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动”的代价
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发生与发现
穆国轩这一生过得再悲催不过了。他1933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原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不料他刚懂事，日本人就打进来，全家人不能不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为了保住家里的土地，1941年一家人又被迫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家乡，生活条件已一落千丈。战争结束时他已十二岁，但家里供他上高小都供不起了。他因此寄宿到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家里，靠哥哥出钱支持，勉强读完中学，内战又打起来了。好不容易等到又可以考大学了，整个中国已经换了颜色，以他的情况，已经没有条件去考大学了。为谋生，他曾考入过××干校，因对学校分配的工作不满意，又去投考了省城的卫生学校。一心想留在省城的他，从卫校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一个地处偏僻的县城的疗养院工作。为了能回省城，他和两个同样想要回省城的同学给省、市、院相关部门不知写了多少信，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疗养院领导公开点名批评，并且被弄到全院大会上去做检查。1955年“肃反”学习，又因为被揭发有“反动言论”和“反动小集团”活动受到审查。学习、审查过程中，穆国轩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反动思想”，特别是把自己不满新政权的日记交给了组织，以示坦白。想不到他的问题反而因日记而骤然升级。他日记中最“反动”的几篇被挑出来印成资料，供全院群众进行批判，他本人也被隔离起来进一步追查有无反革命现行，单位并派人到乡下去查抄了他父母的家。最后组织上认定，他不光有“反动日记”，还有“反动标语”问题和“反动匿名信”。于是，1956年6月，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次年3月经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处罚两年，被疗养院宣布除名。劳教两年期满后，他曾一度重回原系统，被分配至某县医院放射科工作。然而他又因工作中和同事发生争执，1960年3月被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乡监督劳动。虽然，在农村劳动管制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断申诉，最终于1985年得以部分平反，单位也同意其复户、复工，但他的大半生也荒废掉了。
穆国轩的经历颇为特殊，但在当年有过类似经历者也不在少数，只是遭罪的情况多少有所不同。这里之所以要把穆的经历写出来，主要是因为他的情况既有代表性，也有特殊性。穆有此不幸，既受到新旧时代巨变所带来的环境、身份、观念种种突变的影响，也和当年大搞阶级斗争、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但可以看出的是，穆国轩倔强的个性，也是屡屡惹祸上身的原因之一。在那样的时代，那样一种制度条件下，过强的个性常常得不到好的结果。
由于目前所能见到的穆国轩的个人档案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回来的，缺失较多，因此以下所做归纳、介绍只能迁就现有资料状况，尽量让材料说话。另外，由于本文无法对穆国轩一生遭遇的每段经历及其具体过程做出较为准确完整的描述和说明，其经历的个别时段会有空白。在此还请读者鉴谅。
思想由来
穆国轩自1953年初踏上工作岗位之日起，即属干部身份。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凡有干部身份者，上来就要填写干部履历表，并交待个人历史。综合阅读、比较、考察和分析一个干部历年来对自己历史的交待说明情况，往往能够较深入地了解到当事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变化情况。可惜，在现有的穆国轩档案中，我们所能看到保留得最完整的两份“历史自传”材料，已经是他在“肃反”运动期间写的了。其中一份是在他交出日记，尚未被隔离审查讯问之前；一份是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日记，问题性质发生改变，已被作为单位里重点“肃反”对象之后。
前一份材料对历史的介绍交待很简单，只着重讲了家庭经济概况和家庭教育对自己人生观的影响。包括思想影响，也只讲了两点：一是父亲帮助他树立了要做科学家的人生观，二是家里自幼就阻止他和工农子弟玩耍，使他待人接物“只愿意接近有礼貌的人、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近说话粗暴、态度蛮横的工农分子”。在政治方面，只讲到上中学时参加过“同志会”，接受过“三自传训”，“影响了自己对共产党恐怖的心理，所以解放以后直至今天对党仍然怀疑和不满”。 [1]
之后的历史自传对1949年前家庭和他自己的历史讲得最具体，但因为身处在隔离审查的情况下，其所说所写难免会带有某种言不由衷的，甚至是被讯问人员引导着上纲上线的味道。但是，一方面是该材料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因为该材料的叙述方法，还是透露出不少今人很值得了解的历史情况，因此，下面仍摘录部分内容以供读者较直观地了解穆国轩的家庭背景及其生长学习的经历：
我从五岁开始记事，但四岁时即对家庭概况有所概念。1936年我父亲在伪绥靖公署当少将参议，当时并不工作，仅有这样一个地位，每月赴省城领薪一次（每月薪金1000多银元），每月或数月到绥署参加一些会议，平日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生活。当时家中有普通房院五座，地若干亩（不知），每季有很多的地租收入，家庭生活一面依靠父亲的薪金，一面依靠地租，故经济上很富裕。主食小麦及大米，衣服是绸缎和呢绒、皮毛等。家中雇佣人员有炊事员三人，婢女一人，老护兵一人。当时我的生活是娇生惯养，吃穿自如，一切均无限制。母亲对婢女很压迫，经常打骂，我当时虽小，但亦沾此种恶习，对婢女亦有打骂，自幼养成了统治人的思想，这是我家反动落后的一面。 其次是母亲亦爱照顾贫人。因为当时家中有很多棉军装，每当冬日遇有乞丐或无衣着者，母亲即会给予棉军装一套。这是好的一面。不过这一面对我的影响不大。
当时家庭的社会关系很多，一部分是父亲旧日的同事，多为旧军官（着军服，配带武器），但因年幼，厌恶生人，故对我无影响。……我家在当时均有孙中山、林森、蒋介石、阎锡山等之亲身照片，我即看见父亲对人介绍说：“这是中国的领袖”。此后即有初步概念。 ……1937年秋季抗战爆发，父亲阅报当中曾谈到苏俄对中国有武器援助，并受日本外交部之抗议。因当时受日寇飞机之每日轰炸骚扰，故于中秋节前经租种土地之农户协助，赴××躲飞机，每隔几日父亲下乡照料一次生活。中秋节后因日寇逐渐迫近，全家乘火车到××逃难……1940年始返回……最初暂居于商店的院内，后因院子被日寇小学教员占用，而另辟旁院为宿。当时八岁，思想上仅仅知道生活贫困的悲痛与苦恼，别无其他。
当时的经济是依靠地租、房租为生，父亲仍无事在家，每日无处可走，夏季种菜自食。从1939年开始，母亲即咳嗽有肺病。至返乡后于1941年冬病故。当时家庭很混乱，家庭无妇人，随即雇一妇人照料家庭，后给我上学做饭（1941年春我已开始住学）。就此不久，于1942年春，日寇宪兵队突于某日借查户口名义来到我家。到有宪兵队长一人，宪兵两人、伪巡官两人、翻译一人、警察若干人。日本宪兵队长以讯问的口气问了我父亲一顿关于从前父亲在支那方面做事的情形，随即说明他们的来意并非其他，而主要系要求我父亲现在帮助日伪当局做事。但我父亲一面说明他未与日军作过战，一面强调年老，故终于未接受其工作。
