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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永远的延安
任军委供给部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由于缺粮，抗大二期学生开到甘泉、富县一带去就地吃粮，维持学习，把粮食吃完了就提前毕业。我在富县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我立即回延安去任职。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遵照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我军将分兵深入敌后，在不同的地域上建立几个根据地，各路军队的供给也将由各自根据地独立办理。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原来军委供给部一分为三，一批人组建八路军军需处，同国民党联勤司令部打交道，如领取八路军的薪饷、物资，军需处驻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叶季壮。另一批人组建八路军兵站部，随八路军总部进驻太行山，部长杨立三。留在延安的供给部一摊子，仍为中央军委的组成部分，但机构缩小了，张元寿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长，我任副部长。半年后，张元寿调新四军当兵站处处长（亦曾称总兵站部部长），我任军委供给部长。不过具体的供应范围缩小了，只负责西北地区，华北的黄河以东至同蒲铁路以西地区，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的部队。
我担任供给部长的前几天，毛主席叫我去谈过一次话。毛主席是从开玩笑说起来的：「恩来同志来电提议你任供给部长，这可是一个不好当的官呀。你不能满足需要，是要挨骂的。你受得了吗？」
我说：「挨骂的都是好人！国民党天天都在骂共产党，我们不就是好人吗？」
毛主席笑了好一阵子后说：「我说的会骂你的人，不全是国民党，今后有的好人也要骂你呀。」
我说：「那就请主席订一条规矩，我们这里谁骂人就让谁当供给部长。」
毛主席说「好呀，你这一条可厉害！我们的队伍内有那么一种人，只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看不起别人的工作，作风又霸道。怎么办？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能靠骂人来解决问题嘛。」
说完这段话，毛主席正式和我谈开了，他说：你可以胜任供给部长，因为许多事你都是做过来的。现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动脑子。任何人不管做什么，都是脑子和手足的统一。比如写字，好像是手在写，事实上是脑子指挥手写的，做工作也一样。对客观情况加以分析，把复杂的事条理化，分出主次，组织实施，这就是组织工作。一个干部的领导能力，最主要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情况，周密谋划和组织，能够抓紧贯彻执行。
毛主席最后鼓励我说：「你现在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你就当个『牛犊部长』吧！」毛主席说着笑起来了，一旁的机要科长孙开楚也笑起来了。
陕甘宁边区划定为二十三个县，都是贫穷落后的地区，丰年粮食持平，略有自然灾害就有大批人外出逃荒要饭。延安的工业只有打马掌等简单的手工业，延长出产少量石油。
军委供给部机关，下属五科一处：会计科，科长廖静民；出纳科，科长（名字忘了）；军实科（主管军械），科长刘光明；粮秣科，科长高文智；管理科，科长杨居桃。政治处主任刘镇，总支书记杨村，保卫特务员王金国。机关工作人员约五十人。
供给部的直属单位有七个。
1、汽车队。三十辆大卡车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由国民政府配给的，担任延安至西安的运输任务，刚开始刘镇是队长。汽车队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的，因没有零配件，能开动的车慢慢减少了，最后剩下几辆怕抛锚不能跑远道，就分给延安的高级领导人作专车用，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高岗等人都分有一辆，毛主席用的是一辆救护车。
2、兵工厂。厂长郝希英长征前在就是厂长，兵工厂有三百余工人，只能修理枪支和铸造手榴弹。
3、被服厂。有四百余工人，厂长曾志贤是江西吉安人，在瑞金时是优秀工人。厂里除少数踩机器的是男工以外，均是女工。被服厂担负了全边区部队服装的生产任务。刘志丹的夫人童桂荣就在被服厂工作，是被服厂的老工人，国家一直养着，解放后退休在北京万寿路居住。
4、鞋厂。有二百多工人，只能生产布鞋。
5、军械库。在延安西的高桥镇，编制五十余人。库内存放的是历次战斗缴获的一些破旧枪支、洋镐铁锹等军用品，就是这样一些「军械」也被看作是宝贝，不敢轻易处理。
6、骡马运输队。这是从几十头牲口发展到八百多头的队伍，从一个队发展到四个大队的运输大队，是边区最大的运输力量。每匹牲口可以驮200多斤，匹匹饲养得膘肥体壮，一看就知道是供给部的运输队，当地老百姓很羡慕。
7、军人合作社。主任孔祝三。
8、供给学校。有学员二百多人，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校长，我兼任1副校长，耿万福任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说起供给学校，我还想起一个故事。叶季壮的夫人马露贞闹着要上供给学校，当时要求上学的人很多，不好安排。叶季壮为了起带头作用，交代我不要让马露贞上学。马找到我，我不好当面拒绝，就说给她写一封介绍信，就可以上学。这封所谓的介绍信是给耿万福的条子，我写道：「叶部长说不要马露贞上学，她去后你打发她回来。」马露贞高高兴兴地去了，耿万福看到条子，对马露贞说：「收下你了，回去等通知。」学习都快结束了，马露贞才知道真相，但为时已晚。多少年以后，马露贞还骂我：「我一生不识几个字，都是邱会作害的。」
在延安初期，军委供给部同其他部门相比比较庞大，是实际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担任军委直属机构的领导工作，感到压力很大，但我毕竟只有二十二岁，充满了干劲，什么困难也不怕。我接任时供给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但穷有穷的办法，我一上任就采取了这么几招：
