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团支书的“堕落”
一名青年教师成为“坏分子”的经过
迟尉荣成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1937年生人，典型的东北人长相，新中国成立时在A市第十七中学读书。后考入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1957年被派去Q省××矿做实习生。因对Q省生活不适应，1958年返回A市，曾担任××齐贤文化学校业余教师，继而进入A市药用玻璃厂技校任教，并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就在他开始顺风顺水，可以一步步取得领导信任，奠定其稳定的仕途生涯基础的时候，他却因发生“师生恋”被批，进而自暴自弃，贪污、盗窃，不告而别，甚至企图出走香港，最终成了玻璃厂典型的“坏分子”，每逢运动必被清查和批斗。
迟尉荣的经历并不十分特殊，当年，乃至当今，类似的案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但是，对于大多数出生在“文革”后，或在其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来说，今天对当年伴随迟尉荣生长的，包括促成他“堕落”的那些社会人，尤其是当年当地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怕是非常陌生的。这里即试图透过介绍迟尉荣人生轨迹的变化过程，多少亦让读者了解一下，造成他当年“堕落”的A市基层社会的那个角落。
意外打击
迟尉荣1957年7月毕业于冶金部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采矿班，8月分配至Q省××矿工作，9月初到该矿正式报到。但到达后一个月，与迟尉一同到矿的六名同学，均表示学习的专业和该矿业务不合，且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饮食和劳动条件，提出了返回A市的请调要求。该矿再三做思想工作不成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六人于11月离职回家，另谋职业。 [1]
迟尉荣等回到A市后，人事档案被退到居住地所属的街道办事处。经过街道办事处帮助联系，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工业专业技能的迟尉荣在次年2月，被介绍到××齐贤街文化学校担任业余教师。因表现不错，五个月后，即在“大跃进”高潮之际，他又被街道介绍到A市药用玻璃厂职业中学，作为正式人员调入该校做文化教员工作。
初到这所职业技术学校时，迟尉荣表现得很积极，讲课和做事也较认真，讲课比较受欢迎，给人以踏实放心的感觉。再加上他早就是团员，人又聪明，能说会道，和学生说说笑笑，很合得来，也比较关心同学，因此到校不久，就被厂校两级领导看重，让他担任了校团支部（亦是该厂第四团支部）书记和厂团总支委员的职务。
但是，“大跃进”运动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就全面失败了。影响到迟尉荣，他在学校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赶上了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刚满二十一岁的他，正处在饭量极大的时期，政府规定的粮食定量却只有二十八斤，加上其他肉蛋副食供应更少，导致他前所未有地经常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个人吃不饱饭，其父又生了病，母亲做店员收入又低，两个弟妹还在上学，家里经济上也陷入困境。家里不仅不能给他帮助，反而还需要他接济。这种情况，让刚刚开始工作，对艰苦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迟尉荣很快就滋生出了逃避的念头。他对在这个厂继续工作下去失去了信心，向厂方提出申请，要求厂里同意他考大学。他想要通过这种办法脱离困境，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学生们，引起校内学生很大的震动。因为他在做一班的班主任，和同学的关系处得很不错，听到这个消息，“一班同学都哭了”。 [2] 可是，他的申请并没有得到厂方的批准，这让迟尉荣非常气馁和不满。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他渐渐变得消极起来了，经常发牢骚和表示不满，连正常工作都不再认真负责了。经常是“工作时间不紧张，下课骑自行车就走了”， [3] 团的工作自然更是不放在心上了。
迟尉荣这时面临的另一个压力，是谈恋爱。迟尉长到二十一岁，还从未交过女朋友。这时在技校担任老师，又是团支部书记，学生中女生多，迟尉不久就喜欢上了一个叫符秀梅的女生。因为年轻、爱玩，又是头一次，迟尉常常不顾自己的教师身份，与符出双入对，学生们难免议论纷纷。但迟尉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鲁迅不是也和学生结婚了吗”？他为什么不能和符秀梅好？ [4]
1959年9月，上级发动整风“反右倾”运动，技校没有什么“右倾”好反，故动员学生相互批评，端正校风。一些学生于是借机批评符，间接批评迟尉。迟尉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于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硬碰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处处替符和自己辩解，甚至斥骂背后议论的学生。这不可避免地给迟尉荣带来了更为负面的影响。
厂团总支也早就知道了迟尉荣与女学生谈恋爱的消息，本来有心利用此次整风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迟尉完全不接受批评。团总支书记曾专门到学校去，组织对迟尉的批评会，迟尉却拒绝参加，“你爱怎样就怎样，我正好不愿意干呢”。 [5]
由于迟尉荣数月来工作消极，对团总支的工作安排还常有抵触情绪，因此，团总支很快就向上级团委提交了一份《对迟尉荣团纪处分的报告》，要求对迟尉进行处分。很快，这一报告就得到了批准，9月底厂团总支负责人即专门到学校宣布了这一决定。
该报告称：迟尉荣来厂头一个时期，对团的工作和行政工作还是比较肯干，知道依靠领导，工作安心，能和全体同学团结一致，群众威信也较好。但是，“自（19）59年5月以后，该同志的工作表现就不安心了，曾请求离职去考大学（没有批准）。（以后）其在执行团的决议和要求上即表现拖拉，对团领导有严重的为难情绪，于同学团结也不普遍，仅和少数学生密切一心”。由于该同志不能以身作则，造成学校中纪律松懈，同学和老师关系很差。厂领导发动整风运动，迟尉身为团书记，“本应积极领导，并应该首先引火烧身，但是迟尉荣同志却没有这样作（做），反之，当有些意见涉及到自己的时候，辩护掩盖，并用威胁打击压迫（等）恶劣手段报复积极提意见的学生。如九月二日到四日，大家帮助同学符秀梅的时候，迟尉的态度表现异常不好……不但不承认、不接受，还态度生硬地替符秀梅向提意见的同学解释说：‘我和符秀梅没啥关系，是师生关系，就有啥关系也是正确的，谁也干涉不着。’……由于迟尉这样打击报复，结果多数学生在整风中不敢提意见，就是有的学生提意见，也不敢直言，（只能）利用指东说西的方法”。
根据上述情况，厂团总支做出了“撤销迟尉荣团总支委员和第四支部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报告称：“该同志身为团的总支委员，又是支部书记，平常不爱学习政治，对学生不关心，没有负起政治上的领导责任。更严重的是在领导学生整风中，自己失掉立场，对积极热心提意见的学生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打击报复。同时在他与符秀梅的爱情关系上，对组织不忠诚，已经完全失掉了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立场。” [6]
盲目外逃
从团总支委员和团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而且还是被处分免职，这让迟尉荣深受刺激。有了这个处分，大学梦做不成了，继续在这个学校和工厂待下去，抬头低头都是异样的眼光，连和符秀梅继续保持恋人关系都难了。迟尉荣的自尊心使他更不想在这里干下去了。表面上，他仍旧和学生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实际上他满腹牢骚和愤怒。在1960年初他主编的校报上，发表的一首题为“勇敢”的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他这时的一种心态。诗中写道：