自1941年春季（我九岁时）即开始上学住日伪时代第一新民小学校。……当时学校属日本领导，除有校长外，每两个小学尚设日本顾问一人，并于二年级开始增上日语课。我当时日语课学的很好，受到口语教员的好评。但我回家后叙述这些情况时，受到父亲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奴化教育，应付过去就行，勿需钻研，主要学好国文、数学就好。在该校学习二年即合校而调往第二新民学校学习。在日伪时代的学校读书期间曾参加过有关日本的某些纪念日的庆祝大会及每年祭孔、祭武各一次，这些都对我没有影响。因为这些事情均经父亲解释说：“现在中国暂时退却，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汪精卫的政府是卖国政府，政治是奴化性质的，我们真正的政府在四川，将来一定会回来。”同时，在幼年求学期间，我爱于闲暇时看日军出操，回去向父亲说时，他说：“我国的军队——中央军，要比他们强得多。”自此树立了我的国家观念，认为国民政府、蒋介石是中国的首脑，他们将来回来一定会好的，也一定不会再过日本统治的奴隶式的生活，奴化教育也将随之而废除。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尽量不参加学校去外面开会。
1942年1月父亲娶了一位继母……此时父亲的一旧朋友……经常来我家闲坐谈论时局及国事问题。当时我父亲和他常谈些抗战的事情。如南口战役（汤恩伯抗日）、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以及当时的洛阳会战，也曾提到过平型关战役及聂荣臻守阜平等。谈论当中屡屡提到日军的损失及中国方面的胜利，并谈到蒋介石的军事技能是如何的高明，日军是如何想灭亡中国而屡遭中央军坚决抗战的打击。这些事情的谈论，对我影响很深，认为中国并不会灭亡，而日本终将必败，并对蒋介石树立了初步的信仰。
……1946年高小毕业，因家境困难，父亲无力供我求学，故我兄……帮助我到省城升中学，考入××中学读书。……在此期间我哥经常考察我的成绩，并希望我将来能做工程师。因为蒋介石在胜利后号召青年做小学老师、飞行员、工程师，所以父亲也同意这种人生观，我也同意向这方面努力。在一起生活直至省城解放，在此期间一面谈论他在××抗日之情况，一面谈论当时的时事，恐怕将来共产党胜利。当时一面希望中央继续大批的军队援助省城，一面希望当时谣言之陈纳德飞虎队与十万日军之来，但结果均趋于幻想。 ……
××中学系一联立性质的学校（即附近十县联立），所上之课程均已交待，但未说明教员之政治态度。国文教员×××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在讲课中联系到蒋介石的文章时，他曾讲过蒋介石的个人品德（即教育子女、孝顺父母等方面），故经此更对蒋有高度的崇拜。公民教员×××……除讲社会经济问题时对共产主义之诬蔑外（前已交待），并在讲到旧宪法时（即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曾说共产党没有法律，也不讲道德，穷人与富人打官司，不论如何总是富人不对。他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分这些穷富的，并说儿子打父亲在匪区土改时是常事。经此也使我更加仇视共产党。政训主任××讲哲学时说：“共产党把人也看成是物质——死的东西，并不承认人在社会上的智慧高低，一律看待，因此社会落后，人们均好逸恶劳。”其他的政治课业已交待，这种思想对我灌输得最深，对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仇视也最严重。解放以后我认为党重用工农干部就是当时和伪政训主任所讲的事实一样，因此更加反对。
……1947年9月政训处在学校发展同志会……宣誓是在填表后的两周的某日下午……组织原则尚记得，就是“民主集体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1948年春天开始搞三自传训，即所谓自清、自卫、自治三自传。当时停课三周，将所有学生按照会员及非会员的一定比例数字编为5——10人一小组，每个人均从七岁记事起开始检查自己的履历。当时有三位同学因家在交错区曾与我军接触，故小组没通过，提到大会斗争。……因为我是会员，也曾积极发言质问。斗争完毕晚上站岗看守，后来传训结束后政训处将该三人均关自清大队学习一个月后回校。……
解放后由于……不能继续供给我求学，因而失学。不得不考××干校第一部。……该校只学政治，曾学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均为毛泽东著）、《论党》（刘少奇著）、《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评美国的白皮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息时间非常紧张（比一般文化学校），并学了好多歌子，如《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歌颂毛泽东》、《走！跟着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工人有力量》。但无论如何的学习，因为自己始终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故越学越仇恨。 除对唯物论的哲学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书在理论上稍有承受外（但对中国共产党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而混世的人），其余政治上的问题，如中国的抗日问题、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问题、美国侵华问题、苏联援助问题，以及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问题，始终没有接受一点新的理论，始终认为旧中国时代所说的一切是真理，而新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一切是强权。 ……
1950年2月在该校毕业，省委统一分配工作……因为所分配之工作性质既不如愿，地点又很苦。同时再加上有思想未改造（变天思想），恐至远方将来政变后不能给国民党工作 ，故未接受而返乡。……
直至1950年夏季医专招生，父亲认为这是追求专业的好机会，应迅速报考。结果考准，被录取入学。因为在医专既是公费，又学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因而无不满现实之举。不过对政治的不同看法却未放掉，对一些读报及政治学习根本不过心，且从未做过笔记。考试时临时抓一把，考及格为度。并认为共产党不论在何时何地总是要强迫人学政治的 ，对一些业务课则非常用心，因为感到科学技术是自己的，并无任何坏处。政治学好了，将来变天以后是麻烦。故在接近人的目的上也以能互相钻研业务为目的，只接近些不爱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终日默读不问其他的人。接近的同学根本不谈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只知道我重业务轻政治，而不知我有极端反动的思想。 [2]
作为重点“肃反”对象，穆国轩在这里所说所写的内容，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肃反”专案小组的提示，甚至是要求来写的。深挖个人历史，为的是要找被审查者“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从以上摘录部分材料，即不难看出专案组想要穆国轩在自己个人的历史中寻找什么，中心问题是要求穆国轩深入解剖自己的“反动思想”，即拥护蒋介石国民党、仇恨共产党新社会的思想是怎么来的。注意上述文字中画线部分的文字，应该不难看出穆国轩这时是如何靠上纲上线、四处联系，来帮助专案组寻找自己“反动思想言论”的历史根源的。
