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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永远的延安
在抗大学习
兴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中央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红军东征回来之后，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保安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红大」）培养干部，毛主席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后来刘伯承兼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后为教育长），傅钟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为副主任，杨立三为校务部长。由于粮食困难，第一期调集的学员比较少，办到第二期就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并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迁到延安。校址在原延安师范学校院内。
一九三六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长征也到达陕北，入抗大第二期学习的人就比较多了，有九个队，约1300多人。一、二队为高干队，学员至少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全校有上千名学生。这么多的干部进校学习，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进入抗大二期二队学习。二队学员近百人，我编在第三组，同一个支部的有张震（来自三军团）、余秋里（来自二方面军）、伍书普（来自四方面军）。我和余秋里、伍书普三人一间窑洞。余秋里战斗负伤去掉了一只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学习期间不能带警卫员，招呼他的事，如吃饭、打水、洗脸、蘸牙粉等，就由我和伍书普做。至于出公差、打扫公共卫生、整理内务等，也由我俩代劳。我们虽然来自红军三个不同的方面军，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睡一炕，亲如兄弟。
我在抗大学习了近一年，主要学习了四门课。到抗大讲课的人不少，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凯丰、吴亮平等人都来讲过课。
第一门课《党的建设》，授课者朱德。
朱德讲课没看见有提纲也不发讲义，警卫员抱好几本书放在讲桌上，但他从来没翻过。朱老总是个可敬的长者，他讲课是「摆龙门阵」式的，大家听得亲切，但中心思想难搞清楚。他讲课总是爱举例南昌暴动、井冈山会师、遵义会议、长征路经蛮子区……。朱德讲党的建设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共产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要忠实于党，党叫干什么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即使党的领导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也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能抗拒。张国焘恰恰相反，让部下忠于他，自己则以军阀主义的态度对待党。
朱德讲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开。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当时，也就是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展开了对张国疗的批判。
第二门课《马列主义基础》，授课者博古。
博古讲课时讲桌上下是大堆的书，有「洋」书本，也有延安土纸印的。他讲课中不断翻阅，大段大段地读，有时读了几页也不停口。他似乎不是在讲课，而是在领读马列主义书本。
博古操一口很难懂的无锡话，讲来讲去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和语录，枯燥无味。幸好博古发了讲义，多少知道他要讲什么。但他有时又不照讲义讲，喜欢列举俄国革命的事例，他经常举托洛茨基为反例，念托洛茨基用俄语发音，常引起满堂人捧腹大笑，博古不知为何？原来我们想起了在江西瑞金红军学校中误把托洛茨基听成「偷着吃鸡」的笑话。我们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只能通俗地进行启蒙教育，只讲高级理论不行。
博古人很秀气，对人很和善，讲课也很认真。他从最高领导岗位上下来，还能到抗大面对这么多干部授课，而且很下工夫，我心里还是很尊重他的。
第三门课《战术概则》，授课者何迪洲。
何迪洲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工兵军官，在江西解放参军。红军的技术人员（医生、无线电、特种兵）多数是解放参加的。何迪洲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十分受欢迎。他在国民党那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有我军的实践经验，能把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可惜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何迪洲不辞而别跑掉了，否则他就是人民军队军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了。
