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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条件略有改善
为了使中央了解我被隔离后的一般情况，一个半月之后，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全文大意如下：
周总理：
被隔离审查已经快两个月了，我的问题审查是否有了初步结果？这仍然是我日夜悬心、坐卧不安的大事。我认为尽快地弄清问题，得出适当的结论，不论对我对党都是有利的。毛主席历来主张除了不可救药分子外，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这对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是深受感动的政策。
国庆节进行很顺利，北京没有发现不正常现象，解放军是稳定的，海军部队也是稳定的，证明我们并没有搞什么不轨行为，因此我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请求党中央尽快把问题查清，做出适当的结论。我虽然这样想过：“不能急躁、安静等待！”但在这种处境中，想不着急、安静等待，是不可能的。况且我的身体不好，性情急躁，也许不知哪一天就离开了人间。现在压力多么沉重，度日如度年，常常是通夜不眠。因此多么希望越快越好，弄清自己问题，解除痛苦。
第二、如果目前一时不可能把问题弄清，做出适当结论，那么我请求中央放宽政策，给我读书学习方便，给我身体锻炼和治疗方便，给我生活调济方便。请党中央放心，我绝对保证：不自杀，不逃跑，不行凶，不搞对党不利的任何活动。我有决心和勇气，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完全没有想到我的问题那么严重复杂，审查这样久的时间，仍无结果。但我并不悲观，自己的问题自己明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决心忍受。现在我把我所处情况，向您报告：
1、身体情况不好，心脏病经常发作，幸亏不是大发作，服点药、吸点氧，安静休息，就过去了。如果大发作，可能麻烦。这里有一位军医，是由化验员提拔起来的，医术不高，工作不认真，药物又缺少，对心血管病临时翻书应付，我对他信心不高。
2、我住的一间小平房，不足十平方米，是过去的马厩改成的，很潮湿，有积水，青蛙在水里跳来跳去，蚊子很多，睡的草垫子有草虫。又因房子很低很小，窗户又堵死，总觉得空气不够，心闷气短，不能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没有见过太阳，现在大地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了。
3、这里伙食是战士灶大食堂，此部队多南方青年军人，米饭太硬，菜太辣太咸，吃不习惯。特别是我住在营房南，食堂在营房北，现在天气冷了，打回来的饭菜是冷的。再是菜饭的花样变化不多，也不易适应。因为伙食不好，我也发过脾气，倒了不吃。我的体重下降不少，大腹便便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也许是好现象。我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思想准备。
4、每晚有八个小时睡觉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不能入睡，有时通宵不眠。因此夜晚比白天更难过。军医怕我服安眠药自杀，所以给的安眠药很少，也可能不是安眠药，吃了同没有吃差不多。
5、这里有由排连干部组成的看守班，他们把我当成敌人管制，一切行动均受限制，隔离室同监狱牢房一样，具体问题我不想说了，人倒霉了活该！当官和囚徒自有天堂和地狱之别！
以上种种情况，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我盼望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请求改善现在的生活条件，放宽人身限制。能多活几天，看到自己问题的解决，那就谢天谢地！
李作鹏
1971年11月11日
1972年春开始，我的境况有了若干变化。
第一、整修房子。首先扩大了房间的面积，把我住的这间和旁边的一间房子中间的隔墙拆掉，两间变成一间较大的房间，面积扩大一倍，约有16平方米。同时用砖加高地基，再铺上一层水泥，使地面干燥、整洁了不少。并沿墙壁一周增修暖炕，保证冬天不冷。室内两个窗户，由我自己掌握打开或关闭。
第二、改善伙食。在我住的那栋平房内，拨出一间作小伙房，里面垒灶及购置炊事用具，在看守人中指定团军需股副股长管伙食（事务长出身）。小灶伙食标准，除在食堂一份战士口粮及油盐粗菜外，每天增加六角钱由临时炊事员掌握，购买稍好的细菜。那时通县猪肉八角一斤，活鱼五角一斤，由大灶改小灶，想吃点什么就作点什么，这样我的伙食就稍有改善。
后来我听说，毛主席曾有指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条件吃好。尊敬的毛主席，你在政治上毁灭我，你在生活上没有忘记“有资格吃好”。我虽然没有参加南昌暴动，也没有参加秋收暴动，但我参加了赣中农暴，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了红军粉碎敌人各次围剿，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参加了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内散步。什么时候到庭院散步都可以，愿意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不加限制。以后还允许我在庭院内栽花种菜，养鸡养兔。他们给我种子、工具、肥料和水源的方便。这样我可以劳动，可以消愁解闷，觉得日子过得愉快一些。
第四、照顾特殊嗜好。我长期有吸烟、饮茶的习惯，每月可以供给高级烟、茶。我本来喜欢烈性白酒，但进入囚室后，不能经常供给酒喝，过年过节或星期天，喝二两也是可以的。水果也大体上经常保持，质量差一点，勉强对付。
第五、可以自由看书写字。经周总理批准，看守人员到我家取来各种书籍百余部，文房四宝俱全，想看书就看书，想写字就写字，不加任何限制。如果书不够，他们可到通县图书馆借。由于这个条件保障，我看了一些书，多少有点收获。消磨时光的消遣作用更大。
第六、治疗有了保证。经周总理批准，保持原来在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关系。由两个医院组织联合治疗小组，曾到我驻地对我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并规定心脏病发作，只要他们接到报告，即可前来抢救。凡所需的药品，到北京医院或解放军总医院领取。
1973年初秋，可能是因为中央处理我们党籍问题的文件传达到了基层，（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八人的党籍。）我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小厨房停伙了，仍然到食堂打饭吃。原来给我的蚊帐、凉席、电扇等一律撤销。庭院的围墙加高加厚，看守人员增加冲锋枪，如同面临大敌。两个多月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又变了，小厨房重新开伙，看守人员态度也转好，又为我从市场购买新的蚊帐、凉席，总之又恢复了原来的待遇。由于我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这反反复复的做法搞的我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只好一切任人摆布。
由于上述情况的改善，比较开始时，我的心情要好一些。虽然过着特殊的囚犯生活，但是政治问题迟迟未作结论（其实已作结论，只是未向我传达），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并未减轻。“九二四”（被关时间）后，我始终认为，不管中央如何隔离审查，我的问题毫无理由构成敌我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