年少轻狂
1955年的穆国轩不过二十二岁，如何会成了单位里“肃反”的重点对象了呢？首先是因为穆国轩的年少轻狂，说话做事容易意气用事，口无遮拦，表现得很刺头。如1953年3月刚一分配到疗养院，他就不安心工作。“主要原因是感到工休关系不平等，条件低，学不到更深的业务理论。而行政人员多、会议多，又妨碍了自学的时间，所以对党委不满。在一系列场合提了一些意见，并写了一些信。” [3] 由于疗养院党委并没有吸取他的意见，加之他本来就不愿离开省城到这种小地方来，因而很快就开始设法调回省城去。
由于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一直以来疗养院的需要很旺盛。伤病员数量庞大，从战场上下来，包括伤病治疗后需要休养兼治疗的人员众多，疗养院承担的任务一度相当重。但这个时候地方疗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简陋，专业医务人员的人数甚至不如政治行政人员多，科班出身，又有医生资格的治疗人员尤其缺乏，要也要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疗养院好不容易才从省里争取到一批卫校毕业生的名额，自然也就顾不上分来的这些年轻人的资格和水平如何，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把他们作为一线治疗人员，分配到一个个病区里去了。
一方面，穆国轩到院时还不满二十，只有中专学习经历，从未接触过病人，更谈不上临床开药治疗，初来乍到就独自管病区和病人，各种错误接连不断，心理压力大是自然的；另一方面，穆国轩从小娇生惯养，观念上也看不起大老粗，疗养院的休养员恰恰都是从战场上下来，伤病严重、脾气较大的军人，这就更让穆紧张，自称每天看见穿军装的休养员就“头晕”。 [4] 恰好，一同分配来的同学中一位和他想法一致，尤其害怕医疗出错担责，不想在疗养院待；一位因为结了婚，老婆在省城，急于回省城。三个人声气相投，便开始不顾一切地或单独、或联名给上级单位写信要求调动工作。
对于他们的要求，院方最初态度很明确，即同情他们的苦衷，但也请他们理解院里的困难，答应只要省里能找到适当的治疗人员来，一个换一个，可以让他们走。当然，院方很清楚这是没有可能性的。但穆国轩等也别无他法，只好集中力量给上级单位写信，其中属穆国轩的信写得最多，几乎一两天就一封，而且言语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如5月6日写给省某副主席的信还较温和，说：“卫生厅给我们分配工作时，没有经过谈话及了解，竟然用点名的方式，把我们分配到疗养院。自己出身于学生，根本没担任过任何工作，来此一月光景，给卫生厅、疗养院总院等写信廿余封，请求调动，但由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在无可奈何之状态下，现在将要被休养员逼得要死的关头，我才想出一条路，即直接给省的领导写信，希望得到一个适当的解决。” [5]
6月6日给卫生厅厅长等人的信就有些沉不住气了，称：疗养院“×副书记的说法，完全是本位主义之观点，鼠目寸光的狭隘眼光，只看到小疗养院重要，而看不到其它重要……特请厅长慎重考虑，不然损害了我们，又等于白白的培养了几年的中级医士，国家的损失和个人损失是不可计算的”。 [6]
7月9日给卫生厅厅长等人的信则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声称：“现在不论病员，甚至院的领导也专门和我们作对。……如果领导上认为我们不是人的话，我本人决不勉强的吃人民的小米。请速解决，否则我要退职。” [7]
穆国轩等人不断向省里有关单位写信要求调离，甚至威胁要向中央控告 [8]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级部门的纷扰，也影响到疗养院本身的工作。为彻底解决问题，1953年底，疗养院不得不展开了一场思想整顿运动，矛头直指穆国轩等人。党委大会讲，科室小会帮，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声势搞得很大，中心就是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整体利益，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膨胀。穆国轩随后还特别被院党委点名，要他上大会做检查。迫于这样一种压力，同时也怕受处分，穆违心地做了检查，不敢再到处写信要求调动了。但他的怨气并没消，在同事中常常忍不住讲些怪话闲话，隐含着批评当下社会，称赞蒋介石和旧中国，而且公开用公家的收音机收听过台湾广播。 [9]
1954年春节以后，由于不能调离疗养院，穆国轩把不满藏在心里，公开场合开始把业余时间更多地用在了业务学习上。穆国轩父亲抗战后一直希望儿子能够考上工科大学，做工程师。穆虽想要学工，但更想进黄埔，将来为国效力。他父亲为此专门给他讲过自己一生的体会，称“痛恨自己没学下科学技术，而做了一些旧的军政事业”，说一生只有掌握一门技术对国家、对自己才真是最有用的。 [10] 在此之后，穆国轩才对进大学学理工有了很明确的选择方向，也因此对内战爆发，导致自己不能上大学，而倍感烦恼。在他看来，“新社会也是谁有能力谁能在好地方工作”，自己所以会沦落到疗养院这种毫无前途的地方来，都是因为没能上大学，“升了大学，决不会有此下场”。 [11] 由于还想有朝一日能升学，他这才拉上几个年轻同事，组织了一个业务学习小组，利用疗养院的休养员人数减少、业余时间较多的条件，集体钻研交流医疗技术及医学方面的问题。 [12]
1955年7月，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共中央开始发起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疗养院很快也开始进行了“肃反”动员，成立了“清反办公室”，组织了专门的“肃反”队伍，并设立了检举箱，发动全院职工揭发检举一切反革命线索。穆国轩的一些言论、活动，不可避免地成了群众公开批评，甚至是检举揭发的内容。揭发检举出来的他讲过的种种怪话闲话，也很快被上纲到“极其反动”；连他们组织的业务学习小组，也被人怀疑是像落后“小集团”的活动了。 [13]
不过，据疗养院整理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显示，清反办公室直到8月21日掌握的穆国轩的问题，还主要限于如下几方面：
一是工作态度极差，具体指：（1）“刚从卫校分配我院工作就闹”；（2）与不愿在疗养院工作的另两人“纠合在一起闹情绪，要调动工作，不满领导”；（3）“对休养员是敌对态度，休养员对他提意见，他不分对与不对拒绝接受，并说：‘你们不要找我，找领导去。’”
二是“思想极其反动”，具体指：（1）“刚来我院就仇视政治人员多，认为没用”。（2）“认为医院领导不重视业务，只重视政治”，因而产生了对抗情绪。（3）“一贯蔑视工农干部，不愿接近，依照他的话说：‘我认为工农干部粗鲁，我愿和一些作风文雅的人接近。’”（4）“有一日，×××看了报纸说：‘周总理多么伟大，能见见他多好。’他说：‘无聊！’”（5）“对劳动不满，说：‘医生和护理员是一样劳动，甚至就没有区别。’”
三是“在这次肃反学习中态度极不端正并说破坏的话”，具体指：（1）开始学文件时不钻研文件，大家集体阅读，他看《中华杂志》；学习散后，他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向苏联进攻的漫画。在讨论会上别人发言，他总是不时地冷笑，或把脸朝向窗外，对学习漠不关心，或大家在屋内，他要坐在门外，大家在院内，他偏要坐在屋内。（2）他对这次学习发牢骚说：“现在没任务，尽让干这个，和人家不一样，如人家学习只两个钟头。”又说：“学习这个文件，能把反革命搞出来吗？”（3）联系实际中谈到有人写反动标语，他说：“不一定是咱们人写的，那里老乡复杂。”（4）他说：“现在转了院，医生就不能给抽时间学业务，技术怎么能提高呢？” [14]
