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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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判庭设在空军学院,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审判。

大约是十一月下旬我们就住到了空军学院,我没有手表,也没有报纸,是无法知道日子和时间的。每天的白天、黑夜之分,也只能是以窗户透进的光线为准。这种黑暗生活的滋味,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对空军学院我是比较熟悉的,从建院开始我就参与其事。特别是该院要建个礼堂,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同我具体商办的。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周总理处理西北问题的助手。我还陪同周总理,在学院礼堂接见过新疆、陕西、宁夏等省区的来京代表。我同空军学院礼堂是有历史缘份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成为审判我的法庭所在地。

在空军学院,我住的好像是图书馆,我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用木板给我隔了一个「房中之房」的小间,我就睡在里面。

在空军学院的物质生活,比秦城好多了,除了被褥是军用品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新的。特别使我感到久违的是,有吃饭的筷子、磁碗、勺子等,这些在秦城都是禁用的。伙食虽然一般,但与秦城也有天壤之别。特别是使人难于忘记的是,在学院期间,还吃过两次囚徒不能吃到的水果,看到水果我都感到稀奇!

我是晚上到空军学院的,第二天早饭后,有两个监管员到我的房间来,其中一个就是原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刘宝庆(不知是否真名,也不知他的职务)。姓刘的说:「我现在负责对你的监管工作。中央对你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包括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向你说的政策性(宽大处理)的话,都不会变的。对你的处理,还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就是了。」从此之后,刘宝庆几乎每天至少都要到我的房间来一次。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们还在忽悠我,但也不排除他真心希望我有个好结果。因为自从七月二十三日对我补办了逮捕手续之后,我的一切想法都变了。他们所说的所谓宽大,也只是多判几天,或少判几天徒刑之别罢了,这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与我过去对此事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了。

当时,我只有一条裤衩子,一条破烂不堪的长衬裤和一双袜子,有时洗了裤衩子,光着屁股睡觉。一天在澡塘洗澡,我先洗长衬裤,放在暖气片上烤干,再洗澡。警卫战士看我的破烂衬裤后,十分惊奇地说:「你的裤子不能穿了!」在场的两三个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对我表示了同情。他们说:「真是不可想象呀!」过了一两天,他们给我拿来了两条军用裤衩,一件化纤衬衣,一双袜子,这下算解决了大问题。我对他们表示了谢意!

为我看病的医生、护士都是解放军总医院派来的。他们是认识我的。一位年青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同我主动说话:「我是二医大毕业的,我当然认识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遭受的灾难,我看到了很多,真残酷呀!我亲眼看到你的身上都是地上的尘土,还有血淋淋的斑痕。现在我也做不了什么,趁这个机会,我们能做到的,保证做到。」

在空军学院的警卫部队,是卫戍区警一师派出的。他们的领导干部多数都认识我,对我的态度、作风、礼貌,同秦城的警察实在是不可相比。警卫战士在值班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为难我,还尽量给我方便。

即使遇到一时不便办之事,也会给我说明。像秦城那样管囚徒的恶劣做法,在他们身上是难于找到的。

我的洗脸水和洗脚水都要从外面打来,每次都是值班战士给我打的。我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战士们就在澡塘给我洗好,放在暖气上烤干,并且还叠得整整齐齐。我每次都诚恳地向他们点头表示感谢!他们几乎都立正站着回答说:「我们的心情,你不一定完全理解。我们能为你做点小事,感到很高兴!」然后他又悄悄对我说:「是指导员交待我们尽力做好工作。大家都同情老首长。」

在空军学院,只要不刮风下雨,我每天上下午都到室外散步,在院子里晒太阳,除值班战士之外,没有监管人员陪同。


宣读起诉书五次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