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会议期间之长，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
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这次试验，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负责主持。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体同志，而空投氢弹的任务，则交给我们空军来完成。接到这一命令后，我认为这是空军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止出现万一。
在征得空军党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批准后，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后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我与成钧商量，待听完张爱萍的总结报告以后，我们俩顺道去驻在和阗、哈密、张掖、武威、兰州、临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导弹、飞行部队去检查一下工作，并准备在每个单位去住上几天，了解一下情况，与这些单位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平时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基层的部队。
到了五月底，正当我和成钧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武威航校检查工作时，余立金从北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准备把这个文件送到西北来，给我和成钧看一看。
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五一六通知》。看完这个文件，我心里想，这个文件仅仅是个通知，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搞法，谁也没有底，还是等中央和军委有了进一步的文件、部署具体的办法后，再一起开会传达不迟。因此，我继续和成钧一起，来到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叶群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飞机和成钧一起回到了北京。
六月三日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叶群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告我的状，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五一六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对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由于徐深吉到刘志坚家里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叶群，所以刘志坚在徐深吉走了之后，把他的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这才通过余立金向我发出了警告。
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准备将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在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
本来我和成钧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一路上我们两个也协作得很好，成钧对我很尊重，讲话、作报告也都同我很协调，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是在这个时候，成钧也突然跟我翻了脸，说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军按兵不动不行呀之类的话，与刘震他们搞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常委会刚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对他们一上来就给我扣的那个“对中央通知按兵不动”的罪名，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释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现在中央只是发了一个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而且文件主要是讲地方上的问题，军队方面怎么搞，谁都不清楚，军委也没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吗？着什么急呀？”
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形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
刘震他们仗着是多数，在会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五十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六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五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我这样一说，他们才总算是同意了。对会议的议程，我提出，第一步是传达学习文件，第二步才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对我这个建议，大家没有异议。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张廷发说：“今天的会议情况不大对头。”张廷发当时也说：“气氛是不大对头，可能有什么名堂。”
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军委同意我们从六月六日起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报告交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我首先代表空军党委常委会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我说：“我和成钧刚刚从西北参加氢弹空投试验和检查部队工作回来，由于多数常委同志要求立即召开全会，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开的这次会议，常委会还来不及讨论和制订出一个贯彻《通知》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和领会好《通知》的精神，然后集思广议，研究和制订出一整套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最后，拿出一段时间，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党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静坐在那里，任凭他们自己上台讲话。他们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很显然，刘震等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们指责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不得力，只不过是用来整倒我的一个借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这些是他们事前早已经酝酿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
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
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
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
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
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
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毛病，大家给我“洗洗澡”，我是很欢迎的。可这封控告信里的有些内容，也确实是站不住脚的。
大概是七月十五日，叶剑英找总政工作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哪，到空军以后的作法不够妥当，你们不找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也不找第二书记余立金，专门找常委的那几个人，和他们搞在一起，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公正的吗？！你们是代表总政去参加空军党委会议的！你们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吗？再这样下去你们也要陷进去的了。”
叶剑英这一说，总政工作组警惕了，态度就明显改变了，胡愈之见到我和余立金也开始讲话了。一天，胡愈之和总政工作组几个人把我和余立金找到总政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态度非常明朗。他告诉我们：“前一个时期，全会上有一些人乱轰乱批，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是他们背着你们两个党委书记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总政工作组态度的这种转变，很显然是叶剑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结果，也说明叶帅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
从全会开始以后，我就没有打电话到大连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没有和“林办”联系，主要是不想给林彪增添什么麻烦。到七月十七、八日，叶群从大连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个时期的情况，林总统统都知道了，空军全会的情况，叶帅经常向林总通气。现在你要沉住气，问题会很好地解决的。另外，以刘震为首的七个人，到林总这里告你们，这些材料林总要我转给你，你一看就明白了。”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叶剑英副主席告诉我，林彪的意见已经转到了中央，到了刘少奇那里。为此，刘少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林彪的意见。中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刘少奇副主席还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批评了曹里怀，说：“曹里怀到了那里，就把哪里搞乱。”这些都是叶帅亲自告诉我的。
最后叶副主席还说，军委常委准备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包括张廷发在内的空军党委常委全部成员都到会，由他来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并研究空军党委全会下一步如何进行。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在这次军委常委会议上，首先由叶剑英副主席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他说，中央常委会认为，在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上，有几个人完全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想达到目的也是错误的，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几个人告的二十五条状里没有具体事实，说刘亚楼、吴法宪紧跟彭真、罗瑞卿没有根据，不能成立。最后，叶帅对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一个一个地点名进行了批评。
叶帅讲完，贺龙和徐向前在表示拥护中央常委会议意见后，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说：“你成钧对吴法宪不支持，站在对立面，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才把你从华北调到空军去，你为什么要在空军里搞这些活动？”聂荣臻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我又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和他的老部下，所以对这事没有太多的话，只是笼统地批评说：“你们搞的这些都错了。”
我和余立金因为是当事人，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说什么话。但刘震、成钧他们因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灰溜溜的。刘震说了一句“我们有错误”，成钧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有错误”，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叶帅说：“这样吧，明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到会讲话，你们去准备吧。”