在这里，真正可以被归为“反动”的，主要还是零星的言论和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所谓“思想倾向”。因此，穆国轩这时还只是被列为怀疑对象，主要由科室和学习小组进行揭露和批评斗争。但是，由于大会小会上人们的斗争矛头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他身上，而且一致认为他的“反动思想”与没有暴露的“反动历史”有关，这就逐渐让曾经把自己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报成是中农出身的穆国轩又变得沉不住气了。
8月22日，穆国轩做了书面和口头的“自我检查”。他不得不交待了自己隐瞒1949年夏到1950年春曾考入过××干校学习，没有服从分配的情况。同时说明家庭出身不是中农，而是官僚地主。不过父亲虽然做过伪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但抗战后即辞职照料家务，再未参与军政事务，且1940年后经济条件已一落千丈，抗战后更是非常困难，连自己的学费都负担不起。说家里后来唯一在旧政府中工作过的，只有两位兄长。因他们大自己十多岁，同时没在一起生活，“所以我认为他们对我没有影响”。他保证自己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如他们有事实而我明知道而不揭发检举时，愿接受组织上任何的处分”。 [15]
对于自己的思想问题，基于1953年底思想整顿运动中检讨过关的经历，穆国轩这时依样画葫芦地上纲上线加以检查。所不同的是，思想整顿运动检讨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公心私心的问题，虽然也要上纲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高度，但和“反革命”还扯不上关系。这时是“肃反”运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更不必说反动了。这时上纲上线，必须要上到“反革命”的高度上去才成。穆国轩对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上纲的危险性，显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思想上的准备。他甚至认为，只要态度表现真诚，像党委书记大会上讲的，真正向组织上交心，就能再次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谅解。
他在检讨中先是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超阶级观点”，称之为“错误的人生观”，说自己主要是受到社会上某些人负面的处世哲学的思想影响，“使我感到社会上没有真理，谁来都可以，故产生了厌世与逃避现实的倾向”，说这种思想在今天“最容易被反革命活动所利用”。接着，他一股脑地交待了自己处处“从旧的观点去看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反革命的情绪”一系列思想表现。如说自己曾一直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正统，对周总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接替中华民国代表地位不认同；一直认为“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是叛国，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是正确的；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在英美而不胜在苏联；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旧社会的报纸可以讽刺政府，新社会则不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选举制度，始终认为前者更民主；看不惯许多党团员在电影《武训传》上映后赞扬称颂，《人民日报》批判后马上变脸反对的做法，等等。
他在最后郑重表示，考虑到自己对党不满的表现还很多，“故愿交出反动的日记一部，表示我对这次运动愿意改造自己的决心，也愿领导上对我更加帮助与教育，以免误入反革命的泥坑”。 [16]
自作自受
在穆国轩做出自我检查的第二天，即1955年8月23日，他就亲自把自己到疗养院以来写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院党委。对于自己交出日记的动机和想法，他后来曾有所说明，称：运动开始学习时，和以往一样，自己“只愿意听他们讽刺党、谩骂人民的理论（特别是张中晓），而不愿听按语对他们的批判”。“后大家（一组）初步端正我的态度以后，始感到这次运动要联系实际，同时自己也想到‘反动日记’中对党的谩骂比胡风更厉害而将来如何？”虽然党委书记做了“肃反”政策的动员报告，但他内心里还是觉得“共产党总是不轻易放过一个反动的人”，日记不交太危险，交了也危险，因此还是犹豫不敢交。他说，后来是因为看了会上大家对一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的帮助，特别是听到组长再三讲：“隐瞒历史和‘有小问题不交，党就怀疑有大问题’”，说“我即考虑到××干校历史的隐瞒和后果问题，同时也想到交不清问题永远使领导怀疑，还能受到将来的培养吗？如果变天不能实现，岂不延误终生？在这两种新旧思想反复斗争下，以冒险的姿态交出了‘反动日记’和隐瞒历史两件事”。 [17]
院党委及清反办公室此前虽然对穆国轩的落后及其思想反动，有所了解，也准备通过这次运动给予教训惩戒，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穆的问题能够上升到反革命的程度，因此运动开始时并未把穆列入“肃反”对象中去。一读到穆交来的日记，他们都不禁吓了一跳：疗养院竟然还有比胡风分子还反革命的分子！
拿到日记后，“肃反”小组花了几天时间将他们认为日记中最“反动”的几篇挑出并摘录下来，送交相关负责人审阅后油印成册，分发各组做批判用，同时加上了下面的按语：
我们于今年8月23日查获到穆国轩的一本反动日记，从这本日记中完全暴露了穆国轩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是如何仇视的。穆国轩为什么要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呢？很简单，因为穆是一个反动的地主及官僚家庭出身，又于1948年9月参加了匪同志会，这就是穆的本质。现将这本日记中的几篇摘录出来，并加了我们的一些注解，发给你们阅读讨论，看看穆国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8]
院清反办公室整理摘编的穆国轩日记八篇，所选基本都是1954年的内容。严格说来，穆国轩的这些文字并非日记，不过是些有感而发的小文章，因此每篇他都起有小标题，所谈都集中在某一个观感上。
如年初的一篇，题为《作伪，并非“投降”》，主要写的是时势变转中他（“祥甫”）个人的心态与认识问题。文中称：
春夏秋冬遁回的过了好几个，片面的自主侯爷也曾强迫过祥甫作伪，但当时是民国三十五年的春夏之交，不过作伪所造成的祸根不大，尚未为主公所厌恶。而祥甫却遵其父命，也曾欲投主公所举办的学堂，但因当时系侯爷势力所蔽，又未能实现。这真是延误人生，也是我终身所最痛心的事。……
异年又来了一个转折，侯爷走了，来了王爷。它不比侯爷好多少，相反的更有过无不及。虽然它们这一群王爷贵族也是勉强的当家作主，但其主要依据仍不脱离社团，是所同于侯爷者。但它不强人入道，似又异于侯爷。然充其质乃设法吸尽宇宙财富为道徒服役，非道徒当然不能生存，故作恶又得使用，所谓假混世而混世也。祥甫也于某月某日作了这个勾当，但非出于内心，而系生活所迫，其影响与“回教之右手执圣经，左手持宝剑，不顺者杀之”的恐怖传教下，庶民的掠令入道相似，但并非入道者即投降于伊斯兰也。
