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粮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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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回到了瓦窑堡红军留守处。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李富春同志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他点名要你去协助他搞财经工作，我同意了。你暂不要回供给部，先到陕甘宁省工作一段时期。

我立即到陕甘宁省的驻地吴起镇报了到。陕甘宁省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明芳任省主席，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赖传珠任政委，我是粮食局长。我一到，李富春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陕甘宁省现在既无财（产），也无经（济），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搞饭吃，要靠你这个粮食局长了。现在和中央苏区不同，在那可以征公粮。和长征路过的蛮子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同，在那是见了粮食拿着就走，无所谓买也无所谓征。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不能向群众直接去要粮，要通过地方政府，以征公粮的形式要粮。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的关系最危险的问题。要是搞得不好，就会『官逼民反』。希望你能解决好这个当前最大的困难。」在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还是第一次。他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军委总供给部也搬到了吴起镇，和陕甘宁省委相隔五里路。我两边都有职务，就两边跑，主要是在省里工作，我的工作上几乎天天要同李富春接触，得到了他很多教益。李富春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了，政治思想水平很高，虽然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他很联系群众，又很平易近人。我们都不叫他的官衔而叫「富春同志」，这在红军中是很少见的亲切。

那时，陕北遇到的粮食困难极为严峻，已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九三六年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后，立即决定成立中央粮食部，凯丰任部长，对外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凯丰要我到粮食部工作，富春同志不愿放我走，因为陕甘宁省委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解决红军的生活问题。富春和凯丰争着要我，「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裁定我去粮食部，任供应局局长。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任粮食部长，是学习苏联的「要人管粮食」。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他夫人廖似光是广东客家人，对我特别亲切。我刚报到，凯丰就高兴地说：「老弟，你可是我向周副主席打『官司』要来的。供应局是粮食部的半边天，你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把粮食部的工作搞好了。」

凯丰对我们来说是大知识分子，他每天读书的时间多，办事的时间少，是个「甩手掌柜」。他甚至坦率地对我说：「我不会搞粮食工作。但粮食工作很重要，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就亲自做粮食工作。这个工作很艰苦，要做出成绩很不容易。大家要做个列宁式的粮食干部。」我问什么是「列宁式的粮食干部？」他说：「从书上来看，列宁抓了三条，一是向富农、地主强征多余的粮食；二是严密组织粮食的运输、保管：三是制定严格的供应制度。这后两条都是你供应局管的事。」我说：「我们和他们情况不一样。苏联那时是地主、富农捣乱，有粮食征不上来。而我们这儿是地主、富农的粮食也不多。不久前，我已经向毛主席提出了几条建议：减少边区的吃公家饭的人数；鼓励农业生产；部分部队和机关分散到附近的农村去。毛主席还叫我去谈过一次，听得很认真。」凯丰对我的话非常感兴趣，叫我想法子办。

为了查清边区的粮食情况，由我负责组织了一个五人调查组，选择延安县南区调查，摸一下粮食情况的底。我们调查发现新区农村的粮食情况比中央苏区好多了。农民基本上有饭吃，富农、地主手中的有余粮但不算很充足，这对制定征粮政策是一个依据。当地可耕地很多，只要有劳动力，发展农业很有前途。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经凯丰修改润色后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对凯丰说：「你这个粮食部长倒像个农业部长。从调查报告来看，我们在陕北只要能站住脚，大概是饿不死的。粮食部能搞社会调查很好！我准备在干部会上讲一次，号召大家对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粮食部的供应工作是最麻烦的，需求矛盾十分尖锐。我的原则是不管需要，只管分配。也就是说，我有多少分多少，没有就不分了。供应局下设若干个粮库（粮站），因缺粮，有粮就发，没粮就停，晚十天半月发粮饷是常事，各单位意见大。

—天下午我到延安东关粮站去，正在这时运粮队赶着空车回来了，原来入库的粮食在三十里铺被医院的人和伤病员抢走了，说医院最近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伤病员们闹起来了。知道了这个情况，粮站站长连声说：「反了！反了！这是劫粮，是反革命！」当天黄昏，又有三十多头牲口空着回来了，拦粮的事不仅发生在医院，其他单位也有了，事态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紧急处理就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抢粮。

我急忙向凯丰做了汇报。他问我是怎样处理的？我说粮站说是抢劫，要组织人把粮食追回来，我不许他们去，也不许找拦粮单位的麻烦。凯丰说这样处理很对，拦粮无罪，责任在我们供应不上，我们做的是「肚子不等人」的工作！你考虑一下怎么解决，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写报告。

我召集全局科长和粮站站长们开会，议出来三条办法：1、各机关的人，凡是能离开的都到农村去催粮和吃饭。由粮食部划分筹粮地区，所征的粮食归各单位所有；2、各单位的牲口，包括乘马在内，集中起来到远处有粮的农村去运粮；3、延安城内约有私粮和公粮三十万斤，先强行征收，以后付款，以解燃眉之急。凯丰听了我的建议说：「好，好！都是最管用的办法，马上向中央报告。」我们的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三条措施实施，抢粮的风潮停了。

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中央决定粮食部撤消，在边区政府成立粮食局。原中央粮食部的干部重新安排，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宋裕和任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我任副局长。这时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立了，很多工农干部都想去那里学习，我也提出了要求。不少领导不愿意放我走，我找到李富春，他为我疏通，得以批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到了抗大学习。

初到陕北在抗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