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来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军党委常委七个人的错误，并告诉大家，这个会议要转过来，不能再这样开了。
听了叶帅的讲话，参加空军党委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叶帅的讲话。这样一来，会议的形势就一下子转了过来。
可以说，叶帅为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顺利进行是出了大力的。他一直在全神贯注、认真负责地关注着这次会议，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并亲自出来讲话，使会议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不然的话，空军当时肯定就乱了套了。因此，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都是对叶帅抱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叶剑英讲完话之后，又下来个别对我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曾国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空司党办主任王飞，以及我的秘书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写好我的这个检讨。我们大约准备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一份有两万多字的检讨。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检讨得深刻一点、全面一点。我认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深刻、全面一点，总是有好处的。
另外，我在检讨里只讲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对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中央常委和军委都讲了话，我如果再讲，搞得不好，就会被人认为是在报复。
写完检讨，我便将检讨的内容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听了后，认为我只作自我批评的作法很好。但他对我说：”不要讲那么多，还是要实事求是，有的讲，没有的就不要去讲。“
开会时，我在会上连念稿子带举事例，一共检讨了七、八个小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这个检讨中，我把自己到空军以来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我认为做对了的，以后就要坚持，做错了的就检讨，以后要逐步进行整改。
我的这份检讨以及讲话记录，都留在了空军的有关档案中。由于时间相隔太久，我又无法去查阅档案，仅凭记忆，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回忆起来，能记住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我首先对空军建军以来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肯定。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空军司令部、组建航校以来，空军的建设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且都是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开展工作的。空军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的。空军的建设，较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领空，准备战胜侵略者”这个目标，不断奋斗前进的。
我说，我们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是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我们所讲的“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要在人民军队过去的光荣传统上来建设空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提出，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大军区，依靠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空军，要争气，要艰苦奋斗，这些提法也都是正确的。
我说，我们提出不能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部队的愿望，强调学习现代化的航空技术和各种知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高标准、严要求，强调由上到下、以身作则，这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还强调，空军各级党委所有的同志都要紧张地工作，从空军建军以来，我们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个小时以上，这些也都是对的，没有大的错误。
我还针对有人说空军是假标兵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解释。我说，空军这个标兵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立空军为标兵的，我们更没有欺骗中央和军委。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的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吴法宪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
我还说，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空军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飞机，哪一次仗没打好、贻误了战机，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敌机，都是向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报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说，打下的敌机有残骸，打中的敌机有胶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我们所报的击落飞机数量有假，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在我的检讨前面说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空军建军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这些成绩必须要旗鲜明地加以肯定。这不是刘亚楼和我等几个人的事情，而是空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工作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检讨前面加以说明。
除了这几条以外我就是检讨自己。我检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十几个方面：
一、我到空军以来，对领导空军的工作很不得力，这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是搞陆军工作的，没有搞空军的一套经验和知识，一切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就空军的政治工作来说，在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军的技术工作相结合、同空军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大问题上，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做好。由于我从一九五O年到空军工作以来，就一直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军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统统都应由我来负责。
二、空军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在一些运动过程中，有时候打击面过大，斗的人过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错整或被处理过严。这些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责。
三、空军建设中有铺张浪费的现象。为了建设空军，尽管在百废待兴、国力艰难、财政十分紧张的建国初期，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财政部都是竭尽全力，给空军拨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省、市党委，对各大军区空军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们感到内疚的是，由于对下属人员教育不够，使得一些部队在修建机场、营房等各项基本建设中间，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另外，在“三反”中间，我们空军也发现了贪污分子，甚至还抓出了一些“大老虎”。这些责任，也应当由我来负责。
四、空军建设以来，空中事故、地面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还跑了一架飞机到台湾去。这些错误，我也应当负责。
五、调查研究不够。对空军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兵种，我没有很好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培养和发现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紧密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和技术工作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
六、在修建机场方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长葛机场时与地方发生了纠纷，脱离了群众，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后来虽然纠正了错误，并且向中央写了检讨，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不好。
七、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在海南岛把一架从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运输机打伤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这件事不但使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陪了钱，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应当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
八、对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不够严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牺牲了一些飞行员。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训，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虽然搞了不少安全运动，却是电报发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实到各方面的实际比较差，所以才会经常发生事故。当然，出事故较多，也有飞机质量不够好、一些零备件不过关的缘故。尽管当时的飞机制造工业不归我们管，但在飞机质量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那些相关的工厂里都派驻有军代表。
九、空军在作风上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锋芒毕露，而且有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倾向。例如对卫生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对下面的要求太高、太严，常常是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人，我们也没有随便撤职查办过一个干部，主要是进行教育。空军的老干部很多，将军也不少，这些老同志对空军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保守思想严重，不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对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批评。空军是个现代化的军种，不经常学习，就无法适应空军的发展需要。
