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打亦谈来谈亦打
对于重庆谈判《纪要》本身，国共两党自然不会十分重视，但国内民众的期望值却大不相同。包括中间党派，也对《纪要》另眼相看，因为透过《纪要》所提出的方案，他们不仅从此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且可以和国共两党一道，通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与共产党，乃至于国民党的代表，平等地讨论国家的政治决策工作了。
注意到社会舆论和中间势力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颇有文章可作。因为，《纪要》公布不久，国民党代表在与中共代表接触的过程中，就发现中共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与前有了明显的不同。过去，中共代表力主召开政治会议，是想借此暴露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性质。而《纪要》发表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却发现，新的政治会议只具有协商的性质，对国民党并无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未必不会像抗战期间的参政会一样，被国民党利用来压迫中共。特别是《纪要》公布后民众中间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如果国民党人利用民众中间的这种心理，使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代表听信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必需要建立在军令政令统一和取消武装割据的基础上，结果很可能会通过种种限制中共要求的决议，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因此，中共中央事实上已经内定：“蒋急欲政治会议为其捧场，现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伪军、受降、解放区三个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0日。
中共越是不积极，国民党就越是表现热情。随后，双方虽然很快就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确定总名额三十七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四人，其他党派九人，无党派九人，但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却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力主下月1日开会，着重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以便能够按照蒋介石3月1日的演说，如期于11月12日下达国民大会召集令。中共代表因为得到中共中央的电示：“除伪军、受降、解放区三大问题必须提前解决外，国大会期至早只能在明年双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2日。因此对此坚决反对。坚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定要先把解放区、国民大会，以及国民党进兵华北的问题，商量出一个眉目出来。因而要求立即讨论停止进兵、恢复交通、确定受降区域和解决伪军的问题。
10月23日、26日，国民党方面三番五次地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来将中共的军。中共代表只能以国民党必须先停止进兵，避免内战为由，拒绝马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种情况使中共代表深感被动，其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因公告及人心不定，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甚至由于各党派都希望早开，我方表示无兴趣，都给人以消极印象，不利宣传。《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6日。为了迅速转被动为主动，周恩来等建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下列临时办法：包括立即停止武力进攻；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恢复各铁路交通，一般情形铁路上不得驻兵（城市不在内）；国民党在八条铁路线上（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无运兵必要，必须运兵时须双方协商。“如上述临时办法不得协议，应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应首先解决停止内战及解放区和国民大会问题。如同意此点，即可进行开会之准备。”《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6日。
周恩来认为，提出这一方案可以应对国民党要把政治协商会议当成批准召集国民大会的一个工具的企图，把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场所。国民党对此必不能接受，因而中共就会因为力主停止内战而重新处于主动地位。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表示赞同，但进一步主张：不得驻兵的铁路要加上热河路、沧石路、白晋路、道清路，总共十二条，且北平、天津、青岛亦不得进驻国民党军队；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中央不得委派人员；立即停止内战，撤退进攻军队。中共中央并要求周恩来等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基大典。”《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9日。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为了要确保自己在华北的优势，并争取控制东北，正在进行全面阻断交通的作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针对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路四个军共八个师，在冀南漳河一带发起了平汉战役，成功策动一个军起义，并歼灭其两个军。与此同时，中共晋察冀部队针对国民党第十二战区试图接收绥远、察哈尔的作战行动，发动了平绥战役，一度迫使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被迫后撤两百公里，退缩于归绥、包头固守。而为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中共华中军区也组织了津浦战役，夺取了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从而将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连为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其实对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去讨论交通问题的建议，并不十分看好。故在原则同意后，毛泽东又再电周恩来，要求代表团主要成员立即回延，以利拖延。对此，周恩来显然有不同看法。他坚持：“恢复交通，不论中外皆切盼。我们以停止进兵、进攻、进占交通，恢复交通，以双方皆不能驻兵铁路线上，运兵必须经过协商为条件，最能取得国内外同情。而国民党必不能接受，故最利于我们宣传和斗争。且目前形势下工作正在开展之中，重庆不能无负责人主持，即使要回，也只能回去一人，而无法唱空城计。”《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9日。