徐徐叹息于故乡，屡屡沉思于南海，不知主公之何日何至，恨近旁再无刘君伯温与吾作析，以启远志，以乐将来。故当作为之今日，并非投降于王室，特此作戒，以示心情。倘主公返来后，莫须见怪于甥也。 [19]
另一篇题为《一位中道变节者的共鸣作用》，写的是他对知识分子投降新政权的不耻态度。文中称：
我们原有的病人中，有一位高中生，表面上和颜悦色，文雅自如，同时又能和暴徒们打成一片，好像是工农化了似的。然不论工农化和知识化，暴徒、顺民和忠杰，在目前说来，都得共鸣于权威当局。除暴徒和顺民应做当然的共鸣者，特别可怜的是屈服于枪杆下的中道变节者……按资格来说，他所以共鸣的那些人，连他的学生都不如。如此的共鸣，实在是出于好奇，出于要俸禄。
……中道变节的共鸣作用与晋文公之士，为主掠夺民财而不惜牺牲三寸不烂之舌，且其罪恶较之更甚，而绝不能与乡间素民求儒写信一事相比较。故其要求之俸禄，仅仅适应于此代君主，共鸣作用亦只能在这一时期发挥，否则俸禄尽失，共鸣作用又将随之停顿。此又乃中道变节者之所需戒备也。怜哉！怜哉！ [20]
再一篇是讲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观感，题为《一个魔像的封面》。文中称：
近来报纸上载着好多不利于它们的消息。消息说明了中国人民不愿再度无理智的光阴，尤其是一切为了异族谋幸的政权；更使一些有智的人感到失望，失望的是中国人就这样拖拉下去，究竟能走到什么境地。可是又由于势力范围之限制，不能任何态度去表明自己的理想，故只得在报纸上面，由正语中寻求反语，偷偷探索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消息。这就是所谓“反帝”。
从今年的七月到八月间，正当日内瓦会议将近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的外交活动，清楚的表明了谁是好战分子，谁想吞并世界。所以这些魔王的代理人——外交家们，今日访问欧洲，明日奔向亚洲，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竟想用张仪式的三寸不烂之舌，去争取非好战国家去和它们一道干那破坏世界和平事业的无耻勾当；居然也有些不觉悟的国家，竟能抛弃自己的中立立场，逐渐靠近魔王，共奏鬼曲，威胁世界。这些事实充分符合于方才画片上的那位被托付的依托商人的行动。同时这些不觉悟的国家，也会逐渐跟他们一道去走进克里姆林宫，被人托付去做信托商人的营业，这是现在世界局势背景下之一角。
可怜的世界很小，原来魔王请卒，想一心一意为魔王服务，以备将来做一个忠实的文武大臣。但魔王却仅仅将它们的名字列入当然的文武大臣名单中，而且魔王宫殿中的大臣们还经常如牛羊一般的在魔王面前打颤。例如贝利亚不是被魔王所厌而送入屠宰场的吗？不要说你这个异族的走卒，还想到宫里去喝鸡汤？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21]
1955年“肃反”运动的发起，就是因为5、6月间毛泽东批示并公布了三批胡风及其友人间的来往信件，并依据信件中的文字，将相关人等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胡风等人原本即为左翼文人，不少人早就是共产党员，从来就反蒋反国民党，仍会因在通信中发泄对党的一些政策或人事的不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就不必说在日记里直言斥责新政权，又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穆国轩了。至于法律上的定案标准，《人民日报》编者按也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即如果读了这类书信材料还看不出胡风等人的“反革命黑帮的面目”，要么就是反革命的同情者，要么就是暗藏的反动分子。 [22] 因此，读了穆国轩日记中上述言论，疗养院党委和清反办公会怎样为穆国轩定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反办公室在向全院职工印发穆国轩的“反动日记”当天，即向上级部门就穆国轩的问题提交了报告。内称：
穆国轩本人在1947年4月参加匪同志会，1949——1950年在××干校学习七个月之久，毕业后不接受分配工作。后又考入××卫校，1953年3月毕业分配我院工作。来我院以来工作一贯不安心、不负责，选他当墙报委员，他说这是党团员的事，拒绝不干。拉拢一些人进行活动，给上级写信辱骂领导，作极端反动日记。……我们初步判断为反革命分子。 [23]
绝望之举
注意到穆国轩思想如此“反动”，自然会促使清反办公室要进一步追查穆国轩现行的“反革命”活动问题。清反办公室特别告诫全院职工称：穆国轩解放后既然一直如此反动，“妄图等待蒋贼的卷土重来，重新复辟”，那么，他就一定会“进行着一些暗暗的勾当”。“究竟穆国轩的政治目的和组织是些什么？谁是他的主子？尚须全体同志做进一步的批判和追究，同时也要穆国轩在这次运动中做彻底交待。” [24]
9月初，在向全院印发了穆国轩的八篇日记，并没有马上对穆国轩组织专案斗争，而是发动全院职工讨论、揭发并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等待上级“肃反”部门的立案批示。9月下旬，上级批示下来后，这才正式成立了专案组，同时派人去抄了穆国轩在农村的家。
院清反办公室把穆国轩主动上交的日记摘要印发全院，已经让穆意识到惹了大麻烦了。他一时间非常害怕，“一则恐怕误会有组织关系；二则恐怕追不出组织关系就借此逮捕法办，甚或连累家庭”。 [25] 但他情绪上又非常抵触，逢人便讲：“是医生都有问题。”
拖到10月初，当专案组开始一连几天车轮战式的轮番讯问，特别是对“小集团”问题、现行活动问题、反动思想来源问题穷追猛打时，他已经对前途感到绝望了。开始时他几乎闷不吭声，非说不可时态度也极不耐烦。特别是对所谓“反动小集团”问题，他最感委屈，还当场和讯问人吵了起来。他并且声称：“交日记还交出麻烦来了。我倘然不交，谁能知道！”“我交出日记是诚意，本来就连反动组织的影子和条件都没有，你们干什么一问再问呢？！” [26]
因为相信“上大学及个人问题等一切都完了”，专案组又一个劲儿要在他身上挖出“现行”罪恶来，穆国轩深感有口难辩、无路可走。10月11日，他一气吞下一瓶安眠药，试图自杀。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他历数了对新政权的种种不满，强调自己是因为“国共两党皆不信任我”而被迫自杀的。 [27] 但他吞药不久就被人发现，经抢救并未能死。经过这一“死”，穆国轩一下子“大彻大悟”，再不和清反办公室拧着了。
他按照专案人员的提示，接连写了四五篇反省材料，交待自己的历史，检讨自己在建国后的种种表现。承认自己一直寄希望于国民党，包括解放战争国民党军事失败，自己都怀疑只是暂时的，认为蒋介石在编练新军，“还有实力，仍能卷土重来”。说“我所作的反动日记也并不是不叫人看，而是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要让人看。看了以后又念他是如何态度，进而探求反革命组织，准备参加”云云。他承认自己的行动是“极端丑恶而危险的”，因此表示愿意放弃这五六年的“牛角生活”和“牛角思维”，“彻底澄清问题，交出自己的全部”，“走出黑暗”，且“应受法律的制裁”。 [28]
到10月下旬，清反办公室整理出来的穆国轩的各种“罪恶”及其线索，已经达到近二十项之多了。
在罪恶历史方面，有人检举穆1947年十四岁读高小时就曾被派到县上去给军调部三人小组写诬蔑解放区土改“廿四杀卅六刑”的控诉材料；有人检举当年穆积极加入国民党“同志会”，发展会员十名，并且是“三自传训”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人检举当年穆等曾给国民党当局上书，要求政府设法制止学生运动；有人检举穆1948年在政训主任领导下参加过“匪军”军训，等等。
在现行罪恶方面，抄家所获有：（1）“反动”书刊和帽徽（有蒋介石的画报、政治手册、步兵操典、铁军魂及国民党军帽徽）等。（2）写有“毛贼该死，拥护国民政府，中华民国万岁”的“反动标语”一张。（3）“反动信件”若干，有的写有“今日我们的灾难必须感谢张学良、杨虎城的流氓手段和罪恶阴谋，悔不该当日领袖将西北剿共神圣职务托付于此二匪”；有的写有“现在共匪横行天下，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明代李自成、张献忠等之流寇之乱相较所差无几”。
