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和平”突然降临？
自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已经依据军令部的命令，加紧了对共产党武装的压迫与作战。仅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1945年1月至7月机密作战日记，即可看出此种趋势强化之倾向。1月上旬，作战日记所记均为关于奸军之情况。而从中旬开始，即陆续有“剿叛战报”。1月七个战报，共报十二次战斗，全部是与中共军作战，如13日报一役“计毙叛百五十余”；15日报三役“计毙叛”十七名，伤三十二名；17日报两役“计毙叛”六名，伤五名；18日一役“毙匪十余名，俘匪三名”；20日报一役“计毙、伤叛各一”；21日报三役“计毙伤”二十九名；22日报一役“毙叛十九名，伤二十余，俘二名”。2月八个战报，共报十九次战斗，也是一样，如3日报一役“计毙奸军二十五名，伤三十余名，俘叛五名”；5日报一役“毙叛十名，俘三名”；7日报一役“毙九、伤七名”；8日报五役互有伤亡；9日报两役“毙叛四名”，“伤四名”，“俘叛兵一名”；11日报七役“毙叛”七名，“伤叛”二十名，“俘叛兵”五十名；21日报两役“毙叛十余”伤六名；24日报两役“毙叛”六名，“伤叛三名”，“俘叛”十三名。3月9个战报，十八次战斗，情况亦相差无几。唯作战规模开始扩大。如1日报三役，“一役毙伤人数未详”，“余两役毙八伤二十二”；6日报两役，“毙四十伤二十七”；14日报四役，“毙二十一伤二十八”；21日三役，“毙五十六伤三十余”；27日报一役，“毙伤二十余”；29日报三役，“毙伤俘约六十”。进入4月以后，更开始有大部队之作战。如4月7日报五役，其中一役双方投入兵力各上千，“计毙奸叛参谋长王立中、政治主任戎学东以下百余名（均系遗尸），伤二百余，掳获书籍文件甚多”。5月24日报一役，第二战区投入三个主力师，八路军投入两个团并一个游击大队，战报称“计毙奸伪营、连长以下三百八十余，伤百余，俘奸伪连长以下二十一名”。进入6月以后，因双方冲突愈发扩大，第二战区连遭损失，故于6月25日已下达命令对中共军队进行“扫荡”。再加上日军开始收缩兵力，两军随后为争夺敌人退出之城镇亦激烈冲突，以至整个7月二战区之战报已达二十个，共报战斗战役达八十次之多。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451页。
第二战区情况如此，其他与中共各边区或游击区有交错或连接处之战区或部队与中共军队冲突的情况亦大同小异。而至7月，多年来一直对陕甘宁边区向西安突出之囊形地带虎视眈眈的胡宗南部，也无所顾忌地分兵三路突入了淳化地区，深入中共防地十至三十四里不等。国共内战的烽火眼看就要熊熊燃烧起来了。
然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了投降书。而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进攻，战争就意外地结束了。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国民党人均急谋应对方案，强烈呼吁蒋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应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迅速推进，向美国交涉空运和海运，同时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并先遣要员率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且应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伪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 唐纵著，《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686—687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18—319页。蒋介石显然也有如此想法。只是他除了紧急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保持镇静”，迅速要求美军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运送后方军队前往各战略要点，秘密联络“沦陷区地下军、各地伪军”，给以先遣军、挺进军名义，包括利用汪伪政权要员如周佛海、袁良等负责维持治安，确保各大中城市不致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外，还有更精明的一手。那就是，在他确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邀请其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见前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第456页；《戴笠关于已告周佛海负责维持上海治安电》，1945年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66卷第47614号；转见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而蒋介石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斯大林对中国谈判代表所做出的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予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在《条约》所附的照会中则被表述为：“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附照会），1945年8月14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5页。显然，蒋介石相信，苏联政府的公开承诺意味着，在国内毫无根基、依靠苏联秘密支持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完全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了。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请来，正可以使其了解国际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从而迫使其修正策略，做出让步。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显然也还无法完全适应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一直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都认为日本要到一年以后才会因军事上彻底失败而投降，因此在抓紧部署沿海地区的城乡工作，并努力在华南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以便利战后与国民党争夺中国大陆。而日本突然宣告投降，这一切战略部署显然已难以实现。而盟军总部关于侵华日军必须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和随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苏联一切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将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规定，都明显地使共产党人在战后对中国的争夺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刚刚得到蒋介石的邀请电时，中共中央马上断定这是蒋的阴谋，故断言：“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央致徐冰、张明同志电》，1945年8月15日。因而遂以朱德名义公开提出6点政治要求，实际上根本拒绝了蒋的邀请。《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这六点要求就是：
一、 国民党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
二、 中共及其解放区一切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其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 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有权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 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 请制止内战，故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之敌伪军应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敌伪军则由国民党军队来受降，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六、 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各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及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