谁啊没有过燃烧的心，谁啊不愿意春夏常青；
把你的心来比我的心，谁能够永远忘掉亲情。
天上的月儿缺了又圆，地下的草儿枯了又生；
风啊敞开你苦难的胸膛，把一片愁思记在账上。 [7]
迟尉荣原来就喜欢跳舞、照相和看电影，这个时候则彻底开始放纵自己了。他总能找到舞票，放学后经常领着五六名学生去舞场跳舞，有时甚至会跳上一个通宵。周末他还会帮学生买电影票，他经常和同学讲香港的生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同学都特别爱看香港电影。 [8]
迟尉荣还有一个爱好：旅游。因此，他这时对工厂动辄要学生参加厂里的劳动很不以为然，故鼓动学生出去玩，强调“人生不在世上这走走，那儿玩玩，死了多冤啊”。为了带领同学集体去玩，他先和D市医学院联系好，说是带学生去实习，实际上是带同学去L市、D市游玩。他为此专门向学生们介绍L市、D市如何如何好，推动学生集体向厂里争取。这次出游，迟尉让同学们非常开心，白天游山观水，晚上跳舞。故此行实现之后，学生们更愿意跟着他多跑几个地方。因此他又马上着手和北京的单位联系，准备继续带学生去北京“学习”。 [9]
不过，迟尉荣其实已经在打算逃离这个让他感到痛苦的工厂了，他决心要彻底离开A市，离开自己的家，想要换一个好的环境，从头干起。为此，他又想到了×××矿，并偷偷地给那边认识的人写了信去，询问有没有可能再回到那里去工作。同时，他乘着团总支把他派去帮助某公社办学校的机会，将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迁出工厂去了，并且把团的关系也起了出来。
1960年春天，迟尉荣和另外两个对厂里工作环境不满的同事开始密谋一起到外地去找合适的工作。他主张去广东，称那边矿山多，而在像×××矿等矿山工作，挣钱也多，那边矿务局里还有同学在，可以帮助介绍。另外两个同事，一个主张去新疆，因为听说新疆劳动力缺乏，好找工作；一个听说西安一带缺电工，懂点电工基础就可以弄个三级工。可是弄到最后，另外两人都打了退堂鼓，不是爱人不同意，就是母亲死活不让走。恰好×××矿方面来了信，同意接收他到矿工作，于是他便横下一条心自己走路了。
要到南方去，交通、食宿样样都需要钱，而迟尉荣恰恰最缺的就是钱。在带同学去D市一周“学习”回来结伙食账时，D市医学院来信通知伙食费206元，迟尉误看成266元，故从厂里领取了266元寄给了D市方面，D市方面很快退回了59.4元（扣了0.6元邮汇费）。迟尉荣正好缺钱用，犹豫再三，没有将这笔钱上交，而是贪污留用了。
由D市回来后，因为准备去北京再跑一趟，所以D市之行省下来的三四百斤粮票，迟尉也没有交回厂里。后来厂部不允许他和北京联系，即不同意学生们再外出，这部分粮票便留在迟尉的手里了。他用这部分粮票帮助学生解决了一些粮食困难，但最后还剩下一百多斤， [10] 他也正好留下用做南下路上之用了。
要南下去找工作，迟尉荣的钱当然不够用。因此他走之前，不得不开口向不少同事，甚至向符秀梅和另两个女同学借了几十元钱。
1960年10月15日，迟尉荣买了17日晚11点由A市到广东韶关的火车票。他的计划是：“先到北京冶金工业部要求另行分配，不行再找到中南钨矿局要求分配工作，这不行实在没有办法，再回到×××矿工作。” [11]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头一天，他意外地得到通知，厂部要他17日到厂“三反”学习小组参加学习集训。
1960年的“三反”运动，和1951年的“三反”运动一样，也是以反贪污为主要斗争内容的。迟尉荣当然知道厂部点名叫他去参加“三反”学习小组集训，意味着什么。他贪污了公款和粮票，自然“做贼心虚”，吓得连宿舍也不敢回去了。他一方面悄悄叫两位女同学帮他收拾宿舍里的东西，把没用的烧掉，其他送到火车站交给他； [12] 另一方面急急忙忙跑到学校，乘学校管公章的吴老师中午不在，撬开抽屉，私拿了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三张和两张盖有公章的信纸，以便于南下之需。 [13] 17日晚上，他甚至不敢等11点的车，直接和女朋友上了7点多的火车就走了。女朋友送他到J市后回了A市。他到了北京后因实在想女友，又打电报要对方请假到北京。迟尉陪着女友在北京、天津玩了一圈，又把她送到山海关，然后才回过头去办自己的事情。 [14]
迟尉荣按计划先在北京找到冶金部相关部门，想要部里帮助他重新分配工作。想不到，部里根本不管工作分配，要他去找原毕业学校或原矿务局解决问题。迟尉不得不继续南下，先到了广州，找到中南矿务局人事科。对方表示必须和迟尉所在厂联系后，才能研究他的再分配问题。迟尉很清楚，矿务局若联系了玻璃厂，恐怕“不但不给分配，还得给送回去，连×××矿都去不上了”。所以，他再也不敢进矿务局的大门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一度产生了逃去香港的想法。
但是，去香港是需要合法手续的。没有手续，就必须偷渡，而偷渡要花七八十元钱。而一路下来，他已经“没有钱了，就是有钱了，上哪找人给偷渡呢”？迟尉荣为了偷渡去香港的事情在广州停留了多天，并为了钱的事情给厂里关系较密切的同事去过信，一边抱怨，一边试探得到钱的可能性。最后都没有结果。不得已，迟尉荣还是返回韶关，转经Q省G市，去了×××矿。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到矿上没几天，就赶上困难时期人员大精减政策的推行。矿上所有1960年来矿工作的人，一律被要求精简。 [15] 迟尉荣自然也不可能在矿上找到工作了。
轻松过关
迟尉荣1960年10月17日不告而别，19日，厂党支部就向区委“三反”运动办公室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得出了迟尉“畏罪潜逃”的结论。
报告称：“正当我厂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学习阶段，被怀疑对象——迟尉荣，系我厂技工学校专职教员，自五八年七月份入厂以来，一贯表现投机取巧，占用学生粮票。根据群众揭发检举材料和组织所掌握的情况，该人确有贪污盗窃行为。因此，这次三反运动中组织（将其）做为重点对象。但是该人在运动之前早有所思。工作不安心，曾屡次向组织递书面申请，要求调转到外地工作。日常表现不良，对组织不满（并有其他问题）。借（值）此运动开始，（他）大为惊慌，于本月17日下午当组织通知其集中学习当天晚上，不见其踪影。于次日组织派人分别到其家中和亲属（处）寻觅，均言不知。他原在厂内住宿，当天夜未归宿。据说，该人户口和行李已事先迁走。据此情况，我们估计该人有畏罪逃跑的可能。” [16]
三周后，由厂保卫股负责的对迟尉荣的调查取得了一些线索，举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即：
（1）“自一九五八年入厂任职期间，工作一贯消极，与领导对立，并经常和F市一同学（矿务局矿灯厂教员）通往信件，对社会不满，恶毒的攻击我党，对党的方针、政策采取对立的态度。例如：今年领学生参加劳动时，该人乘有个别学生不愿参加劳动之机会，煽动学生起来罢课。”
（2）“该人常与盗窃分子勾串，59年原化工玻璃厂技校学生符秀梅盗窃之一切物品，该人予以窝藏。”
（3）“58年至60年期间，该人领学生到D市旅行及多次到农村劳动中，利用职权之便，大肆进行贪污粮票，先后共计220余斤。在三反运动前夕，该人不但不进行坦白交待，而且扬言个人无有问题，当组织让他集中学习时，却畏罪潜逃。”
据此，厂保卫股申请向公安机关要求拘捕迟尉荣，称根据上述情况，已向区委“三反”办公室作了请示，区委已指示组织人员立即找回该人。“近接公安二处通知，该人现逃避于广州，并有逃往海外之可能。据上述事实，特请示分局批示归案拘留。” [17]
但是，A市公安机关尚未批准拘捕迟尉荣之际，迟尉却用最后十几元钱，靠假介绍信买了一张半价的学生票，自己从Q省G市乘火车于1960年12月6日返回厂里来了。其问题的性质，也因此开始出现了峰回路转的情况。
迟尉荣一回厂，就被厂保卫股关到一间地下室看管起来，勒令其交待问题。迟尉自知问题严重，也无法可想，因此身处矮檐下的他十分配合，主动交待了多占粮票问题和厂方原本并不了解的D市医学院退款问题。由于“三反”运动中厂里查出的贪污案件不少，迟尉贪污59.4元和200余斤粮票的案子实在太小，保卫股原来上报的其他两个疑点都还只是捕风捉影，够上不立案的条件，因此，厂部很快就解除了对迟尉的看管，把迟尉放到一车间去做普通工人，交车间主任和几名工人骨干“监督控制”，以示惩罚。几个月之后，厂方在1961年8月底对迟尉贪污一案做了结论。结论中连迟尉跑去南方一事和曾有偷渡意愿一事都没有提及。厂方指认的问题仅为两项：
（1）“59年5月D市医学院退回多邮去的技校学生D市旅游之伙食费59.40元，该人没退还学生，而自己私自用了。”
（2）“59年五一节技校学生去D市旅行共收粮票1100斤左右，实际用560斤，在60年退还给学生300斤左右，剩下240斤左右，被该人贪污了。”
