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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产党监狱的滋味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监狱，中国和外国的监狱，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专政机器。我没有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我也没有研究过外国的监狱，我只从中外小说描述中了解一点情况。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按道理应该说，共产党监狱是思想改造重于镇压，给出路重于整死，人道主义重于残酷折磨。
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新建的，据说是学习苏联某个监狱模式修建的，管理方法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苏联又是参考沙皇时代办法而形成制度的。这个监狱分两个区域，西区一片楼房是关押普通犯人，东区有四座楼房是关押特殊犯人。东区这四座楼房虽然互相紧靠在一起，但又互相隔绝，用高墙厚壁加上电网，把每座楼房圈起来，只留人员进出小门，由军人站岗看守。每座楼房均是∏字形，共三层。每一层三个武装狱警，日夜站岗看守，警戒非常森严。任何时候，犯人不准互相见面，外人不能接触。每座楼房有一个监狱长，七八个监管员。他们的责任是分水、分饭、送报、送书、看管犯人放风，禁止犯人违犯狱规等。
我是被管押在东区一座楼房内。
这座楼房大约有一百多个单间狱室，在二楼我被关押的那个小单间里，我大约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进行了狱室修改，把两个单间中间的隔墙拆掉，合成一个单间，这样每个单间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我于1978年搬进了大间狱室。但室内设备没有任何增加，铁门铁窗，依然如故。
开始时的牢饭还说的过去，中餐、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午餐米饭，晚上面食。每星期有一次菜多肉少的饺子，半月一次的小油饼，就算改善生活了。
可是这种待遇也好景不长，1977年春节之后，不知为什么，伙食质量明显下降了。有时一个煮鸡蛋加一个炒青菜，一个开水煮菠菜，这就是两菜一汤。或一个稍有点肉片炒的蔬菜，加一块四川榨菜，开水添几片黄瓜，这也是两菜一汤。我因是病人，隔天早餐有一碗牛奶，每星期发给一点水果，这可能是一种“优待”。
实事求是地说，保证吃饱不成问题。可能我们过的是“有资格吃好”的特殊牢犯的生活。
生活中困难之一是禁止吸烟喝酒。我平日酷爱烟酒，过去行军打仗时，烟酒不离身，久之成瘾，成为生活习惯。吸烟喝酒既能提神，又能解除疲劳，同时醒脑，我视之为乐趣。高兴时烟酒可添加高兴，不高兴时烟酒可减少烦恼。尽管知道烟酒多了也伤人，还曾几次和黄永胜、邱会作等打赌戒烟，终因意志不坚，半途而废。现在突然断绝，颇为难受。因为是被他人强制停止，心中就将此作为入狱后的第一个考验。——不吸烟，不喝酒，有什么了不起，死不了人。咬咬牙，跺跺足，不能为此低头，不能为此丢人。自此之后，烟酒不沾边，戒了一个彻彻底底。直至后来“出狱”，条件好了，也没有“复辟”，倒对我的身体有利，坏事变好事。
开始时学习条件非常不好，除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外，就是毛著五卷，其他什么书也不让看。我携带的所有书籍物品全部被监狱封存。借读马列书籍不给，借读鲁迅的著作更不给。监狱的意思是刚发下毛著五卷，应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学好。
到了1978年情况变了，监狱图书馆开放，由监管人员用一个平板车，装满各种书籍（其中主要是马恩列斯理论书和中外文艺小说），到各狱室门口，打开室门，由犯人出来选择一本或数本。半月之后，平板车又挨门送来，交旧换新，自由选择。这样看书学习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每天上午、下午各放风一次，每次放风半小时。这里放风也特殊，为了绝对防止犯人互相见面，楼房院内修筑有成排成排的放风房，每间放风小房有墙有门，但没有顶盖，以便通风望苍天。将犯人单独关在各放风小房内活动。在每排放风小房顶上设有吊桥，看守人员在吊桥上来往走动，由上向下监视每个犯人的活动情况。对我因是病人则稍微特殊，在楼道指定一段没有犯人的走廊画地为牢，来往散步，或在院内规定某一地段道路，无人来往，为我散步活动地点。时间也不加限制，愿意活动多久就活动多久。
虽然规定犯人在狱室内不准大叫大闹，但办不到，经常有人喊天呼地，叫爹叫娘，大哭大闹。有的脚踢手砸狱门，大叫大骂。还有人不停地高声唱歌。看样子监管员除了对唱歌的不制止外，对其他的行为都予以制止，但很难制止得了。结果都要大吵一顿，大训大骂一顿才了结。有时我问监管员：“他们闹什么？”回答说：“那是疯子神经病。”