揭发检举所获有：（1）在××干校就读时就讽刺打击进步同学，说学生会主席“不过是拿上大家的利来取好评，争取入党吧”。（2）和同学争论报上关于美国侵占台湾的宣传，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错，可是蒙古、东北也是中国领土，为什么1946年苏联硬要让蒙古独立和强驻旅大呢？如果说现在美国是侵占台湾，那么1946年也是同样的性质吧！”（3）和同学讲：“抗美援朝是中国的人、苏联的枪、朝鲜的粮，中国、朝鲜都听苏联的。”（4）经常说美国好，认为一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有一美国表，如何如何好。（5）有一次在院部听收音机，他曾把波段调到短波，收听台湾的反动广播。（6）批评疗养院“技术很低，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学习”，说“医院不正规，做了工作还要受病人气，真无意思”。（7）对同事说：“学习政治有什么用？你政治学得再好，凭政治作不了工作，业务不行，将来人家也是不要你。”
穆国轩交待所获有：（1）1950年回家时发现小妹参加学校文娱活动，唱革命歌曲，加入了少先队，戴红领巾，心里不满，不愿和她说话；（2）和村里的民兵队长说过，“再过几年国民党不回来，我们就得跟共产党吃原子弹，和平签名根本不起作用”；（3）朝鲜战争爆发时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金日成先打的李承晚”，“中国出兵是代替苏联……仁川登陆美国是代表联合国而出兵，是合理，我国出兵不合理”；（4）听说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由香港回大陆，认为这是一种叛国行为，给蒋介石丢脸，卫没节气，不配做一个军人。
在穆国轩的口头交待中最让专案组重视的罪恶有两条：一是从××干校回家后，据说曾因不满给学校写过匿名信，痛骂了一顿；一是“镇反”运动期间，据说在卫校厕所木板上写过不止一条“反动标语”。 [29] 这两条是在帮助小组和专案人员反复施压和提示下，穆国轩自己挖空心思回忆出来的，但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经过专案人员不断诱导，穆国轩大致“回忆”出了匿名信和标语的“反动”内容。匿名信主要是咒骂干校的政治教育“骗人骗己”，污辱了中国的领袖，将来没有好下场。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的“反动”标语主要是表达对“镇反”的不满。 [30]
在内部讯问及本人交待，案情基本确定后，接下来即要开始一一外调落实定案。1955年11月7日，专案小组再度就需要外调的内容和穆国轩新交待的情况矛盾之处，当面对穆又进行了讯问。据当时的讯问笔录，可知专案人员主要关心的是以下问题：
问：（既然你写了匿名信）为何还又到干校找工作，目的何在？
答：因为无工作，生活无着。……
问：组织部长如何问你写信的问题？
答：在谈工作时，组织部长问我，你如何对待学校，看你写的信多糟糕、多反动？……
问：你写信家里知道吗？
答：我父亲知道。当时我很生气的写信，父亲问给谁写，我说给干校，把校长骂一顿，他不给我好的工作。结果父亲无制止。
问：卫校出现反动标语追查过否？
答：无有宣布过。
问：反动标语在什么地方写的？
答：在厕所木头墙上写的，是黑夜，以铅笔写的。……
问：在卫校写反动标语，为什么运动开始不谈？
答：认为比日记问题小，而且不光彩。
问：你与民兵队长谈话是真的吗？
答：是真的。因为在地里过来了一架飞机，民兵队长说共产党还有飞机？我说连国民党十分之一都无有。
……
问：以前谈过的东西及现在的问题，都是事实吗？
答：完全是事实。 [31]
罪罚两度
1955年11月8日，专案组拟定了穆国轩外调问题提纲，进而派人分头去穆读过的干校、卫校，包括发函给穆过去的中学和住家所在村，了解落实穆的各项问题和罪证。 [32] 但这一外调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拖得时间很长。一直到第二年春天，还在断断续续地收到回复的信息。这种情况甚至让穆国轩也产生了误解，以为已经躲过了牢狱之灾，应该只会在本单位内部处理了。为了不致太过影响今后的工作，他甚至专门给院党委肃反办公室 [33] 委婉地提出：“当未来结束我的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向大会宣布”。 [34]
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内查外调，穆国轩的历史罪恶基本上无法落实，一是当时年龄太小，二是当事人大多记忆不清。穆国轩称得上现行的反革命罪证，落实起来也很困难。抄家抄得的“反动标语”，实非标语，只是毛笔练习的书写，且无法确定书写时间是在工作以后（本人说是读中学时所写）。其他家庭社会关系，与一些人私下的议论，包括保留的国民党帽徽等，则无法入罪。真正可能入罪者仅三项：一是匿名信，二是卫校“反动标语”，三是“反动日记”。
“反动日记”很容易落实，但对匿名信的调查结果和对卫校“反动标语”的调查结果，就变得有些棘手，因为除了穆国轩的坦白交待外，“均找不到当时的旁证人”。对匿名信，干校政治处长表示：“像是有这样的事情，但因当时情况十分混乱，难以肯定是谁写的，以及内容情况也查不到更确凿的旁证。”对“反动标语”，卫校负责人称“该校确实在同一时间发生过同样的反动标语”，但内容如何及旁证均无从查证了。当然，专案组还是认定可以据以定罪，因为：“根据本人交待后再没推翻，和本人解放后的表现，我们分析，情况属实。” [35]
经疗养院党委“肃反”小组研究讨论，同意了专案小组的意见。据此，专案组起草了对穆国轩问题的处理意见，认定穆的主要罪恶事实是：
（1）1947年4月参加了“匪同志会”，积极宣传并发展会员；1948年为该校“三自传训”中的积极分子，积极斗争和看押过所谓“伪装分子”。
（2）解放后抱着所谓失学的仇恨，考入干校学习，在校纠合“小集团”抵制学习，且与军统特务有密切联系，辱骂我国与苏联为“父子”关系，说干校为“集中营”；毕业后拒绝工作，回家后写匿名信谩骂并书写“反动标语”。
（3）1950年9月混入卫校学习，纠合落后打击进步，于1950年冬“镇反”中在厕所里写“反动标语”。
（4）到疗养院工作后不愿为军人服务，见了军人即头痛，对工农干部看不起，挑拨医政关系，主谋联名向上级写信咒骂领导，并偷听“美国之音”。同时，还曾造成医疗事故两起。
（5）来院后共写“反动日记诗文”廿余篇，咒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苏联。运动中态度表现“阶级仇恨根深蒂固，反动行为多端。运动中尚能自动坦白交待问题，但反动立场仍未改变，曾以自杀手段破坏运动”。
“处理意见：劳动教养。” [36]
1956年6月1日，经上级医院五人小组修改并通过的处理决定对穆国轩自杀问题的性质给予了不同的说法，称：“穆虽在运动中曾自杀（未遂），但经我们查对和分析其自杀原因是：本人已将问题交待，但小组还追究其特务组织，本人在恐惧的情况下而自杀。”处理意见则同疗养院的建议没有出入。称：
此人系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因其家中被斗，不能达到他升黄埔军校及留美的理想，便认为共产党摧毁了他的学业，幻想敌人复辟，对党怀恨在心。因而参加革命后，坚持反动立场，写反动标语、日记等；污蔑我党和领袖，并有意制造事故来整病人等反革命活动。一贯表现工作不安心，并犯有严重的责任事故。其罪行甚重。肃反运动中态度老实，在群众帮助下即将其罪恶事实作了交待。经查对属实，可以说是真诚坦白。因此，应给予从宽处理。我们意见劳动教养。 [37]
经过各相关部门审核完毕，已是1957年3月。经疗养院所在县法院判决，穆国轩被处以“管制二年，交劳动教养机关执行”的处罚。法院判决一周后，疗养院即通过决定，将穆“除名”。 [38] 随后，穆国轩即被押送异地劳教所执行去了。