第一，出「安民」告示，亮出穷家底。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队（包括抗大）约三千人，留守兵团约一万五千人，由供给部直接供应，但供给部没有钱。我记得当时驻定边县的三十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银洋买副棺材，我们都发不起。那时部队相当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小米或杂粮，要采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二次肉。红军和八路军生活之苦，古今军队都少有。
部队多数领导能体谅供给部的处境，但也有人不相信，认为是有钱不发，来吵吵闹闹的事常有发生。有一天，陈奇涵、陈先瑞、武亭三个人同时找我要钱。陈奇涵是绥德五县警备司令，那里是统一战线区。他要上任，我发了一百元钱。他啼笑皆非，领吧实在太少；不要嘛，一文没有，还是打了领条收下了。陈奇涵曾是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时的党员，又是我兴国同乡，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亲是亲，公事公办只能给他一百元钱。陈先瑞是七十四师师长（后改为警备二团），部队驻洛川，也在统战区。他来领饷，我发了二百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骂：「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二百元够个屁用！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不想打领条。武亭是炮兵团团长，也驻在洛川，但无统战任务，我一文没给。武亭说：「他们还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吵了起来。陈奇涵硬拉着他们走了。滕代远参谋长知道了这件事，找陈先瑞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军委供给部确实没钱。
我想，与其大家来吵，不如先发《安民告示》，说明没有钱，这是敌人对我们封锁造成的。告示一发吵的就少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后勤干部要受三重苦：一是和部队一样生活苦，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要受谩骂之苦；三是要委屈地受首长批评和责备之苦。但是我们再苦也无怨言。
生活如此困难，干部就有思想问题，主要是平均主义。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稍微好一点，就有人指责我是为了「往上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也在会上指桑骂槐地说「供给部忘记了大众利益。」我不吭气，向毛主席报告要成立军委审计委员会，建议李六如当主任。毛主席批准了。审计委员会成立之初，李六如兴致勃勃地管事，这一下骂就朝着他去了，过了三个月他受不了了，提出辞职。
第二，卖破烂，应付急需。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穷家，我们不仅向中央财经部领不到分文经费，他们还经常想向我们借钱。实在没办法，我想到清家底卖破烂。我们把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用它解决了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买了一批通信器材。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发现延安城剩有一批通信器材，我批给他三百元购买了。对于我不发菜金买器材，不少人意见非常大。毛主席知道了，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为我说了话：「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发不起菜金是问题之一。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点钱，买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用得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毛主席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又如，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来延安，毛主席亲自接待，花了五十多元，事后他收到一封告我状的匿名信，说「供给部有钱请国民党军官吃饭，但几个月不发伙食费，供给部可能变为国民党了……」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解释说：「几天前我接待了一批国民党高级人员，引起了一些人不满。客人是我毛泽东请的，骂供给部毫无道理。有人问为什么过去战场上的敌人现在成了客人，我说这证明革命的形势发展了，一起打日本。大家对不发伙食费有意见，供给部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赞成实事求是。」
这次毛主席没有发火。按着他的性格，搞到他头上的事是要大发脾气的。毛主席听进了大家的意见，特地把我叫去说：伙食费还是要搞个规定好。过去我们只发实物，现改为费用定额比较好。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五分钱，上级没有钱的时候，可欠账，待到有钱时补发。我们的人唯一的就是能领到几文伙食费，现在就规定它几条：一是伙食费按规定发；二是今后欠的伙食费，由供给机关打欠条。有钱时全额补发；三是伙食费绝不准挪作它用，节余的分伙食尾子。这是红军的制度，应当坚持下去。
我把毛主席交待的规定发布了。虽是「空头支票」，但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后来财政情况好转，这些规定实现了。我军从创建开始一直是发实物的伙食管理办法，这一次毛主席亲自决定改为费用定额的办法，是我军后勤工作上的历史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