捕和公审大会，刘××被工人民兵押上台按住脑袋“低头认罪”，同车间的工友当场愤怒地宣读揭批稿，然后由警察当场给刘戴上手铐，推上警车押走，全场几百名工人齐声鼓掌表示欢呼。
刘××的被捕和公审，让李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
1977年1月20日，他得知厂里又要处理一批犯罪分子。次日，又听说他所在的岗位将要新调来一人。李知道自己的期限到了。
22日，他告诉妹妹自己可能就要被捕入狱了。当晚，他叮嘱弟弟在他入狱后要尽可能克服困难，争取能回老家L县去看望看望父母。
这时，已经有过太多惊吓和恐惧经历的李乐生反倒开始冷静下来了，不仅不再想自杀的事情，他甚至于暗自希望，服刑之后，还能再回厂里来工作。 [57]
就在刘××被公开逮捕后一个月，李乐生也被公开逮捕了。形式与刘××一样，也是开全厂大会，批判公审并贴出布告。逮捕李乐生的布告说：
李乐生屡教不改，罪大恶极，思想反动，品质败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实属混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四人帮”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经厂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开除李乐生厂籍、会籍，呈请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58]
又经过长达近三个月预审和定罪过程，1977年4月21日，Y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乐生做出了刑事判决。判决书认定：
李犯在旧社会沾染上鸡奸恶习，解放后不知悔改，在被划为坏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仍一犯再犯，实属淫恶成性。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打击流氓犯罪分子，特依法判处罪犯李乐生有期徒刑七年。 [59]
李乐生的刑期比刘××的要长，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算一算，1977年4月被判刑时李乐生已是五十二岁了，七年刑期后已届六十岁。已被公开宣布开除了厂籍的他，显然是再也回不了××厂了。
[1] 《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治界限的暂行规定》，1956年3月1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J163/4/167/13——16。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6页。
[3] “右派分子”出来后，很多地方又有了“五类分子”的提法。
[4] 《履历卡片》，时间不详，《李乐生档案》（1），第12页。
[5] 《坦白登记材料》，1958年7月，《李乐生档案》（1），第14页。
[6] 该厂1956年5月经上级决定内迁Y市，7月在Y市南郊破土动工建新厂，1957年2月第一批职工迁来Y，4月新厂落成并开工。
[7] 《履历登记表》，1958年（？），《李乐生档案》（1），第89页。
[8] 《干部登记表》，1953年1月5日；《职工登记表》，1957年1月24日，《李乐生档案》（1），第18、27页。
[9] 《干部登记表》，1953年1月5日，《李乐生档案》（1），第27页。
[10] 《报告书》，1953年5月3日，《李乐生档案》（1），第27页。
[11] 《坦白书》，1956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28页。
[12] 《坦白书》，1956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28页。
[13] 《坦白书》，1956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28页。
[14] 《坦白登记材料》，1958年7月，《李乐生档案》（1），第14页。
[15] 《检举李乐生》，1959年8月24日，《李乐生档案》（1），第15页。
[16] 《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附《调查线索》，1960年12月20、22日，《李乐生档案》（2）（无页码）。
[17] 《调查线索表》，1960年，《李乐生档案》（1），第94页。
[18] 《冀××情况介绍》，1960年12月17日，《李乐生档案》（1），第58页。
[19] 《王××调查报告》，1961年2月1日，《李乐生档案》（1），第59——60页。
[20] 《骆××证明李乐生的材料》，1961年4月6日、8月2日，《李乐生档案》（1），第70、71页。
[21] 《张××对李乐生的调查报告》，1961年8月2日，《李乐生档案》（1），第91页。
[22] 《查××笔述》，1961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66页。
[23] 《中共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公室致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函》，1961年8月5日，1962年2月16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致中共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公室函》，1961年10月19日，1962年4月25日，《李乐生档案》（1），第73、79、80页。
[24] 《我和陈××的关系问题》，1968年4月26日，《李乐生档案》（2）。
[25] 《我的思想认识》，1968年4月26日，《李乐生档案》（2）。
[26] 《我和陈××的关系问题》；《我的思想认识》；《揭发批判三反分子陈××》，1968年4月26、28日，《李乐生档案》（2）。
[27] 《自我检查》，1968年5月1日，《李乐生档案》（2）。
[28] 《向全厂革命职工检查》，1968年6月2日，《李乐生档案》（2）。
[29] 《关于我逃跑时的思想情况》，1968年6月3日，《李乐生档案》（2）。
[30] 《揭发陈××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文化大革命中和陈××的接触》；《我和陈××的关系问题》，1968年6月9、10日，《李乐生档案》（2）。
[31] 《自我检查》，1968年6月12日，《李乐生档案》（2）。
[32] 《自我检查》，1968年6月17日，《李乐生档案》（2）。
[33] 《江××笔录》，1968年9月16日，《李乐生档案》（2）。
[34] 《个人历史交待》，1968年12月25日，《李乐生档案》（2）。
[35] 《有关李乐生的情况交待》，1968年11月5日，《李乐生档案》（2）。
[36] 《关于我历史问题的交待》，1968年11月25日，《李乐生档案》（2）。
[37] 《补充材料》，1968年12月4日，《李乐生档案》（2）。
[38] 《个人历史交待》，1968年12月25、30日，《李乐生档案》（2）。
[39] 《张××关于伪S县南池区三民主义青年团概况》，1969年1月18日；《楼××关于伪南池区青年战地服务队情况》，1969年1月19日；《骆××证明材料》，1969年1月17日，《李乐生档案》（3）；徐××：《关于李乐生问题的答复》，1969年2月3日，《李乐生档案》（2）。
[40] “一打三反”，即基于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三个文件所发动的一场旨在镇压一切破坏活动的政治运动。因为中共中央突出强调要进行“严打”，因此运动期间各地“杀”“关”“管”了一大批人。
[41] 《自我交待》，1970年6月17日，《李乐生档案》（3）（无页码）。
[42] 《关于收听敌台广播的交待》，1970年8月7日，《李乐生档案》（3）。
[43] 《情况说明》，1970年9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42——43页。
[44] 《补充说明》，1968年12月4日，《李乐生档案》（2）。
[45] 《李乐生致市轻工业局专案组》，1972年1月22日，《李乐生档案》（1），第46页。
[46] 《坦白书》，1970年6月23日，《李乐生档案》（2）。
[47] 9月初的一次批判会上有人揭发李乐生还玩弄青少年，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李事后仔细回忆，始终不曾想起有过此种行为。见《交待材料》，1970年10月7日，《李乐生档案》（1），第40页。
[48] 《我在生活作风上的犯罪事实系统交待》，1970年9月10日，《李乐生档案》（2）。
[49] 《我犯严重罪行的根源》，1970年9月16日，《李乐生档案》（1），第29——39页。
[50] 《思想汇报》，1971年10月3日，《李乐生档案》（1），第61页。
[51] 《李乐生致市轻工业局专案组》，1972年1月22日，《李乐生档案》（1），第46页。
[52] 《关于李乐生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1972年4月14日，《李乐生档案》（1），第54——55页。
[5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问题的批复》，1957年3月19日，转见www.chinabaike.com/law/zhishi/yf/1421055.html。
[54] 见《布告》，1977年1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3页。
[55] 《关于李乐生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76年8月，《李乐生档案》（1），第4——5页。
[56] 《思想汇报》，1977年1月25日，《李乐生档案》（1），第26页。
[57] 《思想汇报》，1977年1月25日，《李乐生档案》（1），第26页。
[58] 《布告》，1977年1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3页。
[59] 《N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7）法刑字第55号》，1977年4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