第四门课《哲学》，授课者毛泽东。
第一天上课，毛主席就说：「我要讲的哲学，在场的多数人是初次接触，会感到不懂，但你们又会懂得很深刻。因为我要讲的内容就是大家工作和战斗中的实际问题。你们很会工作、打仗，难道就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吗？你们不要去抠那些名词和字眼，要很好地研究道理。让你们学懂一点哲学，我有充分的信心！」果然，毛主席把深奥的理论讲活了。
毛主席讲课多在一队学员宿舍门口的院子里，学员席地而坐听讲。毛主席讲课有讲稿，不发讲义，但他不念稿子，总是用工农干部熟悉的事情来说明理论。我多少有点文化，即使意思很难一下子全部理解，却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结合工作一想就想明白了。但有的文化低的学员抱怨说：「听毛主席讲课像过年放鞭炮，听起来很喜悦，过后都忘了。」
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写的油印本《实践论》、《矛盾论》记录稿，通俗易懂。最初记录稿很少，我如获至宝地把稿子一字不漏地抄在一个厚本子上，常拿出来读，为我学习哲学启蒙，打了基础。
抗大的生活非常艰苦，吃饭成了严重问题。中央军委供给部把抗大列为粮食重点保障单位，但仅仅是方针而已，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话。因此抗大的吃饭有了四种情况：一是勉强够吃，这样的日子不多。二是不够吃，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饿得抢饭吃，这样的日子相当多。三是吃稀饭，多为一天两顿，这样的日子很经常。四是喝稀汤，就算顿饭，学员称这是「哄嘴饭」，这样的日子不是很多，但却叫人难忘。由于饭不够吃，开饭时大家就争抢。余秋里一只手，开饭时我要先为他抢上一碗饭，然后再挤进去抢我的一碗，稍慢一点就打不上。余秋里常为我开道，他虽然一只手，也去拉开别人，我一下就钻到前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夏收之前，粮食缺得严重，只好用黑豆等饲料代粮，用黑豆、高粱、小米做成稠稀饭，大家叫它「合作饭」，就是这种饭也不能保证，越吃越稀。学员们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地叫。全世界的军队中，红军最有挨饿能力！
尽管生活艰苦，但抗大一年的生活丰富多彩，比如打篮球，这是最热闹的活动。只要朱老总来上课，下午肯定提前下课，朱老总组织大家打篮球。王铮那一帮人打的好，动作很漂亮，他们能打得赢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那帮人，但有时却输给我们这些土包子。我们这些农家出身，哪会打篮球，基本上是看会的，我们之中有几个人，东推西撞，动作歪歪扭扭，但往往进球，因此常有争执，朱老总常用四川话说：「进圈圈为准！进圈圈为准！」
回忆抗大的生活，还有几件重要的事：
一、反军阀主义
抗大二期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在二队约占三分之一。他们的精神压抑，很少说话，特别是师以上干部多是这样。当时中央要求进行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他们认为是整他们，来学习就是来挨整。
二队在学习中，教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连队指导员讲政治课时提问一个原四方军的战士，是毛主席好还是张主席好？战士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主席好！这个战士忠厚老实说实话，反受到了惩罚。二队在讨论时，一、二方面军的干部认为战士很错误，而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于用这样的实例进行学习很愤怒。
对于张国焘的态度，二队队长倪志亮和支部书记谢富治的意见也很不一致，谢到处讲张国焘坏，而倪闭嘴不说，实在憋不住就大吼一声：「都光杆儿了，还有什么军阀主义！」这句话被支委会抓住了。倪是四方面军参谋长，而我们几个支部委员指责倪志亮坚持错误。他双眼一闭，不理睬。倪志亮越是被说成军阀主义，越要给大家一个颜色看看。三七年二月最冷的一天，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紧急集合把全队带到操场训话两小时，学员们没有准备穿得不多，又冻又饿。事后支委会开会指责倪是故意整人，并向校部报告要对倪进行斗争，罗瑞卿批准了。全队开会斗争了倪一整天，一定要把倪的队长反掉。倪见形势不妙，立即向朱老总求救。朱德亲自来到支部大会上，讲三个方面军的干部要团结，劝大家把事情结束算了。在朱德的压力下，倪志亮做了检查，虽然是应付，但他怕了，以后什么事也不过问了。
二、毛泽东亲自整队伍
三七年初的时候，天气相当寒冷了，北风又刮的呼呼地叫。就在这种情况下，抗大在师范学校的院内广场上，召开了全校军人大会，会议的内容是听毛主席讲政治形势问题。
一天下午三点，全校都在广场上集合了。那时对毛主席当然不像后来那样神化，但没有见到过毛主席的人还是多数，很想看一下。队伍集合之后，毛主席、林彪、罗瑞卿、刘亚楼等人都出现在临时架起来的台上。毛主席来前队伍有些混乱，秩序不很好。毛主席站在台子上表情严肃。
罗瑞卿宣布开会时，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前站得很端正，稍微扫视了一下台下，就发出口令：
「全体起立！」全体人员都从席地而坐站起来了。
「一队以罗炳辉同志为标准，向前看齐！」此时，唰唰的声音持续了好久。
