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艰难的讨价还价
28日，毛泽东等在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29日，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四人；共方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两人。谈判题目包括：
一、 和平建国大计（一般原则将由蒋、毛直接面谈）。
二、 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伪军等）。
三、 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周恩来、王若飞关于与国民党代表初步接洽情况的报告》，1945年8月29日。
双方商定，前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然后转入正式会谈。当日，蒋规定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原则，即：不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惟所有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8月2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之后，双方代表接连几天交换意见。至9月2日毛泽东亲自参加谈话，并正式提出建议。内容为：
一、 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有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三、 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 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 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 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七、 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毛泽东对上述建议内容做了具体的解释。王世杰当场表示，自由问题依原则可以考虑；释放政治犯政府亦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名单，惟不必写入共同声明；党派合法问题似宜慎重，以免小党林立；“解放区”一词不能赞同，此点或可改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至于军队问题，王世杰重申政府关于十二师之议，并提醒毛泽东，说是政府已于最近裁去八十余师，对北平行营等由中共将领主持问题，王世杰则拒绝考虑，只同意军委会中可有中共将领参加。《政府代表王世杰与毛泽东谈话纪录》，1945年9月2日（疑为3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37—39页。
当晚，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首次谈话。他也特别解释了军队问题，称：“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后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个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对于解放区问题，蒋称：中共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吾人应本着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才惟尽”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对政治问题，蒋提出：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如中共方面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考虑。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9月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64页；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44－45页。
9月3日，根据几天来的接触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决定对原定的“目前紧急要求”加以修改，并形成了正式的谈判方案，由周恩来、王若飞提交给了国民党代表。该项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 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 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 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 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 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 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 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 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 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其讨论事项如下：
1.和平建国大计；2.民主实施纲领；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4.重选国民大会；5.复员善后问题。
（二） 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 解放区解决办法：
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四） 实施善后紧急救济。
十、 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 公开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师；
（二） 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 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 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五） 设北平行营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 安置编余官佐；
（七） 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 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 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 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一） 释放政治犯；
（二） 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 取消特务机关（中统、调统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之谈判要点》，1945年9月3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39—41页。
经过几天商谈之后，中共代表团仍旧提出如此强硬的谈判方案，这颇让蒋介石深感恼火。9月4日，在双方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蒋专门约集国民党方面代表谈话，明确提出：“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方案，一并发表，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为纪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蒋主席指示对中共谈判要点》，1945年9月4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44—45页。
当天下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围绕着中共的十一条激烈争论，不得结果。邵力子批评中共十一条中九、十两项既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又仅就片面立场提出，没有顾及彼此均应遵守之原则”，“其于国家之统一，实相违背”。周恩来则反驳称：中共已作最大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与毛先生谈话时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我党仅为少数党；（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亦必仍限于少数党地位。如此，我党干部之安插与党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发生问题。所以我党主张凡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者，其省主席与直辖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此系为让步合作设想，在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者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保障？”“至于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乃为改组过程中增强两党团结之办法，其隶属或在北平行营之下，或置于行营之上，均可商量。盖我党所着重者……唯在人事与组织，即于政令统一的原则之下，我党只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因为，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和十九个解放区政权，而且还有百余万党员，所以要求几省几市者，即为找一过渡的“安置之办法”。否则，“我党即无以对全体之官兵与党员民众”。《第一次谈话纪录》，1945年9月4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46—55页。