结论称：迟尉荣虽畏罪潜逃，但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之下，经过组织的耐心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主动向组织上交待了问题。通过了解，该人的交待和组织上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其本人亦有改过之表现，决心退回全部赃款。因此，厂“三反”运动办公室“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认定）该人属于一般贪污行为，不给予任何处分”。 [18]
破罐破摔
迟尉荣并没有从这次涉险经历中取得教训。不仅如此，迟尉一直自视较高，不仅想去更好的单位，而且还想考大学，进一步改变身份。他在技校工作之所以不安心，包括抗拒领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自认为在这个工厂得不到重视，被大材小用。刚回厂时，他就知道领导对他的看法“是没个好了”。但因为多少还抱点希望，因此还主动配合厂里调查，就是指望着能保住自己的教师身份，至少还能做技术工作。如今一下子被降为普通工人，从一个技术员变成了每天一身臭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的烧炉工，其内心之难以接受，可想而知。
而恰好在这段时间里，迟尉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他由技术员降为普通工人，工资水平大大降低了，父亲的去世又使家里减少了一笔收入。虽然其父的病和丧葬工厂帮助了几十元钱，事后还把他的妹妹吸收到厂里来，以解决其家庭生活困难，但他到底看不到任何希望。
迟尉荣的父亲也是中学毕业，做过小学教师、洋行会计和国民党政府区公所的事务员。解放后失业，赶过几年胶轮运煤车，后来有了个机会，又进了一家工厂做会计。 [19] 父亲解放前后命运转折，特别是解放后家庭条件一落千丈，生活困难，以致四十几岁即告病亡的这种情况，也让迟尉荣很难接受。家中的变故，加上自己颜面不再，导致他开始破罐破摔了。
迟尉荣原本就喜欢吃喝玩乐，这个时候更是变本加厉地靠吃喝玩乐来消解内心的失落感。他常常公开讲：“只有傻瓜才用痛苦来折磨自己。” [20] 在技校时，老师们通常有自己的工作和追求，迟尉很难和同事一起玩乐，因此他多半都是和喜欢玩的学生混在一起。到车间后，青年工人当中不少原本下班后就无所事事，熟悉各种娱乐场所的迟尉荣来到他们中间，自然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一车间的不少青工很快就与迟尉成了好朋友，大家开始成群结伙地郊游、照相、打扑克、看电影、下馆子。一群人吆三喝四，四处张扬，有时还会冒充干部、工程师，或某高干的儿子，以显示身份地位之不同，以博一乐。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过去风靡于青年之中的跳舞热被当局叫停，公开开办舞会、提供舞场不大可能了，但青年人对跳舞的热情和向往依旧，而迟尉荣依旧会拉着大家跳舞。他的舞技也颇让许多青工着迷，青工们都愿意找机会跟迟尉学跳舞。用他朋友的话来说：不管他做了什么坏事情，他就是招人喜欢，不少人始终对他有较好的印象。 [21]
在那个年代，吃喝玩乐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根本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享受。光是上街喝酒，每次都要花上五六元钱。而当时每个刚刚出徒的青工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一个月里出两三次钱，就要有十元左右的开销了。迟尉荣是领头的，又是各种活动的倡议者，他出钱的场合自然更多。原本经济上就困难得不得了，还要在这方面大把花钱，他也就难免有揭不开锅的时候。
1962年1月16日，好友尹铭德领了工资和保健的钱总共52.4元没有存进储蓄所。第二天上午，尹不在宿舍，宿舍门和抽屉都被撬了，尹的钱不翼而飞。事后，保卫股追查分析，认定迟尉荣的嫌疑最大。迟尉矢口否认，大呼冤枉，甚至写了遗书，决心以死表示抗议。但在公安人员来厂后，经保卫股反复逼问，他最后还是被迫承认是自己所为，交还了40元，余款随后由厂财务从其后一个月的工资中扣还给了尹。 [22]
迟尉荣到车间当工人后，因为在青工中威望很高，拉帮结伙，直接影响到工人和厂及车间领导之间的关系。如厂职工食堂一向办得不好，主食花样少，且常常没有副食提供，工人们一直有意见。但过去工人很少，也不敢提意见。迟尉来后，很快就有工人给食堂贴大字报，批评厂方给工人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合理，管理一塌糊涂，弄得厂方十分被动。车间党、团及行政管理方面都认为是迟尉荣在背后怂恿，因而对迟尉深感厌恶。保卫股随即抓住迟尉这次的偷盗行为，于1962年4月13日填报刑事犯罪表，向厂部申请，要求将迟尉移送公安局，对迟尉做出刑事处分。报告称：
迟尉荣“1960年贪污学生粮票，逃跑广东，盗窃，挣钱不多，经常大吃大喝，拉拢落后分子，对党对人民不满，曾和朋友信来信往，蔑视我党。在学校当教员中经常用校报形式散布自己言行。和尹铭德二人比较密切，去年搞落后小集团，对领导不满，鼓吹挑拨，经常去娱乐场所游逛”。 [23]
由于保卫股所举材料太过单薄，厂部没有批准转报公安局，此事遂暂时放下了。但保卫股仍旧认定迟尉荣是小偷。而这一年里，又两度有人报告说看到迟尉有偷窃行为。一次是撬互助金保管人的抽屉，因被车间团支部书记碰上未果；一次是宿舍蔡某丢了32尺布，有人亲眼看见迟尉往腰里塞布的情况，因无法证实，迟尉本人亦不承认，未能定案。
与此同时，1963年新年后，几个单身男女青工找迟尉玩，迟尉即教他们跳起舞来，一直跳到半夜两点多。之后男男女女几个人跑到楼上女工宿舍去睡觉，男女互相压在一起，还发生了已婚女工与迟尉荣“亲嘴”的“不正当关系”。因为此举发生在厂内，自然受到厂保卫股的干预和批评。迟尉打哈哈解释说，过节厂里不组织舞会，还不兴工人自己组织舞会啊？不久之后，在春节期间，因为在宿舍不能聚会了，迟尉和几个青工晚上干脆跑到某工友家里去打扑克，最后又是男女同宿过的夜。 [24]
工厂中男女工人之间本来就容易出问题，迟尉荣和一群青工在一起，男男女女打打闹闹，甚至睡在一起，自然就更容易弄出偷情之类的事情来。迟尉虽然并没有领着工人“群奸群宿”，但如此热闹之后，也确实发生了个别男女青工事后私下性关系出轨的情况。这让保卫股，包括厂领导都极度难堪和气愤。保卫股长期以来因为技校和厂里频频发生失窃事件，破案工作跟不上，头疼不已。迟尉荣的事情出来后，自然就把眼睛盯在迟尉荣的身上，相信过去发生在技校或厂里的各种窃案，很可能都是迟尉荣所为。
经过反复研究，在厂部指导下，保卫股再度填报了要求对迟尉进行“劳动教养”的登记表，全面梳理了可以认定的迟尉的犯罪行为。其上报的内容主要如下：
该人在我厂技校期间，以关心学生为名，和一些女学生较为密切，当时即和女学生一起睡过觉，搞不正当关系，其中特别是和学生符秀梅的关系更为密切，二人进行过通奸，严重影响了校内秩序。
该人曾通过烧毁单据等手法，贪污学生去D市的粮票240斤和现款59.4元。
该人压制学生提意见，破坏整风运动的进行，虽经组织做了撤销其团支部职务的处分，却死不改悔。
该人1962年撬锁偷窃了尹铭德现款59.89元，事后百般抵赖，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承认了犯罪行为。
该人于1963年新年和春节期间，组织在宿舍跳舞，进行流氓群宿活动，破坏了集体宿舍的规章制度，影响极坏。而跳舞到深夜后，迟尉还和男女四人群宿，某女睡在迟尉的身上，某女躺在某男的大腿上，某女还和迟尉“亲嘴”，搞不正当的关系。 [25]
除上述申报内容外，保卫股还整理了其他可能与迟尉有联系的犯罪嫌疑材料报了上去。其中涉及迟尉的窃案嫌疑有：
（1）1960年尹铭德在宿舍丢失手表后，尹曾亲眼看到迟尉荣戴了一块表（迟尉从来没有戴过手表），迟尉辩解说是几个同学合伙买的。后又有人看到符秀梅也戴过一块表，符解释说是迟尉老师给的，是迟尉老师和几个同学合买的。分析起来，尹的表应该是迟尉偷去的。
（2）1961年新年晚上迟尉上夜班，该组三名女工当晚也上班，但他们白天拿到的工资放在衣柜里，却在当夜被人撬开窃走。从时间上分析，80%以上是迟尉荣干的。
（3）同年一车间工具库丢失四件工作服，当时迟尉亦在车间替班，从分析怀疑上看，应该是迟尉荣干的。
（4）1962年春，负责保管互助金的曲某丢失互助金若干元，从当时情况和迟尉作案规律来看，70%是迟尉荣干的。
（5）同年夏，单独宿舍杨某丢了一条毯子，当天早晨迟尉刚好下班在宿舍，从分析看来，90%是迟尉荣干的。
保卫股的分析处理意见是：
（1）该人在技校期间就和学生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玩弄女性，以洗相片为名和几个女学生同床睡觉，并和学生符秀梅通奸数次，严重影响了师生关系。在“三反”运动中还犯有严重贪污行为，本应忠诚老实地交待问题，但却畏罪潜逃，回厂后虽交待了贪污问题，其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却仍在作怪。