1978年的一天，听到楼下东面的一间牢房传来“咚咚、咚咚”拼命的手击脚踢牢门的声音，并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看守人员怒吼起来：“他妈的，你打门干什么？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监狱，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等看守刚刚离开，“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看守又跑过去怒吼起来：“你他妈的老实点，想找死吗？你不老老实实是要吃苦头的！”等看守刚刚离开之后，“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又响起来，听声音不像是手击门，而是脚踢门的声音，踢的特别震耳。看守又跑过去了，大声怒吼：“我警告你，你再闹，再不老老实实，那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样闹得大家不安宁，是违反监狱规定的，你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吗？再闹我们就把你手脚铐起来！”警告一顿之后走了，可是仍然没有完全安静下来。
有的犯人不论白天晚上高声唱歌，唱一会儿停一会儿，不但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抗日时期的歌，唱解放战争时期的歌。看样子是想用歌声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在我的牢房下面一层还关押了一名女犯，她的特点是经常放声大哭，白天哭，晚上哭，哭得非常凄惨，非常伤心，哭的声音很大。从哭的声音判断，此人不过二十多岁的女青年，看守也劝说制止，但效果不大，时断时续。数天以后安静下来了，可能转到别的牢房去了。总而言之，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天天有。
监狱内有一个医疗单位，设有内外科、Ｘ光室、心电图室、牙科、配镜室等，有狱医值班。如果犯人有病，由监管员找值班狱医治疗。但狱医对犯人的工作态度很成问题，基本上不相信犯人口述的病情，只凭器械检查。例如对心脏病人，首先测试血压，再诊听心率情况，最后用手指按一按脚背，是否有浮肿现象，必要时作个心电图，很少过问自觉病情，你说他也不相信。
有一次我发高烧，狱医按一般感冒用药，我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数次急性肺炎的病史，他根本不听。以后发烧到40度，又发现只要咳嗽就大口吐血，这才确诊是急性肺炎，注射青霉素，拖延了几天时间。
又一次，我的一颗牙痛，不能吃东西，经牙医检查要拔掉。我同意拔掉，并告诉他我有心脏病，请拔牙时注意一下。牙医认为拔牙简单容易，不会影响心脏。可是当她拔牙的时侯，漫不经心，把牙折断了。为了把牙根取出来，不但把牙床挖得稀烂，用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取出来，结果引起我的心脏病发作，才停止拔牙手术，转为抢救心脏病。幸亏我这个人命大，又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
按照狱规，犯人是不应受到人身侮辱的，犯人有权向监狱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控诉。这个问题实际执行最差，因为属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问题，我不想多去触动。有了一两次实际经验，我就更加采取约束自己言行，少说为佳。对于那些小人行为，采取横眉冷对的态度。如果欺人太甚，我的脾气也不会客气的。小人们是欺软怕硬的，你臭骂他一顿，虽然他可能借机报复，但可稍稍消除心头怒火。镇压与反镇压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一切监狱概不例外。
在狱中，最使我苦恼的是不能自由写东西，甚至平常写日记也不行，因为不给笔，不给纸。我多次提出要求，根本不睬不理。有时中央公布了一个什么重要会议，或公布一个什么重要文件，要我们表态时，临时给支笔给几张纸，写出后立即全部收回。如果发给你五张纸，只用了四张，还剩下一张白纸，或有一张写坏了作废，那么收回时这张白纸和写坏了的废纸也得收回，半点也不能少。
没有纸和笔我就自己想办法。我把从通县带来的一件白汗衫叠起来偷偷的放在床底下。每当监狱管理员发纸笔让我写材料时，我就尽量背对牢门，用手遮住白汗衫，不让狱警发现。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草诗写在白汗衫上，有时也把中央专案组和公、检预审我的主要问题，我准备回答他们的提纲，简要的写在白汗衫上，写好后再将白汗衫藏在床底下。
在秦城监狱关押的四年中（1981年公审后，基本在复兴医院住），我的这一行动一直未被狱警和监管人员发现。几年来，白汗衫上密密麻麻，里里外外写满了小诗和提纲。
幸运的是，1981年我保外就医时，在通县隔离审查时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诗和在狱中写有小诗的白汗衫都退还给我了。
我原想一直保留这些物件，传给后代做纪念。一来让他们知道我在狱中的生活，二来自古以来“诗言志”，让他们知道我在狱中的感受和思想。可是在太原，我老伴每看到白汗衫就伤心万分，泪流不止。我只好把小诗抄下来，把白汗衫烧掉了。这部分小诗就发表在我的回忆录《悲怆诗篇》一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