上述要求的中心，实际在于受降权问题。由于同盟军司令部于8月15日宣布在中国的一切日本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向蒋委员长投降”，事实上否认了共产党军队的受降权。这势必会导致正在计划扩大地方，取之日伪以迅速壮大自己力量，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的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乃至与美国登陆部队，立即发生军事冲突。为此，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接连命令部队加快受降步骤，一面据理力争，力求合法。但美蒋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共借机壮大势力，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中共中央的这种主张。
蒋介石20日再次做出诚恳的姿态，致电毛泽东，把授降权等问题推到盟军总部头上，声称“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再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 转见前引《重庆谈判纪实》，第23页。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以及斯大林也都相继来电劝告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声称：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灾难。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而对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中共中央显然不能置之不理。
22、23日，毛泽东分别复电蒋介石和魏德迈将军，明确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 《毛泽东请叶顿上校转复魏德迈将军电》，1945年8月23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就了一个《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其中综合了中共中央前此关于联合政府、党派会议、民主自由、平等受降以及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等项要求，准备由周恩来带往谈判。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中国共产党，而自己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不能克敌，因此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虽然决心力争进入大城市，但现在看来已经做不到了。苏联如助共，美国必助蒋，大战必爆发，和平即不可能取得。目前只能承认这个现实，中国现在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和平已是大势所趋，只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故今后可能仍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还要打痛蒋，才能逼他让步。因而毛泽东主张，一方面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一方面仍旧坚持斗争。在他看来，“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但是，仅仅由周恩来出面是不能满足蒋介石这时的愿望的。由于国际上有美国撑腰，又有《中苏条约》上关于只援助国民政府的规定对苏联的约束，蒋介石自然知道这是一个逼迫共产党人就范的最好时机了。
23日，蒋介石再电毛泽东，坚称：“唯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这回蒋终于达到了目的。在蒋接连三电相邀请和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下，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让步。他在次日复电表示：“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转见前引《重庆谈判纪实》，第36、37页。随后，由于接到赫尔利准备亲来延安接毛等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又转而决定与周恩来等同机前往。
而对于此次受到美、苏高度重视的和平谈判，国共双方都做了精心的研究和准备。
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和谈判的条件。毛泽东相信：“国共反映美苏”，共产党之所以同意与蒋谈判，并非决定于蒋介石，而是决定于美国。蒋介石之所以希望与中共谈判，也并非因为重视中共，而是相信中共背后站着苏联。由于美苏在远东采取合作的形式，因此，中共中央确信此次谈判与以往不同，也非得达成某种谅解不可。为此，中共中央对于谈判做了充分的准备，整个战略方针也相应做了重大调整。此前，中共军事上北强南弱，为防止蒋于战后全面向北发动战争，从1944年起就下大力向南方派遣部队，层层建立“防波堤”，计划在华中和华南建立大片新的根据地和几十万武装力量。一旦内战发生，就可以对国民党军北进起到迟滞作用。但由于对日军迅速溃败估计不足，这一工作因日本很快投降而未能完成。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战略态势，收缩南方，发展北方，以此来换取国民党方面的让步。其具体考虑就是，首先可放弃从河南至广东一线根据地，其次可放弃长江以南之根据地，最后可同意放弃东北根据地，以换取国民党同意从陇海路以北直至外蒙一带地区，让中共占优势，成立华北政治委员会，东北亦争取由中共占优势，但行政大员可由国民党派遣。
而蒋介石也召开专门会议研讨了谈判的策略。与会者判断毛泽东最终不得不来重庆，主要是因为《中苏条约》和美军支持国军接收态度，使其仰赖苏联支持以图与国民政府相对抗之幻想打破；和朱毛最近之通电与致各使馆之说贴，造成内外舆论反感，必须改善形象。鉴于此，政府仍应保持蒋三次致电毛氏之态度，一切采取主动，并将每次商谈详情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政府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同时要求：（一）取消一切非法组织；（二）取消擅发钞票；（三）保证不贩种鸦片……以取得中外同情，而反证其罪行。至于具体谈判条件，与会者建议：
关于军事者：
一、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
二、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
三、对中共部队之整理以总裁前所提示组织三人委员会之原则为根据（但此时是否仍请盟友参加，可以斟酌）。
四、军队整理之数目配属驻地人事等均由委员会合理处置，惟其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
关于政治者：
政府方面，可放弃训政时期之党统政形式，撤消国防最高委员会，采用控制从政党员之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行政院长对党负责，在宪政实施之前夕，行政院长由我党常会选定，请国府主席任命之。各部长亦然，一切大政方针只是在表面上决定于行政院。行政院可设不管部部长二三四人，由共党及各党派或无党派者充任之（与我方之比例应低）。如此一使反对党可实际参加政府（即收联合政府之实）；二在英美人士看起来，我确实已放弃党治，而趋于民主体制。同时立法机关、监察机关，均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若干人员。统帅部俟中共部队实行委员会之整理后，亦可容纳其若干人员。
民意机关方面，国民大会可暂缓召集，代表可重新研究或重新改选，增加中共及各党派和无党派名额，但其总和不能超过本党。各省县民意机关，容许任何党派公开竞选。另外，在宪政实施前夕，除戒严地区外，应即日取消新闻及图书杂志之审检制度，以示言论出版之自由，并加速制颁政治结社法，以示集会结社之自由，亦即承认党派之合法地位。《邹志奋关于毛泽东来渝之研究》，1945年8月25日；《潘公展呈蒋总裁关于毛泽东来渝后我方对中共问题商谈方针与策略之管见》，1945年8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845508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