（2）该人在宿舍偷盗，造成职工精神恍惚，工作精力不集中，对工厂治安形成了严重威胁。
（3）该人拉帮结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化败坏车间青年，造成一车间青年团工作一年多来无法正常开展，青年普遍工作消极，思想落后，对团组织工作影响极坏。
鉴于该人屡教不改，“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规定，决定送劳动教养”。 [26]
该报告和申请得到了厂部的批准，却未能获得市公安部门的批准。迟尉荣又逃过一劫。
自谋财路
无论厂保卫股的怀疑是否确实，迟尉荣在厂内有偷盗行为已经被厂方认定了。迟尉当然知道这样下去的害处。尽管有好友证实，迟尉荣并不认为偷窃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公开讲过：“人太穷了，不偷怎么办。”但是，这并不等于迟尉认可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他在日记上曾特别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奸、懒、馋、滑、坏，偷、摸、拐、骗、崩。”他很清楚，人学坏是由自身的一些坏毛病促成的，而一旦走上偷摸拐骗的道路，总有一天会走到被枪毙的那一步的。 [27] 因此，他并不希望自己再犯类似的错误。
因为厂里把他看成是破坏单身宿舍规章制度的始作俑者，为避嫌，也为避免再和厂里频繁出现的偷窃事件扯不清关系，迟尉在1963年春节后就搬回家去住了。回家后，迟尉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缺钱的问题，于是，他和自己的亲戚，以及街道上一些在社会上混日子的“盲流”，或因太穷而到处想方设法找门路求财的工人走到了一起，逐渐干起了倒买倒卖和长途贩运的勾当。
他先是和几个人一起倒卖粮票、布票，也到车站去贩卖过香烟，包括向从小一起长大的劳教分子许诺可以帮其办工作证，以此从劳教分子处借过钱和粮票。后经叔伯姐姐介绍，又和山东“盲流”王鹤亭等人做起了倒卖废铜的事情。王长期做贩卖青菜和花生的营生，比较懂得做生意的窍门。迟尉便拜王为师，为居无定所的王提供住处，包括把王偷偷弄到厂里去住。通过这种办法，他们结合在一起，先是在A市找那些收废品的，或是从专偷厂里铜件的人手里收购“废铜”，然后坐火车运到H省或E省等地去出售。因为两地买卖废铜一斤有0.5——1元的差价，因此一次带去三四十斤，就能有二三十元的收益。迟尉荣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之后每逢上夜班时，就到处跑着去收废铜，然后乘周休时坐火车北上贩卖。
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并不允许私人贩卖。长途贩运也好，买卖废铜也好，都被定为违法犯罪。因此，迟尉荣等每次也都只能小心翼翼，东躲西藏。即使这样，有时还是难免会被工商查扣。一旦被工商部门检查人员发现，他们就只好丢掉东西走人。故跑一次平均下来，他们每人其实也只能挣几元到十几元钱。
终于，到1965年5月18日，迟尉荣不知道王鹤亭因“盲流”贩私，已经被公安机关收容拘留，准备遣送回乡。在等不到王的情况下，他一个人用全部新发下来的工资，在A市买了四十几斤铜件，拿到E省E县去贩卖。不料，在贩铜时被当地工商部门政治处市场管理所连人带铜一并查扣了。因为他卖的所谓“废铜”多半是机械零件，加上那时厂里正在搞“四清”运动，迟尉不敢讲出自己的真名，硬着头皮编了一个假名，跟对方说自己是×××矿的见习技术员，回A市探亲，废铜是父亲收废品所得，因听说E省收购废铜，父亲叫他利用假期过来卖，以贴补家用，因此就跑到这里来卖了。
他在“承认书”中写道：“自己确实不知道不应该卖，所以才来的。另一方面，自己考虑这些废旧物资大部分是父亲几年拣来的，放着也是放着，不如卖掉好，所以便拿到这里收购站来卖了。”现在自己知道这是不对的了，“回去后一定劝阻父亲不要拣些国家暂不收购的东西，不应搅乱市场的管理，自己也要认真学习，提高觉悟，回去好好工作”。 [28]
因为市场管理所不具有扣押私贩人员的权力，只能扣押违规贩卖的物品，因此，迟尉荣在认错交待后便被放回了。管理所进一步按照他提供的人名、地址去函A市和×××钨矿相关机构查询时，自然发现基本信息都是假的。该所最后只好将迟尉这次带去的废铜，连同从他身上查出的人民币，总共76元（给迟尉留了5元做车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了。 [29]
这一次迟尉荣损失惨重，全部工资都买了废铜，回来后一文不名，家里吃饭都没钱了。不得已，他只好把舅父存在家的自行车擅自卖了，花很少一点钱买了一块旧卡马表，把剩下的钱交给家里做生活费，然后骗舅父说拿自行车换手表了。 [30]
全厂批斗
迟尉荣的大多数问题，这时都还是经济上的小偷小摸和生活上的吃喝玩乐。其几度逃脱了被判刑或劳教的危险，也都是因为多年来厂里基本上还都是把他的问题看成是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然而，1965年A市厂矿企业已开始进行“四清”运动。与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不同，城市厂矿中“四清”运动的斗争任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市里派出的工作队直接驻厂进行清查，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干部，而是指向工人，工作队的基本工作就是在厂长、党总支的帮助下，清查厂里工人中的“牛鬼蛇神”。迟尉荣的问题自然早就成了工作队调查的重点之一。
按照“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的观点来调查迟尉荣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查他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了。工作队很快就发现了迟尉对社会明显抵触，甚至是怀有不满的情绪。
其实，还在被免去团支书之后不久，迟尉荣就有过可以划为“反动”的政治言论了。比如，他原本是对厂里党政领导的不满，抱怨时却常讲出些对共产党和新社会不满的话。还在1960年离厂前后，因为被整、被关和被贬去当工人，他就不止一次地当着学生和工友的面抱怨过，说：“这叫什么共产党，还说共产党好呢！” [31]
因为思想上对厂方处理极度抵触，在社会上又无路可寻，他抱着一种“苟且偷生”的屈辱感，越来越多地开始比较各种观点，尤其容易同情对现实政治具有批评性的言论。他收听过台湾的《自由之声》的电台广播，并津津乐道于批评大陆缺吃少穿、商品短缺的讥讽节目。他看《参考消息》，注意到西方国家人民可以反总统，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自由的一面。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资料集”，他对某“右派”讽刺新社会官僚制度的对联极感兴趣，到处转述：“大人大人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给玉皇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下十八层地狱替小鬼挖煤。”
在工人中间，迟尉无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有文化，表现很豪爽大方，很会交朋友，因此，许多工友都愿意和他交往，并不在意他自身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对工友们的问题也从来是有问必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如有工友对市场上没有东西卖很不满，问：现在商店根本就是陈列馆，为啥报纸上不报呢？他回答说：“右派分子不是说了吗，共产党的报纸不就是报喜不报忧么？”
有工友对社会上到处都是不讲真话的政治宣传感到不解，问：是不是哪个朝代都是这样，都为自己做宣传？他回答说：一切宣传都是为当政者的统治服务的，各讲各的理。比如，解放前国民党在A市大街墙上到处书写“杀猪拔毛”的标语，就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的。咱们今天说别的国家是统治，咱们国家就是领导，其实统治和领导有什么区别？共产党领导中国，不就是统治中国吗？ [32]