30日，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否定意见，周恩来还是坚持提出了他的四点建议。即：
一、 停止进兵、进攻、进占；
二、 停止利用敌伪；
三、 在八条铁路线上双方不得驻兵；
四、 政府如欲运兵至平、津、青岛，须经过协议。
周恩来同时表示，中共不反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如果不能避免内战，则其他一切都不能讨论，故应首先讨论这一问题。《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30日。
眼看国共两党正在转入全面内战，而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推进又接连受阻，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也站出来向蒋介石呼吁与中共妥协。王世杰和张群即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必须想办法与中共订一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否则的话，内战一旦爆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势必会借此机会以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进而自成一国。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04页。在蒋介石的同意下，经过连番磋商，王世杰、张群于11月1日正式提出复案如下：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
二、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十公里以外，中央对此移撤地区，除由路局警察维持铁路秩序外，不另派兵驻守。
三、由国民参政会组织交通监察团，推派参政员协同当地公正人士，赴各铁路线检查，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
四、中央军队如在平绥、同蒲、正太、胶济、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北段各铁路线有运输之必要时，共同协商定之。
五、双方当于一个月内对于中共军队驻兵地区及其整编等事，商定根本办法，以利和平建国。
六、政治协商会议仍照预定计划召开。《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2日。
国民党的复案，明显地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因为平汉战役中高树勋军两师起义，国民党三十军、四十军正在被围歼中，四十军军部和及一○六师全部和另一个团被歼，师长被俘，美械之三十军之炮兵营及两个团亦被歼，中共方面对此六条妥协建议并末满意。就连周恩来也注意到：国民党的复案意在“限制我不能解决被包围的敌伪军，及使我军离开铁路线，保障其已在点线的地位”，同时好全力解决东北问题。故周恩来当即回应了三点：（一）中共主张的是铁路线上都不驻兵，不是只要中共军队撤离铁路线；（二）所谓“各驻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被我所包围之敌伪军；（三）北宁路及津浦南段运兵亦须事先经过协商。对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坚决拒绝，称复案为蒋主席与政府军事负责人几经商讨决定的，不能修改，要求中共方面慎重考虑。《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日。
次日，国民党方面再提下令停攻、各驻原地问题。因周恩来等已了解到归绥战役进展顺利，平汉战役也接近尾声，华北所有铁路线均已被自己的军队切断，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途径已被全面堵死，国民党正一筹莫展，故他只是“表面赞成”，同时声明须向延安请示，并提出：停攻必须是双方停止，任何有解放区和抗日军队的地方都不能例外，以此为拖延之计。
事实上，由于平绥战役晋察冀部队已兵临归绥城下，津浦战役也在顺利展开，东北苏军且要求中共中央最大限度集中主力于东北，毛泽东这时是信心百倍，相信可以提出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他在11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并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毛泽东，《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945年11月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特别提出：因为形势改变，前此同意的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的问题也不宜再提。并且，如果国民党以我破坏交通为宣传，我“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
对于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等实行起来显然颇感困难。其复电称：所提目标，当依序提出谈判。但为转圜得不要太急，且便于宣传动员，是否原提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办法四点不要撤回，对国方所提六条亦须答复。如强调有我在之交通线及地区，都不得进兵和进攻；凡被我包围的敌占地区，国民党军队进占者均须撤出；被我包围之敌伪，均归我解决；全华北均归我受降；进入平、津、青三市的国民党军队应撤退；东北实行地方自治，人民自卫，更无派兵去之必要，等。在此基础上，可同意国民参政会或政治协商会议派人组织交通监察团。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目前我在恢复交通问题上的几点提法已经处于被动，今后的谈判必须强调立即制止内战和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否则即是帮助内战”。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你考虑可否借此转圜，采取强硬态度。