两年后，穆国轩劳教期满释放，曾一度重回医疗单位。他当时经省卫生厅分配至某县医院放射室试用。但穆老毛病未改，依旧充满怨气，并时有流露和表现。试用期间，他依然看不惯这所小医院里的很多事情，和科内部分同事及领导关系紧张。终于，1960年1月的一天，他正在为病人透视，一个年轻医生跑到透视室来和女护士说悄悄话，没有注意关门，他脾气上来，甩下病人就去找领导告状。那个年轻医生没有受到批评，他却因为将病人放在透视室中不管，被定成“医疗事故”，当即被勒令停职检查。由于穆是劳改释放人员，且在试用期，院方马上将此事件上纲上线，组织了对穆的群众斗争大会并展开大批判。随后，医院就做出了对穆国轩的处理决定：“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停止试用，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39]
平反经过
穆国轩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的时间，是1960年4月27日。 [40] 他曾多次写信申诉，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但都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的申诉才引起了县医院的重视，组织了复查，并给出了新的结论。
穆国轩的申诉意见是：
1959年3月期满释放来县医院试用，因工作和本院职工×××发生口角，停职检查，进行了批判，无限上纲，把一般业务和工作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给我扣上没有改造好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原籍劳动。给我及家庭造成了严重后果，十七年没有正式工作。我认为对我的处分不符合党的政策。为此，我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复查我的问题，安排工作。 [41]
复查结论称：
穆国轩来本院试用，试用期间因骄傲自大，经常与本院职工发脾气和患者吵架，曾与本院职工因工作发生冲突，停下工作，直接影响了病人的就诊，实属工作表现不好。
1960年给穆国轩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未经政法机关批准，故不生效。……
鉴于以上调查情况，经医院党委1979年3月20日研究意见，根据穆国轩的表现，属一般工作和作风问题，不应该再给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回原籍监督劳动的处分。在政治上，予以纠正。在试用期间工作表现不好，可停止试用期，不能恢复工作。 [42]
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当年11月北京市高等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胡风无罪。这一消息激起了穆国轩要为自己的反革命案申诉平反的梦想：“今天胡风都不是反革命了，而且成了政协委员，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公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永远地致人于死地呢？” [43]
1981年，他在广为寄送的新的申诉材料中为自己当年定案的罪状辩护称：“肃反”运动期间交出日记，是按运动要求向组织交心，自动交上去的。交出日记后“反而把我立即派人看守、隔离审查，并派青年人轮班开会斗争，不发工资，有时还进行人格侮辱”。他说“我受不住逼供讯就按×××的暗示，写了日记说明，盖了章。结果不过一月，医院就派×××带领政工人员三四人到我家搜查”。这之后，他承认匿名信、“反动标语”等，都是按专案组的提示做的。原因也是被迫的，因为“我当时被斗的神昏颠倒将要死的时候，就不管一切都承认了”。至于“反动匿名信”问题，他的解释是：他给干校组织部写信虽没有具名，但并无政治色彩，只是责备校方不负责任。因此写信后不久他就又找回干校，要求他们安排他的工作。说如果他的信有政治色彩的话，校方早就把他扭送公安局去了。关于卫校“反动标语”的事，他解释称，这件事也早就查出来了，是当年冒充老红军子女的×××干的，当年已经做过处理。
他据此提出：“疗养院不应把我向党交心的材料作为我的罪证，反过来再整我”；“疗养院不应把卫校出过的反动标语和我给干校组织部写的信改称匿名信，强加在我身上，充实反革命的材料”；“假定1957年给我的处理没有丝毫出入，而1960年又按内清对象送回原籍，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处理了两次”；1979年县医院承认1960年的处理混淆了矛盾，“既然混淆了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就不能对本人造成的损失毫不负责”。 [44]
对穆国轩的申诉，作为1959年试用单位，县医院不认为自己有负责全面调查审核该案的责任。因此，它的处理意见依旧。其调查意见的结论是：穆的问题与胡风问题没有任何关联；“反革命案是县人民法院根据该穆的反革命事实并依照‘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对其进行判决的”；穆试用期间工作表现不合格，理当停止试用。 [45]
又是接连两三年时间的持续上诉，省、市、县各级部门均收到了穆国轩的申诉函。1983年夏天开始，县卫生局根据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开始组织人力调查穆案，分别派人，并去函各相关单位，尤其是负责穆国轩反革命案定案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了解情况。
据原疗养院党委负责人复函说明：
1955年肃反运动中有人检举揭发穆有反动言论与日记，被列为肃反对象，在运动中经过斗争，穆交出了他的反动日记，内容是攻击中央领导，后被定案为坏分子，县法院判为劳动教养二年。至于在干校和卫校写的反动标语，证据不力。希你处认真复查。但我记得定案主要是根据反动言论和日记定的。他的问题可根据党的政策解决。 [46]
据曾任穆国轩专案组负责人复函说明：
穆国轩在一天学习会上说，经过学习，认识提高了，我相信党，愿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来。他说我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我把写的日记交出来。这样穆自觉自愿地交出日记一本。经审查，认为该日记反动至极，但属于个人自动交出。这一问题我记得和×××政委赴省委向宣传部长×××汇报过。×说穆的问题严重，但属于自动交出，可以不给处理。以后穆国轩如何被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47]
1984年6月6日，依据中共中央新的政策精神，县卫生局党委最终得出了对穆国轩案的复查报告，称：
（1）经通过原疗养院政委×××、原办案人员×××、原庭审证人×××证实：穆国轩的反动日记本是在运动中本人上交领导的，也未发现其本人宣扬传播。
（2）经查阅本人档案材料，原1950年1月该在××干校毕业后拒绝领导分配工作，回家后给××干校写匿名信，及1951年“镇反”时穆在卫校写反动字句，仅有本人交待，无旁证材料。
（3）1955年10月2日查抄其家所获的反动词句，现无法考证是否解放前所写，再则此反动词句也未张贴。
鉴于上述事实，原疗养院对穆国轩的控诉，主要事实依据不足。根据中组部（83）29号文件及并发（83）122号文件精神，经卫生局1984年6月6日党委会研究，建议县人民法院予以重新审理。 [48]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公文旅行，1985年3月，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了穆国轩案。决定：