迟尉荣姑父的儿子在香港，他比较清楚香港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像姑父的儿子刚一从学校毕业就拿三百九十元港币的薪水。姑父的哥哥死了，办丧事就花了两千多港币，亲戚朋友就送了一千六百多元。因此，他不仅不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如何水深火热的政治宣传，而且在思想深处很羡慕所谓的“自由世界”。他私底下经常和亲近的工友讲，香港的生活怎样怎样好，吃饭不要粮票，买衣服不收布票；美国纽约大街上的楼房有多高，美国的胶鞋质量有多好。说我们吃饭还要限量，而且买啥没啥，现在辛辛苦苦地还在追求什么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四大件。在西方和香港，汽车早就代替了自行车，电视机早就代替了收音机，电动缝纫机早就代替了脚踏缝纫机。说西方国家中言论怎样自由，不受限制，在美国公开骂总统都行；在中国，到处都是“便衣”，老百姓能讲政府坏话么？ [33]
对政治思想高度敏感的工作队早就发现了迟尉荣这方面的问题，但最初因为厂里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和动辄与厂领导唱反调的人物，远比迟尉荣更重要，因此一时完全没有顾上理睬他。但“文革”意外开始后，厂内一些受压制、被打击的基层干部和工人受到“造反有理”的革命浪潮推动，闻风而起，开始写大字报，矛头直指厂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党政领导人和维护厂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在这种情况下，厂党总支和工作队也不甘示弱，先是把带头写大字报的张某某打成“反革命分子”，然后利用工作队“四清”以来整理的各种黑材料，组织党团骨干，以揭发批判的名义，大贴大字报，揭出诸多干部工人不为人所知的问题，一下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下层，从而使工作队得以重新集中整治那些“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分子。 [34]
在这种情况下，厂里各种揭发批判基层干部工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工作队此前调查整理的个人隐私和案底大批地被公布了出来，有心造反者人人自危，部分急于想脱身的人，也赶快站出来揭发检举，转移矛头。迟尉荣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公开出来，成为厂里群众“批判斗争”的对象的。一时间，各种揭批迟尉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工作队组织的各种批斗会，都会把迟尉荣拖到台上，按脑袋、扯衣服、拽膀子，迫使其低头弓腰，接受批判者慷慨激昂的批判和斥骂。 [35]
7月中旬，工作队更整理出迟尉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正式提交党总支会议讨论。材料归纳迟尉的问题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党中央、毛主席恶毒攻击和诽谤。
（二）积极筹备经费，企图投敌叛国。
（三）收听敌台广播，极力吹捧右派言论，进行造谣污蔑，大肆宣扬香港和美国生活方式，对现实极端不满，梦想变天。
（四）品德败坏，追求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宣扬资产阶级余毒，借机腐蚀青年。
（五）不顾国法，横行厂内外，为非作歹，冒充国家干部，扰乱社会治安。
（六）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窝藏坏人。
材料提出：“根据中央对专政对象规定精神，（迟尉荣）为专政对象六种人第五种为思想反动分子。为教育本人，提高群众觉悟，挽回该人在群众中给党造成的损失，我们意见，提交群众斗争，斗倒斗臭。” [36]
经党总支会议最后决定，迟尉荣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因此和其他厂内反动分子一道，成了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头一批被定性的社会敌人。 [37]
问题起底
迟尉荣的问题到底有多少？从厂里1966年6——7月集中调查取证和群众揭发检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迟尉的问题基本上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不满领导，思想消极，言论落后。比如迟尉经常把领导对他与学生恋爱的干预、批评和处分等，看成是有意整他。认为领导喜欢的都是溜须拍马之辈，谁当领导都是要管人，要统治的，要为自己宣传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如此。认为中国内地不如香港，不如西欧和美国，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困难，而且不自由。
二是生活大手大脚，吃喝玩乐，男女关系不检点。许多人都举出迟尉喜欢吃喝玩乐、泡“马子”（指不正经女人）、交损友的例子，并且对迟尉与女学生符秀梅谈恋爱出双入对，在厂同居和当众举动过分亲密有看法。特别是迟尉在技校和在车间工作时，经常与男女学生或男女青工群宿，甚至男女同卧一床一被，搂搂抱抱，受到揭批最多。 [38]
三是偷摸拐骗，作风不正。揭发迟尉荣有偷摸拐骗行为的，有迟尉的学生李凤仪和迟尉的好友尹铭德。据李凤仪揭发，迟尉在1960年南下广州前，曾拐骗五六个学生的钱，“多者二十元，少的十元”。 [39] 尹铭德则揭发，他和迟尉在1961年乘帮助卸车之机，合伙偷了好几筐土豆和地瓜；迟尉在1962年1月17日偷了他刚刚拿到的全月工资和保健费。 [40] 李彦俊揭发，迟尉不仅倒卖国家禁售的铜，而且往返A市、H市经常不买车票，用旧票把检票孔补上后当新票用。 [41]
所有出来揭发检举迟尉荣的学生和工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迟尉的路子广，在社会上有人缘，一般人见都没见过的香港、台湾的邮票和侨汇券，他都能搞到。A市“东北”“民族”“群众”“新光”“光陆”等电影院，红光剧场、建筑公司俱乐部以及工人文化宫等舞场，迟尉都认识很多人，因此这些地方的电影票、剧票和舞票，他没有弄不到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和活动在这些场所的一些流氓团伙都拐弯抹角地有点认识，能够搭得上话，知道什么团伙在什么场所活动。而他所生长的环境，包括居住的街道，就有这样的亲戚和朋友，不少人就和这些团伙有扯不清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团伙的人“我都认识，就连他们现在作什么，哪个什么时候被捕过，我都知道”。 [42]
如迟尉荣的一个发小王洪才，就是一个惯偷。迟尉荣读中专，他就进了工读学校。但迟尉从来不回避和讨厌他，相反，每次王出来，迟尉还会和他一起去舞厅玩，并向他借钱来花。 [43]
迟尉的另一个邻居王洪发，也是偷东西。先是因偷舅舅手表被××区公安局拘留七天，放回后开始四处游荡，到处偷窃，接连被抓。而他抓了跑，跑了抓，连续几年，最终被判刑入狱劳改。而他也是和迟尉家兄弟很熟悉，迟尉的弟弟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也学会了偷东西，并因为偷东西在1963年被公安局拘起来过。 [44]
迟尉的叔伯姐姐和迟尉住在同一条街上，其丈夫也是迟尉的同事。也是因为穷，和山东来的“盲流”王鹤亭伙在一起做贩卖花生的生意。丈夫因为要上班，迟尉的这个叔伯姐姐就和王到歪头山去贩花生来私卖。跑了一个月，两个人就好上了。迟尉荣加入他们，一起贩铜后，两个人已经弄成了婚外情，孩子也不要了，一连几次被丈夫接回去就跑，最后只好离婚了事。 [45]
事实上，从大量揭发检举和证实材料可以看出，迟尉荣的种种问题，大多与当时A市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像××区这样的工厂区，很多工人和城市贫民收入微薄，许多家庭吃饭穿衣都很拮据，谋生手段又受到太多限制，不可避免造成流氓偷窃、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活动盛行；另一方面，社会上消费享乐的条件固然已经被极度压缩，但那个年代里电影院、剧院、俱乐部以及百货公司等周围之所以会存在流氓团伙，正是因为那些场合还有着能够对人产生诱惑的消费和享乐刺激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场合里才会有不少所谓“马子”听凭男人勾引，以便从前来消费和享乐的男人手里获取一些钱财。只不过，根据证实材料可知，这些女人出卖一次色相，多半也只能换取区区半斤粮票或五毛钱。 [46] 当时A市底层社会生活水准之低，由此可想而知。