不必撤回原提四点，只要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捕驻防）、伪军、自治三大问题。“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兵，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兵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交通线上可以双方不驻兵，彼方已驻者须退返原防，不能让其驻在我解放区。”“双方军队撤离交通线后，应由解放区自治政府管理。”“不能同意组织交通考察团，应先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兵）、伪军、自治三问题，亦即解决内战危险问题，由解放区负责恢复交通，目前则绝对不能恢复。”《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1月5日。为公开表明中共中央的这一立场，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去电的当天，即11月5日，就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谈话，宣布：“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有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毛泽东，《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5—1167页。
这时，由于中共利用蒋介石盲目轻敌，在华北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举进攻的弱点，接连重创国民党军，从而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但由此国民党在政治宣传上却明显地开始转为主动，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开始报道中共军队大举进攻国军的消息，甚至前此站在中共一边的中间派也不无异议。同时，苏联方面也认为中共在东北、华北问题上的主张火药味太重，强调在东北目前只能做，不能说，以免引起美国大规模助蒋内战。周恩来明显地赞同苏联大使提出的意见，他提出：因抗战初胜，《双十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在这种条件下，我在宣传上只能采取“哀兵”政策，“不仅哀必胜，而且胜亦不喜”，如此“才能使人民同情我们”。《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6日。对此，毛泽东复电称：“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只要拿下东北，“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不同，但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总是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当然，为使将来好说话，“可以保留伸缩余地。”《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1月7日，参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下），第48—49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代表于11月8日正式要求国民党“负责向其所属部队立即命令实行下列四事：（一）全面停战；（二）从解放区撤退；（三）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四）取消各地剿共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则在延安和重庆，用新近缴获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各种剿共指令和文件，来证明内战的爆发实为国民党所为。
11月10日，王世杰针对中共方面的提议，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解决目前危机的四种办法。即：（一）先下令停战，各在原地不得进攻，然后再商谈一切；（二）定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讨论停战问题；（三）先行停止进攻，撤出进占区，然后再讨论开会；（四）继续冲突，停止谈判。王世杰表示，国民党方面愿意实行第一种办法，如不可能则同意实行第二种办法，对第三种办法则不能接受，因从进占区撤退，既无范围，又无标准，且属于片面要求。周恩来则回应说：第一种名为停战，实则政府可以利用停战间隙运兵运械准备大打，这是假停战，甚至还可以借机向国际表示内战已停，取得外援，陷中共于不利地位，故中共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是谈不出结果的，因此只有第三种办法是可行的。王世杰等一再说明下令停攻是对等的，中共不会吃亏，蒋下令是算数的。周当即反驳说：双十签字还不是说避免内战，但13日不就下令歼灭“奸匪”吗，这有什么保证？至此，邵力子等建议仍照周10月31日提出的四条商谈，但周明确告诉邵等，第一次的四条同样也有停战撤兵要求。最后，国民党代表甚至开始请求中共代表允许遭到中共军队拦击的国民党运抵秦皇岛的军队和平转入东北，这同样被周所拒绝。周恩来坚决表示：除非停止内战，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2日。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重庆谈判及其《双十协定》并没有为国共两党的找到任何可行的办法。谈判充其量只是双方用以争取舆论和抑制对方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消灭共产党而进行的各种努力，共产党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争取自身利益和战胜蒋介石而进行的斗争。只是，由于共产党这时还不如国民党强大，要根本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还很不现实，因此并非不想在确保自身利益和明明可以到手的实利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实现和平，但对于必欲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现统一的蒋介石来说，没有办法做到听任共产党在其眼皮底下造成割据的事实和积累将来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力量。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最终只能用战争解决问题。在抗战胜利，人民已饱受战争之苦，由衷地希望和平的背景下，得到美式装备、具有明显优势的国民党，因执行“剿灭”中共的政策，不能不渐渐地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