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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热闹
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J的，六七年一月，他支持上海二医大「红纵」，造我的反，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
会场的台上有个后门，由台上回我们的住处比出大门近多了。散会时，大家陆续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和我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面，并往主席台的后门方向走，陈伯达在台上等着没走。此时，我们后面的几个人，有的已经上台去了，我还在阶梯上，汪东兴就讲开了，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主席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主席说不要点名的情况，这时，叶群忙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叶群还讲：「林总说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太丰富了，主席比马克思、列宁还懂的多。我就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其实，「不点名的点名」我们听得懂，林总讲话是指张春桥的。当然，叶群、汪东兴一开始就是唱主角的，他们通报这些消息并非多余，他们一讲，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临走前，叶群又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担心的是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三人把林总「推」上台的。如果真如此，是没有不坏事的。我又想，林总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人，他的讲话一定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才讲的。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八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
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晚上九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并要同周总理并排坐下；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我与李作鹏同往常一样，其余的人情绪略有不同，但不是很明显。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李德生、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我想，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也在情理之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
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回来后，对我们说：叶群讲，林总本来在开幕式上不准备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林总交谈了很久，林总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吴）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对林总说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到了吴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谈的，一直谈到二十四日凌晨三时才散伙。
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口气来说，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他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陈伯达说，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安亭事件发生后，是他派张春桥去处理的，连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都是他在北京写好，用电话传过去的。群众起来了，张春桥当时并不敢去，是他写了几条要张去宣布的，并由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张春桥才去了。然后上海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张春桥也是不敢出去见群众的，又没有什么主张，还是他同张春桥直接打电话告诉他的办法（似乎也说告诉了几条），结果大会开成了，夺权成功了。张春桥还吹什么他创造了「上海革命」，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陈还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张春桥吹的那样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把张春桥的对立面镇压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中央支持，又允许镇压，哪有搞不好之理！」另外，陈伯达还谈了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二十四日早上三时，吃了夜餐。
我回到宿舍之后，刘秘书同我说：「张池明政委、张令彬副部长，今天下午来看部长了。」我即想到要给他们回个电话，否则，他们会有意见的。但说什么呢？我稍微想了一下，就向他们回电话说：「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还要组织听录音，这样便于小组会上发言。」这是个极其一般的电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搞什么「阴谋」，只是想到给他们一点可以谈的「内情」，但后来追个不停，大家都知道，两张在政治斗争中，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