在八天的接触和正式商谈之后，双方显然已经对对方的立场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进而都对谈判的前景不抱希望。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都意图利用谈判来争取实际利益。中共中央军委即明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9月上旬山西上党战役上党战役，发生在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地点在山西晋东南上党地区，该地区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和太岳两区之间，抗战结束后为阎锡山部队所抢占。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太行、太岳、冀南三部中共军队发起了这一战役，阎部损失达十师之多。此为国共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发起，就是这一命令的直接结果。同样，国民党军事当局也是希望借重庆谈判之机，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与部署，好占据各地之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为此，其军事上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部队排长以上每人甚至还都发有蒋多年前制订的《剿匪手册》，以激励部队反共内战的决心，并对与中共军队作战加以战术上的具体指导。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考虑还都南京后要不要再迁北平的问题，寄希望于如此可以依靠逐渐推进至华南、华中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自己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挺进。因此，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已明显地白热化起来。
但对蒋介石来说，这时最麻烦的还不是华北，因为华北毕竟还在政府军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接收的范围之内，国民党军也正在全面推进之中。麻烦的是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因为已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皆由俄军占领后让给共匪”。这意味着，由陆路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军队封锁了。在蒋看来，苏军的这种做法表明：“俄已破坏其盟约，决心掩护共匪侵扰中国”了。《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9月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这显然是蒋始料未及的。因为此前蒋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的形式来取得独立，归根到底都是希望以此来换取苏联政府战后不援助中共的郑重承诺。结果，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苏美矛盾开始显露，苏联人转而利用中共抵制美国人在中国的介入，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重庆和平谈判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
9月8日，双方在停止商谈四天后又再度开始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向中共代表提交了《对周、王两先生谈话要点之答复》一件。双方并商定，此后商谈将就具体问题，逐项交换意见。
国民党方面的的答复意见如下：
第一项：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至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民主固统一之基础，统一亦必为民主之基础。
第二项：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
第三项：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曾承说明“平等并非均等”与“长期合作和和平建国”之指，甚佩。
第四项：“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雪艇先生曾谓政府只能做下列之然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余等甚赞同。
第五项：此在原则上绝对无问题，惟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第六项：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第七项：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
第八项：此条仅举原则，自无问题。
第九项：（一）政治会议之组织，或如蒋主席与毛先生所谈：“现在战事完结，似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员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诚如毛先生与雪艇先生所谈：“由蒋主席约集其他党派人士及无党派者若干人（名额及人选可由蒋主席酌定），与政府及中共代表开一会议，以极短时间通过政府与中共所商谈之结果，此一会议即可名之为政治会议，不必常开会，有必要时始召集。”可再商谈决定。至其讨论事项，似可不必预为规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蒋主席曾谓：“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但其名额可使之合理地增加和合法地解决。”毛先生曾表示：“如政府坚持旧代表必须有效，则中共不能与政府成立协议，但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国民大会。”吾人可再继续商谈，并据此提出于政治会议。（二）此在原则上甚同意，惟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三）“解放区”问题已如第四项所答复，中共对于其战绩卓著勤劳，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蒋主席与毛先生谈：“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正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可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主席，亦必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其指示极为明白。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市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希望以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解决此一问题。（四）此为政令统一后必然应办之事。
第十项：（一）关于军队整编问题，蒋主席已与毛先生面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与去岁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不同，但余当时所出可将中共军队编为十个至十二个师之诺言，仍然有效，必当负责做到。”全国军队缩编情形，亦迭由文白、辞修诸先生面告，故十二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务望郑重考虑。（二）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于依令编组后实施。（三）（四）（六）（八）（九）均无问题，其详细办法倘中共方面提出方案，均可提出商谈。（五）北平行营主任，不宜规定由中共推荐，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七）只能依地方情势，有必要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第十一项：（一）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二）雪艇先生曾提出文字：“抗战终结后，关于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当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已得毛先生赞同。（三）此项可赞同恩来先生面谈之意，只办情报，严禁有逮捕拘禁行为。 参见前引《重庆谈判纪实》，第200—201页。
由此可以看出，国共两党这一阶段谈判，中心在于军队数量、省区划分以及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等四大问题。关于政治会议及国民大会问题，由于中共方面事先已做出重要让步，双方存在进一步商谈的基础。而军队和省区问题，双方一个力图以承诺民主为掩护，将国家重新统一在一党的控制之下；一个则必欲以事实上割据的办法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完全是背道而驰。中共方面虽然已内定让出南方各小块的根据地，只占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但其要求完全占有五个省一个边区，参加六个省与四个直辖市，军队要求四十八个师，与蒋介石内定准备对中共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军队至多不能超出十二个师的计划，实在相距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