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远东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据此，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了。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政府中过去同情中共的势力开始迅速遭到排斥和打击，扶蒋政策得到确立，这种情况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自然深感欣慰。
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就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六天，即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其具体步骤为：
一、各战区方面军应针对奸军之发展及实际状况、敌我态势、兵力等，划定清剿区域，指定有力正规部队及有剿匪经验之清剿指挥官统一指挥党政军及地方一切武力，巧妙策动伪军使与奸军火并，以利清剿进行，并限于四月底部署完成，实施具报。
二、各战区间应切实严密协同，相互策应，以防奸军流窜。
三、党政方面切实配合军事，使清剿工作易于进展，并随军事之进展，迅速恢复地方之组织，巩固政治基础。
四、极力宣传奸伪之暴行阴谋及力量之虚弱，形成有力之战斗，使达及盟军不受其欺骗煽惑，同时对政府建设民国之艰难伟大对民众宣传。
五、接近匪区及沦陷区之党政军各级阶层，应极力使之清廉，建树对民众信仰，以争取民众，进而建立防剿奸军阵线，使奸军无法立足。（一）各战区应分别限止缩小奸军活动区域，逐渐围困歼灭之；（二）阻止奸南窜，勿使南北合流，在黄河以北者勿使窜至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者，勿使窜至沿海；（三）在各地区及沿海者，勿使彼此合流，以期各个孤立乘其立足未稳时，立即进剿各个歼灭之；（四）各区应指定堵击部队及进剿部队，各指挥进剿部队与邻接区应不分畛域，紧密协同，积极进行清剿，均于七月底以前根绝之；（五）预料盟军可能登陆之海岸附近要点，务须各保有之。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5816。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而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其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已装备了原计划三十六个师中的二十四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前此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让国民党高兴的事自然会让共产党感到不满。特别是当共产党人已经确信自己已具有强大实力之际。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则召开了他们认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29—1103页。很显然，由于在美国扶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愈加态度强硬，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布署可以看出，这时虽自信自己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在军事上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来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九十一万军队光徒手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还是防御性的；其政治上的进攻，也是迫不得已的。中共中央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然后再争取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由于实力相差较多和国际上美苏两大强国不主张战争，共产党虽此时从根本上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一党统治，但从策略角度出发，自己仍旧不能排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党争端的可能性，仍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中央不论之前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做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久已酝酿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 《解放日报》，1945年6月17日。但在18日给七参政员的复信中却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从而表现了愿意和解的某种姿态。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高度重视。
6月下旬，各位参政员决定应邀前往延安，协助调解两党关系，为此，他们商定了与中共商谈的具体条件并拟成专函托邵力子转交蒋介石征询意见。其条件分为三点：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F由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整个中国之重建迫在眉睫，名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却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它的政敌共产党却因坚持敌后抗战而在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共产党乘日本投降占据其中的各个战略要地，国民党势将陷于极端被动，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急于对付共产党。可问题在于，时至6月，日本本土已开始遭到美军狂轰滥炸，罗斯福总统已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随时可能结束，面对这种情况，要想很快通过配合美军大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以武力遏制中共扩张，已完全失去可能。蒋这时终于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
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一方面抓紧开始与苏联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则极力劝说美国大使赫尔利重新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便必要时再度斡旋两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26日，蒋介石读过七参政员的函件后，未置可否即交王世杰、邵力子将其退还各参政员。王世杰不明所以，于是诡称七参政员条件内容太偏袒共党，压迫国民党，故未给蒋看。但他们同时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说明当天下午蒋将会亲自接见他们。 《若飞致毛、周电》，1945年6月27日。
这一天中午，即在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之前，赫尔利也急忙约七人谈话，试图通过七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为此，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如双方请他，他愿参加，但单是一方请他，他则不便出来。他同时承认联合政府是个很好的办法，说国共两党都是一党专政，如中共也同意多党政府，那将是很有意思的。赫尔利并要七参政员劝说中共接受他所建议的一个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的计划。很显然，赫尔利虽然希望能够重新介入到国共谈判中来，但他深知在他发表了公开的扶蒋演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认识必定改变，他已很难取得中共方面的信任了。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纪要并指出，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必须确定以下各点：
一、 政治会议之组织应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即由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之。
二、 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平、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三、 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 政治会议召开前，释放政治犯。
五、 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做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转见《人民政协报》,1985年5月25日。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结果是国民党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王世杰身为大会主席之一，直言“本会如欲打破中共问题之僵局，自己不可陷于僵局，否则不足以领导国民，督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大会以一百八十七票对九票通过了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愤怒。
还在7月11日，鉴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召开国民大会的意向，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赫尔利和蒋介石，断言蒋之顽固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完全是由于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由3月以来“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安放下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声言：“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坑里去。”《解放日报》,1945年7月11日。22日，针对四届一次参政会并未能否定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解放日报》进一步发表评论，强调：“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并亲自写道：“中国的独裁者是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现在有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