一方面，相当部分底层工人、贫民生活水准很低；另一方面，社会贫富、等级和各种物质待遇或享受的差距明显存在，从而也就为迟尉荣的“堕落”打下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事实上，从厂方外调得来的×××矿当年就迟尉荣六人拒不服从工作分配离职回家的公函中，就可以看出，迟尉荣等年轻人走向“堕落”，确有当时社会影响的作用。在他们那样一种思想基础上，日后是否会走向“堕落”根本上只是一个时机、条件和环境的问题。任何条件、环境的不适应或诱惑，都可能使他们走上类似迟尉荣所走的这条道路。
该函是这样说明此六人当时的态度和表现的：
陈××等六同志自1957年8月17日从冶金部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彩矿班毕业分配来矿，于9月6日到达，于10月14日先后申请离职回家，一个多月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住招待所玩、打球，和无理取闹。经再三说服教育，除陈××先后上过五天班外，其他崔××、吴××两人先后只上过三天班，唐希贤仅上过一天班，迟尉荣、赵××两人连一天班也没有上。
这六名学生到矿后，组织上考虑到他们是东北人，初到南方在生活习惯上的困难，因此在各方面都给予了较多的帮助和照顾，能解决的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说没有带衣服，答应多发给他们一些布票；说没有钱，立即批准借支；说身体不好，立即介绍到医院进行检查透视，并告诉他们，如果身体真正不好，经医师证明，在分配工作时，可做适当照顾；说生活不习惯，准许他们先到区观看一段时间，待稍习惯后再正式工作。总之，凡是能照顾的我们都尽量的照顾了。但他们仍然一再的无理取闹，不服从分配，不愿到坑内去参加体力劳动，盲目的叫喊自己身体不好，住在招待所散布不良空气，无中生有的说我矿矽肺病如何严重，并谩骂原学校组织与政府是“骗子”，他们是被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抱着对党、对他们本人负责的态度，分别由矿长、党委书记、干部科负责同志进行过无数次的谈话，企图挽留，但他们仍然不顾国务院与冶金工业部的规定，没有任何理由的要求不进矿，不参加体力劳动，并提出很多客观上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来为难组织。如害怕矽肺，他们要求每人发给一套防毒面具才进矿，否则就不肯留在本矿工作，要回家，或回学校找教员算账。在无法挽留的情况下，经我矿请示局，没有同意他们回校，批准了他们本人离职回家，自己找工作的申请，并按规定发给了他们至家的旅差费。 [47]
“戴帽”定性
揭发迟尉荣的大字报是尹铭德1966年6月贴出来的，这之后工作队即把突击调查迟尉荣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保卫股。保卫股马上把所有与迟尉有过来往的学生、工人都找去单独谈话，交待政策，说明利害关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老实坦白交待所知道的迟尉荣的一切反动言行和犯罪事实，不许有丝毫保留和包庇。
在整理出一堆揭发证明材料之后，保卫股就通过厂部和工作队，组织工厂党团骨干，据此上纲上线，用大字报的形式炮轰迟尉荣。与此同时，保卫股一面接连把迟尉荣揪出来批斗或陪斗，一面一遍遍地对迟尉进行讯问。讯问者有的唱红脸，再三劝告迟尉把厂里一直没有破的各种盗窃案都交待出来，说什么：“就承认了吧，我知道你生活很困难，也不让你赔，全家依靠你，我们也不处分你。大家都是老同志了，你就相信我吧。”有的唱白脸，冲着迟尉大呼小叫，满嘴“三字经”，恶狠狠地斥骂说：“你小子是狡猾的，别跟我耍你那一套，你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不说能行吗？不说就治你，你想要进班房啊，随你。群众说你有，你就有，你赖得掉吗？”
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威胁。8月初批斗大会以抗拒为名将张××当场交公安机关，宣布逮捕法办。眼看着张被公安机关押走，迟尉荣不能不感到心惊肉跳。
大会刚一结束，迟尉又被车间组织的小会进行批斗，逼其承认和交待历次偷盗行为，而且是点名要他承认偷过尹铭德的手表、蔡××的32尺布料等等。迟尉荣自感不承认不行了，回到被看押的房间后，即要来纸和笔，极尽低三下四地写出了生平最谦卑不过的一份“悔过书”。
他写道：
敬爱的党、亲爱的全体职工同志：
我有罪，我要求组织上给我从严处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职工同志，我已经是一个罪人，自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组织上不但不马上处分我，群众不但不抛弃我，反而耐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帮助我，启发我，引导我。然而我还是顽固不化，和组织上闹对抗，态度不老实，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没有认识，抗拒运动，我是一个十足的罪人，应该得到法办。但今天听完张队长的报告，感动了我的心，通过对李建忠的宽大处理，使我更进一步相信党的方针政策是说了算数的。我今天从心里往外感谢党。敬爱的党，你比我的爹妈还亲，自己在爹妈面前有过错还要挨打挨骂，然而伟大的党你对我总是关怀无微不至。……七八年了，我没有和党说过知心话，这真好像七八年没有叫声爸爸、妈妈了。今天第一次又喊出了爸爸、妈妈，感到格外亲近。敬爱的党，我下边和你说上几句知心话，就是我要彻底坦白罪过。我过去错了，从严处理我吧，否则我心里会更难受的。
他承认自己1960年盗窃了尹铭德手表，1962年偷窃了蔡××32尺布料，并交待了1965年多次贩卖废铜投机倒把的情况。 [48]
但是，一直对厂里盗窃活动无可奈何的保卫股人员并不满足。他们乘胜追击，又举出一件又一件失窃案件，要迟尉荣承认是他所为。迟尉既然已经开了头，自然也不在乎多一件少一件了，因此，在新的认罪书里，他按照保卫股和揭批人指明的问题，又进行了补充。承认：1961年元旦偷了陈××放在床上的棉大衣一件，1962年9月偷了陶××宿舍里的一床被子，当年还偷了户××的一床毯子，还顺手牵羊在洗澡堂偷了一位同事上衣口袋里的4元钱，等等。 [49]
在揭批迟尉荣的盗窃行为取得重大进展后，负责审问迟尉的干部开始把迟尉的问题往政治问题上引，当面点出了迟尉的同事揭发出的迟尉的“反动言论”。迟尉于是又不得不开始承认自己思想上的“反动”。当然，迟尉知道政治问题远不比偷盗，弄不好会掉脑袋。因此，他还是极力在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了一些辩解。
比如，尹铭德揭发迟尉不让工人埋头苦干，说必须讲究方法，拍马屁的事不能干。他的解释是当时自己对组织不满，认为像自己这样就是累死了也不能得好，尹总说得学会溜须拍马，取得领导的信任，自己对这样做很反感，也反对尹用这种方法去靠近组织。
比如，尹铭德揭发他讲头可断、命可亡，决不能让真理降伏在暴力者的淫威之下。他解释说当时自己认为在玻璃厂没有道理可讲，讲这个话的目的就是不想屈服于厂领导的压力。
再比如，尹铭德揭发他讲国民党是统治，共产党也是统治。他解释说，自己只是讲一切制度宣传都是为统治者的，在国民党时期这些是为国民党服务的，在我们无产阶级统治时期，它们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50]
当讯问的干部把大部分揭发、检举和证实材料中提到的问题一一点醒给迟尉荣，并最后向他宣布政策之后，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政治言论上已经惹了大麻烦，要想取得从宽的处罚，必须来一个“竹筒倒豆子”不可了。
为了取得工作队和厂保卫股的同情，他一气写出了长达三十页的交待材料。他开篇先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说句老实话，自己从内心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反感的。尤其是党对我的关怀更是亲。自己生活有困难，党几次补助我，没钱买粮，补助我钱；父亲有病，没钱治，一次补助过我60元；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厂子用木料给做了一个；家中人口多，穿衣服有困难，党补助过我多次布票和棉布、棉花；粮食不够吃，给我议价粮。这些关怀自己不是不受感动，从内心也是感谢党的。但由于……自己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埋怨情绪大，往往由于不满一些领导而发出不满党的言论。……不论怎样，这些言论的出现，说明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造成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因此今天自己不但要全部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而且要进行批判，往纲上拉，往原则上拉，进行批判。
