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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章 「公审」闹剧
五次出庭
在我的记忆里，到空军学院之后，差不多有二十天都没有出庭。我每天也就是吃饭、睡觉、散步三件大事。事不凑巧，我在要出庭的头天，在室外散步时跌倒，磕坏了牙和脸部，略有轻伤。
第一次出庭时，警卫师的干部同法警办了移交手续，并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以后出庭也是这样。
我走路有两手后操的习惯，进了法庭没走两步，左边的法警在我两手后操交叉处，猛的击了一拳，并说：「把手放下！」我回头怒视警察，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再敢动手，我就要拼老命与他们对打一顿，可是他们推了一下之后再也没有动手了，我仍然两手操后走路。
第二审判庭的布置，同公安部礼堂的布置是一样的。左边是检察官，右边是法官，左右两排中间的头一名，左边是史进前，右边是伍修权。舞台的下面临时拆去了若干排椅子，显示出了一块很大的「空地」。对被告还特别做了一个框架式的笼子，里面放了一张凳子，被告人就坐在里面，框架外面还左右站了一个法警。
我进入被告人的笼子坐定之后，副庭长黄玉昆就宣布：「对被告人邱会作的法庭调查，现在开始。」黄玉昆是我的老乡，不仅我们之间熟悉，连我的母亲、弟弟都认识他，因为他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到我家里去。我们之间毫无恩怨，他肯定是奉命行事的。
在整个法庭审讯中，我共出庭五次，每次多则两小时。在法庭上就是捉弄你，如同猫捉到老鼠，在吃之前，一定要戏弄够了才吃掉是一样的。我们根本没有讲理的条件，所谓法庭调査就是陪着台上的人走过场，我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这就是所谓的法庭「调査」的实质。回想起我的态度，认罪不是认罪，自弃也不是自弃，我之所以基本上都认了，因为你认不认都是那么回事，我不愿意和他们共同演这个蹩脚的戏，让他们耍弄我。他们别有用心一问，我心里就有火，真是懒得回答，不回答又不成，那就认吧，快点结束吧。因为谁判几年早就定好了，还调查什么？就是调查清楚了，他们就敢采纳？他们就不判你的刑？可能吗？！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在公审时就是很小的事都要请示中央批准。
第一次出庭主要审问我在「九一三」之后，烧材料的问题。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对我的用心是十分恶毒的。「九一三」之后，我确实烧过一些相片之类的东西，根本没烧什么材料。烧东西也只是避林彪这个嫌罢了。对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系列审查中，我都做了交代，都是十分清楚的。
那么，法庭上为什么又这样虚张声势地做呢？因为「烧材料」可以迷惑一点人，好像我们烧了什么「罪证」，从而可以同「反革命」挂上钩，因此，起诉书上写的是：「邱会作为了掩盖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九一三』之后烧了大量的材料。」这完全是以假乱真，虚张声势！
有口难辩，在一九八一年「公审」中
在这次出庭中还提到我送给叶群的一个砚台，叶群很喜欢这个砚台，她让我书写了一首她自己写的诗，刻在了这个砚台上。诗文是：「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我以前并没有注意这首诗，现在看起来，这首诗写得不错。
第二次出庭主要是审问我「诽谤」朱德的讲话和搞徐向前材料的问题。
法庭向我提问：「在六八年十二月总后党委扩大会上，你诽谤过朱德委员长，是事实吗？」
我一听心里就火得很，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讲朱德的问题是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讲的，即使有错误，能算犯罪吗？而且我讲朱德的问题，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按中央的布置讲的，而且都是鹦鹉学舌的。法庭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把事情孤立起来，然后套法律条文。
但一想对着干也没用，我说：「我诽谤了朱德是犯罪。我的确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时讲过，朱德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总』过，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接着，法庭向我提问：「是不是指使总后文办主任王希克整过徐向前的材料？」
关于搞徐向前的材料问题，从开始审查我就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材料是普遍问题。实话说，这个问题的确是徐帅错了，总后大乱是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下命令要我去二医大『红纵』那里送死，才大乱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帅向我道了歉。对这个问题我想未必是徐帅的意思，而是总后造反派向法庭提供的炮弹而已。
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不少，当我还要讲下去时，法官立即粗暴地用很大的声音说：「你不要讲了！」并同时用手一挥，示意关掉扩音器，顿时法庭似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晚上，我很激动，也很气愤。我早就说清的问题，法庭还当成罪名来审我。
第三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审问所谓迫害总后领导干部的问题。
第四次出庭，法庭主要是审问所谓「镇压」群众的问题。
法官首先说了一些煽动人心的讲话。他说：「邱会作和总后副部长陈庞在文化大革命中私设监狱，搞刑讯逼供，迫害了总后四百五十七名干部和群众……」。