原判认定穆国轩1950年给××公学写反动匿名信问题，证据不力，予以否定；原判认定该书写反动日记，在家中和卫校厕所墙上书写反动词句问题，系该在肃反运动中主动交待的。据此，原以反革命判处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撤销我院1957年3月20日判字第四号刑事判决，予以纠正。 [49]
据此，县卫生局亦很快做出决定：“同意穆国轩同志复工、复户，工资由原54元的基础晋升一级。由批准之日起执行。工龄连续计算，工资不予补发，可给予生活困难补助800元。” [50] 经县政策落实领导小组批复，穆国轩1985年秋终于得以复工、复户，重新回到医疗工作岗位上来了。考虑到穆国轩要将农村的妻子儿女都迁进城里来，而且其原工资多年未动也偏低，经县卫生局批示，1987年初他得以进一步提升为企干12级（正），工资收入达到87元。 [51]
这之后的穆国轩没有再四处去写信申诉了。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历练，以及家庭的关系，他看来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牢骚满腹了。
[1]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0——211、214页。
[2] 《历史自传及思想变化情况》，1955年10月7日，《穆国轩档案》，第217——229页。
[3]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199页。
[4] 《穆国轩给×科长的信》，1953年5月23日，《穆国轩档案》，第126页。
[5] 《穆国轩给×副主席的信》，1953年5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58页。
[6] 《穆国轩给×厅长、×科长的信》，1953年6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59页。
[7] 《穆国轩给×厅长、×科长的信》，1953年7月9日，《穆国轩档案》，第60页。
[8] 《穆国轩综合材料》，1955年10月，《穆国轩档案》，第50页。
[9]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199页。
[10]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0页。
[11]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42页。
[12] 同上引注，第214页。
[13] 《小集团的交待》，1955年10月27日，《穆国轩档案》，第33——35页。
[14] 《穆国轩材料》，1955年8月21日，《穆国轩档案》，第189——190页。
[15]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0——211页。
[16]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4——215页。
[17]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196页。
[18] 清反办公室编：《什么人的日记？》，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138页。
[19] 清反办公室编：《什么人的日记？》，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149——150页。
[20] 同上引注，第144——146页。
[21] 清反办公室编：《什么人的日记？》，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146——148页。
[22]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编者按》，《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第1版。
[23] 《反革命分子穆国轩材料》，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57页。
[24] 《清反办公室通告》，1955年8月30日，《穆国轩档案》，第151页。
[25]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37页。
[26]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5日，《穆国轩档案》，第130页。
[27]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5日，《穆国轩档案》，第131页。
[28]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15日，《穆国轩档案》，第199、138——139页。
[29] 《综合材料》，1955年10月，《穆国轩档案》，第44——53页。
[30] 同上引注，第44——45、47页。
[31] 《讯问笔录》，1955年11月7日，《穆国轩档案》，第203——208页。
[32] 《穆国轩调查材料提纲》，1955年11月8日，《穆国轩档案》，第102——103页。
[33] “清反办公室”这时已改名为“肃反办公室”。
[34] 《穆国轩给院党委肃反办公室的申请建议》，1956年3月30日，《穆国轩档案》，第81页。
[35] 《专案组调查意见》，1956年，《穆国轩档案》，第8——9页。
[36] 《关于对阶级敌对分子穆国轩的处理意见（稿）》，1956年5月，《穆国轩档案》，第83——86页。
[37] 《关于对阶级敌对分子穆国轩的处理结论》，1956年6月1日，《穆国轩档案》，第344——345页。
[38] 《××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1957年3月20日；《疗养院关于将反革命分子穆国轩除名的报告》，1957年3月26日，《穆国轩档案》，第349——351、326页。
[39] 《关于给刑满释放现行反革命分子穆国轩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停止试用送原籍监督劳动的处分报告》，1960年2月10日，《穆国轩档案》，第329——331页。
[40] 《派出所注销卡》，1960年4月29日，《穆国轩档案》，第236页。
[41] 《穆国轩问题的复查报告》，1979年3月20日，《穆国轩档案》，第352——353页。
[42] 《穆国轩问题的复查报告》，1979年3月20日，《穆国轩档案》，第353页。
[43] 《关于穆国轩问题的调查情况》，1982年5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54页。
[44] 《穆国轩有关个人历史问题的申诉》，1981年，《穆国轩档案》，第362——368页。
[45] 《关于穆国轩问题的调查情况》，1982年5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55页。
[46] 《×××致××县卫生局函》，1983年8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56页。
[47] 《×××致××县卫生局函》，1983年8月4日，《穆国轩档案》，第357页。
[48] 《关于穆国轩问题的复查报告》，1984年6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12——314页。
[49] 《××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5年3月20日，《穆国轩档案》，第408页。
[50] 《关于穆国轩善后处理的请示报告》，1985年5月15日，《穆国轩档案》，第391页。
[51] 《关于给穆国轩补升一级工资的请示报告及批复》，1987年1月，《穆国轩档案》，第245——2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