他随后把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分成几个方面做了交待说明。这包括：
（1）散布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
（2）传播和进行反动宣传；
（3）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
（4）散布右派分子言论。
同时，他还归纳了自己的其他几方面问题。包括“不安心工作，私自潜逃、叛国投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品德败坏，破坏制度，破坏治安”。对大字报上新揭发出来并把矛头指向他的偷盗事例，他又承认了七八件小偷小摸的问题，如换工作服时，把别人交来很新的上衣自己穿了；看电影时和几个青工顺手偷了影院边上商店里的11元钱大家花了；几个人在行政仓库里偷了几把扫帚、几个灯泡，在工会仓库偷过旧提琴和二胡、京胡；和一些工人在厂里偷过地瓜、土豆，在农场劳动时偷过稻子、麻袋；在厂图书馆与人合伙各偷过几本书；等等。 [51]
1966年9月间，群众斗争的这一波高潮告一段落，各种批斗会和直接针对迟尉的大字报都减少了。迟尉荣的精神压力减轻了许多。而这个时候，他对此前因害怕被打被判刑而做的种种不实的交待，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明显有些坐卧不安，担心工作队和厂领导会按照自己所做的极不准确的交待来给自己定案，因此，他几度试图向工作队和保卫股的干部讲述事实真相，修改前面的某些供述。
迟尉荣意图翻案的态度，使厂方极其不满。1966年10月19日，工作队和厂总支就迟尉荣的问题形成了最后的处理意见。报告完全没有提到迟尉的贪污盗窃问题，直接认定迟尉的问题主要为政治问题。这包括：（1）企图投敌叛国；（2）进行反动宣传；（3）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
工作队及厂总支据此做出的处理意见是：
根据该人上述错误事实，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群众批判后态度仍然极不老实，继续和群众对抗，会上承认，会后翻案，不低头认罪，无悔改表现，因此，经群众讨论决定，定为思想反动分子，戴上帽子，留厂监督劳动。 [52]
就在工作队和厂总支拟定迟尉荣定性及“戴帽”报告的当天，得知最后决定就要出台的迟尉荣，也急急忙忙写了一份申诉书。大意是说：
（1）技校校刊上那一首题为“勇敢”的诗，其实不是他写的。
（2）说我在日记上写“从今以后便开始偷、抢、骗”，这话不但没有写过，连说也没有说过。
（3）说他冒充国家干部，并不是他冒充，当时是其他工友说的，他还批评过那个工友。
（4）姑父是给过我侨汇券，这是亲属给的，为什么这也算他的罪恶？
（5）说他给高××去信叫她等待时机，并说“共产党是什么党”，这话他根本没说过。本来就是偷着走的，自己还顾不过来呢，叫她等待什么时机呢？
（6）说他说美国的球鞋好，说姑父由香港给他寄一双球鞋。其实那是上海出口的，他根本没有说这鞋是美国的。
（7）说他在运动中和反动分子订攻守同盟。没有这事。他希望别人帮他想一想有什么他没想到的问题没交待，这怎么算是订攻守同盟呢？
（8）说他对粮食政策不满，煽动人写大字报。他自己不知道煽动过谁写大字报了。食堂打架是因为排队加塞儿的问题引起的，和不满粮食政策毫无关系。
（9）说他吹捧蒋介石的政治手法高。他讲的是蒋怎样杀他哥哥，和蒋的出身，他说了蒋的手段卑鄙，这能算是吹捧蒋吗？
（10）说他积极筹备经费准备叛国投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1960年8月他接到×××矿的通知，允许其回矿工作，为此他准备了一部分工资并借了一部分钱，并不是准备叛国投敌。
（11）在厂内单身宿舍盗窃的问题是他自己给自己扣上的。在斗争会上和会后群众点、领导点，他都承认，原因是害怕挨斗，尤其是怕挨打。他根本就没有偷过尹××的手表，也没有偷过蔡××的布，也没有偷过陈××的大衣，也没有偷过陶××的被子和户××的毯子。事实上，只要查一下他上班的时间，了解一下32尺布他如何能塞进衣服里带走，看一看他供述中的明显矛盾，就会知道那些供述是不得已的、虚假的。
当然，迟尉荣也没有想要全部翻案。他在申诉信的最后写道：“除以上没有的，其他全部都有。” [53]
迟尉荣又一次走了狗屎运。他的问题刚刚被政治定性，“四清”工作队就因为执行了“反动路线”，错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包庇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被全部撤走了。厂里受到压制的干部工人立即群起成立造反组织，转过头来批判揪斗厂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抄没和销毁工作队制造的各种黑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迟尉荣的问题自然又被挂了起来，虽然厂里的一些人，包括保卫股和车间主任等旧的干部，都坚持工作队和厂总支此前的决议，拒不承认迟尉的各种政治权利，迟尉则跃跃欲试，想要为自己翻案。
他在1966年12月15日张贴出一张长达十四页的大字报，全面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保卫股和工作队干部诱供逼供的种种做法，强烈要求工作队回厂检查，并退回他被逼写下的各种检讨交待，销毁黑材料。 [54]
不过，迟尉荣已经没有可能改变这一生的命运了。因为无论哪一个造反派组织，都很难把迟尉荣这样有“劣迹”的人当成自己的同类。1968年底，造反组织成立的厂革委会再度调查了迟尉的问题，但当时未做出结论。而随着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布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迟尉荣，不可避免地又成了审查和打击的对象，并再度受到了批判。 [55]
由于本文所据档案文献，只有“一打三反”运动中对迟尉荣案的个人揭发证实材料，而无运动定案材料。在能够找到的当年该厂内的老人中，也多不记得迟尉荣其人后来的去向。因此，我们目前还无从判定迟尉荣的问题是否最终正式定案，更不清楚迟尉本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但可以想见的是，虽然迟尉荣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大概也难有咸鱼翻身之日了。
[1] 《××矿致中南钨矿局、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1957年10月29日，《迟尉荣档案》，《A市药用玻璃厂档案·保卫档案·贪污类》（全宗号2，档号15），无页码。（因所有文件均来自此档案，故以下只用《迟尉荣档案》，不再注明原出处。）
[2] 《代××证实材料》，1966年8月2日；《高××证实材料》，1966年7月13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 《窦××证实材料》，1966年7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 《王××证实材料》，1966年7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 《窦××证实材料》，1966年7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6] A市药用玻璃厂共青团总支委员会：《对迟尉荣团纪处分的报告》，1959年9月27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7] 《迟尉荣的反动言行》，1966年7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8] 《支××证实材料》，1966年7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9] 《那××证实材料》，1966年7月14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0] 厂方认为迟尉贪污的这批粮票有240斤左右。