听了法官的话，我气就来了。文革中整人，有整对的也有整错的，整对整错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来的，都是在文革中复杂混乱的环境中造成的，都是在党委常委会上研究的，都是当时的工作，法庭拿出来的证据都是各种会议上我的讲话。在文革中就是按照中央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办事，现在否定了文革，就是承认错误、总结教训。当然整错了人，整过头了，整死了人，我这个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是要负责任的，负责是为了接受教训，但法庭是作为炮弹向我们打来。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究竟怎么个专法？「九一三」以后把我关起来是不是私设监狱？把我关到秦城近十年才宣布逮捕，又算什么？但心里想的这些话又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就上了当，引到反毛主席上面去了。所以快认快结束算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
然后，法官就把总后常委会的记录，我的讲话，给林办的电话记录，我在总后布置工作的讲话等等，让我辨认。这些当然都是真的，我只能认下来，关键是这些东西怎么对待，怎么用。是孤立的用法律条文卡住，还是根据文革中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分析。
提到「迫害」，不提缘由，不提「受害者」当时的所作所为，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比如庭控诉我迫害总后政治部干事陈政，他解放初期就是公安部的内控对象，文革中又反总后党委，搞造反，究竟应不应该对他审查？！况且逮捕陈政是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批准的。还有到庭控诉我的总后营房部助理员张锦昌，他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头子，反党委，揪斗老干部，打砸抢。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应该清理的「三种人」，只不过当时为了军队的稳定我早就把他们清理了而已。
法庭上指出的总后死了八个人，我有一半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并不等于我没有责任，关键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从中央来说，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死于文革中，应该说责任在毛主席，但不能说毛主席犯了罪。文革的问题对我们不能搞两个标准，尤其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发明者彭真，在领导公审时更不应搞两个标准。
法庭提到汤平的死，我是感到非常痛心和追悔莫及的。汤平的老婆刘伯音上庭控诉，话不算很长，有些话也不够真实，但过头话也不多，主要说的是汤平死的经过情况，对汤平怎样死的却避而不谈。汤平是我的老战友，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因此，刘伯英的话音一落，我立即说：「汤平部长之死，在执行政策上我负有责任和没有保护他过关。我是有能力保护他的，但我没有及时做到。我现在向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战友汤平的妻子请罪。」
对于法庭指控的事，你不认法庭也不会罢手的，所有问到的事，记得起来记不起来的我都认了，认了也不能说就是事实，法庭不是我说话的地方。晚上，刘宝庆等来我房子「闲谈」。我说：「运用职权，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像郑洪泰、陈政、张锦昌这样的反军渣滓，都拿到法庭上来做为真枪实弹使用，真是无聊到了极点！他们的本领太低劣了。」
第五次出庭的审问是结束式的。提到的问题很多，没有什么主题，时间只有一小时多一点。今天法庭的特点是：法警川流不息的传什么「证据」给我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法庭开庭进行了所谓的公开「辩论」。辩论时间共四十五分钟，检察官王瀑声，用什么「公诉人」的身份对我「公诉」的时间占去约三分之二。我的发言和伍修权的问话一共才十五分钟。
王瀑声对我的「公诉」共分四部分：（一）积极投靠林彪，参与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二）积极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三）积极追随林彪「砸烂总政」的活动；（四）迫害干部独霸总后领导大权。
在王瀑声「公诉」之后，法官即要求我做最后的陈述。我知道法庭的什么所谓「辩论」是虚伪的，故不参与辩论。我只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我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我的一生看到了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今天，我还是相信共产党，并且永远相信共产党。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我从肺腑里发出我的声音，高呼：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审判后，我这样想：公审是中央决定的，虽然是邓小平错误的决定，但也毕竟挂着中央的牌子。自从「九一三」之后，无论把我送进卫戍区、关进秦城监狱、公审，我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我根本不会与中央对抗。因为，文化革命的整个路线及文革中的具体方针部署，毛主席要负很大责任的，这是很明显的。在法庭上，你一辩论，很容易就被他们利用去做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的小丑，这点我是绝不会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