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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AB团」
我们部队从赣西北返回吉安后，驻在东固镇以东一个叫龙岗的地方。在这里驻防时，红军里杀「AB团」风潮传到我们部队里。
「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只听说它是坏人组成的一个秘密反革命组织。几年后，我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才知道它是「反共团」英文字母的缩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南部就有了「AB团」，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九二九年夏天开始，敌人又把这个名字拿出来使用，主要是给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内部的人栽赃的，用这种从内部攻破的方法来瓦解革命政权和红军。一九三〇年七月在苏区内乱抓「AB团」就开始了，入冬之前在红军中也风行开了，误抓误杀了很多自己的人，敌人的阴谋得逞了。
我们部队在龙岗驻扎下之后，开始就地整训，积极做着反「围剿」的准备。我们团宣传队员都分散到基层各连队去做青年工作。我被分到原来所在的八连进行政治鼓动。整训开始时，我的思想和工作都很好，经常受到团部的表扬。但做着做着就不对味了，上级要求官兵们发动起来揭发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宣传队员要带头，本来正常的生活突然被打乱。肃反运动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虽然我还小，只是个小小的团宣传队员，组织上没有审查我，但我被一些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得很厉害。
我们部队的肃反运动就是抓「AB团」、杀「AB团」，运动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发生的「富田事件」时达到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后，红军和苏维埃内部都错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运动开始没几天，八连政委就被抓走，听说他是「AB团」。没几天，我们的二排长也不见了，不久又有几个班长没了，被抓走杀了。看到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丧了命，我有点紧张。杀「AB团」处决人的场地离我们的住地有十里路。那时每天都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杀人的恐怖新闻我也听到不少。掉脑袋虽然轮不到我头上，但我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事，整日也是愁眉不展的。
肃反期间，有一次我随福叔去部队驻地附近赶集，我们买好菜之后，正要往回走，突然听到军号的声音，这种号音以前我没有听过，声音使人心里很难受。我们赶快往住处走，当我们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不一会儿，我看到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执行人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那几个人躺在沙滩上，血染红一片，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的消息，说已经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而我正是他介绍入团的，这会不会牵连到我？
回到连部之后，我死死地把石连长拖住，反复问他：「黑子（杨唐艺）是不是也是那个……」，石连长听得懂我的意思，他一句话不说，让我更着急了，晚上我就病倒了。很快杨秀全来了，杨秀全问明情况后说：「我知道了，他的病，三班长（士兵肃反委员会主席）就可以治好。」不一会儿，三班长来了，向我做了解释，我这时才明白了我参加的不是「AB团」的团，而是共青团的团「肃反」不会牵连到我，我的「病」也很快就好了。
我对自己不是「AB团」，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是红军部队杀「AB团」的风并没有停止。有一次我到上级机关去送信，回来的路上又看到别的部队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人行刑前喊叫，用小树杈横在嘴里，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我们那天在河滩上见到的更残酷。
为了节约子弹，执行人把要杀的人绑起后推倒在地，用大石头砸「犯人」的头，砸得脑浆四溅……我一见这个场面，吓得就跑。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现在仍然感到不寒而栗。打「AB团」活动不久就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批中下层指挥员被无辜地杀掉了，使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地伤了元气。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的愚昧也加重了这场风潮的灾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