「坐下！」队伍稍微整齐了。
队伍坐下之后，毛主席扫视了一下台下的队伍说：「军队只要为伍就要严肃、整齐。」接着，毛主席就讲话了。他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为侵略我中华民族做理论上和物资上的准备。我们一定要实行全民族抗战，保卫伟大的中华民族。
毛主席讲话之后，林彪和罗瑞卿对今天的情况表示不安，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毛主席会用这种亲自整队的方法来表示对学校的指责。毛主席的一次口令，引起了学校对军容、风纪的极大重视。严肃军纪风纪成了学校在不短的时间内注意的主要问题。我记得，从此各队都实行早操。
一九三八年春开的时候，全校在东关机场进行过一次大会操。会操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队列训练。大家对大会操没有什么负担，更没有料到会出「洋相」。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等都出席了会操。会操由罗瑞卿主持和施教。会操开始，罗瑞卿发出了口命。可是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罗炳辉等跋慢步、出左腿甩右手都不会，搞得顺拐，人们大笑。
三、劫持张国焘出走事件
一九三七年春，四方面军在抗大的少数人曾策划劫持张国焘离开陕甘宁边区，还没实施就被揭发了。
抗大一队学员许世友（原四方面军军长）、洪学智（原四方面军军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张国焘搞到陕南去另外组织红军，参加的有二十余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对待四方面军干部的政策很有问题，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确实有些威望。
这些人的活动校保卫处早已有闻，原以为是少数人想结伙出走，并不知道要劫持张国焘。为了侦破该案，保卫处的科长陈福生在学员中组织了侦察小组，有一队张元寿、二队邱会作、黄克功、三队李某（名字记不起了）共五人，陈是组长，我和黄克功分工负责掌握二队的动态。
起初侦察毫无进展。一天，我和黄克功等在延安北门的城墙上无意中发现了二队学员徐长勋（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四局局长）、三队学员张大华（原四方面军营长）等七、八个人由城墙脚下的水洞里出来，见了我们慌张地走了。我们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是雨季时城里向外排水的通道。洞里有烟头、花生皮等杂物，可以判断有过多次活动。我们向边区保安处长周兴汇报了。
第二天周兴召集侦察小组到保卫处开会，侦察专家布鲁（在苏联学习多年回国的）也到了，周兴决定拘留张大华进行审讯。张被捕后供出如下情况：1、几个月以前，他们二十余人开过会，传达了张国焘的指示：我们必须再创造一支红军和根据地，四方面军多数人会投奔来的。这次先到陕南，做秘密准备工作。2、最近又开了第二次会议。3、已对延安城的地形进行过详细侦察。城一边是延河，西边是凤凰山，北、东、南是城墙，只有那个水洞是出城的最好道路。4、走的时间定了，行动时在延安城内的钟楼放火，乘着混乱保护张国焘出城。5、出城后人员集合，保护张国焘直奔陕南。6、预定一起走的人（约六十人，干部和警卫员各半），都带好自己的枪，子弹准备要充足。他们几十个人有相当的战斗力，少数部队很难拦阻住。后来的事，如逮捕许、洪，毛主席又去释放了他们等情况，多有文章记载，不再赘述。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谓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动我，找找当时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没有答应。经孩子再三动员，我说：「我谁也不找，如果要找，我只找余秋里。」我写了一个简信：「余主任：你好！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况，不要把你吓死。我心中的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苦还要多二万五千倍。致礼！邱会作。」我的大儿子路光找到叶帅的儿子选宁，选宁非常尽心，他先给杨尚昆（军委秘书长）打了电话，杨的态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反映一下情况，毕竟是到期了，应该由军队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选宁又把路光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顾林昉，顾林昉正好是管这件事的，顾对路光说：「你爸爸到期了，理应安排，他们吃了苦头，唉，正确对待吧。安排的原则就是原单位管，你爸爸的原单位就是军队。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政就是不同意，给安置工作造成困难……」选宁又给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打电话，余却把选宁批评了一顿。对党内斗争，我有思想准备，但对战友之情的变幻，我没有思想准备，此事我心里着实难过了一阵子。相反，我另一个「同学」张震，在我一九八九年去北京时，专门在国防大学请我和胡敏吃饭，口口声声称我「老同学」，我不得其解，他说：「我们是抗大老同学呀！」他坦诚地说：「你的事我管不了，胡敏落实政策我尽力管！」他当了军委副主席后还给我送了不少治病的好药，真是没有白同学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