见《中共A市化工玻璃厂总支委员会对迟尉荣贪污问题的结论意见》，1961年8月3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1] 《迟尉荣交待材料》，无日期，《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2] 《高××证实材料》，1966年7月2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3] 《迟尉荣的贪污综合材料》，1961年8月13日；《吴××证实材料》，1966年7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4] 《符秀梅证实材料》，1966年8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5] 《迟尉荣交待材料》，无日期，《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6] 《中共A市化工玻璃厂支部关于对贪污盗窃分子——迟尉荣畏罪潜逃的报告》，1960年10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7] 《A市化工玻璃厂保卫股关于拘捕贪污分子迟尉荣畏罪潜逃的报告》，1960年11月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8] 《中共A市化工玻璃厂总支委员会对迟尉荣贪污问题的结论意见》，1961年8月3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9] 《抄录××坦白登记表》，1966年7月2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0] 《尹××揭发材料》，1966年6月18日，1970年5月2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1] 《尹铭德揭发材料》，1966年6月18日，1970年5月2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2] 同上引注，并见《A市药用玻璃厂保卫股对流氓盗窃分子迟尉荣的综合材料》，1963年3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3] 《A市药用玻璃厂刑嫌分子登记》，1962年4月13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4] 收发室收发员说迟尉等人是从大门走的，尹铭德多次回忆都说迟尉等是翻工厂墙出厂的。《温××证实材料》，1963年2月24日；《尹铭德证实材料》，1966年7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5] 《温××证实材料》，1963年2月23日；《于××证实材料》，1963年3月11日；《A市药用玻璃厂劳动教养对象登记表》，1963年3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6] 《A市药用玻璃厂保卫股对流氓盗窃分子迟尉荣的综合材料》，1963年4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7] 《车××证实材料》，1966年7月7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8] 《××承认书》，1965年5月18日；《E省E县×××市场管理所询问笔录》，1965年5月1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9] 《E省E县×××市场管理所市场违法行为处理书》，1965年6月2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0] 《迟尉荣交待材料》，1966年，《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1] 《高××证实材料》，1966年7月13日；《张××证实材料》，1966年7月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2] 《尹××揭发材料》，1966年7月19日，1968年12月1日，1970年5月28日；《王××证实材料》，1966年7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3] 《迟尉荣的反动言行》，1966年7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4]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转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4989.html。
[35] 《迟尉荣大字报抄录》，1966年12月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6] 《医药A市分公司工作队药用玻璃厂工作分队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迟尉荣的综合材料》，1966年7月29日。
[37] 《A市药用玻璃厂工作分队批斗对象审批呈报表》，1966年7月3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8] 《王××证实材料》，1963年3月11日；《高××证实材料》，1966年8月3日；等等，《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9] 《李××证实材料》，1966年7月2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0] 《尹××证实材料》，1966年8月1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1] 《李××证实材料》，1966年7月，《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2] 《杨××证实材料》，1966年7月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3] 《王××证实材料》，1966年8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4] 《王××证实材料》，1966年8月6日；《徐××证实材料》，1966年7月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5] 《王××交待材料》，1965年12月2日；《白××证实材料》，1965年12月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6] 《尹××证实材料》，1966年6月1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7] 《××矿致中南钨矿局、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1957年10月2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8] 《迟尉荣悔过书》，1966年8月，《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9] 《迟尉荣认罪书》，1966年8月13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0] 《迟尉荣认罪书补充交待》，1966年8月15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1] 《迟尉荣交待材料》，1966年8月下旬，《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2]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A市分公司四清工作队A市药用玻璃厂分队、A市药用玻璃厂总支委员会对思想反动分子迟尉荣处理报告》，1966年10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3] 《迟尉荣申诉材料》，1966年10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4] 《迟尉荣大字报抄录》，1966年12月15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5] 参见《尹××证实材料》，1968年12月1日，1970年5月28日；《马××证实材料》，1970年5月3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