十、空军搞了好几个戏剧，如《江姐》、《年轻的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评。在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工作的方向错了，说我们不管空军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么文艺表演，还邀请中央首长来观看演出，这是沽名钓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空军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抓。而且我们在抓空军文化工作的同时，也并没有放松其它的主要工作。
十一、在搞基地化的问题上（所谓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动，飞机飞到哪里，就由哪里负责地面保障），我们在没有经过很好准备和试验的基础上就推广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整个空军上下对此都有意见。由于各飞行大队的飞机机型各异、情况不一，飞行大队和地勤大队、场站供应脱离以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试验就想进行独创，是我们犯的一个较大错误，也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认真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十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空军建设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不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上，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不少飞机，派了不少的专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经验照搬过来，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什么都不会，飞机飞不起来，地空导弹不会用，不按照人家的学习怎么办哪！所以，在一开始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先学会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后才能再搞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我们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由刘亚楼亲自主持，开始搞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这显然是晚了一点。不过，尽管是晚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是把中国空军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搞出来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一工作只有在苏联顾问全部撤退以后，我们完全独立了，搞自己的这一套才有可能。
十三、空军开始建军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
十四、提拨飞行干部不够快，不够大胆。空军初建时期，团、师以上干部大都不会飞行，是外行领导内行。以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飞行人员。起初是团、师一级，以后是军一级，我们都相继配备了飞行人员，可是军区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目前还没有飞行人员。就这样，有些人还批评我们这是过分强调飞行，是单纯技术观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点把一些飞行干部，如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批战斗英雄，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空军的发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没有及时、大胆地提拔专业技术好的飞行干部，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失误。因为像我们这些干部，由于自己不会飞行，不懂技术，就只能说空话。刘亚楼也常常说，我们这样的干部，只能是过渡干部。
在我的检讨中，还有一部分是代表刘亚楼作的。刘亚楼虽然去世了，但作为他在空军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我理应代表他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作一个检查。
刘亚楼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确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平时对事对人，总是锋芒毕露。据我所知，“锋芒毕露”这四个字，是林彪对刘亚楼的批评。他经常对同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批评过于苛刻，他说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人家一说反对意见，他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说，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刘亚楼身上存在的最大缺点。对刘亚楼的这种作风，我曾不时向他提出过意见，也曾把大家的意见向他反映过，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编写条令，身体开始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向他提过了。所以我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检讨。
但是，刘亚楼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学习刘亚楼的长处，对刘亚楼的不足之处，只能引以为戒。毕竟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是有功勋的，尤其是空军建设的初期，部队迅速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对空军的一整套技术业务非常生疏，而且当时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入大陆，这使得我们的建军工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紧接着，在空军部队并没有真正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达了要求空军部队立即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和领导空军几十万干部、战士共同完成任务，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迫使刘亚楼不得不要求空军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都要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保卫祖国领空和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打下敌机，立下战功，也不可能把空军部队带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来。
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不仅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也有，空军党委的其他同志同样也有。我对别人的批评也过于苛刻，有时缺乏分析，还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欢听悦耳之言，不喜欢听反面意见。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
我在会上检讨完并通过后，会议就告一段落。接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批评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
七月底，林彪从大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去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
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对刘震等人的批评要适可而止，搞得过头了不好，不要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去对待他们。本着这种精神，刘震等七位空军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
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
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
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我和余立金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人写一个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大事记，把会议的过程全面地写一个纪要；要整理和保存叶剑英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把这次会议的大小记录全部保存起来，把所有人的发言记录在案；常委七个人联名告状的二十五条也存档；成钧等四个同志到贺龙元帅那里的汇报材料以及我的检讨，也都要全部存档。
会后，空军有关部门按照这一原则，对会议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处理和保存。应该说，所保存的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确实可信的。尽管后来空军党委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销毁，当年存档的这些材料应该都还在。
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第三阶段，这就是扩大会议的阶段。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从九月一日起，空军党委应当召开一个扩大会议。对此，叶剑英具体指示，空军团以上干部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考虑，整个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太多了，都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他们住，于是提议改为师以上的干部到会。叶剑英副主席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然后通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传达中央常委会和军委常委会的指示，传达林彪和叶剑英的讲话。
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病愈恢复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召集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大会，再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同时，他还根据林彪和叶剑英关于空军问题的指示，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讲了几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空军党委明确表示了支持，并对空军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扬和肯定。因为萧华是空军的第一任政委，对空军的情况是了解的。
萧华的这次讲话，是继叶副主席讲话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讲话。萧华讲话以后，叶剑英副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最后，在九月十日，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搞“文化大革命”。
这些大字报，意味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虽然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经在空军中悄然开始。从此，整个空军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